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边疆

（肇庆学院 美术学院，广东 肇庆 526061）

“天圆地方”是中国古老的一种宇宙观。正如李约瑟所言：“古代中国思想界关于天地形状的最为盛行的想法，是认为天圆地方。”[1]那么，“天圆地方”观的成因是什么？观念又是如何借助可视形态转化为实际造物设计思想？从逻辑上看，任何一种造物形态从其形成、演变到成熟的过程中都会受控于背后的理念，造物之形往往蕴藏着其初始状态下的某种逻辑。因此，本文通过典型案例的分析，试图以“点”带“面”地阐述“天圆地方”观对传统造物设计的深刻影响。

玉琮（见图1）出土于浙江余杭反山良渚文化墓地，距今约5000年。其形制结构是外部设有四组神秘兽面纹，每组兽面纹因均衡排列而使玉琮外形犹如方柱。玉琮中部为贯通圆，器物整体形制呈“内圆外方”特征。玉琮主要功能是祭祀，它与玉璧、玉圭、玉璋、玉璜、玉琥等器物共同构成我国古代重要礼器。那么，玉琮形制为何要这样设计？它是“天圆地方”观的产物？如果是，其“内圆外方”的形制与“外圆内方”的其他器物又有何异同点？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类器物形制？为此，我们不妨先从“天圆地方”观的起因入手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

历史上，较早记载“天圆地方”说的是西汉《周髀算经》，其中有商高与周公的对话：“环矩以为圆，合矩以为方。方属地，圆属天，天圆地方。”此话大意是：若用矩（木匠作图工具）的一个端点为圆心，再用矩的另一个端点画线，就能画出圆形，这个圆形即为天的形状；若将两个矩合起来，可围成一个方形，这个方形就是大地形状。显然，该观点是将地看成“矩形”，将天视为“圆”。除《周髀算经》外，《晋书·天文志》里也记载着天地间的关系。其中因观点的差异而存在两个支派，一个支派是《晋书·天文志》所称的“周髀”。“周髀”对天地的解释是这样说的：“天似盖笠，地法覆盘，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极之下，为天地之中，其地最高而滂沱四隤”。另一支派是《晋书·天文志》中的“周髀家”，其观点是“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这两个支派对天的描述是大致相似的，但对地的看法却大不相同。“周髀”盖天说认为地像一个倒放着的碗，而倒放的碗我们不难理解它是有曲率而非平面的，因此天与地存在着相互平行的曲面，由此推断：地是与天相吻合的静态体，但地是方还是圆却表述得模糊不清。“周髀家”的“地方如棋局”却说得很清楚，此观点是将地比喻成“棋盘”，而棋盘的形制是平面的方形。

那么现实中，天与地能给人以“圆”“方”的感觉吗？我们做个试验，白天站在平原上仰望天空，我们确能感受天空就像一个“中高外下”的大圆罩笼罩着大地，但稍有一点认知能力的人都会明白，那天边绝不会与大地相连。所谓“中高外下”的现象仅是一种视觉假象而已，古人不会不清楚这一点。笔者认为，形成“天圆地方”观的原因在于古人劳作经验的积累和对大自然现象长期观察的结果。例如，10万年前的许家窑人已能打造出很圆的猎具石球，石球的出现表明古人已懂得圆形物体要比不规则石块投掷得更远，同时，自然现象也在启示着人们：圆形物体是易于运动的物体。如圆形植物果实掉落在地上滚动的现象；地球因自转使北半球的星空围绕北天极缓缓地转动；每年一度的四季轮回等。所有这些现象都表明，运动的物体一定是圆形的，而天总是在不停地运动，相反，脚下大地却始终处于“静止”状态，正如《庄子·天道》云：“其动也天，其静也地。”然而，古人为什么要用方形来表达“静止”的大地？事实上，纯粹的方形在自然界里是不存在的，换言之，方形是古人在劳作过程中认知的产物。例如，新石器时代半坡建筑遗址F21就是方形地基（见图2）。方形地基表明古人已懂得将木棒插在均衡的4个点上即可构筑稳固的建筑。从形态学上看，正方体与其承托面有着最大的接触，因而它具有稳定难动的特性，《尹文子·大道上》已说得十分清楚：“圆者之转，非能转而转，不得不转也。方者之止，非能止而止，不得不止也。因圆之自转，使不得止；因方之自止，使不得转。”显然在了解方形性质的基础上，古人将“静止”不动的大地想象成方形便是顺理成章之事。那么，在古人心中方形还蕴藏着其他含义吗？为此，不妨再看玉琮形制。

