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治经学且志在经世资治的冯梦龙，毕竟又是一位文人，文人治经，自有其文学性的追求。因此冯氏之《春秋》学，其实又充满著文学观点，既重词气文章，要从词气文例书法文势上看出《春秋》的大义、圣人的用心；也要让读《春秋》的人由此揣摩出作文之法，以便应试。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性的追求、文学式解经法，遂与其经世资治结合为一体。

在晚明，如冯梦龙这样的例子并不罕见，我这篇文章就准备讨论这种现象与解经法。这是迄今谈春秋学者尚无人问津的领域，且由我来试一试。

二、文学春秋学的发展

孟子曾说：孔子作《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厥后传《春秋》者，左氏偏于事，公榖偏于义，《春秋》之文，所谓“属辞比事”之学，其实并无发展。因为属辞比事也者，歧为二路，一是由比事说，辑比相关事纇以见义趣，各种“事类”“比事”“类编"属之。二是由属辞讲辞例书法，朱鹤龄《左氏春秋集说》序谓：“属辞比事而不乱，深于春秋者也。……自左氏之例，公榖二氏又有例，啖赵以下亦皆有例"。汉魏南北朝隋唐《春秋》学确多凡例条例之说。这些凡例，是由辞例书法以观褒贬，它与比事以见义趣者，宗旨都在事义而不在文。分析辞例事纇以及书法上的特征，固然发展了不少语法、词汇的知识，影响到文学上的凡例格法之学，但比事以考史、辞例以说经，重点均不在《春秋》的辞章之美。

重视《春秋》“其文则史"的，乃是史家而非经学家。经史分家，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待唐代，遂有刘知几标举《左传》作为史文的典范，〈申左〉一篇，明谓：“所可祖述者，唯《左氏》与《汉书》二家。”这种态度，与南北朝一些“宗经”的文学思潮（如《文心雕龙》）相结合，再加上唐代古文运动的发展，乃有啖助《春秋集传》自序所云：“今《公羊》《榖梁》二传殆絶，习《左传》者，皆遗经存传，谈其事迹，玩其文彩，如览史籍，不复知有《春秋》微旨。”

经学家重视义例，史家则玩其文采，文学家更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宗经学古以为文资。这样的发展，是魏晋时期经、史、文集分化的形势所造成的。

但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宋代以后，这几条路又有逐渐趋合的现象。

在文学方面，古文家讲文以载道，要用文章表达圣人之道，五经自须钻研；而古文不同于六朝骈俪，又系因它是以五经为典范的，因此无论义理或辞章，均与五经相关。到了科举试士以后，考的是文章，但却是一种阐发经义的文章。经与文之合，乃成大势所趋。

经学方面，也开始有论文之篇。题宋欧阳修编的《左传节文》十五卷。《四库提要》说其书“取《左传》之文，略为删削，每篇之首，分标叙事、议论、词令诸目，又标神品、能品、妙品诸名及章法句法字法诸字”。

真德秀《文章正宗》，又收了《左传》的文章。后世许多选本如《古文观止》《古文析义》收录《左传》以为文范，渊源正本于此。

这均可见以文学观点释《春秋》，在宋代确已出现，就连为科举经义而作的书，如明代冯梦龙所作的那样，在宋代亦已有了。王庭珪序王彦休《春秋解》云：“崇宁中……朝廷方以经术训士，薄海内外悉用三舍法。独《春秋》不置博士，故鼓箧升堂，无问《春秋》者。唯王彦休以宿学老儒，时能诵说，而学者终不暇习。彼年复诏天下立学，以经天子之事首尊用之。于是彦休之学久湮没而近乃出焉。……以是发策决科编次其书"（同上）。王彦休之书，就是这样的东西。

此等风气、入元愈鬯。朱右《春秋传类编》纯由文学立说，即是真德秀、洪兴祖、吕祖谦之后劲。

黄祖复《春秋经疑问对》二卷，则是为科举而作。元仁宗皇庆三年复科举，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经义一道，各治一经。因此须要有考经义的参考用书，黄氏书即其中之一。

