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谈及先秦诗歌便绕不开《氓》与《邶风·谷风》一样，我们谈到汉代五言诗，也绕不开《陌上桑》和《羽林郎》两首诗。从文学史的角度而言，《陌上桑》、《羽林郎》所代表的汉代诗歌是中国诗歌史上继《诗经》、《离骚》之后第三个重要发展期。汉代诗歌从《诗经》和《楚辞》的基础上发展而来，陆续发展出五言诗、七言诗、抒情诗等新的诗歌创作形式，诗歌的文学性日益增强。汉武帝时期乐府的正式创设标志与相关作品的出现，标志着对当时及后世产生重要影响的“乐府诗”正式登上了文学史的舞台。东汉文人五言诗诗也是两汉诗歌创作的重要部分，尽管其创作的数量较少，创作理论尚未自觉，但后世对其评价颇高，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便称其为“五言之冠冕”。因此，我们对比《陌上桑》与《羽林郎》，就不仅仅是对这两首诗文进行对比，还是对汉代乐府诗与东汉文人五言诗进行的对比，因而具有重要的对比价值和对比意义。

总的来说，《陌上桑》与《羽林郎》是形态上相同，主旨上相似的两首五言诗。它们都塑造了成功的女性形象，反映出两汉时期有权势者欺压良家妇女的社会问题，传达了底层群众不畏强权渴望正义的理想，具有鲜明而积极向上的社会价值。但具体而言，无论是人物形象，还是艺术手法，《陌上桑》与《羽林郎》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接下来，我将从女性形象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艺术手法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共四个方面依次进行比较。

首先，从人物的外在上讲，《陌上桑》和《羽林郎》中的女性形象都具有年轻清秀，貌美倾城的特质。《陌上桑》中秦氏女罗敷尚处育碧年华，却美貌无双。竹篮的青丝带，时尚的坠马髻，耳上的夜明珠，淡黄色的罗裙，紫布料织成的短袄等等无不映衬着这位绝世美人的颜貌，也难怪行人止步，少年脱帽，耕者罢锄。而论及外在的美丽，《羽林郎》中十五岁的胡姬也不甘示弱：绣有连理枝的带子，广口袖上也绣着合欢花；头上带着蓝田玉，耳后则是大秦珠；头上的发型是漂亮的双鬟，千万钱也买不来。因此，《陌上桑》和《羽林郎》中的女性都是年轻的美人形象。

其次，从人物的内在来讲，《陌上桑》和《羽林郎》中的女性形象都具有不惧权势，不畏强暴的高尚品德和忠贞不二，恪守节操的高贵品质。《陌上桑》中的秦氏女罗敷，面对依仗权势妄图霸占自己的太守，不仅没有屈服顺从，还直接上前奚落太守一番，并且直言自己的丈夫才貌双全，地位不凡，斥责太守的无耻行径，表达了自己对丈夫的忠贞和坚守节操的决心。《羽林郎》中的胡姬在面对同样仗势欺人的霍家奴才冯子都的挑逗时，坚守底线，不被彩礼衣物所收买，还直言“男子爱后妇，女子重前夫”的言论，断然拒绝冯子都的调戏。从二女面对权贵的调戏时不约而同的反应，我们可以看出，《陌上桑》和《羽林郎》中的女性的内在品质都是美好而高贵的。

最后，从人物形象延伸出去，我们可以发现，《陌上桑》和《羽林郎》中的女性都遭受着权贵者的恶意挑逗。这种经历上的共性都源于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以男性主导的，特权阶级肆意压迫底层人民的社会环境，而正是这种不平等的阶级社会，给予了权贵者无限的权力肆意妄为，加重了底层人民的苦难与负担。我们需要看到，一切文学创作归根到底都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陌上桑》和《羽林郎》中的女性共有的，诸如不慕权势、不畏权贵、不惧强暴等品质，都折射着受压迫人民心中的声音——对公平与正义的追求——反过来，这些声音汇入作者的耳中，写出反映人民愿望的诗歌，才塑造出了罗敷与胡姬的形象，将其表达出来。此外，《陌上桑》和《羽林郎》中的女性形象也是受三纲五常影响的产物。无论是罗敷的忠贞不二，还是胡姬的坚守节操，她们的行为都符合三纲五常的要求——所谓“夫为妻纲”，莫过如此。

综上，《陌上桑》和《羽林郎》中的女性形象，无论是外在容貌，还是内在品质，抑或是其反映的社会背景，都存在相当的共性之处。

就身份而言，《陌上桑》和《羽林郎》中的女性形象是不相同的。《陌上桑》中罗敷虽为采桑之女——从后文罗敷独白我们可知——她还是朝中大官之妻。因此，从本质上讲，罗敷能够挫败太守非分的企图，并非是因为罗敷气节或是品质，而是背后有地位权势更大的丈夫给她撑腰，这点与《羽林郎》中的胡姬全然不同。《羽林郎》中的胡姬只是一位买酒的胡人少女，既没有显赫的地位，又没有权势者在背后给予支持。就此而言，胡姬退却霍家奴冯子都的调戏是更加困难的，也是更加可贵的，因为如果说罗敷若不能用道理抵抗太守的行为，尚有丈夫权势做保障，那么胡姬是真正意义上“单枪匹马”地反击霍家奴的无礼调戏。

