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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街座落于长沙市老城区南部，街区以太平街为主线，北至五一大道，南到解放路，西接卫国街，东到三兴街、三泰街；其中重点地段为沿太平街、西牌楼、马家巷、孚嘉巷、金线街、太傅里两侧的历史街区，用地面积5.33公顷。该街是长沙古城保留原有街巷格局最完整的一条街，鱼骨状街区200年未变，全长375米，宽不过7米，占地面积约12.57公顷，不仅保留了贾谊故居、长怀井、明吉藩王府西牌楼旧址、辛亥革命共进会旧址、四正社旧址等文物古迹和近代历史遗迹，也给乾益升粮栈、利生盐号、洞庭春茶馆、宜春园茶楼等历史悠久的老字号注入生机。街区沿主街有门店87个，经营面积近3万平方米，以名老字号、字画、民族工艺品、文化休闲产业、特色旅游产品为主，吸引了西泠印社书法篆刻大师李伏雨、李早父子、脸谱艺术大师曾金贵、书画家陈羲明等一批著名人士入驻设立工作室。

太平街口两侧白色门柱上挂着黑色的匾，上书陈羲明题写的金色隶书对联“太傅引高雅，平民怀大和”。走进太平街，有时空倒流的感觉。街道两侧全部是二三层老式建筑，小青瓦、坡屋顶、白瓦脊、风火墙、仿古木门窗、麻石路、纯木古戏台、牌坊……清末民初风貌的感觉扑面而来。长沙老味道，终于可以在这里寻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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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米市与无锡、芜湖、九江米市并誉为中国四大米市，在长沙商贸史上居有重要位置。米市雏形可追溯到北宋晚期，当时潭州已经能够制造载米万斛的大船，往来湘江，到清雍正初年，湘江上运米之船“千艘云集”，盛极一时。雍正四年（1726年），清政府由藩司发帖，开设各类牙行，提供交易场所，米市正式形成。这时，长沙共设牙行35户，其中粮行就占了24户。朱昌琳（1822—1912年，派名谘典，字雨田，又禹田、宇田，晚年自号养颐老人，长沙县安沙镇人，系明藩岷庄王朱楩后裔，朱镕基的曾伯祖父，长沙早期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晚清长沙首富，著名慈善家）的乾益陞粮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朱昌琳的父亲朱原善，字采鹄（一字玉堂），“自幼天分过人”，“年十四出应童子试，即常列前茅”，后因父亲去世、家道拮据，乃出外就馆，曾入长沙府幕，后在省城草潮门开一小碓坊以营生。朱昌琳自幼“生而和静”，少承儒业，考取秀才后，乡试屡不第，乃以教书为业。后来迫于家里的经济压力，他来到长沙城富绅唐艺农家里做账房先生。几年账房先生做下来，朱昌琳积了些钱，也看出了一些做生意的门道，于是向唐艺农请辞，在太平街开了个杂货店，兼营粮食、淮盐和茶叶贩运贸易——这就是乾益陞粮栈的前身。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湘中农业丰收，谷价骤贱，至“千钱三石”，“富室困弊”，人多以谷贱不愿经营，但朱昌琳借资购入千斛。次年，沅、湘大水，谷价骤涨，至“倍十又五”。朱昌琳乃將积谷全部抛售，大获厚利，朱家“以此起富”，并得以将太平街的杂货店改为朱乾陞碓坊，专营谷米生意。是年冬，因沅、湘饥荒，常德、澧州一带灾民流亡长沙，就食无所。朱家则出资招雇一批灾民，在城东营建屋宇，壮者“致材木，运甓石”，“老弱则计口授食，病辄施药，食不给，即尽出所储齑蔬分饲之”。时值严冬，其母胡氏又率家人缝制棉衣，“人各授一袭”。灾民“赖以仰给者甚众”，而朱氏乐善好施之名亦自此始。