四库另收杨维桢《春秋合题着说》三卷，性质亦类似。宋崇宁间开始试经义，《春秋》的题目即由三传解经处出。靖康元年改为只由本经出题。绍兴五年礼部又认为《春秋》本经辞语简约，比其他各经字少，出题容易重复，所以仍可于三传解经处相兼出题。元朝合题之法即本此。杨氏此书，便是针对这种出题方式而作。

明朝情形大抵如旧，以文学角度欣赏其属辞比事者，有王鏊《春秋词命》、《锺评左传》、《春秋左传评注测义》等。

为制义而作者，《四库提要》说：“自有制义以来，坊本五经讲章，如此者（指清金瓯《春秋正业经传删本》十二卷）不一而足。时文家利于剽窃，较先儒传注转易于风行"，可见是极多的。

这些著作，略分二类，一是文学性的，二是教人以作文科举之法。不同处，在于前者未必着意于制义之需。相同的，则是两者都推考词气行文之法，整体上都应属于文学性解经读经法。冯梦龙《春秋》相关著作，概为后一类。

我说过，这些作品都是在宋代以后经义与文学相结合趋势下的产物。此一趋势，到冯梦龙那个时代蔚为风尚。乾嘉以后，朴学兴起，才努力尊经，想把经学跟这种文学经学不分的状况分开；四库馆臣在编《四库全书》时所体现的，就是这个新观点。但由整个环境来看，恐怕文学经解仍占大宗。为举业而作的金瓯《春秋正业经传删本》、王源《或庵评春秋三传》、田嘉谷《春秋说》、冯李骅陆浩《左绣》、姜炳璋《读左辅义》、李文渊《左传评》等，也依然被选入《四库》。

据《提要》说，这里面还颇有些与桐城派有关：“《春秋左传》本以释经，自真德秀选入《文章正宗》，亦遂相沿而论文。近时宁都魏禧、桐城方苞，于文法推阐尤详。（李）文渊以二家所论尚有未尽，乃自以己意评点之”。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非常简单：科举依旧，试经义也依旧，教举子作文章、试经义的书当然就依旧大行其道。桐城古文义法又与时文关系密切，他们与应试者一样关注《春秋》的文采，也是理所当然的。有他们联手推波助澜，文学经解之风焉得不盛？

冯梦龙的经解，即生于此一脉络中。

过去我们讲经学史，沿用清代朴学家的观点，尊经抑文，将文人说经者屏诸视域之外；讲文学史，又把文人形容成离经叛道者，不但不娴经术，无意资治，更以反礼教反道学为事。这都是文经分途的办法，宋元明清的人可不是如此。

我在〈乾隆年间的文人经说〉一文中曾说：“元朝以来，科举功令，考的是经义，评价之准绳则是文学。故世人写文章论经义，乃是普天之下大家都在从事的工作。那些八股墨卷、塾课坊选，其实都是文人的经说。何况，古文运动以来，为文者皆以宗经明道为职志，寝馈经籍以求深植为文之本者，实不乏人。作古文和作八股时文的，别的地方不一样，在研析经义这方面却是一致的。流风所及，亦出现一大批以文学角度去评点阐析《诗经》《尚书》《春秋》的著作”。冯梦龙的经解出现于此一状况中，当然丝毫不会令人觉得奇怪。反倒是我们若仍沿用那种经学文学分途的观点去看，便会对冯梦龙这样一位文人（特别是搞小说戏曲的文人）而竟戮力治经，大感诧怪不置了。

