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理念，孔子进一步阐发形成系统的“为政在人”思想。他说：“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者，蒲卢也”，因此强调“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中庸》）国政好坏在于人，故国君要选拔贤人，并以身作则，以道德修身，以仁义修养道德，深刻阐述了为政的本质和途径。为政本质上在于“人”这一核心要素，而人又包括为政者与所用之人两类，故而需要为政者“修身”与“取人”，既强调为政者个人修养，又突出了选人用人的重要性。

关于“为政在人”的思想，孟子也进行了论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仅有善德、法令是不够的，强调为政的关键在于人。而实施国家政令、法律之人还需具有表率作用，“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孟子·离娄上》）。只有仁慈、重义、正直有为的君主才可以使国家安定昌盛。

荀子结合后羿与夏禹的事例，对“为政在人”思想也作了清晰的阐述，他说：“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犹存，而夏不世王。”故而“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荀子·君道》），法制不可能单独有所建树，律例不可能自动推行；得到那种善于治国的人才，法制就存在；失去了那种人才，那么法制也就灭亡了。“故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荀子·王制》）

很显然，早期儒家的为政在人思想意在强调：人是为政第一要素，只有具备良好德行的人去制定制度、实施法令，发挥表率作用，才能达到政举民安。孔子主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为政以德并不是泛指以道德治理国家，意在指为政者以自己的道德作为民众的表率，如此则人民自然都会归向他，如众星环绕北极星一样。当季康子向孔子问怎样为政，他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熟敢不正？”（《论语·颜渊》）“正”字本意就是要求人们的行为端正。如果为政者带头端正自己，别人自然会端正。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从这层意义上说，社会规范之正、政令之行，关键在于执政者的“正身”。如何具有良好德行，则需要不断修身，使之成为道德的承担者，成为“仁”的集中体现者。荀子说：“礼义备而君子归之”，“礼及身而行修，义及国而政明”（《荀子·致士》）。为政者以正己为开端，也就是从修身开始，修身不仅为了洁身自好，更是要通过道德表率的方式起到正人的作用，由此个人的修身则上升到国家政治层面。故而儒家一直强调修身，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

（三）人才为政治之本

为什么特别重视人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其实还需从什么是政治谈起。《左传》中讲：“政以治民。”所谓政治即是管理民众。孙中山先生继承这一思想，并做了自己的诠释：“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而管理民众之事的依然是人。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各项管理制度、法律政令皆由人制定、由人维护、由人执行，并受制于人的品质、能力与喜好。如果没有管理制度、法律政令，人可以依据现实需要进行制定。但如果没有人，再好的制度也只是一纸空文，无法发挥其作用。故而人是政治生活的最关键要素。孔子的“为政在人”，正是基于政治的本质而言。

值得注意的是儒家“为政在人”思想并非简单意义上的人治——“一人之治”，除了强调为政者个人素质，其实还内含着了一个用人的问题。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其实践活动直接推动和影响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各个方面的人才是社会之精英，其在国家和社会中的历史作用更是不容忽视。大到国家兴亡，小到办好一件事情，都离不开人才。人才是为政之本，“为政在人”内在要求着各级为政者选贤举能，广聚人才。

孔子对人才问题亦有很深见地，他结合三代历史进行评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舜帝使天下太平是因为得到五个贤臣的辅佐，而武王是因为有十位能治理天下的臣子。因此孔子说：“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於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孔子重视人才，更深知人才难得，在他看来，一个国家治理得好不好，关键在于有没有人才。故而鲁哀公问政，孔子答曰“政在选臣”（《史记·孔子世家》），一语中的。

二、政在选人 选贤举能

用人问题被历代为政者所重视，但用什么样的人更是关键所在。历史的事实一再警示世人用贤才是政治成功之基。儒家主张尊贤使能，大力实施“举贤才”，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同时还阐述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贤标准，并在如何识贤、知贤、用贤、荐贤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一）治国之道，务在举贤

孔子反复阐发贤能对为政者的重要意义。当其弟子仲弓为季氏宰，问他如何为政，孔子说：“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论语·子路》）在他看来，“举贤才”是施政的重要内容和条件。无论是季氏这样卿大夫的“家政”，还是公室、王室之政，其治理的邑、国与天下，都应注重贤才的举用。《史记·孔子世家》中的一段记载同样反映出孔子尊贤重贤的思想：齐景公问孔子曰：“昔秦穆公国小处辟,其霸何也？”孔子回答：“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身举五羖，爵之大夫，起累绁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孔子认为秦国虽然国家小偏僻，但是重视贤才，发掘被拘囚的五羖大夫百里奚，并重用授政，称霸是小事情，称王都是可以的。当子路问孔子如何治国时？孔子说：“在于尊贤而贱不肖。”（《说苑·尊贤》）当哀公问如何使民信服时，孔子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这里所说“直”即贤才，“不肖”、“枉”即是邪佞小人。概而言之即是任人唯贤。

