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入时间: 2007-12-13

谈大跃进美术中的夸张Hyperbole in Art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Period

于润生Yu Runsheng

内容提要    夸张是大跃进时期宣传画和年画的一个最主要特征之一，但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美术作品的夸张与现实中政治运动的“夸张”形成共振，造就了人们对这个历史时期的特殊的集体记忆。通过对大跃进时期美术作品的解读，我们发现了这种特殊的夸张通过对现实进行强烈的干预，使得看似“虚假”的形式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术创作原则中具有了自身的合法性。本文试图揭示的就是这种“真实的谎言”发生作用的心理机制和社会根源。关键词：大跃进、夸张、现实、集体记忆、欢腾

1. 夸张的场面    大跃进时期的美术作品带有极强的夸张性。这种夸张与历史其他时期的作品的夸张相比，几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附图1：刻舟称瓜，1958年）对这些美术作品的产生如何做出解释，是非常有意义的话题。已有的研究成果往往采用理想主义和乌托邦幻想来说明这部分作品。但是这样不能很有效地将这种“超级”的夸张和普通的夸张区分开。本文试图通过运用社会心理学有关“集体欢腾”（corrobbori）和“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的说法和历史解释的方法，做出自己的理解。

1.1. 文艺中的夸张    在文艺作品中，夸张作为一种修辞的手段是经常出现的。但是，这种手段的运用也是由范围的，一般在浪漫主义气息比较浓重的作品中，最典型的就是宗教题材和神异故事。在美术作品中也概莫能外，通常在表现民间传说和神话题材上可以看到。[1]

1.1.1. 夸张    通常的夸张手法大多数具备历史久远（时间维度）和地点遥远（空间维度）这些特点，或者至少具备其中之一。这也就是为了给接受者造成一定的心理距离，产生一种审美的效果，而不至于使接收者将文艺和现实生活混同起来。这样的特点保证了社会生活的正常和平稳。使得艺术对生活的干预能力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中。（附图2：寻找真十字架，湿壁画，356×747，弗兰西斯卡）

1.1.2. 大跃进的夸张手法--现实主义的夸张    但是我们发现在大跃进的美术作品中这种心理距离被忽略了。[2]这样的文艺作品就具有了很强的现实干预性，我们可以从当时的各种报刊杂志的宣传上看到，那是一个艺术同生活紧密结合的时代，人们的生活环境的艺术化与艺术的生活化是同步展开的，整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作品充满了浪漫主义--乌托邦的想象。    为了将大跃进时代文艺作品中的夸张同普通的夸张手法区别开来，在下面的论述中我将采用“现实主义的夸张”这一带有内在矛盾的称谓描述本文专门论述的对象。主要原因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一方面这一部分文艺作品具有夸张的一切典型特征--主要着墨于数量、速度、主观心理等方面；另一方面，又紧紧地结合了当时的社会运动，表现现实的人民生产、生活的场面。

1.2. 艺术史的情况    在进行具体的考察之前，本文首先要考察一下在艺术史上夸张手法的表现，寻找可能存在的现实主义夸张手法的艺术史的源头。

1.2.1. 民间的传统    新中国的美术继承的一个主要来源是传统民间美术。尤其是民间年画对新中国美术的发展影响极大。由于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年画中的重要表现方式就是描绘丰收、喜庆、吉祥的场面，用来烘托节日的气氛，也表达了农民对于丰收这一古老主题的喜爱。[3]这一点被大跃进时期的美术作品吸收并运用到了极致，可以说宣传画中的丰收主题直接来源，就是传统的民间年画。（附图3：连年有余，松柏常青，王会原，《河北画报》，1959年8期。）另外一方面，在民间广泛流行的神话传说和迷信故事为美术想象提供了充分的源泉和可能性。我们在大跃进时期中的美术作品，尤其是民间的业余创作中看到从传说和故事里选取的题材。（附图4：伏龙胜天，冯国琳，1958年；附图5：踏着梯田上云霄，去摘王母大蟠桃，送给亲人毛主席，祝他长生永不老，沈锐、杨秀文，1958年，上海。）    除了题材方面的影响之外，民间美术的各种表现手法也广泛的影响了大跃进美术创作的方式方法。剪纸、年画皮影等造型手段在新时期美术创作中也被继承和发扬。（附图6：赶先进，张建文，1958年。）

