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拉丁美洲的政治与发展》，编者：[美]霍华德·J·威亚尔达、哈维·F·克莱恩，译者：刘捷、李宇娴，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3种类型的非法武装人员影响着哥伦比亚：游击队、毒贩和准军事团体。每一类型都有非常不同的一些目标——分别是，从外国利益集团和国家精英们的手中夺取权力和财富，非法毒品的生产和输出，消灭游击队和左翼激进主义。所有的团体都使用暴力，包括暗杀政府官员和社会活动家；绑架、酷刑、谋杀和敲诈平民；气势汹汹地招募低收入的年轻人。所有3个团体的资金至少部分来自贩毒活动，每一类型的团体每年的收入总额达数亿美元。

游击队组织

在20世纪60年代的初期，游击队开始填补哥伦比亚偏远地带的制度真空地区，履行诸如安排道路与桥梁建设和维持秩序（尽管是一种威权主义和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的秩序）等近乎国家级别的职能。20世纪80年代，在哥伦比亚活动的游击队组织主要有4个：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民族解放军（ELN）、4月19日运动（M19）和人民解放军（EPL）。后两个组织在1990年遣散并建立了政党；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民族解放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残余仍在坚持武装斗争，有时合作，有时又是对峙的不共戴天的敌人。

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是拉美历史上最大、最富有和最老的游击队组织。在21世纪前10年之初的高峰期时，它有2万多名经过训练的武装人员。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一些据点创立于一些边境地区和种植非法作物的少量移民和农民之中。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根子在于20世纪40年代的自卫队，它一直与共产党关系密切，在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一些公报和采访中仍能找到马克思主义的词藻。

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多种原因，民众对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支持度陡然下降。苏联的解体终结了关键的资金来源，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逐步减弱。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更多地依靠可卡因和海洛因行业、绑架勒索和在农村地区敲诈农牧场并做其他生意弥补收入的不足。一些准军事组织和政府军加紧攻击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游击队就调整战术，以伤害平民来作回应。虽然使用地雷和毒气筒炸弹拥有最广泛的影响力，但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也绑架当选的官员。当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在波哥大城中心炸毁一家高档家庭娱乐场所时，这个组织就输掉了为赢得公众同情的战斗。

在整个21世纪前10年的初期，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不停地扩大地盘和扩充自己的军队。安德烈斯·帕斯特拉纳政府（1998—2002）设立了一个大范围的停火地带，以便推动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和平谈判，但游击队却借此加强自己的力量。这激怒了军方，引起华盛顿的警觉。以前的几位总统都曾为与游击队谈判遭到过反对，而现在普遍的看法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所作所为背信弃义，试图取得军事胜利。帕斯特拉纳取消了谈判，军队涌入停火区。

在2002年的选举中，大多数选民选择了阿尔瓦罗·乌里韦，他允诺将采取强硬路线对付游击队，发动了哥伦比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军事行动。按照哥伦比亚法医学与司法科学研究所的说法，乌里韦战争直接造成了7.5万多人被杀害。一些游击队撤出了该国的一些地区，它们的队伍缩小了。从2008年至今，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遇到了更多的挫折。政府轰炸了厄瓜多尔境内的一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营地，杀死一名担任国际发言人的领导人，并缴获了他用于情报目的的便携式电脑。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70多岁的创始人死于自然原因，其余的指挥官们被政府军打倒。逃兵和哗变的人数上升。政府军还救出了一群遭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扣为人质长达6年的政治家。这是政府在宣传上的高明一招，游击队失去了一个宝贵的讨价还价的筹码。

但是，当桑托斯总统就职时，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仍有1万多名战士分布在多个地区。桑托斯2012年宣布，为永久结束战争行动，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谈判正在哈瓦那进行。桑托斯拒绝使用其前任用过的语言，称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是武装的政治对手，不是一群罪犯或恐怖分子。谈判的正式议程包括被遣散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战士的权利和保护措施，土地改革与农村发展，冲突受害者的赔偿和司法制裁，减少非法毒品生产的各种策略等。除了第一项，桑托斯政府正在按照这一议程行动，这似乎象征着对终止冲突、和平建设方面的谨慎兴趣。

哥伦比亚现今的第二大游击队组织是民族解放军，20世纪60年代形成的另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虽然它从来比不过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规模，它的成员自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已经减少，但它仍有数千名战士。民族解放军因为它的领导层中有一些以前的天主教牧师，也因为它在一些通信中提到了解放神学而与众不同。民族解放军在20世纪80年代勒索了石油和煤炭公司的巨额资金，从而使其兵力能够急剧扩大。民族解放军炸毁了数百条管道——破坏国家经济，毁灭局部生态系统，焚毁了至少一个村子并烧死了它的村民。国家军队将首要考虑向能源领域的转向迫使民族解放军采取守势。帕斯特拉纳、乌里韦和桑托斯几届政府都曾探索过与民族解放军谈判的可能性，迄今没有取得成果。2012年，民族解放军领导人呼吁桑托斯政府进行对话。

毒品贩子

哥伦比亚的各个贩毒组织继承了从殖民地时代以来的走私传统。它们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的后期，在挤满因农村暴力和政府平叛战争而流离失所的人的贫民窟中招募传送毒品的人和刺客。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期以前，贩毒集团之所以闪电般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未予遏制，那时，政府军和以麦德林城为基地的毒贩之间一场长达10年的激战随即爆发。毒贩们炸毁了哥伦比亚相当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机构总部，暗杀了4位总统候选人和司法部长，在一些主要城市发动汽车炸弹袭击活动并炸毁了一架喷气式客机。他们的目标是要除掉反对他们的势力的领导人，胁迫民众阻挠把毒贩引渡到美国。