孟子继承孔子思想，认为国家治理的关键在于尊贤用能，他直白提出：“不用贤则亡”(《孟子·告子下》)，要求君主“急亲贤之为务”，将亲近贤人作为第一要务，主张“尊贤使能，俊杰在位”，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孟子·公孙丑上》），并借用历史事实来说明：“虞国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则霸”。百里奚曾为虞国大夫，但虞国国君爱财如命，对他的劝谏置之不理，后被晋国所灭。秦穆公闻百里奚贤，派人以五张羊皮换回，委以重任，内修国政，外图霸业，使秦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关于选贤任能的重要意义，荀子也有详细的论述，甚至将之看作是“天下之大节”(《荀子·仲尼》)，提升到国家兴亡的高度。荀子说：“能当一人而天下取，失当一人而社稷危。”（《荀子·王霸》）并以成王用周公、齐桓公用管仲与吴王不用伍子胥的史实举例阐述，“成王之于周公也，无所往而不听，知所贵也。桓公之于管仲也，国事无所往而不用，知所利也。吴有伍子胥而不能用，国至于亡，倍道失贤也”。最后概括到：“所以故尊贤者王，贵贤者霸，敬贤者存，慢贤者亡，古今一也”（《荀子·君子》）。

后世的有识之士对于尊贤用能亦有诸多精辟的阐述。如西汉贾谊用登山和下渊来比喻得贤与失贤的不同政治结果：“君子得贤而举之，得贤而与之，譬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举之,得不肖而与之，譬其若下渊乎! ”（《新书·修政语上》）韩婴则对贤才之重要性，高度概括为：“得贤者昌，失贤者亡”。东汉史学家荀悦认为：“不在乎不言用贤，而在乎必须用贤”，“贤臣不用，用臣不贤，则国非其国也”。三国蜀汉丞相诸葛亮则言“治国之道，务在举贤”。正是基于对人才重要的清醒认识，所以历代执政者积极招贤，广求人才。

（二）选贤举能，以德为先

什么是贤能？贤，《说文解字》解释：“贤，多才也，从贝，臤声，胡田切。”《说文解字义证》又说：“贤，多才也者。”“贤”的本意为“多才”。西周以后，“道德”逐渐成为其核心的义项。能，《说文解字》解释：“能，熊属，足似鹿，从肉声，能兽坚中，故称贤能，而强壮，称能杰也。凡能之属皆从能。”最初“能”指的是一种足似鹿的熊属动物，而后来衍生出才能之意。在《论语·子路》篇孔子提出“举贤才”的主张，朱熹注解说：“贤，有德者。才，有能者。举而用之，则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公孙丑上》记载：“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此处孟子对贤能作了区分，朱熹注曰：“贤，有德者，使之在位，则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职，则足以修政而立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朱熹归纳孔孟的思想，指出贤能即是德才兼备者。

所谓选贤与能，即是推举德才兼备之人。与其所主张的“为政以德”相联系，儒家坚持德才兼备的选人标准，更重视德的一方面。孔子主张为政以德，强调贤能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高度赞扬了他的弟子颜回以德为重，修身求仁的精神。他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哀公曾问孔子：“什么样的人可以用呢？”孔子回答说：“做人必须忠诚讲信用稳重厚道，然后才能求得他的能力。现在有的人不忠诚讲信用也不稳重厚道却很有才能，像这样的人，好比豺狼，不可以靠近他们。因此，必须把他们的仁义放在首位考察，然后才能亲近；在这个基础上有才能的人，才能任用他。”(《说苑·尊贤》)孔子显然把德放在了首要地位，强调选贤重德。这一思想为后儒所继承，荀子言：“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上贤使之为三公，次贤使之为诸侯，下贤使之为士大夫。”（《荀子·君道》）选拨人才以德为先，并以德定次第、授官位。

此后历代政治家、思想家也都强调德的重要性，如宋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开篇就说：“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认为才与德本不相同，将二者统称为贤，这是不能正确识别人才的原因。对于二者的关系，他认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进而主张“取士之道，当以德行为先，其次经术，其次政事，其次艺能。”（司马光：《司马文正公家传集·论选举状》）明代洪自诚《菜根谭》中言：“德者才之主，才者德之仆”，将德与才视为主仆关系。清代曾国藩也谈：“有才无德，近于小人；有德无才，近于愚人；与其有才无德近于小人，不如有德无才近于愚人。”反映了曾国藩对德行的重视。综观之，事实上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秉持的选贤与能标准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这一标准影响深远，在今天依旧是选人用人的基本原则。