图2 半坡F21遗址图示

关于玉琮形制的起因，许多学者持不同观点，概括地看有以下几种：“车说”①许慎《说文解字》曰：“琮，瑞玉，大八寸，似车釭”。、“图腾柱说”[2]、“龟形说”[3]、“太阳神说”[4]、“织布机附件说”[5]、“天圆地方说”[6]。相异观点实际是造物观的间接反映。例如，持“天圆地方”观的考古学家张光直就认为：“琮的方、圆表示地和天，中间的穿孔表示天地之间的沟通，从孔中穿过的棍子（笔者注：尚无遗物印证）就是天地柱。”[7]显然张光直是将玉琮外部方形视为“地”的象征，中部圆孔视为“天”，由于他没做进一步解释，因而结论显得笼统。笔者认为，玉琮形制的确是“天圆地方”观的产物，但玉琮外部方形并非是简单地指“地”，而是古代天地“方位观”的体现，否则我们无法解释“圆镯式”玉琮（见图3）以及介于方形与“圆镯式”之间的一些玉琮形制的起因，对于此类玉琮，张光直先生没有具体解释。

图3 圆镯式玉琮

事实上，古人的天地“方位观”意识早在6000多年前就已形成，如河南濮阳市西水坡仰韶文化古墓群出土的蚌塑龙、虎图便可证明。此墓遗物清晰地摆出了西边为虎、东边为龙的图式[8]，这表明古人在新石器时代已有了“四方”观念。从后期物证看，古人非常重视“四方”与“四时”的关系，在古人眼里，若测得“四方”即可知“四时”。正如常正光所说：“东西线可以判定春分或秋分的到来，据南北线观测中星及斗柄的指向，又是判定夏至与冬至的一种手段。”而“二至二分为四时之中，于是春、夏、秋、冬四季也随之而定了。”[9]由此可见，“四方”观是影响后世深远的一种宇宙观，古人用方形来指代大地除表达其“静”的性格外，尚有其他寓意存在，那就是“四方”的隐喻。笔者认为，古人之所以选择方形来象征大地，重要的一点就是方形具有表达“四方”观的图形优势，因为其形态特征是：方形有四个等长的边和四个分布均衡的角。因此，方形能方便地表达天地间的东、西、南、北四向。这样看来，无论玉琮形制是呈方柱体还是“圆镯”形，皆为大地“四方”之表达（见图4），至于中部为何设置贯通圆，笔者认为有以下可能：（1）玉琮是祭地之礼器，因而要以方位表达为主，这是玉琮形制始终有兽面纹（或人面纹）的缘故，而中部的圆孔仅给人以方圆融合之感。换言之，中部圆孔能表达天地合一之观念。（2）中部圆孔蕴藏着“中心”。圆的主要特征是：圆心与圆周上的任何一点都距离相等，所以，圆心是方向定位的重要参照条件，有了圆心存在，古人便能测定方位，同时也强调了中心的存在。“四方”、“中心”的出现是后期“五方”观念形成的内因。

图4 玉琮四向表达示意图

因此，新石器时代玉琮形制的成因是“四方”观念的产物，而玉琮上的4组兽面纹实际是“四方”观念的物化反映，只不过这个时期暗喻四方的兽面被简化成两个圆眼睛和一个嘴巴（见图5）。之所以要这样设计兽面，可能是因为源自古人当时唯一的观察“工具”就是眼睛，结果这导致古人特别重视眼睛这个器官。在这里“眼睛”实际与“方位”产生概念上的对等，它促使古人在设计这类礼器时对“眼睛”形态采取强化处理。从后期一些造物特点看（如青铜器），用兽面来暗示方向的设计可能一直被延续着，只不过后期器物在形制、观念上又获得某些拓展或异化。那么，玉琮这种“外方内圆”的形制是暗示大地的方位，而后期出现的“外圆内方”器物形制又该如何理解？