三、冯梦龙春秋学述要

冯梦龙论春秋，颇多格法之说，有歌诀：

作文新格歌

一破二承三起讲，八事及意断制当。七陈八收异九结，此是作文新格样。

作文旧套歌

一破二承三原题，发问起语入事依。反意断制并咏叹，十收束兮及结之。

经题四诀

合宜开发，比要相形，单须抉要，傅莫离根。

题有四贵

传题贵圆，合题贵方，拟题贵简，看题贵精。

五略

一铺张，二判断，三遣调，四咏叹，五鍊词。

又说要有起伏、错综、咏叹，不可合掌等等：“《春秋》本史笔，非他经比。故经义尚断制者，实断其是非，不为虚词驰逞。或设为辨难，或引故事以形之，若法司断狱，不可出入，方是高手。”

《春秋》文字，最重波澜，若无起伏，便觉沓冗。与四书一般，不见笔力。故遣调最宜留心。

如发一股，或四股对，便当收来缴断。今其文势断联，然后发去。或错综遣调，已经数联，然后对入，是为起伏。如一味发挥，如大海汪洋，无此波涛汹涌，便不好看。不知收拾如光面素绫，却无花分，不甚起观。此谓平铺之病。时文往往蹈此，最宜患之。

如前二股长，则后二股宜短。前二股短，则后二股宜长。长短参差，是谓错综。

如发二股，词意须要不同。若分二股，意思只是一样，是谓合掌，不免为观者所厌。

经文既断之后。正意已完，若非咏叹以取之，便觉寂寥，不见意趣。如美女不搽脂粉，不甚精采，故必咏叹，然后意趣悠扬，起人眼目，全在于此。

又说要鍊词“众善咸备而不鍊词，是为美而不文，非至善也，故亦不可缺。”还要浑化“《春秋》虽尚老健，却有一等词句，虽近于弱，其实俊雅，盖由所养既纯渣滓尽化，出词吐气，自然不凡，绝无一些粗气。此乃上等文字，要非浅浅可能。”老成“词须苍古，莫犯于稚”等等。

四、玩辞、辨义、经世

看冯梦龙上述谈《春秋》的言论，很容易把他理解为一位重视格法的人，其实不然。

因为除了细致的说明如何写春秋的考卷外，冯氏论说最大的特点是贬抑《左传》。

众所周知：唐代以后《公》《谷》几成绝学，《左传》一家独盛，虽胡《传》着于功令，但在经学专业领域，《左传》仍是最主要的，故饶秉鉴《春秋会传》自序云：“我太宗文皇帝命集儒臣纂修《春秋大全》，必以胡氏为主，而引用诸儒传注，必以《左氏》为先"。至清，朱鹤龄《读左日抄》序更说：“今《左氏》之书家传户习”了。大环境如此，冯梦龙抑左之说，自然特殊。

冯氏自道其书体例是：“《左氏》叙事见本末，《公羊》《谷梁》辞辨而义精。学经以传为按，则当阅《左氏》。玩辞以义为主，则当习《公》《谷》。……今所传，事按《左氏》，义采《公羊》《谷梁》之精者，大纲本孟子，而微词多以程氏（伊川）之说为证"。看起来沿续着胡氏，却正是他“玩辞以义为主”的路数说明。

玩辞以义为主，所以《麟经指月》中经常注明某说某义用《公》《谷》，有些地方也会说旧解是受《左氏》影响以致立论错误（如前文所举隐公上之例，或《麟经指月》卷五：“旧主忠孝，用《左传》通贡，却奸二事，甚杜撰”等）。

而亦由于他玩辞以义为主，故亦与那些由研究《左传》文采出身的论者不同。那些人多重叙事之法。亦即所重者仍在辞。冯氏不然，所以他说：“通一经中彼离此合，合而离，离而复合，多少事迹，各有个好歹，只看所以会盟者何如耳”“观予夺会盟之迹，识自治之道矣。体传『会盟』四句意发，不重事迹。四比皆自离而合，但所以合者有得失，故夷因之盛衰耳"（春秋定旨参新．卷四．桓公上）。

