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手法调气

魏稼一贯重视针刺手法的运用，认为手法的轻重、频率等不同，均与刺激强度、刺激量有关。而刺激强度和刺激量又与疗效关系密切。手法操作，古代有补泻之异，现代有轻重之分。有学者认为强刺激为泻，轻刺激为补。魏稼认为不可过早下结论。因临床实践证明，要达到泻实的目的，有时用轻刺激亦可；相反，要起到补虚的作用，有时用强刺激也未必禁忌。临床如何掌握刺激强度和刺激量魏稼认为关键是调控针感，即所谓调气。因为个体特异性不同，用同一手法或穴位，针感不可能千篇一律。显然，单纯注意手法而忽视因人而异，忽视患者的得气反应，并不全面。魏稼继承了其先师徐少廷的“飞针法”，飞针的特点主要是粗(针具)、快(进出针)、准(刺入后迅速得气)。后来，又将“飞针”溶人了其常用的补泻法之中，形成了新的“饿马摇铃”(补)与“凤凰展翅”(泻)法。魏稼曾对古代“气至而有效”这一千古定论质疑，认为有时气不至亦有效者，可能是“隐性感传”之故。对针刺得气，又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

2、 穴法圆机

魏稼认为古今典籍记载的腧穴部位与作用，一般是实践经验的总结，可重复性较大。然而他又认为，如果临床一成不变，不敢越雷池一步地照搬应用，有时又难提高疗效。因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是要通过实践再实践而不断深化不断完善的。如穴位部位，书载合谷位于虎口正中，而魏稼则常靠第2掌骨边缘下针，疗效更好。又如针刺作用，目前无承山治痛经之说，然而魏稼用于临床，则效如桴鼓。一次，一牙痛患者就诊，魏稼于手掌第4掌骨、第5掌骨间无腧穴处一针而愈。由此说明，无论腧穴部位或作用，都只有相对的特异性。书本记载的内容有时只能作参考，临床应用不可拘泥，要随机应变。魏稼临床用攒竹治呃逆，用耳轮三点放血治急性扁桃体炎，用深刺颧髂治鼻炎都体现了他的穴法圆机思想。

3、 刺络刺营

放血疗法，今人习称刺络，然而，魏稼认为《灵枢·寿天刚柔》有“刺营者出血”之说，以出血为目的的针刺疗法，应称之为刺营、营刺为妥。因络与经有别，出血未必都是刺络，有时刺中经脉亦可出血故也。放血量的多少至关重要，魏稼认为日前有关刺络报道，多属1—2 min少量放血。这对许多顽疾重症，未必疗效满意，凡疑难重症，一般应以每人每次出血10～15 min为宜，或遵《黄帝内经》“血变而止”之说应用。魏稼认为放血疗法有独特疗效，值得重视。此法不仅在远古盛行，时至今日，世界各国仍在普遍应用，国内一些学者用此亦疗效卓著。魏稼临床历来注重放血。如治神经精神病、咽喉疾病、红肿热痛症等多用到，再如他指导研究生治中风用“大接经”法于十二井加其他穴放血治脑梗死，疗效有所提高，通过实验观察，从现代医学角度，初步阐明了其的治疗机理。

4、热证可灸

灸法一般宜用于阴盛阳虚的寒证，而忌用于阴虚阳盛的热证，似乎已成千古定论，然而魏稼认为此说未必尽然。早年目睹他叔父用灸治红肿热痛痈疡获奇效，后来潜心研读古今医著，且用于治热证而屡奏奇功。于是发表了《热证可灸论》一文，学术界颇为震动。之后，北京、安徽等地不少著名老教授对此立题科研或指导研究生进行深入探讨，如用灸治流行性出血热等，不仅无不良反应，且获佳效，证实了其论点的正确性。

5、 疗法互补

魏稼认为中医临床有药(中药)、针(针灸)、推(推拿)、气(气功)四大治疗手段，每种手段均有众多的疗法，这许许多多的疗法又都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临床如何取长补短，充分发挥其各自的特长，使之优势互补，是提高中医疗效和竞争力的重要措施。魏稼用针药结合治疗骨质增生、面瘫、脑血管疾病后遗症，用针刺、艾灸、穴位贴敷、埋线结合治胃病、哮喘、遗尿等，均有满意疗效。他尖锐地指出，当前中医临床多走西化之路，是个误区。作为中医滥用西医疗法，动辄中西医双管齐下或以西代中，不利于传统医学的继承与发扬，不利于中医诊疗水平的提高。名为中医，临床应当突出强调掌握应用中医因人治疗手段，只是在万不得已之时，方可偶然借用他山之石以补中医之不足，才有利于中医的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