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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曾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重大影响。众所周知，“大跃进”运动是在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和酝酿、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过程中发动起来的。那么，1956年的冒进与反冒进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呢？

冒进的出现

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设想用三个五年计划即15年左右的时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但从1955年夏季开始，毛泽东决定加快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开展了对所谓“小脚女人”即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就迅速进入高潮。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快速进行，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将在中国基本建立，要发挥这种先进制度的优越性，就必须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使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迅速赶上甚至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他感到，既然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克服右倾保守思想，速度可比原计划大大加快，那么，经济建设领域是否也同样有右倾保守思想需要克服，是否可以同样加快发展速度？

1955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他说：“不是说赶上美国不要一百年吗？这个看法我也赞成。究竟要几十年，看大家努力，至少是五十年吧，也许七十五年，七十五年就是十五个五年计划。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

11月16日至2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会议上，毛泽东说，领导思想落后于实际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在肃反问题上，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上，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右的看法都是突出的。他还说，帝国主义眼前还不敢发动战争，我们要趁着这个机会，加快社会主义改造，加快我国的发展。

此前的1955年9月，毛泽东亲自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于12月作了序言，他说：“现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批判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这就是说，毛泽东编辑这本书，固然希望就此进一步把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引向深入，但更主要的，还是通过对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右倾思想”的批判，解决工业、商业、交通运输、教育科学文化各项事业中的他认为也存在的“右倾保守”问题，由农业的社会主义高潮带动各项建设事业发展的高潮。从批判所谓“小脚女人”起，毛泽东在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急于求成的倾向明显表露出来，而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迅速到来，又使他相信，早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加快工业化的速度是能够实现的，关键的问题是克服各种“右倾保守思想”。

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有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由刘少奇传达毛泽东关于召开中共八大的指示。刘少奇在讲话提纲中写道：“各方面的潜力还是很大，事业的进行还可以快，事情还可以多办。”“（八大）中心思想，反对右倾保守主义，提前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的计划。”“要利用目前世界休战的时期，加快速度来完成我国的总任务。那时不论和战都好办得多。未完成而战困难更多。”“一切工作要求办得又多、又快、又好。”“以前反盲目冒进，反贪多、贪大、贪快，是对的，但出了毛病，把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也反掉了。

按照毛泽东批评右倾保守思想的精神，1956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社论，明确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口号。社论说，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突破了原来计划的指标向前猛进，这就给予了可能，也提出了要求，使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工作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社论进而提出，在工业、文教事业的面前，就摆着一个问题：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自己的事业。必须又多又快，才能赶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必须要好，要保证质量，反对不合规格的粗制滥造；必须要省，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以便用可以积累起来的财力来办好一切应该办而且可以办的事情。这篇社论中，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急于求成的思想，已经跃然纸上。

在1955年11月间，毛泽东先后在杭州和天津同华东、中南、华北十四个省的省委书记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就全国农业发展问题交换了意见，共同商定了加快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十七条意见（简称“十七条”）。1956年1月，毛泽东又在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商量之后，将“十七条”扩充为四十条，形成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简称农业四十条。随后，中共中央邀请了在北京的工业、农业、医药卫生、社会科学等各方面的科学家，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和文化界、教育界的人士，共1375人，分组进行了讨论，采纳了一些意见，做了一些修改。1月23日，农业四十条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于1月25日提请最高国务会议讨论通过后以草案的形式公开发表。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草案的中心，“就是要求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迅速地、大量地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发展农、林、牧、副、渔等生产事业”。纲要要求在12年内，把粮食每亩的平均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以北，由1955年的150多斤提高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208斤提高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1955年的400斤提高到800斤，即著名的“四、五、八”。把棉花每亩的平均产量，由1955年的全国平均35斤皮棉，按照各地情况，分别提高到60斤、80斤和100斤皮棉。按照这种亩产量的水平，到1967年，全国的粮食总产量将比1955年增加一倍半以上，棉花总产量将比1955年增加两倍。这个要求显然过高，难以实现，到1967年，全国粮食作物每亩平均产量只有244斤，棉花的平均产量只有62斤。这些指标的提出，一方面反映了当时人们迅速改变我国农村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们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急于求成的倾向，纲要中的许多指标事实上在7―12年的时间里是难以实现的。