重辞者，重事，尤其是叙事之法；他则不重事，重在推求事的义理，故是不重“迹”而重“所以迹”。同一件事，例如同是离而合，但因所以合不同，意义也就会不一样。

他曾说：“观《春秋》所致意者正名与善之心见矣。主『以义正名』二句，此因事见得《春秋》大法如此，勿黏定事迹"，卷二：“王臣因夷横而失节，罪在怠义者也。戎以徒众劫凡伯，故书伐。只解事实，无贬戎语”……等，宗旨皆同。有些褒贬予夺，是由事迹上未必能看得出的，必须玩辞见义。玩辞见义，乃冯氏主要方法。所以发展出了“玩辞”之法，仔细体会经传的遣词、用字、语气、句式。

但玩辞旨在论义，故与纯论文法修辞者又有所不同，谈文章的格例时，也以义为断，因此《麟经指月》卷一有云：“须发圣人所以述作之义，不当以立文之例泛论”，《春秋定旨参新》卷四也说：“上自衰之盛，下自盛之衰，如此搭配，似亦可出，但于本传离合之义有碍耳。总之，细碎分贴，便属支离”。

也就是说，冯氏这种文学解经法，也并不纯是文学的。并不是把经传当文学作品看，去分析其遣词、用字、叙事之工，再以此为作文之法，教人如何为文而已。经传仍然是经传，是圣人制作，故其中有微言大义。观者须玩义以见辞，也要以义断辞，才不至于支离。在此，经义与文采，乃是二而一的。

这才能达成他“文章经世”的愿望。

冯梦龙于五经仅重《春秋》，本就是因“春秋经世，先王之志"，故其论《春秋》亦以经世为念，着意阐发圣人经世之意。《春秋定旨参新》：“志内弱外强之事，经世之虑也”“圣人有感于内外，示治御之道焉。自圣人经世意发。上三国自谓知惧，而圣人已预为之伤。……下中国尚谓无事，而圣人已早为之虑"讲的即是这回事。

《春秋定旨参新》卷十一又说：“观《春秋》所致意者，正名与善之心见矣。主『以义正名』二句。此因事见得《春秋》大法如此，勿黏定事迹”。读经，要因事见义，事只不过是个例子，重点在义不在事。义是什么呢？一在见圣人之善心，二在见圣人之大法。

前者，如“性命之文，在圣人修经，因事褒贬无容心上说。……圣人虽因羊以书，却有精义存焉，非通彻性命，晓畅治理者不能解"，即是指应见圣人之善心。什么善心？“仕者世禄，帝王不以私爱害公选。耕者九一，君子不以天下奉一人”“人君之心极重，乃体天地立君养民之心。『民力足』四句有次第，此正人君所以重民力之意”“既曰人君之用，又曰体元，非体、用对说，体即是用，言当体此而用之也。『用』字固重，『职』字亦重，必到朝廷百官远近，莫不一于正，方是尽职。而其所先在正心，则是元也，安可不体备于我而用之哉！『深明其用』句要玩，只为当时人君但求正人而不求正己之心，把君职都废了，故《春秋》深明之。元者，天地生物之心，人君体此为心，便是正心，无缺经纶，总不外此”……都是。

见圣人之大法，则随文阐发之。如正名，“上杜朋党，下惩淫慝，正其本，存其防”及御夷狄等都是。杜朋党及御夷狄均极重要。

因冯梦龙论夷夏之辨很特殊，不是就夷夏之防说，或由尊华贱夷说，而是就中国本身的作为说。如《春秋定旨参新》卷四：“《传》中予夺抑扬，皆就中国说。能自治御夷，则进而予之、扬之。不能自治、惧夷，则退而抑之、夺之”。如此论夷夏以及强调要杜绝朋党，显然都与其时世之感有关。

五、文学经学史新版图

以上介绍并分析了冯梦龙几部“春秋学”著作。明人之春秋学，在经学史上夙少研究者，是个冷门的学问。冯氏著作，自己虽很耗精神，编写态度逈异于他那些小说戏曲作品，在友朋间也很受推崇。但萧条异代，未获赏音，根本乏人重视，更是明代经学中的冷门。故我略为勾勒其要，以供知人论世。