同治三年(1864年)，湘军攻克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今南京)。曾国藩为解决财政困难，奏准改革两淮票盐制度，招商领票，每票繳银十两，运卖淮盐。湖南巡抚即奉旨在长沙设立督销局，以专司其事。时“湘人犹迟疑莫應”，观望不前。朱昌琳独见机先，遽购百票，并创设“乾顺泰盐号”，又在沅湘一带口岸设置专岸，专营票盐。一时淮扬至湖湘水面，盐船络绎，首尾相接，多为乾顺泰字号。不久，淮运大通，票价竟猛涨至巨万，朱氏由此获利甚丰。同治十年(1872年)，陕甘总督左宗棠为开发西北，奏准改革陕甘茶政，以票代引，招商给票，贩运茶叶，并设立“南柜”，以专司湖南茶商领运事宜。朱昌琳不失时机，出资请领官票二百余张，又大力经营茶叶。为此，他新设“朱乾陞茶庄”，在长沙太平街设朱乾陞总栈，于汉口、汉阳、陕西、甘肃、新疆塔城等处皆设分栈，运销茶叶。当时，安化黑茶在西北各地享有盛名。朱昌琳即在安化设立总茶庄，由安化采办茶叶，于汉口、泾阳、羊楼司、西安、兰州等地设分庄，雇佣人员不下数千，运至陕西泾阳，又取泾阳之水，制成茶砖，运销新疆、西藏、蒙古各地，盈利日增。此外，他还在长沙县麻林市、高桥、金井等地，辟有大片茶园，生产绿茶、红茶和砖茶，以硃漆木匣盛装，上盖“乾益陞”牌号，运销全国各地。随着经营的日益扩大和需要，约在同、光年间，朱昌琳又开始涉足银钱业。他在长沙太平街开设了“乾益钱号”，发行庄票，从事汇兑业务。为此，他不惜代价，高薪聘请了熟知行情、号称“长沙通”的人员，以联系各处业务，而尤以经营枯饼、玉兰片、钱纸、刀剪、玻璃、荒货、香烛、草药等湖南土特产商为放款重点对象。湘西一带盛产木材、桐油，但商业资本周转不够灵活。朱昌琳即让其诸执事与洪江帮、常德帮多相过从，选择一些信用可靠的木商、油商，给予较长时期如3—4个月的放贷，从而获得较高利润。

朱昌琳同时广置田地房产。他曾在长沙四乡和华容、南洲厅(今南县)购置大片田地，又曾派其子往安徽南陵县购买荒田2万余亩，在长沙征集农民百户移往耕垦，共计约十余万亩。因而乾益陞所售谷米既能保证质量，而且能够把握粮食的价格与数量，经受得起市场的风波。他还在长沙城乡置有大片地产和房屋，如长沙小吴门外藕芽冲一带、南门外金盆岭至新开铺一带、北门外丝茅冲至新河一带、新河长庆街全部，以及城内太平街、西长街、高井街等地的不少房屋、地产，都属朱家所有，每年的田租房租收入数额巨大。

朱昌琳为人诚笃忠厚、精明能干。五十余年的经商理财生涯中，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经商之道。首先，明了大势，把握全局。曾有人问其理财之要。他回答说：“务审时，如治国。”他特别注意了解国家形势和商业信息，并根据不断变化的形势，以制定经商的方针。其次，“规则尤彰”，讲究信用。为经销盐、茶，朱昌琳曾创立《盐茶章程》，于用人行事均立有规程，“分数甚明”。经商中，他最为注重信誉二字。经营安化茶叶时，他往往是亲自前往产地，与茶农商定茶叶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并预付三成定金，并参照各地名茶加以配制，提高质量。曾有劣商假冒“乾益陞”茶牌名，制作赝品，混入市场,后为承销商发觉，前来交涉，朱家为顾全信誉，將全部赝品备价承受。再次，“择人设任，咸有品程”。他知人善任，凡所识拔，“即百工执役亦罗致之”,曾有管事王惠泉、李弼臣，刘锡纯等，均十分能干。他还善于从细微小事考察人，根据各人兴趣与所长，“委任而责成功”，并根据各人业绩给以报酬，即所谓“量材而畀，以事程功而酬其劳”，故人多乐于其用，亦“往往得所任”。

