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庐山会议是怎么回事?彭德怀为何会因此受到重大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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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庐山会议是怎么回事?彭德怀为何会因此受到重大批判?

2024-03-15 23:09| 来源: 网络整理| 查看: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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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7月2日到8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先后在江西庐山举行,史称 “庐山会议”。

这是新中国历史上一次十分重大且意义深刻的转折点会议,同时也是影响了彭德怀一生的关键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时任国防部长彭德怀罕见遭受严厉政治批判,之后被彻底认定成了“右倾分子”,也正是从这次会议开始,一股“左倾”浪潮开始在新中国席卷开来,经过7年的发展终于得到了大爆发(文革)。

所以,想要研究彭德怀就绕不过这场庐山会议,想要研究中国当代史也绕不过这次庐山会议,接下来作者就重点说一说这次会议。

庐山会议珍贵照片

前面也说过,庐山会议之所以叫庐山会议,只是因为它是在江西庐山举行的,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政治含义,因为每年的7~8月都是处暑时节,这次会议一开就是一两个月,所以选址非常重要,庐山不仅风景优美而且还能避暑,各项配套设施也十分完备,所以江西庐山成为了最终选择。

在历史上,江西庐山被称作中国的政治名山,在民国时期,它更是被视为国民政府的“夏都”(夏季的首都),庐山上的“美庐”别墅也凑巧成为了毛主席和蒋介石唯一共同居住过的地方。

但谁都没想到的是,本以为是一场极其正常的例行会议,中途却突然演变成了一场火药味十足的政治批斗会,这样巨大的转变既包含了一种偶然性,其实也暗含了一种必然性。

偶然性指的是,引爆这次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是意料之外的一封“万言书”,作者是彭德怀,写作时间是1959年7月14日深夜,即庐山会议开始12天后。

必然性指的是,导致这次事件持续发酵的,不仅仅是因为一封“万言书”,还与当时新中国所处的复杂国内外形势密切相关。

总的来说,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对这次事件进行阐释:1、“万言书”的内容;2、中苏交恶;3、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4、传统中国封建社会根源。

庐山会议现场珍贵照片

其一,先说说这封“万言书”,核心内容是严厉指出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

原文大概有3200字,网上有原文http://www.huaxia.com/js/jsgc/00156381.html,内容引自于《彭德怀自述》。

这封信写于1959年7月14日深夜,毛主席收到信件仔细读完后,默默地将它放在书桌上,直到两天后才突然决定将这封信公开传阅,这显然出乎了彭德怀的意料。

因为他写这封信的初衷是“提意见”,提“大跃进”的意见,提“左倾”的意见,他在庐山会议前已经下乡调研过了,“大跃进”造成的乱象已经非常严重,所以他才趁此机会私下写信向毛主席提意见,希望能大力度“纠正左倾错误”。

但是彭德怀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是,这封信竟然会成为庐山会议的公开讨论材料,不仅彭德怀没有料到,参会许多人都对这封信感到十分意外且震惊。

一方面,这封信说出了许多人想说而不敢说的心里话,但另一方面,这封信又是明显非常不理智的,“信里有些提法和用词也不太妥当”。

比如“小资产阶级狂热”、“政治性”等字眼,在当时如此敏感的政治背景下,显得有些过于激烈且不留情面,本来是为了纠左、是好意,结果用力过猛反而让自己变成了外界眼中的“右派分子”,这恐怕是彭德怀一开始没有料到的。

从客观上来说,这封“万言书”中讲述的“浮夸风”“共产风”“高指标”等现象,是非常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确实有不少省份,为了达到上级要求盲目虚报粮食产量,罔顾客观自然规律,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信号。

但问题是,彭德怀跟所有人都不一样的特点就是,他性子直、心里藏不住事,有不满就必须要说出来,虽然严格来说这并不是他职责所在。

事后他的夫人浦安修曾抱怨说,

“老头子你就是个国防部长,你是个军人,是个大元帅,你谈这个建设干什么?你谈大跃进干什么?你这不是找麻烦吗?”

彭德怀的回答是,

“不是,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我对整个国家的发展负有责任,而且我是一个农民,我不能说瞎话”。

他曾经亲自去问公社书记粮食打得怎么样,然后他被告知红薯亩产8万斤,第二年目标是24万斤,对此农民出身的彭德怀非常愤怒,

“你这不是瞎吹牛吗?8万斤就是这红薯完全铺满了这一亩地,而且有两寸多厚,你见过这么大块的红薯吗?”

他问公社书记,你是共产党人,你怎么能说瞎话,后来才知道这书记也是没办法,这都是逼出来的,所谓“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所以彭德怀想要将这些乱象讲出来,这既是他的性格导致,同时也是他的党性决定。

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在庐山会议现场珍贵图像

其二,从当时的国际背景来看,中苏关系持续恶化,彭德怀不幸被卷入其中,这也是导致庐山会议事件持续发酵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1958年年初的长波电台事件,到年中的联合舰队事件,到下半年的金门炮击战以及“响尾蛇导弹”事件,毛主席和赫鲁晓夫在国际政治和军事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大,这也导致中苏关系几乎是肉眼可见地持续恶化,新中国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国际危机。

这几件事简单来说就是,苏联向中国提出许多不合理的军事诉求,本以为中国会“知趣”地满口答应,没曾想遭到了毛主席的严厉拒绝,中苏关系遇冷,其中负责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也不免受到影响。

但是中苏交恶的背景下,为什么彭德怀会成为众矢之的,还被扣上了“里通外国(编者注:指苏联)”的帽子呢?