图5 玉琮简化式神人兽面纹

汉规矩铜镜是典型的“外圆内方”形制。该铜镜（见图6）出土于陕西西安，其直径13.6厘米，外部形制呈圆形，铜镜背面中心钮处设有凹槽式方框，方框周边辅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纹。特别令人关注的是方框外围有3种类似字符“L”、“V”、“T”的图形存在，其中“T”位于方框的中部，“V”、“L”交替等间距地被安排在圆镜的内圈之上。从形制特征看，它与玉琮“外方内圆”的形制刚好相反。由于有4神纹的存在，可以断定铜镜中的方框即代表大地，而4个神纹则分别代表东、西、南、北四向。那么，铜镜的外圆是否是寓意苍天？铜镜中的3种“字符”又有何意？苏州博物馆所藏石刻《天文图》的记载：“天体圆，地体方；圆者动，方者静；天包地，地依天。”其中“天包地，地依天”显示出天大于地的观念，也表明了“天圆”与“地方”在造物上的形制构成关系。因此，规矩镜中的外圆即寓意“天”，内部方形即指代“地”应该是无异议的。但是，如果仅这样理解规矩镜，笔者认为有概念化之嫌。从目前人们对规矩镜上3个图形符号的解释情况看，学者普遍认为：“V”、“L”是“规”和“矩”的符号形式，因为“规”和“矩”分别是画圆和方的工具（规矩镜名称由来）；“T”似立柱，是天地间立柱的符号表达。对于这种解释，笔者并不认同，因为世间万物虽大都以三维形态存在，但中国先人却找到了立体与平面相互转换的独特方式，即在对空间逻辑的认识中找到了突破三维局限的多维时空表现形式。例如，安徽含山凌家滩出土的6000多年前的玉版图形符号，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天、地和四方的认识就已形成，玉版图形无疑是早期的八卦图式（见图7）。如果将这种图式与规矩镜进行比较，我们不难发现规矩镜的形制实际是早期方、圆分置的图式演化为方圆相叠的严密构成，仿佛是从宇宙之外俯视天地的结果。这样看来，规矩镜中的“T”应是“四方”的指代；“L”、“V”则是天地空间经度的界标，它与“西汉日晷”中的结构是相似的（见图8）。

图6 汉规矩铜镜

图7 玉版早期八卦图式

图8 西汉日晷平面图

由此可见，“内圆外方”和“外圆内方”尽管是两种不同的形态组成方式，但都是“天圆地方”观不同的物化反映。这些看似简单的方、圆图式，实际在中国人心中却蕴藏着最宏大的宇宙，并进而衍生出“阴与阳”、“柔与刚”、“静与动”等被后世称之为二元的世界观。二元世界观实际是深刻影响中国传统造物的重要设计观，客家围龙屋的建筑形制设计可印证之。

从客家围龙屋的建筑平面分布格局看，围龙屋是由三大部分组成，即堂屋、围龙、水池。其中堂屋是客家人的祖祠，属于礼制性建筑，故堂屋要位于聚族而居的核心部位，为公共性建筑，具有相对独立的建筑空间。这种精神性建筑空间的设计需求促使客家人选择了稳重的方形，并以堂屋的中轴线为参照分布排列其他生活性建筑空间。将生活性建筑空间围绕着代表“祖先”的堂屋而展开是“向心围合”的体现，是儒家“慎终追远、崇敬祖宗”思想的具体物化，也是导致生活居住空间围合建筑形式出现的必然内在逻辑。概括地看，围龙屋的分布形式主要有两大类，即圆形向心式分布和方形向心式围合。

