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污染困局待解：外卖餐盒每年消耗200亿个

一财网 张剑

“坐”上一段外卖小哥的车，便进入秩序井然的办公场所或被摆到民居餐桌上，在一阵筷捅勺挖之后，沾满油污的它们被毫无章法地抛入垃圾桶。这绝非外卖餐盒的全部旅程。

起于互联网线上需求，外卖餐盒从化工原料开始的出走路线，一直和现实世界相关。基于在城市里点餐与送餐这一段交互人群最多的旅程，它带火了上游的塑料企业；而对于下游，它们数量上几何级数般增长，这两三年以来，让垃圾处理终点猝不及防。

因互联网外卖平台火爆而改变的，不止于都市白领们的用餐习惯，更考验着社会共治能力和意识。日以继夜地产生的废弃餐盒，数量已以百亿为计。面对如此巨大的废弃餐盒增量问题，以及刚刚掀起的“互联网加重环境污染”的讨论热潮，社会各界陷入沉思。

过去一个多月来，第一财经1℃记者随外卖餐盒——这一随互联网经济而起的细分产业链条上下游追溯调查发现，环保争论背后，是它作为与互联网经济伴生而火的产业业态，因其短暂而剧烈的变化，何去何从的问题。

从带火上游产业开始出走

10月27日，河北省文安县一家塑料制品厂车间内，一袋袋白色的塑料颗粒堆满车间，对于目前主流的外卖餐盒而言，它们从这里开始出走。

车间内的白色塑料颗粒，在业内被称为PP颗粒，学名为聚丙烯。与印象中塑料生产车间往往伴随刺激性气味不同，聚丙烯车间并没有异味。只看见工人们先是将聚丙烯颗粒加热，再使用真空设备，将加热后的材料吸入模具内。

约摸半个小时后，打开模具，就能够看见一个个冷却后的餐盒。将它们码叠起来，再按照一定数量规格，送入包装箱，外卖餐盒就走完了工厂这一段。

上述塑料制品厂销售负责人李国栋对1℃记者说，虽然目前餐饮行业也有纸质和生物基材质餐盒，但这两种餐盒的数量，远低于聚丙烯材料制成的塑料餐盒。李国栋所在的工厂，生产塑料餐盒已有10余年历史，发泡餐盒被禁用后，就开始生产聚丙烯餐盒。

在李国栋看来，生产塑料餐盒技术含量并不高，利润也很微薄，这是整个行业的特征。具体到他所在工厂的产品形态，除了生产聚丙烯餐盒，还生产果蔬托盘、吸管等多类型塑料制品。

“生产这东西（塑料餐盒）的厂家遍布各地，没有太多集聚的地方，外卖火了，才让这一行每个从业者多少都能赚一些。”李国栋说，工厂的塑料餐盒产量出现明显变化，始于2015年。在此之前，工厂年均只生产约20万个塑料餐盒，但到2017年已增至近80万个，“两年时间大概增长了3倍，但利润率还是以前那样。”

虽然以“饿了么”、“百度外卖”等为代表的外卖平台，创立时点早于2015年，但从它们的表现来看，2014年年底至2015年，正是他们开始火爆的时候。

资料显示，创立于2008年的“饿了么”，到2014年时，其服务范围已涵盖全国近200城市；及至2013年11月，“美团外卖”出现，次年8月，“百度外卖”APP开始运营。至2014年年底，前述主要三大外卖平台共同开拓外卖市场格局初显。

从线上到线下，对应的场景就是，身着蓝色上衣、黄色上衣等外卖制服，标配一辆电瓶车的外卖小哥，三五成群地出现在大、中城市办公集聚区附近的各色饭店门口，随时等待需要运送的外卖订单。

因为运营模式简单，又给都市白领带来了便利，外卖送餐平台也很快获得了资本青睐，“饿了么”、“美团外卖”先后获得少则数百万美元，多则十几亿美元的战略投资。今年8月，“饿了么”收购“百度外卖”，两三年间，外卖平台即从三国鼎立演变至“饿了么”与“美团外卖”双雄争霸的局面，足可见其中发展势头与竞争激烈程度。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在2017年年初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其中对2016年网上外卖的分析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12月，中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已达2.09亿人，年增长率83.7%，占网民比例达28.5%。