2. 政策    如果按照政策制定的重点的转移来划分新中国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建国最初的十七年中，核心的问题基本是还是在国家建设上，其尤其以50年代末（1957年底到1958年）的三面红旗[4]为焦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表现最为突出。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对于新中国来说并不是一个清晰的概念，很多问题只能在实践中解决。    这一时期的美术作品也完全是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既表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画面，表达了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美好愿望，还在美术领域内部展开了大跃进活动。这一时期的美术与生产活动的界限区分并不是很清晰，创作--生产的方式、人员、观念、手段都有很大的一致性。美术作品成为宣传、鼓动、记录的手段。因此，要想理清美术发展的脉络，也可以从经济建设的政策及其变化的角度入手。

2.1. 三面红旗    三面红旗是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已经取得很大成就的情况下提出的。    从新中国建立到1952年，是我国进行经济恢复的三年，经过这一阶段的努力，我国经济状况明显好转，工农业总产值从466亿元增长到810亿元，和各领域的生产得到恢复，并有所发展。    国家从1951年开始制定一五计划。1952年8月提出国家工业化，制定一五计划的轮廓。1953年10月提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1953年9月25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国庆四周年的社论中公布了一五计划的主要内容，[5]即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化三改）。从此开始，我国仿照苏联的模式，展开了有计划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6]经过五年的努力建设，到1957年为止有三分之一农户参加初级社；半数以上资本主义工商业被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社会主义成分占国民经济比重增长到87.8%；工人平均工资增长了33%。[7]从这些统计数字来看，一五计划是超额完成的。这一点让领导人认为人民群众中蕴含着无穷的力量，即使将计划制定的更高，也有完成的可能。这种认识是大跃进运动的主要根据，虽然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了人民群众中蕴含的巨大力量，但是一五计划的完成无疑强化了这种认识。[8]1957年9月20日-10月9日举行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开始酝酿大跃进，提出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原则。1957年11月12月，《人民日报》正式提出大跃进的口号。[9]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当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参加各国共产党工人党莫斯科代表会议的时候提出15年左右赶超英国；[10]12月2日，刘少奇向全国宣布了这一口号。这一口号已经成为新中国确立世界形象的一个重要标志。1958年5月5日-23日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制定了大跃进的总路线。与此同时1958年7月1日，《红旗》第3期发表文章，提出将农村合作社变成国家的基层组织单位，建立农工结合的人民公社。8月17日-30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经过这样一系列的决议和酝酿，三面红旗的政策就完全成熟出台了。

2.2. 文艺政策    三面红旗的提出很快就在实施中遇到了严重的困难。事实上在三面红旗提出之前，问题就已经产生了，主要还是由于在经济建设中的冒进问题上。[11]在原有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的情况下，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实际上加重了问题的严重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发现有关大跃进的美术作品大量的出现。    这种现象的产生于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有很大的关系。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一项重大的群众运动就是政治学习运动，针对的对象就包括文艺战线的全体知识分子。这种政治运动是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在逻辑上的合理延续。[12]最突出的概括就是周扬在1953年3月11日的一次讲话中说“我们的文艺作品中一定要表现政策”。[13]

2.2.1. 文艺工作的“大跃进”     这种实用主义的文艺政策在大跃进时期被发挥到了极致。从铺天盖地的有关报道不难看出，当时的文艺界的关注点实际上在于反映社会主义建设和进行自身的社会主义建设。    在1958年的主要文艺性报刊杂志上发表的各类文章集中在有关这两方面的报道上。尤其是谈到文艺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这些报道看到当时的文艺创作的“大跃进”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出现了社会主义唱歌运动、家家壁画、户户诗篇、创作合作化等全民创作的局面。[14]