从形态特征分析，圆有一个中心，因此，以圆心为参照、以圆周为落脚点所形成的建筑格局极易满足客家所需要的向心性建筑的取向。而方形是属于纯粹理性型形态，分解重组又能形成长方形，其具有直角的空间形态更适宜于人的居住。客家人仅凭这两种最为简单的形态元素，通过形态的变异来构筑围龙屋特有的建筑体系。这种设计模式表明，圆方形态原本是一组对立的形态，但借助形的分解与组合完全可以实现既能满足居住功能又符合客家人生活观念的建筑形制与布局。具体地说，通过圆、方形体的分解，使圆形元素延伸出化胎和水塘，方形元素产生杠屋、横屋、堂屋、堂横屋等建筑形制（见图9）。事实上，由圆、方基本视觉元素所形成的“向心”、“围合”都是建筑形式上的外化反映，而支配它们的内在因素仍然是中国传统的阴阳观。从“阴阳”核心思想看，太极无疑是产生“阴阳”的本源，宋儒周敦颐作《太极图说》云：“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阴阳观实际是看到了客观世界两种原动力的存在，在先民心目中，天地是万物之祖，自然界一切生命都是天与地交合的产物。因此，客家人虔诚地相信，只要他们的建筑格局符合阴阳呼应关系，就会有“生”气，家族就会兴旺，因此，化胎与水塘的阴阳关系实际是客家人对天地自然力崇拜之反映。正如吴庆洲先生的概括和总结：“前面半圆的池塘象征阴，后面半圆的胎土或围龙屋象征阳，两个半圆合为一圆代表天，两个半圆之间的方形象征地，这是天圆地方、阴阳和德的宇宙图式。”[10]“阴阳合德”既肯定了中国传统阴阳理论对围龙屋建筑设计及规划的影响与作用，同时，也表明围龙屋背后的文化同中国传统“天圆地方”观是一脉相承的。

图9 客家围龙屋格局示意图

从以上案例分析可知，几千年来“天圆地方”极大地影响着中国的传统造物设计，大到祭天祭地的建筑，小到日常生活使用的钱币，皆体现出“天圆地方”观对设计行为的支配作用。那么，从现代设计角度分析，“天圆地方”观对今天的设计有何启示？笔者认为至少有两方面有益的启示：一是传统设计遵循着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设计的外层，即解决人与物合理的实用性要求；第二个层面是设计的内层，即造物背后所蕴藏的文化心理、文化意识及价值观。例如传统器物筷子，其形制设计是前圆后方，体现出传统的“天圆地方”观念，但同时这种形制设计又符合物理之属性，因为筷子的后部被设计成方形，就会出现如“天圆地方”观所认为的“因方之自止，使不得转”现象，这无疑有利于筷子在桌面上的稳定。相反，筷头被设计成圆形，圆形的筷子与夹起的食物有最小的接触面，故利于食物夹紧。至此，形制设计与观念获得了完美的统一。二是对方、圆形态的理解。回顾几千年来传统造物史，我们不难发现古人对方、圆形态属性有着深刻的理解，如《汉书·律历志》云：“阳以圆为形，其性动；阴以方为形，其性静。动者数三，静者数一。”这可能是古人对方、圆两种形态性质给出的最早概括。从平面的藻井图像到立体的柱础、沟盖石、方砖设计，我们不难看出古人对这两种对立形态高度协调的能力与智慧。正如李约瑟先生所说的：“唯有阴阳调和保持真的平衡时，才能达到幸福、健康及良好的秩序……阴阳学说在中国的极大成就显示出，中国人是要在宇宙万物之中，寻出基本的统一与和谐，而非混乱与斗争。”[11]这句看似抽象的表述，实际能通过许多具体的方、圆形态运用案例体现出来，它们无疑为我们今天造物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1]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6：13.

[2]车广锦.“良渚文化玉琮纹饰探析”[J].东南文化，1987（3）：18.

[3]徐峰.“良渚文化玉琮及相关纹饰的文化隐喻”[J].考古，2012（2）：22.

[4]林巳奈夫.神与兽的纹样学——中国古代诸神[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2009：59-64.

[5]郭宝钧.“古玉新诠”[M]//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49：29-30.

[6]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10-19.

[7]张光直.青铜时代[M].北京：三联书店，1990：76.

[8]濮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濮阳市博物馆，濮阳市文物工作队.濮阳西水坡遗址试掘简报[J].中原文物，1988（1）：21-23.

[9]常正光.“阴阳五行学说与殷代方术”[M]//艾兰，汪涛，范毓周.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与阴阳五行说探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253-256.

[10]吴庆洲.建筑哲理、意匠与文化[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31.

[11]李约瑟.中国古代思想史[M].陈立夫等，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347-3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