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突袭全球，让我们看到了病毒的可怕。许多病毒学家终其一生，都在探究生命与病毒的关系。今天要登场的这位，是我们中国病毒学的奠基者，也是一位嘉兴人，名叫高尚荫。为了病毒学研究的梦想，他砥砺前行、攻坚克难。

1909年3月3日，嘉善陶庄镇高家新生了一个小男孩，家人给他取名“尚荫”。

他对家乡一直有着深厚的感情。1986年，已经成为教授的高尚荫曾说：“少小离家，老大不回，思乡啊，我的家乡陶庄净池漾，是个绿树成荫、河浜交叉的水乡泽国，还有美丽的汾湖。我小时候在汾湖边长大，湖中帆船片片，飞鸟上下，真可谓‘淡妆浓抹总相宜’。”

7岁那年，高尚荫进入父亲创办的小学接受启蒙教育。1926年，中学毕业后，成绩优异的他考入苏州东吴大学，主修生物学科，选修化学。1930年，大学毕业的高尚荫获得了东吴大学理学士学位。一年后，他获得了劳林斯大学文学学士学位。1935年，获得耶鲁大学理学博士学位。

1935年，年仅26岁的高尚荫回到祖国，受聘任教于国立武汉大学，成为该校当时最年轻的教授。

之后，高尚荫找到了终生伴侣，同时也是他科学事业上的得力助手——刘年翠。刘年翠在50年代任武汉大学生物系微生物教研室主任，后任武大病毒系教授，昆虫病毒研究室主任。

1945年，高尚荫向校方申请两年的学术休假，到美国洛氏医学研究所担任访问研究员。他还申请到美国著名生物化学家、病毒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斯坦利实验室的研究工作机会。从此，高尚荫开启了在病毒学研究领域里长达半个世纪的奋斗。

在斯坦利实验室里，高尚荫刻苦钻研，发表了多篇学术价值相当高的研究论文，其中《两棵烟草花叶病毒的比较研究》的论文，证实了病毒性质的稳定性，让他一鸣惊人。高尚荫意识到，“病毒，或许是从分子水平研究生命活动最理想的材料。”

1947年，高尚荫返回武汉大学，立刻着手创建我国的第一个病毒研究室——这是我国开展病毒学研究的专门机构之一。

当时国内关于流感的研究，一直使用孵育中的鸡胚蛋进行的，高尚荫首次成功的在孵育的鸭胚蛋培养出流感病毒，并经过实验，证明了病毒的理化性质不因宿主不同而有所改变。这一试验在国内学术界引起轰动。

1955年，高尚荫在武汉大学主持创办了国内大学中第一个微生物专业，此后，一直致力于微生物学和病毒学的教学。同时，他也开始对我国重要的经济昆虫——家蚕进行研究。

高尚荫认为，昆虫病毒种类繁多，所具有的某些独特性质会使其成为研究病毒特性的最理想材料，而且它有可能在防治农林害虫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195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国际病毒学讨论学会上，高尚荫报告了论文《培养家蚕脓病病毒的组织培养方法研究》，引起了与会科学家们的轰动。此后，他多次受邀到（前）苏联、波兰、匈牙利等国进行讲学和学术交流。

之后30多年，高尚荫带领武汉大学病毒研究所的人员继续围绕昆虫病毒理论和应用技术进行系统研究。

20世纪70年代，我国病毒研究的各个领域都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国内众多科研机构、医疗单位、大专院校都迫切需要经过系统培训的病毒学专门人才。1976年，高尚荫在学校的支持下，筹办了我国第一个病毒学专业。这个专业具有病毒学学士、硕士、博士授予权，拥有博士后流动站和国家重点学科点，成为我国培养病毒学专门人才的主要基地。

当年培养的人才，后来绝大部分成为国家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和有关部门的学术骨干，他的不少学生后来也成了和他一样出色的科学家。高尚荫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病毒学及微生物学教育的先驱者，更是中国病毒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1980年，高尚荫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1989年4月23日，忙碌了一天的高尚荫忍着身体的不适，安排好第二天一位美籍科学家的访华活动才休息。当晚12点，他心脏病突发，多方抢救无效，于世长辞，享年80岁。他真正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为祖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