2.2.2. 困难和克服困难？    1958年夏天，全国各地纷纷报道高产卫星，农作物的平均产量不断创造新纪录。文艺界的有关创作也随之紧跟上来。由于大跃进计指标制定过高，到1958年下半年，全国的主要经济产量难以达到预期计划，尤其是难以依靠国有大型钢铁企业实现钢铁产量指标的时候，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就产生了。（附图7：把红旗插在指标的最前端，姜慧之，《河北画报》，1959年3期；附图8：为超额完成1070万吨钢而欢呼，沈霖、陆星辰，1958年，上海。）    我们发现，在文艺界内部的报道也可分为上下两个半年，上半年集中在对文艺工作的探讨上，而下半年则纷纷转移到对丰收、大炼钢铁等跃进题目的表现上来。通过历史我们现在知道了，在1958年的下半年，实际的经济状况并没有当时报道的那么令人惊喜，而且已经暴露出很大的问题，[15]但是文艺创作中却异口同声，创造出一片欣欣向荣之景。[16]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是不是有意回避了一些问题，还是为了响应中央关于实现1958年经济指标的号召采取的姿态？（附图9：孙悟空：“八戒，怎么又到了火焰山了。”建民，《河北画报》，1958年11期；附图10：农业大跃进，社社大丰收，庄起来、杨文秀，1958年。）

3. 有关乌托邦的现实    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潮中，人们开始想象未来社会的生活，这是合乎情理的，但是在这种猜想中，从上到下的整个中国社会都陷入了一种狂欢式的浪漫主义之中。有对共产主义的向往产生出来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实际上是一次有关信仰的欢腾实践。人们在近似于宗教仪式的运动中将各种意愿扩展开来，对想象中的对象进行膜拜，甚至到了这种欢腾的场面已经超出了人为控制之外的局面。而各种作为宣传手段的文艺作品，此时成为这场集体欢腾中不可缺少的“图腾”。[17]（附图11：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中央工艺美术学院，1958年。）    虽然大跃进运动历时很短，但是由于这种政治运动的激烈和深入的程度非常深，发展迅速，范围非常广阔，几乎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唯一话题，这就使得这场运动能够产生其他历史--文化潮流需要积累上百年才能起到的影响。这种“集体记忆”也是在特殊情况下产生的整个社会的共同性。    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结果就是使得人们混淆了理想和生活，想象和现实之间的差别。几乎在整个运动的过程中，社会的想象和社会的生活是同一的，至少是等效的。美术作品描述了这种社会的“欢腾”状态，纪念和鼓舞这种欢腾状态，产生的结果就是使“欢腾”状态扩大到包括美术创作活动（比如壁画运动）在内的整个社会生活中去（比如大炼钢铁和兴修水利，深挖密植等）。

3.1.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    人民公社是当时的一个新兴事物，很大程度上带有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从中央到地方，很少有人对这一新生事物有明确的概念。[18]在这种情况下，文艺作品的必要性就凸现出来了，它可以填补人们想象的空白，充当了一种新的“圣像”，将信仰的力量具体化，成为对未来的真实描绘，而既然是未来的社会，按照当时的进化论式的设想，就是近乎天堂的完美。（附图12：郭沫若诗话，贻来，《河北画报》，1959年3期。）    这样的完美应当体现在各个方面，人民公社作为农村--中国社会的主要组成形式，其表现形式包含了当时人们所能想象的各个领域，而为了结合当时十分流行的“高产卫星”的报道，有关粮食产量的文艺作品也自然十分受欢迎。

3.2. 文艺作品中的变现    在有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题材的美术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作品：钢铁产量、公社食堂、公社建设、农业丰收、高科技生产、超级果实、农副业生产。这些作品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大多集中在有关衣食等基本生活资料的内容。从这一点看来，实际上的对于未来的想象受到现实生活水平的极大限制。（附图13：实干苦干加巧干，生产指标冲云端，纺织女工志气大，要把地球当线团，祁国城、沈绍伦，1959年。）    这一点又大大的不同于历史上的宗教-神异题材，因为这些美术作品同现实生活的距离几乎没有，人们几乎不会将作品中的场面视作很遥远的未来，大多数人相信这样的生活将在有生之年得到实现。这样的大现实干预性使得宣传的力量骤然增强，带有近乎煽动性的作用。