朱昌琳出身贫寒，早岁历经艰难，熟知社会积弊和民生疾苦。因此经商致富以后，他以所盈利，“既赡其家，益务利民”。每年春节前后，朱家都要在长沙城内发放年米，以救助无以度岁的贫民。在乡间，对孤老无靠的老人发放固定粮折一本，每年秋收时，可凭折在指定地点领取稻谷六担。其时，朱家发放此项粮折共三百余本。其义行善举，遍及城乡，有口皆碑。朱昌琳还十分热心于地方公益事业，置义山、修道路、办义学、施棺木等，颇多善举。他曾提出田租数千石，在长沙县四乡举办保节堂、育婴局、施药局、麻痘局，于省城育婴堂等也都捐有巨款。见从长沙至青山铺的古大路行走困难，他出资雇人，自数十里外的丁字湾购运长方形麻石，铺于大路之中，从此每遇天雨，行人称道不已。为方便浏阳河两岸往来行人，朱家在黑石渡特设置三艘渡船，雇专人司渡。同治十二年(1873年)，省城奉旨修建曾国藩祠。朱昌琳为之捐款，“一意营度”。次年曾祠工成，极其园林祠宇之胜，朱昌琳又于其旁设置思贤讲舍，“延诸生俊秀弦诵其中”。后来，思贤讲舍于光绪七年(1881年)开办，先后有郭嵩焘、王闿运、王先谦主讲其中，授徒讲学，出版书籍，在湖南文化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对于赈灾救荒，朱昌琳尤为尽心，出资捐款，动辄巨万。同治九年(1870年)，湖南大饥，朱昌琳立即表示“可四十余万斛”。光绪三年(1877年)，陕西、山西等省发生严重旱灾，历时数年，灾情惨重，史称“丁戊奇荒”。时陕西巡抚谭钟麟、山西巡抚曾国荃均系湘人，乃以朱昌琳为湖湘巨富，请其在湘办理捐赈。朱昌琳深明大义，慷慨捐资，为灾区运送了大批粮食。他又精心筹划，于运米赴晋、陕之时悉用布袋，得布数万匹，再做成棉衣，为灾民解决寒衣之急。此后，他即以此次赈灾出力，被地方督抚上奏叙功，由道员保加按察使衔，发江西补用。

朱昌琳的慷慨大方也让他在官富阶层交到了很多朋友，自同治后期至光绪年间，历任湖南巡抚如刘崑、王文韶、陈宝箴等都与之交好，对其十分尊重。晚清名臣左宗棠对他也十分钦佩。光绪八年(1882年)，左宗棠告假回到长沙，前来拜访者络绎不绝，“高年勋硕入谒者率循后进礼”。独朱昌琳来左公馆拜会时，左宗棠“降阶趋迎，酬对款洽逾常仪”。朱昌琳尤礼名士，与郭嵩焘、郭崑焘、王闿运、邓辅纶、吴敏树、杨恩寿等交好。同、光年间，他经常邀约诸友来其心远楼或“余园”，或至棠坡“恬园”，置酒高会，观景赏花，吟诗作赋，为一时之盛。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冬，陈宝箴任湖南巡抚，他痛国势阽危，乃邀集有志之士，举办赈济，开辟利源，又大兴新政，办学堂，开矿山，设报馆，掀起了救亡图存的热潮。其时，已经74岁的朱昌琳受邀出山，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与社会信誉，积极支持并参与湖南的维新变法运动。他一方面集资平粜，赈济灾民，另一方面协助抚署开设钱局，铸造银钱，为湖南官钱局共发行制钱票10万余串、银两票七八万两，很快稳定了混乱一时的金融市场。在此期间，朱昌琳携子三人不受薪水，“约己从公”。另外，他先后捐银13万两历时10年开浚新河，不仅“且兴商利”，利于商船停舶，而且使湘江东岸与浏阳河北岸之间一片沙滩变为良田，并形成一新的街市。经湖南巡抚保奏，朱昌琳被清廷授予三品京堂候补。宣统二年(1910年)三月，湖南因上年歉收发生饥荒，大批饥民涌入省城，“人情汹汹”。朱昌琳“闻难，即时入城开喻，毅然以振粜自任……倡捐万金，手定章程，设立平粜所，分布城乡，筹谷三万余石，保全甚众”，事后又“为思患预防之计，捐办积谷，建筑义仓”。是年冬，湖南巡抚杨文鼎会同湖广总督瑞澂奏请予以恩赏，于次年正月初六日被授予内阁学士衔。从此，人们又尊称他为“阁学公”。在湖南维新变法期间，维新人士还创办了一些近代新式企业，朱昌琳亦积极参加，曾购买昭信股票，投资湘裕炼锑厂、和丰火柴公司等，开始了向近代实业家的转变。

