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读

《南朝气韵》

◎南大博物馆/编著  凤凰出版社

·陶慧

 究竟何谓“南朝气韵”？正如程章灿先生《石语———六朝碑拓与南京》一文所说，艺术史上的“气韵”一词，乃是“南朝人对于中国文化和中国艺术一个高度精彩的概括”。南齐画家谢赫《古画品录》即以“气韵生动”为“六法”之首。

经历了孙吴的草创期之后，随着晋室南渡，汉文化中心从中原地区的洛阳逐渐转移至江南地区的建康。为了维系政权合法性，无论统治阶级内部如何倾轧争斗，东晋始终在军事上坚持北伐，在文化上以保存华夏正朔为己任。正如周一良先生所说：“南朝士大夫对于皇室嬗代无动于衷，而对南方政权据守江南，与北方胡族政权相对峙，即保存汉族之正朔一事，则极为重视。”（《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作为流寓政权，面对“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世说新语·言语》）的无奈现实，东晋政权营建的江南明显寄存着中原制度。

除了都城空间和墓葬等物质形态之外，中原文明的礼法观念等意识形态也同样在南朝得到了较好的继承。正如童岭先生《风流与无常———南朝的人物、文学与思想》一文所说，《世说新语》里的六朝人物形象被定格后，所谓的“魏晋风流”也随之固化。然而南朝实际上多有如谢弘微一样“性严正，举止必循礼度，事继亲之党，恭谨过常”的典型儒生。“一般认为六朝玄学大盛，但这也是礼学最发达的时代。”因此，无论是物质文化层面，还是思想观念层面，南朝之“气”的本质内核正是对中原华夏文明不绝如缕的传承，是文化中国正朔所系的“气脉”。

与“气”相比，魏晋南北朝时期“韵”的内涵相对简单，或指声音节奏的韵律和谐，如刘勰《文心雕龙·声律》：“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或由此引申出对人精神气度的评价，如《世说新语·任诞》：“阮浑长成，风气韵度似父。”相较于更贴近本体论的“气”，“韵”则多指向形外之美。纵观整个六朝，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可以说最能代表其“韵”。无论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文选》，还是“弄笔晨书，撰录艳歌”的《玉台新咏》，又或是“宫羽相变，低昂互节”的永明声律说，无不体现时人对审美形式的自觉追求。比起体国经野的两汉、骨气端翔的建安、繁缛玄淡的两晋，南朝文学的整体气质偏于柔和婉媚，如《隋书·文学传序》所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其“清绮”的文学风貌，正由“江南佳丽地”之风土环境孕育。就如同南朝帝陵前的石刻麒麟样式在南朝后期渐趋写意，原本具有写实风格的两翼变成了卷云绶带，这种对于艺术审美形式的自觉追求终南朝一世亦未消歇，而这正是南朝之“韵”。

所谓“南朝气韵”，正是集华夏文明正朔之“气”，与江南烟水、杏花微雨之“韵”而成的一段真正意义上的蕴藉风流。溯源沿流，上承两汉，下启隋唐。这部讲演录的图录部分以汉《校官碑》起始，以唐《明征君碑》作结，也正昭示了“南朝气韵”承上启下的历史意义。隋唐以降，政治意义上的“南朝”不复存在，但“南朝气韵”却如盐着水般融入了唐代文学的血脉，成就了其圆美流转、情韵兼胜的气象，并由此汇入华夏文明的长河之中，绵延千年，余响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