随着外卖送餐平台业务量的暴增，进而导致装餐食的塑料餐盒数量暴增，也就成为了理所当然的事。

那为什么资金雄厚的外卖平台，不使用更为环保的纸质和生物基餐盒？

李国栋对第一财经1℃记者分析说，由于中餐多汤多油，纸质餐盒极易浸透，不适合大量使用；生物基餐盒成本则高于塑料餐盒，三种餐盒类型相比，还是塑料餐盒更适合于外卖，用量飞涨也就成了必然。

塑料餐盒被外卖行业广泛接受的另一个必然因素，在于它的价格优势。记者检索相关商品供应平台发现，以聚丙烯为材质的塑料餐盒，平均每个只需要0.35元，如果厂家进货，李国栋说，价格最低能到0.15元/个。而可降解的纸质和生物基餐盒，其价格平均是聚丙烯餐盒的2到4倍。

百亿餐盒城市扩张版图

外卖餐盒数量暴增，已是不争事实，但它的具体数据究竟是多少？截至1℃记者调查结束，因为涉及各大外卖平台的商业秘密，他们并未正式完整公布过，故这一数字仍有待推敲。但经过记者多方了解，加之外卖平台已披露的部分数据，以及行业数据综合估算，仍不难发现，进入城市的外卖餐盒数量，已超越百亿级。

此前，“饿了么”和“美团外卖”曾对外表示，写字楼内的上班族和高校学生，是外卖的两大主要消费群体，1℃记者的蹲点观测，也循此线索而来。

在北京市海淀区五道口的高校聚集区，记者观察统计发现，中午及晚上这两个送餐时段，外卖小哥的送餐频率最少有两三次，最多的可达五六次，每次送的订单量保持在3份左右，所送的餐食几乎全部使用塑料餐盒。

再到北京朝阳区左家庄附近的静安市场美食大排档，这里聚集着近20个商家。记者观测到，每个“饭点”，每个商家的订单量保持在20份以上，最多的可达50份。以每一个订单使用3个塑料餐盒计算，这处大排档在每个“饭点”所使用的塑料餐盒即超过800个，最高时则会有超过2000个塑料餐盒被使用。

据上述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以2016年网上外卖用户2.09亿人的规模计算，另参照2016年的统计数据——每周消费3次以上的用户比例达到了63.3%，再仅以每人每次使用1个塑料餐盒计算，每周仅消费3次以上的用户，就用掉了3.97亿个外卖餐盒，这也相当于每年用掉190.51亿个外卖餐盒。

上述估算也仅限于保守和不完全估测。另据新华社此前报道，全国每天产生的外卖订单数达2000万单，按每单使用2个塑料餐盒计算，每年使用的塑料餐盒数量即已达146亿个，若每单使用3个餐盒，对应的数字更是达到了219亿个。

“饿了么”的一位研究人士对记者分析称，目前的各类数字是外卖所消耗的餐盒数量，除了外卖消耗，还有其他一些塑料餐盒的使用无法统计。比如，顾客就餐后将吃剩的食物打包带走已经非常普遍，每次使用的塑料餐盒少则2—3个，接近10个也不是没有可能。仅这种消耗，可能也并不比外卖低多少。

尽管目前尚无更为精准的塑料餐盒数字，但无论按照规模，或者是外卖单数测算，都已可看出，目前全国每年塑料餐盒的消耗量，已激增至百亿级。以至于有媒体报道称——如果把这些餐盒一个一个摞起来，其长度相当于从地球到国际空间站转3.5个来回。

“美团外卖”对外公布的预测数据显示，相比于2016年外卖行业整体交易额达到1300亿元的规模，2017年预计突破2000亿元，2018年更将攀上3000亿元大关。“饿了么”则预测，2020年外卖市场交易额可突破7000亿元。