3.2.1. 绘画    我们可以将大跃进时期的美术作品分为以下四种：人民公社、农业丰收、钢铁产量和其他类型。这些类型又不是彼此分开，常常互相交织在一起。    关于人民公社的描绘。这一类作品有一些关于公社食堂的描绘。比较典型的作品有：吃团圆饭（附图14：王邦彦、张希芬，1958年）；为社员准备好菜饭（附图15：青黎，《河北画报》，1959年第2期）；食堂饭菜香（附图16：朱铁民，《河北画报》，1960年第2期）    其中第一幅作品表现出全体社员共同吃饭的场面，这一点在人民公社刚成立的时候是非常吸引人的一个场面。但是实际上到1958年底，大部分的公社食堂就已经难以为继，公社食堂剥夺了农民吃饭这一私人生活中的最基本权利，虽然无形中带来的是未来对生活的失望和恐慌，但是通过用一种新的生活形式代替旧的生活形式，在另一方面也能构筑了一种关于公社的集体记忆。    但是这些作品中不断出现的这种有关于公社大食堂的表现起到的作用是反复再现人民心中对于这一历史的回忆，并不断的构建关于人民公社的良好印象，进一步形成对于共产主义的想象，让现实中无法得到满足的愿望在仪式性的集体回忆中得到安抚。    还有另一类关于人民公社的组织建设和生产生活，常常以全景画的形式表现出来。内容极其复杂，充满了象征性的符号。构建出一个对于人民公社应该有的各种机构和组织要素。比较典型的有《河北农民跃进图》（附图17：刘谦，《河北画报》，1958年第12期），《大办人民公社，加速社会主义建设》（附图18：蔡振华 沈凡、叶苗、乐小英、陶谋基，1958年）。[19]这些作品中构建的仅仅是领导人所描绘的人民公社么 ？    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解释在产量卫星神话破产之后，仍然有大量的有关作品出现的原因。（附图19：剥玉米，田零，《河北画报》，1959年1期）这种现象最初也许可以认为是人民对未来的希望和理想，后来必然变成一种构建对历史的集体记忆的手段，通过视觉上的反复强调和近似宗教仪式般的群众运动得到强化。最终形成了这一段历史的“真实”。

3.2.2. 电影《十三陵水库畅想曲》    在1958年的《文艺报》上曾经有过一次关于电影《十三陵水库畅想曲》的争论，虽然争论的焦点在于对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不同认识，但是这部电影自身包含了对未来的具体描绘，由于电影的真实性远远大于绘画的视觉真实，从争论的激烈程度可以看出这部片子的影响之深远是可想而知的。[20]

3.2.3. 诗歌创作等其他文艺创作    在视觉艺术领域以外的文艺作品的现实主义夸张也非常普遍，全民性的诗歌创作成为与壁画创作相结合的一件政治运动在全国农村全面展开。人民的想象力被空前的解放出来，常常可以看到今天会被认为是荒诞不经的作品广为流传。甚至连基层地方的政策也可以用诗歌来表述。[21]    这种生活的艺术化状态在1958年10月的湖北当阳县出现了一次具体的实施。[22]这种狂欢式的场面证实了文艺在构造想象中的现实的可能的力量，通过文学和艺术的手段强化对共产主义和人民公社的想象--理解，正是政策的最终目的。