（三）知人察人，惟才是举

如何选贤举能呢？古往今来，儒家关于选贤举能积累了很多经验，是常用常新的精神财富。

选贤举能首先要辨正地知人察人。如何知人察人，孔子有深刻的认识。他主张“听其言而观其行”，将“言”“行”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并提出考察人才要“视其所以”，看他的行为动机、目的；“观其所由”看他的经历，“察其所安”，看他平常做人安于什么，好恶之所向，志趣之所投，这样“全方位”地考察一个人，则真面目清清楚楚，无所隐藏。同时注意听取和分析群众的反映，孔子说：“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论语·卫灵公》）对于众人憎恶和赞赏的人，都必须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不能简单搬用世俗的看法。此外孔子还主张察人不可苛责于人，“无求备于一人”(《论语·微子》)。子路、子贡认为管仲不仁，因为他作为公子纠的谋臣，不殉节而死，反而辅佐公子纠的仇敌齐桓公，但孔子从大节着眼，肯定管仲的功业，回答说：“如其仁！如其仁！”因为管仲使“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而“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

其次，选贤举能必须打破常规，不拘一格。孔子在人才问题上主张不避贵贱，大胆举善用贤。《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冉雍，字仲弓。……孔子以仲弓为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父，贱人。孔子曰：‘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仲弓是孔子的弟子，但其父身份下贱，孔子以犁牛比喻仲弓的父亲，以犁牛之子比喻仲弓，认为像仲弓这样出色的人才可以从政做官治理国家。正是在孔子的大力推荐下，仲弓后来当上了季氏的家臣。孟子一脉相承，指出：“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孟子·梁惠王下》）国君进用人才，可以使地位低的超过地位高的，关系远的超过关系近的。荀子则主张举贤“内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隐远人”(《荀子·君道》)， 要“不恤亲疏”，“不恤贵贱”，“唯诚能之求”，提出了“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荀子·王制》) 破格提拔人才的主张。

再次，选贤举能必须礼贤下士，多方求贤。“世有贤才，国之宝也。”对于为政者来说，必须认识到人才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思贤若渴，礼贤下士。周公曾告诫自己的儿子伯禽说：“我乃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而，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有失于天下之贤人。”其尊贤重贤的心情可见一斑，后世即以“吐哺握发”来形容为政者思贤若渴。此外，历代不少有作为的统治者为寻求贤能，还多次颁布“求贤令”、“举贤荐能诏”，多渠道多途径广泛征集人才。战国时期，秦孝公即位后，为光复先祖秦穆公（春秋五霸之一）的事业，收复被三晋侵占的土地，积极求贤，颁布《求贤令》，并承诺“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史记·秦本纪》），对于使秦国富强的人才，要分封土地与功臣共治秦国。商鞅即是在听说《求贤令》后，西出函谷关入秦，得到孝公重用，使秦国国富兵强。

复次，选贤与能还要求各级为政者积极荐贤，反对嫉贤妒能。在古代没有形成考试制度选拔人才之前，推荐是非常重要的手段。孔子弟子仲弓曾问如何“举贤才”，如何发现人才。孔子的回答很简洁，即“举尔所知”，至于“尔所不知”的，“人其舍诸？”（《论语·子路》）贤能关系着国家发展，举贤要出于公心，不可心怀私意。孔子说：“儒有内称不辟亲，外举不辟怨。程功积事，推贤而进达之，不望其报。君得其志，苟利国家，不求富贵。其举贤援能有如此者。”（《礼记·儒行》）孔子主张举贤的目的在于有利于国家，并不是为了贪图荣华富贵。对祁黄羊唯贤是举，分别向晋平公推荐了自己仇人解狐与自己的儿子祁午的故事，孔子给予高度评价，说：“善哉，祁黄羊之论也！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祁黄羊可谓公矣!”（《吕氏春秋·去私》）同时他反对见贤不举的行为，对于臧文仲不举贤者柳下惠而提出批评：“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论语·卫灵公》）

三、用人有道 量才施用

“得人才者得天下，失人才者失天下”。广招人才，目的还是为了使用。在具体用人上，要知人善任、用其所长，充分挖掘其潜能，使其发挥出最大的效应。这也正是举贤任能的落脚点。

（一）知人善任，人尽其才

正确用贤首先需要知人善任。孔子曾赞叹郑国人才各得其所的情况，说：“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论语·宪问》）郑国发布命令，由裨谌拟稿，世叔提意见，外交官子羽修改，子产作文词上的加工，各自发挥其特长。一则诏令都由多人各发挥其长处完成，何况一个国家呢？他主张“使人也，器之”(《论语·子路》)，使用人要量才而用。孔子说:“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论语·宪问》)孟公绰寡欲克制，孔子认为让他担任赵、魏家臣比较合适，如果让他担任滕、薛等小国的大夫就会才短力绌。其对鲁国大夫孟公绰的评价，就真实体现了量才而用的原则。

