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宣宗在《酒戒》中有言：“非酒不以成礼”。酒不仅是一种刺激性饮品，更是与华夏文明相融相生。无论是礼仪交际，或者是人情往来，哪能不饮上两杯，且助兴呢。

然而小酌怡情，偶有意外时，总不免被“劝酒”激得贪杯，忘形而醉。不过，论劝酒一事，那非孙权莫属。有次孙权在高台上宴请文武百官，声明一醉方休，一文臣不愿喝酒，孙权就命人往他身上泼酒，并且下令必饮。还有另外一名文臣假装喝醉，孙权竟要将其刺死。

难道孙权也以酗酒为乐？其实不然，古人饮酒自有度量，这一点，我们从酒令和酒器两方面就可看出。

监管豪饮而设的行政法令也称酒令。早在周朝之时，就颁布了第一个禁酒令《酒诰》，要求有官职者，只能在祭祀或重要时刻饮酒，切不可过量失态。

春秋卫武公开始在宴席上设立监佐史，这是有文字记载最早的酒席令官了。彼时，通过射礼行酒令，酒宴上设一壶，宾客依次将箭向壶内投去，以投入壶内多者为胜，负者受罚饮酒（注意是输者罚酒，而不是赢者嘉奖）。

而后，汉代有了“觞政”，就是在酒宴上执觞令，对不和礼法之人进行某种处罚。随着时间发展，专职令官逐渐转换为临时的“裁判”身份低微之人，只要‘铁面无私’不偏袒任何人，都可以当这个“裁判”。酒令有令则行，有禁则止，并非完全归功于令官的权威，主要归功于------罚酒。

如今看来，酗酒何罪之有？但在古代不然，战场上喝酒耽误战事。不少帝王‘因噎废食’周禁群饮、汉戒“牛饮”，曹操下过戒酒令。张飞被害，刘备甚至下令斩”杜康“们的头。所以士大夫与贵族淑女们遇上罚酒，等于在酒席上打了败仗，羞愧难当。

用罚酒来节制畅饮，这是一种哲学，比强制性禁酒，乃至罚款，打板子示众更见成效。酒令不仅使宴会秩序有仪，品饮适度。某种角度上可以避免自斟自酌，喝闷酒伤身，或是像石延年一言不发对饮终日，越饮越消沉。可以减少社交场合没话找话的尴尬，消除平日的疲劳等。在酒令中可以增广智识，陶冶情操，提高自身修养，良化社会风气，令消极颓唐‘一醉方休’变成积极向上的友谊互动。

为了控制饮酒，古人没少下功夫，连士大夫喝酒用的酒器也别有一番讲究。爵，就是中国古代一种用于盛放、斟倒和加热酒的容器。三足，有流，有柱。以不同的配套形状显示使用者的身份。

爵在商代和的西周青铜器的考古发现中是非常常见的。可以说是最早的酒器，功能上相当于现代的分酒器或温酒壶。流行于夏、商、周。爵的一般形状，前有流，即倾酒的流槽，后有尖锐状尾，中为杯，一侧有鋬，下有三足，流与杯口之际有柱，此为各时期爵的共同特点。青铜器爵实际上就是相当于现今的酒壶。其形状为“圆腹前有倾酒用的流，后有尾，旁有把手，当属最早期的酒杯。

清代学者程瑶田。在他的《通艺录·述爵》里有言：

两柱盖节饮酒之容，而验梓人之巧拙也……饮酒之礼，必头容直也，经立之容固宜正视，则不能昂其首矣。今余试举是爵饮之，爵之两柱，适至于眉，首不昂而实自尽；衡指眉言，两柱乡之，固得谓之乡衡也。

他的大致意思是，爵柱是用来端正喝酒人的礼仪的。柱子戳在眉毛那里，好让人喝酒的姿态不过于放肆。另外，傅晔先生给了一个可能的解释：两手持用两根筷子夹卡两柱的茎，筷子托住柱帽的平底面，从而将受热后的爵器稳稳地提持而起，加热后以便拾起。

清代学者吴荣光在《筠清馆金文》里有“虑饮酒之饕也，为之二柱。”就是说，是防止人喝酒喝的太多，这种说法为人所信服。古人明白酒的威力，也了解它的隐患。在设计酒器时就考虑到滥饮这一问题，从而在酒器设计上下了一番功夫。所以，才有了尊的出现。它不仅造型优雅，也体现了古人的智慧。

古代饮酒礼仪，可以大致总结为尊卑有序，这一点其实与“三纲五常”息息相关。简而言之就是在饮酒的时候，一定要先向身份地位或者说辈分较高的人敬酒。身份较低或辈分、年纪较小的人群，在入席之前还要先行跪拜礼。然后在长辈的许可之下才能坐入次席，在饮酒的时候长辈命晚辈饮酒，晚辈才能够举起酒杯一言而尽。而晚辈在长辈面前饮酒则叫作“侍饮”，而且长辈酒杯中的酒如果没有喝干净，那么作为晚辈就不能先饮尽。在侍奉长辈或者是上级，喝酒得掌控分寸。侧重点在侍，而不在酒。

从酒令和酒器中可窥见，古人并不提倡酗酒。饮酒理想状态应当是微醺。微醺时，似乎半离人境，一切都变得迷幻。此时，头脑尚且还算清醒，但人往往显得活跃率真，神游寰宇，种种繁文缛节抛之脑后。正如辛弃疾在微醺时，才会‘醉里挑灯看剑’，这才是饮酒的最佳状态。

若是大醉，变得神魂不知，岂不无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