从批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小脚女人”开始，毛泽东就将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作为推进各项工作大发展的重要方式。1956年1月21日，他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所作的总结中，专门讲到了反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他说：现在我要讲的是领导方法问题。有两种领导方法：一种是使事业进行得慢一些、差一些的方法，另一种是使事业进行得快一些、好一些的方法。拿最近一年来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知识分子的问题等几件事来看，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可以迟一些、坏一些，也可以早一些、好一些。上层建筑不适合经济基础，不能促进经济发展，这就丧失了上层建筑应有的作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是基础，上面还有政府，党，各部门，这都是上层建筑，必须起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如果不促进，就丧失了它的职能。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为了使上层建筑能够适应基础，促进社会的发展。

1月25日，毛泽东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中又指出：过去几个月来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大大超过了人们的预料，目前我们国家的政治形势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去年夏季以前在农业方面存在的许多困难情况现在已经基本上改变了，许多曾经被认为办不到的事情现在也可以办了。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有可能提前完成或者超额完成。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任务，就是在这个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的基础上，给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发展指出一个远景，作为全国农民和农业工作者的奋斗目标。农业以外的各项工作，也都必须迅速赶上，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新形势。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

从上述讲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目的，在于用这样的方式促进我国建设事业的大发展。在他看来，一克服右倾保守思想，原来设想要十几年才能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只用几年的时间就实现了，经济建设中右倾保守思想一旦克服，同样可以实现高速度发展。同时他感到，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了，但依然是一穷二白，在工业上、科学技术上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种状况如果不尽快改变，并在较短的时间里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实在与先进的社会制度不相称。革命战争和社会改造取得的巨大成功，增强了毛泽东的自信，他认为，实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是完全可能的。

随着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和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口号的提出，一些地方开始不顾实际可能提出一些过高的指标。例如，这年1月召开的广东省粮食生产会议要求全省1956年的粮食总产量，在1955年的220多亿斤的基础上再增产18.5%，即增产40亿斤，比原订的增产计划提高了12亿斤，并把增产56亿斤作为争取实现的目标。又如，甘肃省提出：1956年全省粮食要在1955年总产量78亿斤的基础上增加到103亿斤，较1955年实际产量增加32%；棉花要在1955年总产量9.98万担的基础上增加到25.2万担，较1955年实际产量增加152%。

国务院各部也纷纷修改1955年夏季在北戴河汇报时提出的长期计划指标。1956年1月14日，由国家计委汇总报告给中共中央、国务院。其中，1967年粮、棉、钢、煤四大指标修改如下：粮食9500亿斤（加上大豆实为1万亿斤），比1955年夏各部门在北戴河汇报时的6000亿斤提高3500亿斤；棉花1亿担，比原汇报的5600万担增加4400万担；钢2400万吨，比原汇报的1800万吨增加600万吨；原煤3.3亿吨，比原汇报的2.8亿吨增加5000万吨。不少原定1967年实现的指标，提早5年，改为1962年实现。

反右倾保守导致的经济建设中的急躁冒进倾向，最突出的表现是基本建设投资规模一加再加。1955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国家计委提出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1956年基本建设投资112.7亿元，比1955年的预计完成数增长30.4%，比一五计划中规定的1956年投资多12.4%。只过了两个月，这个数字就被大大突破。国家计委1956年1月5日在一份报告中说，各省市、部门要求的投资已达153亿元。随后，又增加到180亿、200多亿元，比1955年预计完成数增加一倍多。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五年内限额以上基本建设项目694个，建成的455个。1956年初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基建会议将建设项目追加到745个，建成的追加到477个；不久又将建设项目追加到800个，建成项目追加到500多个。基本建设规模的扩大，必然导致投资的大幅度增加，造成国家的财政赤字，同时它还致使钢铁、水泥、煤炭等原材料供不应求，造成国民经济的全面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