首先,就在庐山会议开始前12天,彭德怀恰巧刚结束了出国访问,其中也包含了莫斯科一站。令人意外的是,莫斯科方面对外大肆宣称这是一次非常“愉快”的双边会谈,并对彭德怀进行了高度评价。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就在彭德怀刚刚回国几天后,赫鲁晓夫却突然“变脸”,于1959年6月20日宣布向我国断供原子弹样品和相关技术资料,还美名曰是迫于国际无核化的压力。

对此,毛主席、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人感到非常愤怒和无奈,这是非常公然的违约行为,在当时毛主席等人心里,这就是变相对新中国进行恶意打压,是故意踩压中国来巴结欧美。

赫鲁晓夫的出尔反尔,让彭德怀处于十分尴尬且进退两难的境地,再加上彭德怀一直以来同苏联都有紧密联系(建国后中苏也是度过了一段蜜月时期),所以就让本来十分正常的出国访问突然“变了味道”,这也是导致彭德怀庐山会议被批判的重要原因之一。

庐山会议旧址

其三,从当时国内形势来看,如火如荼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虽然现在看来十分离谱,但放在当时情境下,还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所以也不能完全“一杆子打死”。

1958年的时候,中央为什么会提出要“赶英超美”?为什么中央敢于提出这个看似不可能的目标,真的是“自不量力”吗?其实并不是的。

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背景需要了解,毛主席等党中央领导人在过去20年完成了太多太多令人意想不到的成就。

且不说远的,就说较近的几年。

解放战争本以为要打15年,结果打着打着就胜利了,前后才花了三年多时间;抗美援朝面对美帝,本以为是一场艰难的持久战,结果也是打了两三年就赢了,这其中还包括了两年的停战谈判,真正军事战争只有前大半年;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看似千难万难,但是一穷二白的新中国竟然也都顺利完成了......

以上诸多看似不可能的事情,最后都超预期做成了,所以在第一代中国领导人眼里,只要自己想做并且付出努力,相信并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完成的。

注:抗美援朝结束后,中央预估将会有15年左右的和平建设时间,所以在这15年内,我们唯一的使命就是抓紧时间进行经济建设。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当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1957年),于当年末首次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并于1958年正式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争取在15年或者更短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

应该说这不仅仅是一场个人英雄主义的大跃进,而是包含了上层领导要百姓尽快过好日子的殷切期盼。

之所以后来出现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诸多乱象,究其本质还是因为新中国缺乏经济建设经验,虽然初衷是好的,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偏离了预定的方针和政策。

应该说在1959年庐山会议前,包括毛主席等人在内,对于“大跃进”造成的左倾已经有所反应,庐山会议最开始的任务就是“纠左”,后来之所以发生重大变化也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大跃进时期的宣传画,画上文字是“土猪赛大象,就是鼻子短,全社杀一口,足够吃半年。”

其四,在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长期影响下,当时中国社会依然比较容易形成“家长制”和“一言堂”的局面,应该说这也是导致庐山会议事件持续发酵的一方面原因。

从以上四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1959年庐山会议事件,表面上看是源于一封“万言书”,但实际上却是许许多多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有国际因素,有国内因素,有个人因素,同时也有民族根源的因素。

1959年8月16日,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等文件。

从此之后全党开始了一场大范围、高强度的反右倾斗争,彭德怀因此遭受空前罕见的政治打压。

彭德怀彻底变成了一个闲人,虽然还挂着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但心里充满了委屈,就连1959年国庆活动都没有应邀出席。

他躲在北京郊区的一座破败的花园里,送走中央配给他的护士、厨师后,带着警卫员干脆当起了农民,在院子里挖池塘种藕养鱼,这也算是了却了他一直想要回归农业的心愿。

蛰伏了6、7年之后,彭德怀终于出山被派到成都从事三线建设,但是谁都没想到的是,仅仅一年之后文革突然爆发,之后就是漫长的8年牢狱之灾直到1974年11月29日蒙冤离逝。

应该说从时间节点上来看,彭德怀晚年不幸的起点,是1959年的那场庐山会议,是1959年7月14日深夜的那封“万言书”,但是彭德怀哪怕是在狱中,依然没有后悔过那次“直言上书”,他始终坚持写申述书,为自己申辩,为正义申辩,这是他的性格所决定的。

不论是说话做事,彭德怀从来都是不阿谀、不奉承、不矫揉造作,个性刚烈爽直、敢作敢为,不愿意说任何花言巧语,虽然他因此受了巨大的痛苦,但我们应该承认的是,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人,才有了新中国的诞生,才有了新中国后来波澜壮阔的伟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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