3.3. 是夸张还是现实    我们有必要再一次对“现实主义的夸张”作进一步的分析。弄清楚在这种手法下的表现到底是现实主义的还是浪漫主义的。如果按照通常的艺术思潮的归纳划分，那么显然这种表现是典型的浪漫主义的，充满的幻想和荒诞的特点，但是我们又发现在这些不切实际的表象之下产生的心理上的真实是不容忽视的。    通过减轻传统的夸张手段中的心理距离（时间和空间上的），使观众达到一种对现实的直接期待，通过大量的同构的作品反复强调一种价值，使得传统文化历史上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形成的集体记忆[23]在相对短的时代里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这种心理状态通过一次次的群众运动得到确认和增强，并在运动中得到释放，造成了一段真实地然而充满荒诞和浪漫主义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现实主义的夸张”是最为现实不过的了。    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时就不仅要发出疑问：究竟是谁在构建历史？这种构建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这是一种政治的策略，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保证自己看到“真相”，而明智的政治家也不会愿意自己被某一种不真实的“事实”所蒙蔽。在那个历史时期里，甚至最高层的领导人面对这样的以艺术的名义构造出来的历史，和许多以科学的名义进行的论证也会以为自己有理由采取进一步的决定。[24]（附图20：毛主席朱副主席参观丰产社，麦悍，1958年画缩样。）

注释[1]在这里应当把带有幻想色彩的童话、寓言等文学作品和有关的美术作品包括在内，统统视为宗教题材和神异故事。如果进一步对二者进行分析的话，可以将以表现系统的宗教传说内容的作品归纳为宗教题材，而将带有迷信和不系统的超自然力量色彩的作品归纳为神异故事。[2]这种忽略究竟是人为的还是无意的呢？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些作品的功用，可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有意为之的。[3]由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历来十分重视农业生产活动，另一方面，中国又是自然灾害多发国家，两者之间矛盾的张力，使得丰收几乎成为农民的唯一希望和理想。[4]这三面红旗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5]一五计划（1953-1957）的基本任务是：①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得初步基础；②建立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③将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④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比例增长；⑤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一五计划的总投资达到766.4亿元。同时确定了四项检查计划的指标：①项目如期完成；②工业增长速度；③社会主义改造进度；④市场稳定。[6]按照当时毛泽东的估计：一年一小步，五年一大步，三大步就差不多了，提出15年时间完成一化三改。这种充满了想象和文学家的看法实际上为后来的大跃进埋下了伏笔。[7]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纪事本末》，朱健华、郭彬蔚、李有清主编，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年。[8]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就认为：“大跃进是建筑在对人类本性极其乐观的看法的基础之上的--相信中国人民一旦给予适当的机会，灌输适当的政治思想，就会激发极大的热情为公共利益而勤奋工作。”《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第673页，[美] R.麦克法夸尔著，费正清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9]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口号是在批判“反冒进”的情况下提出的。[10]这里说的是“主要产品指标”，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钢铁产量。对于钢铁产量的幻想成为发动大跃进、大炼钢铁的根本动力。中央之所以这样重视钢铁产量，是因为毛泽东将钢铁产量的多少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以及“球籍”的保存相联系，随后他重新回到一线领导大炼钢铁，原因之一也是他认为对当时的中央对钢铁产量的重视不够。相关论述参见《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宋连生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我们可以从1956年到1957年之间在《人民日报》等主要刊物上发表的针对经济建设中的“冒进”现象的“反冒进”以及“反反冒进”的有关文章看到，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对于这个问题的矛盾看法。以周恩来为首的许多领导人反对经济建设中的冒进现象，但是毛泽东则认为冒进是社会主义建设干劲高涨的表现。1958年1月11日-22日，中央南宁会议上提出“反冒进离右派只差50米”，3月又提出反冒进与大跃进之间是非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差别。最后以对“反冒进”的批判结束这场争斗，周恩来等人做了检讨。[12]这次文代会的核心内容就是延续了革命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使之上升为新中国的国家意志，但是这种变化忽略了现实情况的转变，没有了解到文艺创作除去宣传鼓动之外还有更为广阔的社会意义和精神价值。有关的评论可以参考《改造》，第70页，于风政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13]转引自《改造》，第291页。[14]这些报道可以在1958年的《文艺报》看到。[15]现在有关于彭德怀收到老乡的字条的记载很多，那首诗的内容大致如下：“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16]1958年《美术》从九月开始先后发表了农民美术专刊、工人美术专刊、战士美术专刊、全国美术工作会议专刊，来反映大跃进热烈场面。[17]有关“集体欢腾”的理论参考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8]1958年，山东省范县县委第一书记谢惠玉声称全县在1960年基本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分配制度。