但本文并不只想如此。除了发冯氏之潜徳幽光外，我更想藉此对经学史、文学史乃至思想史之研究，提供一条批判反省之路。

本文第一节即曾指出：晚明思潮的研究目前存在着范式（Paradigm）错误的危机。我们常把晚明形容成一个变动的时代，经济发展了、生产力改变了、生产关系调整了，资本主义萌芽了、市民阶级出现了，因此思想与文学随之有了变化，既好货又好色，晚明王学亦刺激着颠覆着程朱理学；性灵思潮、小品文人、小说戏曲作者，打破了复古的正统的文坛势力；发抒性灵、重视情欲生活，提倡情教，反击了礼教道学的传统等等。李卓吾、袁中郎、冯梦龙、汤显祖等人，都是在这个框架与脉络中被纳入思想史文学史中讨论的。

这样的典范，形成于民国初年，如今早已充斥于各种教科书及论著中；许多人也靠它升等、拿学位、评职称。但它其实是个失去效力的典范，存在着太多的破绽。

别的不说，晚明王学，流布四方，浙中、江右人才鼎盛，而上项论述偏偏仅就泰州一脉说，岂足以论大势？朝廷科举，士人研治，均仍以宋学程朱为主，其势，又非王学所能劫也，看冯梦龙的例子就可以知道。连阳明，都还要编《朱子晚年定论》，拉朱夫子为自己背书，说阳明学能夺程朱之席，宁非笑话？

真正的史实，是越到晚明，批判王学或王学末流的力道就越大；公安派、李卓吾、王心斋等，不但声势小、时间短，而且基本上都成为负面的人物。晚明的东林、复社，更都是讲理学、复古道、作七子之诗、写汉魏文章的。

至于李卓吾与公安那些人，也不像现在文学史思想史所描述的。他们“克己复礼”、用心于性命之学，俱详我《晚明思潮》一书。在那本书里，我仔细分析了罗近溪、焦竑、李卓吾、公安三袁等等之思想与文学，由技术上的崩溃（technical breakdown）说明那个老典范已经完全不适用了。

本文就是沿续此一批判的补论。以冯梦龙为例，来说明过去那个视域有多么空洞无力。它不仅完全无法处理冯氏论《春秋》大义、编经义教材、寓经世资治理想的现象，更会把人对冯氏的认识误导到另一个方向，使得意存俳谐的冯梦龙跟谈论学经世的冯梦龙格格不入。就此而言，本文乃是藉冯氏以彰旧恶，说明以往的诠释模型大成问题。

其次，科举与宋代理学的势力太大且太久，当然会有反对者。但除了阳明学做弱势的反抗外，较强的反抗力量其实就是汉唐经学。我在《晚明思潮》中曾举何良俊、钱牧斋等为例，说明嘉靖以后，复倡经学、讲汉唐章句训诂的企图。这个企图或趋势，是与冯梦龙相关的。

晚明世事之乱、国势之衰，被他们解释为是由于学术人心太坏。欲正人心，即须变学风。欲变学风，就要提倡汉唐经学。这样把经学跟心术关联起来，且欲以治经来对应夷狄寇盗之祸，不是与冯梦龙很相似吗？

据胡万川〈冯梦龙与复社人物〉所考，冯与张德仲为社友，又与文震孟、姚希孟、钱牧斋同社，钱称冯为同社长兄。冯氏友人梅之焕、陈仁锡、祁彪佳皆与复社关系密切，张明弼，沈几、耿克励、王挺等则为复社人物。钱氏此种治经复古之说，与冯梦龙实际参加过的治经之社，恰好可以看成是桴鼓相应的举动。

只不过，何良俊以迄钱牧斋、冯梦龙，治经之途非一。一种是“革”，提倡汉唐经学以矫宋元明说经之陋，以药理学空疏之弊的，牧斋所言，即属于此；一种则是“因"，就当时之说经者而改造之，冯氏之说属此。