政府向毒贩们挑战，在行动中与美国密切合作。哥伦比亚数百名军官和成千上万的士兵、警察和平民在战斗中失去了他们的生命。虽然政府以胜利者的形象出现，但它得到了大量的援助——甚至是来自一些敌对的贩毒集团的援助——因而才取得胜利。当臭名昭著的大毒枭巴勃罗·埃斯科瓦尔1993年被政府特工击毙时，它标志着最无耻、最残暴和最具政治野心的贩毒集团麦德林卡特尔的终结。在此期间，塞萨尔·加维里亚总统还使用了辩诉交易协议，该协议允许对那些投降和认罪的毒贩们从轻发落，制宪议会禁止引渡（该条款随后被撤销）。在后一届政府执政期间，卡利卡特尔的头目们要么投降，要么被抓获。

两大贩毒集团的失败没有终止毒品贸易。数百个流动的小贩毒团伙迅速发展，产品呈多样化，包括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和其他一些毒品，全球需求上升。最糟糕的动向是，一些有政治目的的团体——右翼的一些准军事组织和左翼的一些游击队——加大了它们参与这一买卖的程度，给它们带来的现金之多前所未有。自那时以来，这一不祥的趋势一直在延续，构成哥伦比亚政治暴力的一个棘手侧面。桑托斯建议重新思考毒品战争，其逻辑是以政府打消这些组织从贩毒中筹措资金的兴趣为基础。

准军事团体

一些准军事团体犯下的大屠杀和谋杀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武装组织。虽然它们在毒品贸易之前就已存在，但形势在20世纪80年代呈现出新的规模，当时，毒贩们自己与翡翠商人们结成联盟，旨在装备和训练一些久经沙场的军队。在那个时代，毒贩们也同地主和军官们合作，建立杀人小队，其使命是杀死掠夺地主和农牧场主的游击队绑匪。该组织很少直接出现在游击队面前，却反而杀害了数千名左翼平民、被怀疑与游击队有联系的个人和流浪儿童、瘾君子、路贼和妓女。

准军事团体的现象部分源于一种正当防卫的传统，为了回应人身受到的攻击或生计受到的威胁，哥伦比亚的农村社区借此把自己组织和武装起来。准军事团体的战士有时声称，他们拿起武器是为了反抗游击队的肆虐或犯罪团伙的洗劫。在20世纪90年代，一些准军事团体得到了对以前游击队出没的战略通道和资源开采区的控制权。它们的战士数量剧增，超过了15万人。1997年，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个准军事团体加入到哥伦比亚联合自卫队（AUC）的麾下，它是卡洛斯·卡斯塔诺创建的一个组织。虽然卡斯塔诺被他组织中难以驾驭的竞争对手们谋杀了，但在他的执掌期内，准军事团体的成员们大大改善了他们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他们的招牌战术曾是带着一份名单到达一个城镇广场，当众折磨和肢解已被定为目标的居民，然后威胁属于同一类型的所有人，从而造成农村地区的人口锐减，有鉴于此，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壮举”。

由于准军事团体的成员很少参加与政府军的战斗且他们的目标不是要推翻政府，所以他们不是叛乱分子或造反分子。他们也许会攻击一些特定的政府官员和机构，但他们主要是作为民兵，与武装部队中的某些人和某些精英结成联盟，执行任务。在有些地区，一些准军事团体一直与政府军执行联合作战，然而，同一政府的一些机构却在试图把准军事团体的成员绳之以法。为了打击游击队，政府除了默许一些团体使用私人民兵外，有时还积极依靠非国家的武装力量。1964年的反游击战与破坏的法令授予一些单位自卫权，直到1989年为止，当时，受到政府资助的民兵因他们犯下的暴行而遭到强烈抗议，其后，他们被宣布违反了宪法。自从1989年以来，政府已在其他两个场合让一些准军事化的形式合法化。

在阿尔瓦罗·乌里韦的第一个任期内，政府谈成了遣散大约3万名准军事团体成员的协议。虽然这是一个成绩，但这项政策也有一些麻烦因素。高级毒贩们借此机会逃避诉讼，一些以前的准军事团体成员能够使他们通过暴力获得的财产合法化。尽管解散了，但平民仍然继续受到准军事风格团体的伤害，尽管用的是一些新的名称，如黑鹰。

在乌里韦的第二个任期内，一些政府官员与一些非法的右翼准军事团体成员之间明目张胆的勾结在一则所谓异类政治的丑闻中被曝光。国家安全局（DAS）局长在2007年被捕，调查结果显示，在他担任国家安全局局长期间，一些特工曾与一些准军事团体的成员合作，暗杀工会领袖和反对派人士，并且保护准军事团体的贩毒行动。其他调查结果还发现，许多当选官员曾收受准军事团体成员的资金，协助他们逃避审判，征召准军事团体成员恐吓甚至杀害政敌。

截至2012年，超过60位政治家，其中许多是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议员，因为异类政治犯罪而在监狱服刑。大多数被拘禁的官员是乌里韦总统的亲密伙伴或盟友，甚至乌里韦大家庭的成员也受到牵连。乌里韦总统本人则对最高法院、调查资深政治人物的机构发起猛烈抨击。法院的回答是寻求和得到国际监督，调查继续进行。

在桑托斯政府时期，哥伦比亚继续受到一些犯罪组织和贩毒团伙暴力的折磨，贩毒团伙中有一些是以前准军事组织的成员。政府把一些活跃的团伙，如乌拉巴帮，称为“新兴犯罪团伙”（BACRIM）。一些新团伙的恐吓战术、极端主义权术和活动据点与以前不同名称的准军事团体非常相似，这些情况清楚表明，准军事团体的问题还未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