关于知人善任的重要性，荀子说：“能当一人而天下取，失当一人而社稷危”（《荀子·王霸》）。如何使一个人的才能与其职位相称，是用人的一个重要方面。墨子说：“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谓事（使）能。故可使治国者使治国，可使长官者使长官，可使治邑者治邑。”（《墨子·尚贤》）旨在强调用贤察其所长，用其所长，根据才能安排职位、量才施用、适才适位的道理。

所谓“尺有所长，寸有所短”。贤才并非全才，有其专长，亦有其缺憾。每个人只有在其精通的领域才能有最大建树，故而知人善任需用其所长处，而不责其短。所谓“任人之长，不强其短；任人之工，不强其拙”（《晏子春秋·问上》）。

（二）任贤无贰，用人不疑

古人云：“非得贤难，用之难，非用之难，信之难。”阐述了用人上另一个重要问题——信任。早在《尚书·大禹谟》中就有过“任贤无贰”的告诫，也就是说：任用贤德之人不能有二心，秉持信任，不可无端怀疑。

孟子说：“不信仁贤，则国空虚。”（《孟子·尽心下》）如果国君不信任仁人贤者，国家人才就会流失殆尽。信任在为政中十分重要。所谓“树秀于林、风必摧之”，“任重者必然怨多”。每一位有才华的人都有可能遭到来自各方面的诽谤。如果为政者容易听信谗言，对下属心生怀疑，而下属如果知道上司不信任自己，也不会兢兢业业放手工作。二者之间互相不信任，势必影响整个行政事务。即如欧阳修所言：“用人之术，任之必专，信之必笃，然后能尽其才，而可共成事”。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些比较英明的君主在人才的任用问题上，坚持用人不疑，传颂千年。如齐桓公，管仲本为他政敌，在听从鲍叔牙的竭诚推荐后，他捐弃前嫌，任命管仲为国相，尊称为仲父，将国家大事全权委托。当时桓公有两宠信竖刁和易牙，却对他说：“听说君出令，臣奉令。今您将大权交给仲父，政事由仲父处理，齐国人会以为齐国只有仲父，没有国君您呀。”齐桓公却正色说道：“寡人与仲父，好比身体与四肢的关系。有四肢方成其身，有仲父才成其君。你等小人懂得什么！”于是二人便再不敢多言。正是因为齐桓公充分信任管仲，管仲才大刀阔斧进行改革，使齐国大治，国力大增，最后终于称霸天下。

（三）广开言路，善于纳谏

正确任用贤能，对其所提出的建议和指正还要虚心听取，即认真听谏，善于纳谏。为政者不是全知全能，治国安邦需要集思广益，需要别人经常指出他的错误。孔子说：“昔者天子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孝经·谏诤章》）孔子借“古事”论述了“诤臣”的重要性，谏臣能弥补庸君之短。而所谓“诤臣”指的是古代负责谏议的官员。《韩诗外传》概述道：“有谔谔争臣者，其国昌；有默默谀臣者，其国亡。”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有直言进谏的诤臣国家昌盛，而有默默不言过失、只谄谀迎合的臣子，国家败亡。故所谓“众人之唯唯，不若直士之愕愕”，“贤路当广而不当狭，言路当开而不当塞”，为政者需要广开言路，多听直言谏诤。

为政者听谏水平还关系着国家的兴衰存亡。唐太宗李世民在中国历史上以善于纳谏而著称。他相信“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将纳谏作为守住祖宗基业、长治久安的一个法宝。他和谏臣魏征成了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名君和名臣。魏征经常犯颜直谏，一人所谏就有200余事，数十万言，唐太宗大多虚心接纳。魏征去世后，唐太宗异常悲痛，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旧唐书·魏征传》）而隋代二世而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拒谏饰非。隋炀帝公然宣称“我性不喜谏”，达官想以谏诤而求名，为我所不能容忍。废谏官，塞言路，以致“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最后身败国亡。

综上所论，儒家在选人用人方面积淀丰厚的资源，既有高度的理论概括，又是历史实践的总结，其视野宽广、观点深刻、论述精辟，对当代社会的领导干部深具启迪和借鉴意义。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结合我党、我们国家的现实反复强调人才问题，高度重视用人问题，并十分注重借鉴古代丰富的用人智慧，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其关于人才的一系列讲话更是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实现中国梦，关键在人才，具体则需要各层的领导干部全面察人识人，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选拨人才，不拘一格任用人才，知人善任，人尽其才，这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也是新形势下干部队伍建设的关键所在。

作者：陈以凤，孔子研究院副研究员

编辑：孔勇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