这意味着，外卖行业的飞速发展在短期内不会减慢，数千亿体量市场份额背后，塑料餐盒用量还会继续上涨。

餐盒回收处理只能“一烧了之”？

传统行业的产品往往依据于稳定的市场需求，呈现逐年递增、可预测的温和波动轨迹，但百亿级塑料餐盒的用量递增，并没有走这条寻常路。它的驱动力，来自于互联网经济迅猛崛起，短短数年间已增至如此量级，不可不用猛烈来形容。

考察饭后被扔掉的塑料餐盒回收，更能体会到它对传统行业的猛烈冲击，垃圾回收与处理行业即首当其冲。

众所周知的是，外卖餐盒用过后，汤汤水水的油脂残留下来，基本会被当作垃圾对待，一旦不能降解，对环境的污染就由此产生。而相比于垃圾回收中通常使用的降解和焚烧处理方式，业界曾有人提出，应对塑料餐盒进行回收和循环使用，以降低使用量。但实践证明，这样的方法可行性极低。

在北京市昌平区东小口镇附近，多名从事废品回收生意的老板对1℃记者表示，他们一般不会回收用过的塑料餐盒，因为价格持续走低，相比于两年前5000元/吨的价格，现在已降到了3000元/吨。

同是塑料，为什么不能像回收塑料矿泉水瓶那样去回收呢？“餐盒跟矿泉水瓶是两码事，想回收必须清洗，人工费就超过了往外卖的价格。”一名废品回收老板说。

前述“饿了么”研究人士另对1℃记者介绍说，他们调研发现，循环使用餐盒降低污染，是日本外卖业采取的一种方法，但日本外卖很多订单来自社区，且订户相对固定，送餐员在送餐时，同时取回上次用过的餐盒，进行消毒处理后再次使用。

中国目前的情况与日本截然相反，“社区订单所占比例不大，固定用户数量也就很少，循环使用餐盒难以实现。”“饿了么”研究人士说。

如此说来，处理废弃外卖餐盒，目前也只剩下降解和焚烧两条路了。

由于主流的外卖餐盒使用材料为聚丙烯，作为纯塑料制品，它也走不了降解这条路。国家城市环境污染控制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彭应登分析说，可降解塑料制品不是纯塑料，一般都添加了可降解的纸、淀粉等纯天然材料，可降解的成分达到60%以上，这样的塑料制品就可以定义为可降解，它对环境的污染会小很多。

彭应登更表示，焚烧外卖产生的塑料垃圾，已经是比较好的选择。这也与第一财经 1℃记者从北京、济南、南京等几个城市了解的情况相一致，目前针对用过的塑料餐盒的处理，一般是由垃圾处理厂进行焚烧。

焚烧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南京师范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教授周宁琳指出，按照化学式来看，如果是纯的聚丙烯，焚烧后并不产生有毒的二噁英，但目前的垃圾处理方式中，塑料制品与其他垃圾一同焚烧，其间会有含氯元素，二噁英就会产生。

那么，面对比过去多了百亿个，并还会持续增加外卖餐盒的混合垃圾，垃圾焚烧厂是否已做好了准备？又是否有足够完备的措施以应对塑料制品暴增焚烧后带来的可能后果？从目前看，它仍是一个尚未完全解开的谜。

目前可以查询到的是，据2017年3月22日，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社会成本评估报告》，目前北京运营着3座垃圾焚烧厂，另有8座处于规划中。

上述报告对这11座垃圾焚烧厂进行生活垃圾焚烧的社会成本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在“收集—运输—转运—焚烧—填埋”全过程中，社会成本已达2253元/吨，其中收集、运输和转运社会成本部分，仅占总成本的51.66%，其余48.34%，近半数的成本，都发生在焚烧处置，即生活垃圾进入焚烧厂之后，垃圾焚烧厂所承担压力可见一斑。

上述报告亦披露，至2018年，11座垃圾焚烧厂将全部投入运行，年焚烧量达597.2万吨，它的社会成本，届时将达到373.2亿元/年。而降低成本的办法也不是没有，报告同时指出，如果实施分类减量，实现源头分类、厨余单独处理、可回收物资源回收利用，将能够使得生活垃圾管理社会成本大幅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