朱昌琳一生以儒家理念经商理财，亦以儒家思想治家教子。鉴于其时“大家风气”日渐奢靡，“以致家道日衰，而不知所终”，他以其家口授相传之家法，手订“家章”，以训诫子孙后代。在朱昌琳的严格要求下，朱家子孙多能恪守家训，攻读成才。郭嵩焘曾在谈及长沙省城诸大家子弟时，即赞叹道：惟朱禹田“子弟，循循礼法，读书能文，辉光日新，最足欣慕”。他的三子朱访纶（字乔生，廪贡生，曾任刑部山西司行走、广东道员、安徽皖南镇总兵）在八国联军侵华，白莲教教众焚毁教堂，法国教士罗尚德态度凶蛮，要求严惩时，他据理力争，激昂陈词，不仅让罗尚德知难而退，而且称他为“中国官场最有血性的男子”。他卸任回乡时，民众用明镜和白菜相送，以感谢他的清廉。他的四子朱访德（字菊生、鞠尊，副贡生，曾任江南盐巡道、署江宁布政使）是光绪十四年（1888年）举人，长得高大魁梧，身怀绝技，攀登峭壁危峰如履平地，据说还能咬断锥针。他在光绪年间任军事总参议时，重修江宁城附近沙洲，将淤塞多年的河道疏浚一清。他还平反了湖北巡抚端方、安徽巡抚恩铭造成的许多冤狱。朱昌琳的弟弟朱昌藩，族名朱咨桂，生有3个儿子，小儿子朱访绪就是朱镕基的祖父。朱访绪中举就任后，因看不惯官场风气而辞官回乡。他继承家风，凡遇救助旱涝灾害等地方公共事务，都积极参与。

现太平街67号即乾益陞粮栈旧址，为前后两栋相连的公馆式建筑，坐西朝东，建筑面积前栋500平方米，后栋510平方米。原粮栈前栋共四进，一层天井建有小阁楼，设采光窗，从石库门入口通向后栋的麻石甬道，为当时搬运粮食的通道。通道北侧为约8米高的山墙，南侧为一线房间，靠近临街为铺面，里面为木构房屋，可能为堆放粮食的栈房。后栋为独立别墅样式，当为粮栈主人住宅，人称“朱云谷堂”，“十”字屋脊，木地板，木楼梯，拱形门，共三层，顶层为阁楼，屋后有天井小院。

如今，长沙米市依旧繁荣，但运输、经营、品种及管理等模式已经完全现代化，设立有中南地区最大的国家粮食储备库，其规模远非乾益陞粮栈所能比。但是，乾益陞还在太平街口提醒我们，民生为本，富莫忘乡邻，行善高德，好家风才能泽惠子孙……这字字是金！

记 者丨岳麓区档案馆 作 者 止水斋

编 辑丨彭毓妍

校 审丨罗 瑶 杨 刚 李 丹

原标题：《岳麓史话 ‖ 乾益陞：长沙米市的繁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