那时将达到：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种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谢惠玉的报告登在中共中央宣传部11月4日编印的《宣教动态》上，11月6日上午毛泽东读到了这份报告。他饶有兴趣地提笔写下一段批示：  “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从这样的材料来看，对于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的想象是通过漫画式的场景描绘出来的。[19]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施庆曾经对“想象中的共产主义”有过非常详细地阐述，很大程度上接近毛泽东青年时代对于“新村”地描绘，实际上是一个关于未来社会的乌托邦式的组织设想。这种类似的描绘在康有为的《大同书》中也有流露。而当时许多基层干部对于人民公社的描绘则近乎对“天堂的幻想”，充满了不切实际的不经之谈。相关记载可以参考《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第98页、第151页、第191页。[20]在评论文章《怎样展望共产主义的明天？--电影〈十三陵水库畅想曲〉观后》中作者写道：“在《十三陵水库畅想曲》影片中，我们看到的二十年后的十三陵是一个像天堂一样美丽的风景区，这里有高产的稻麦和烟叶，建立了‘占全国第九位’的纺织厂、炼钢厂、养猪场和火星发射场，影片向我们展览了‘万果同堂，四季常香’的果树，可以对讲的电视、有声传真书信。我们还看到人们穿着漂亮的衣服跳舞、为了少数人要在露天举行宴会，就命令气象控制台停止人工降雨……二十年后人们鉴于体力劳动已被先进技术所代替，所以只好保留二十年前修水库的一幅扁担箩筐，偶尔挑一挑，免得失去锻炼身体的机会。”《文艺报》，1958年第19期，22页，作者宋艺祖。[21]在注20中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22]根据《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第191页记载：10月底，湖北省当阳县跑马乡召开全体社员大会，社党委书记当众宣布，11月7日是全乡社会主义结束的日子，8日进入共产主义，一切以共产主义的方式来办。那位党委书记无疑是把这个决定当成喜讯公布的，但万万没有想到，一宣布散会，社员群众纷纷上街“共产”，拿空了商店，就到别人家拿，你家的鸡，我家抓来吃；我队的菜，你队可以来挖；更荒唐的是，还有去托儿所认个男孩作儿子的。往后的日子怎么过?人们谁也说不清。当时还有人问：老婆还算不算自己的?公社党委吃不准，回答说要请示上级。[23]有关集体记忆的形成的论述可以参考《论集体记忆》一书，[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著，毕然、郭华金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24]当时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曾经写文章论证农业高产的可能性，这篇文章（《粮食亩产会有多少？》）不仅肯定了已经放出的那些高产“卫星”，而且还论证了比现有的高产“卫星”高出20倍的产量出现的可能性。这是全国尚未出现亩产万斤的“卫星”，而这篇文章论证亩产有可能达到四五万斤。在你追我赶的浮夸风中，这样的论证文章所起到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以上材料转引自《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

参考书目《光明日报》1957年合订本。《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美]R.麦克法夸尔著，费正清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余英时著，东大图书公司，民国八十四年（1995年）。《论集体记忆》，[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著，毕然、郭华金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美术》1958年合订本。《美术研究》1957年合订本。《天安门》史景迁著，袁霞、张文成、许宝友、贺和风、尹庆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文艺报》1958年合订本。《许纪霖自选集》许纪霖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血酬定律》，吴思著，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知识分子与观念人》，萧功秦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纪事本末》，朱健华、郭彬蔚、李有清主编，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年。《自制的海图》，林贤治著，大象出版社，2000年。《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涂尔干著，渠东、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宋连生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Abstraction:Hyperbole can be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haracters of the propagandist posters during the period of Great Leap Forward. Together with many political movements, the art works, in such special time, shaped the collective memories of the history. By interpreting such kind of art works, it is discovered that the propagandas impress people in such strong ways that its falsity gained logical being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ism-Realism. The basic task of this paper is to discover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and the social root that made the “true lies” effective.

Keywords: The Great Leap Forward, Hyperbole, Real, Collective Memory, Corrobbor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