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国内条件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除国际形势影响外，还有毛泽东本人和复杂的国内因素。它是由各方面的合力造成的。

　　 (一)毛泽东在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

　　 邓小平同志讲过：“总起来说，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这就是说，1957年以后，毛泽东在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开始转向错误。

　　 本来，在三大改造完成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已经确立了一条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正确路线，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取得了重大成就。这集中表现在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中共“八大”确定的正确路线上。遗憾的是，这样一条正确路线并未能贯彻到底，很快就在实践中被否定了。阶级斗争逐渐被提升到不应有的高度。此过程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中共执政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核心领导看到党内存在问题，决定开门整风，探索民主新路。整风运动从1957年春开始展开。遗憾的是，开门整风才半个月，毛泽东的思想就改变了。此时报纸上虽仍大篇幅地报导对共产党的批评，但目的是为了让右派们充分暴露，引蛇出洞。又过了半个月，就公开亮出了反右旗帜。对各种言论，一概视之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统统加以拒绝、批判。应该承认，在中国共产党整风期间，真正的右派分子是有的，他们乘整风之机向党发起进攻也是事实，但他们毕竟只是极少数人。给党提意见的同志，绝大多数是善意的，实事求是的。但毛泽东过于敏感了，把形势估计为“黑云压城城欲摧”，必须动员全党进行反击。结果全国共划右派55万余人。后来的实践证明，其中有98%左右是错划的。阶级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

　　 此后，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左”倾错误论点。

　　 第一，改变了“八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在1957年10月9日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新说资产阶级还存在，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仍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断言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没有真正解决，进一步提出，只是在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不够，还要进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些观点明显背离了“八大”的正确结论。

　　 第二，提出我国还存在“两个剥削阶级”。这是毛泽东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提出的，后来写进了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两个剥削阶级”是指：（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２）正在逐步接受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很明显，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已经消灭之后，还认为有剥削阶级存在，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也不符合中国的客观实际。

　　 第二阶段1959年的“反右倾”，使阶级斗争扩大到党内。1958—1959年，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出现了严重失误。这主要表现为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同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决定，在全国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贯彻总路线精神。大跃进的目标是：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超英赶美”(主要指钢铁产量)。人民公社化的目的是急于变革生产关系，架起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实际上，这严重脱离了中国的国情，光靠搞群众运动是无法达到这样宏伟的目标的。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中国的广大城乡、各行各业，急于求成。“一大二公”、“一平二调”、瞎指挥、共产风、浮夸风盛行，粮食产量甚至可以放亩产几万斤的大“卫星”。其结果，不但没有达到设想的目标，而且因为违反客观规律受到了惩罚。庐山会议从纠“左”到反右，使“左”倾错误一度扩大。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中央已经感觉到其严重性。于是，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在庐山召开扩大会议，以总结经验教训，下决心纠“左”。但谁也未曾料到，本该纠“左”的会议却变成了反右。

　　 庐山会议的前期叫“神仙会”，让大家畅所欲言，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经验教训。毛泽东说：“国难思良将，家贫念贤妻”。他称赞陈云同志是搞经济工作的内行(1958年陈云没有管经济了)。毛泽东的初衷是想通过庐山会议，纠正错误，使中国经济建设走上正轨。没想到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听到了“不和谐”的音调，他的老战友彭德怀在两次小组会上的发言，都批评毛泽东也有错误、有责任。按理说，这本属正常的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但却使毛泽东感到不舒服。14日晚，彭德怀又写了致毛泽东的一封信，要求从指导思想上解决大跃进的问题。16日，毛泽东批示，将这封信“印发各同志参考”，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7月23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二次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他严厉批评了彭德怀的信，说是右倾纲领、反党纲领。把这封信上升到路线，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左”倾理论又一次严重升级。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上作出了《关于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决议》。阶级斗争由党外扩大到党内。

　　 此后，从中央到地方，掀起了一场反右倾斗争，使“左”倾错误一度扩大。在国民经济已处于严重困难的情况下，还提出“持续大跃进”的口号。这次错误比1958年更加严重，对国民经济的破坏更大。结果是受到了客观规律的惩罚，再加上苏联背信弃义和自然灾害，中国进入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

　　 第三阶段：从八届十中全会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阶级斗争上升为“纲”。1962年9月，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同志把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到全社会和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并提到党的“基本路线”的高度。这样，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论点就逐步系统化、完备化了。他认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形势非常严峻。当时估计国内外有八股逆流，即国外的帝、修、反和国内的地、富、反、坏、右。蒋介石叫嚣要反攻大陆；“包产到户”就是刮“单干风”，彭德怀的“申诉书”(1962年)就是翻案。于是毛泽东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而且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196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使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越来越严重。他先是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论断。进而确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将一切工作都纳入了阶级斗争的轨道。在运动中，抓出了一批所谓“阶级敌人”，造成了阶级敌人真的很多的错觉。运动后期又提出了“党内官僚主义者阶级”和“党内走资派”的概念，把斗争矛头指向了党的各级领导核心。毛泽东认为，如果不抓阶级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1966年以后，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错误理论更加系统化和完备。主要表现在：（１）对党内国内的政治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认为农村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这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看法，党内还有人认为，不光三分之一不在我们手里，估计有三分之二不在我们手里，在那里名为共产党，实为国民党；工厂、企业有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学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文艺界大多数是裴多菲俱乐部，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党、政、军内混进了大批修正主义分子，中央的“走资派”已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一旦时机成熟就要夺权，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２）毛泽东认为，过去我们搞了工厂、农村的斗争，还没有解决问题。1967年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时说，找到了一个形式揭露阴暗面，这就是“文化大革命”。要把党内斗争公诸于众，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夺回来，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是共产党与国民党长期斗争的继续，这个斗争还要进行多次。毛泽东这些“左”倾理论成为后来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指针。

　　 可悲的是，毛泽东的错误并没有受到抵制。党对毛泽东“左”倾错误观点发展过程的每一步都接受了它，并且把这一套“左”倾思想当作毛泽东新的理论创造反复加以宣传。这样，使相当多的党员和群众信以为真，以致这些“左”倾论点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难以进行辨别和抵制。

　　 (二)组织原则被破坏，党内个人崇拜现象发展到个人专断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