当时人非不治经，但治经以取功令而已；非无经学，但读朱注、胡传，读《大全集》而已。冯氏之法，非敎人幡然改途，而是仍读胡《传》，可是不能废经，故其书多录经文，以矫“信传遗经”之病。

次则他亦知胡安国的《春秋》非尼父之《春秋》，但自己仿朱子《四书集注》那样真正想探索《春秋》精义的书无缘面世，就只能藉胡《传》来讲话。参附《左》《公》《谷》及诸子百家，就是变相地开拓学子之视野，让读书人勿只知有胡氏而不知其他。

再进一步，则发挥胡氏尊王攘夷之思想，以寓经世之意，把读经跟正人心、御夷狄关联起来。这就是因物付物，因其势而思有以转化之。在说解时，力破当日流俗坊刻之谬，亦属于此一工作。

无论牧斋式的说法，抑或冯梦龙式，整体上共同促进了经学在晚明的发展。过去，讲经学史或思想史，都没注意到这个现象。所以一种看法是把经学之兴起与明代灭亡关联之，认为明代灭亡后，士人痛定思痛，推源祸始，以为乃学术之坏使然，故反对宋明理学，或如顾亭林之提倡“经学即理学”，或如颜习斋之提倡经世实学。另一种看法，则强调清代经学考证之风不能只由反宋学这个角度去理解，而是由宋明理学发展来的。因为宋明理学内部除了“尊德行”之外，也有“道问学”的传统，而宋明理学家之论争也越来越需要求证于经典，故由理学乃逐渐发展出经学考证。

这两种解释，前者未注意晚明经学，把经学看成是清代的新兴状况，后者又只从理学这条脉络去想事情，其实均不达事理，是应重新来谈的。

重新解释时，还要把文学考虑进去。一如我在本文第二节所描述的，古文运动以后，文人作文，以昌明圣道为职志，文章本来就要宗经征圣；科举考试，又要考经义、试文章，两者是宋元明整个社会上士人主要势力及精力所萃，而恰好集精义与文学为一体，只不过，在发挥经义与道理时，又深受宋代理学之影响。在这种情形下，大趋势、大环境流行着的就是带有理学气味的文人经说。细分，则说经者有文学性的解经人，也有敎人以科举作精义文的人。这些人及著作，既是文学，也是经学的。

因此，我们说晚明经学渐盛并不意味着前此经学就不盛了，而是晚明有发展着上述脉络的（如冯梦龙就是），也有反对的（如钱牧斋）。入清以后，同样是如此。直到乾嘉，扩大发展了反对的那一路，既反宋学，又反科举经说，也反对文学式解经(如锺惺之评点)，于是辞章义理与考证正式分途。

虽然如此，但我们只要脱离乾嘉朴学的观点，就可以发现科举说经之风仍如明代之旧；带有理学气味的文人经说，以及带有时文气味、文以载道的古文也仍旧在桐城派等人身上可以看到。

这个新的文学史脉络，才能真正解释宋元明清诸朝经学、道学、文学之间的关系。它们的关系，基本上又是文学的。道学奠定地位，维持声势，靠的是科举试经义与四书文；经学被钻研，如梅之焕说其乡之所以成为麟经渊薮，也是靠科举试经义；而经义与四书文即是文章。要把这种文章作好，经学与道学便须讲求，既须探其义，亦须玩其辞。后来清初经世文风或再晚一点的桐城派“义法”说，皆自此流衍而下。桐城派文章学唐宋，立身则自许在程朱之间，渊源可见。经义文章之格法（如冯梦龙所述者），与古文家之义法，自亦有脉络潜通之处。

文学经解大盛于明清，也可以从这一脉络中见之。不只《春秋》，其他经典，乃至老庄墨列荀韩诸子、史汉诸书，都出现大批由文学角度去评点论议之作。那是一个由文学角度全面解读经史诸子的时代。只是这样的时代，还未被我们这个时代的研究者所注意、所理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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