尽管《陌上桑》和《羽林郎》中的女性形象在品质上有相似之处，具体到二人的性格层面，还是有一定的不同之处。《陌上桑》中罗敷的性格机智明快，同时还刚强大胆。面对太守的非礼，罗敷几乎是“指着鼻子”朝太守理论，言语中充斥着愤怒与不满，介绍自己丈夫时则无不洋溢着自豪甚至是高傲之情。这种近乎于“以暴制暴”式的反击，足以体现罗敷性格中刚强不屈的一面。而《羽林郎》中的胡姬相对更温柔，更知性——尽管胡姬性格中也是有刚强的成分，但这种刚强明显是“柔中带刚”式的。具体到文本而言，冯子都要求她斟酒时，胡姬提着带丝带的玉壶为他斟酒；冯子都要求她上菜时，胡姬用金盘为他盛烧好的鲤鱼；直到冯子都想要送来青铜镜和红罗裙以结欢好，触犯到胡姬底线时，她才坚决抵制，不再顺从。这种“先礼后兵”式的坚守底线的行为与罗敷“以暴制暴”式的反击形成了不小的差异，反映出罗敷与胡姬性格上的不同。这种不同可能是由二人身份地位上的不同造成的，也可能是不同民族文化产生的差异。

因此，在身份地位与人物性格上，《陌上桑》和《羽林郎》中的女性形象是有所不同的。但总的来说，这两首诗中的女性形象是同大于异。

总的来说，《陌上桑》和《羽林郎》中艺术手法的运用有异曲同工之妙。

首先，虚实相生的艺术手法在《陌上桑》和《羽林郎》中都有体现。《陌上桑》中无一字直接描写罗敷面容长相，却耗费大量笔墨于环境、器物、服饰与旁人的反应，是将罗敷具体的美貌虚化，留下审美的空白，从侧面烘托罗敷的美丽；夫婿为虚，为罗敷口中带有虚拟色彩的人物，作者却以实写虚，以肌质、气质、姿势等具象来写，是为以实写虚。与《陌上桑》相似，《陌上桑》中亦无一字直接描写胡姬长相，反而极尽笔墨，不惜铺陈、夸张地描写胡姬的衣裙、饰品和发型，用这些实物衬托胡姬之美丽，以此留下审美上的空白，为想象胡姬美貌留下空间。

其次，侧面衬托和反面衬托的手法也运用于两诗之中。如上文所言，《陌上桑》中，作者耗费不少笔墨，以环境、器物、服饰，尤其是旁人的反应来侧面衬托罗敷的美丽；相似的，《羽林郎》中也有用衣裙、饰品和发型等“身外之物”侧面烘托胡姬美丽的艺术手法。就反面衬托而言，《陌上桑》和《羽林郎》的反面人物——太守与冯子都——卑劣下流的品质都与诗歌主人公的高尚节操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与对比，从反面衬托出罗敷与胡姬的正面形象。

最后，结尾留白的手法也在《陌上桑》和《羽林郎》中运用。《陌上桑》一诗后半部分全为罗敷赞夫之独白，以“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收尾，不言太守之反应；《羽林郎》一诗亦然，在“多谢金吾子，私爱徒区区”的婉拒之后，既没有针对霍家奴的描写，也没有交代最终的结局。这样一种写法看似突兀，实则增加了诗歌的喜剧色彩，又勾起读者的无限遐想，余韵不绝。

综上所述，《陌上桑》和《羽林郎》中艺术手法的运用有许多相通之处。

虽然《陌上桑》和《羽林郎》两首诗在艺术手法的运用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具体而言，仍有不同之处。

其一，正侧面描写叙述的着重点不同。虽然《陌上桑》和《羽林郎》中都有侧面描写的成分，但总体而言，《羽林郎》相较于《陌上桑》更注重正面描绘。无论是开头两句介绍主人公霍家奴冯子都和胡姬，还是对冯子都企图调戏胡姬的过程，都是相对更加写实的正面描写。而《陌上桑》中主要是通过人物的对话来推进发展的：太守派遣官吏问罗敷，官吏汇报罗敷情况，太守再次派遣官吏求罗敷，罗敷直接上前理论太守。因此，《陌上桑》是更加偏重侧面描写的，《羽林郎》更加偏重正面叙述。

其二，《陌上桑》和《羽林郎》两首诗的叙述视角是有差异的。总的来说，《陌上桑》的叙述视角是相对固定的第三人称视角：罗敷即罗敷，太守即太守，作者置身人物之外，用上帝视角讲述故事。而《羽林郎》的叙事视角是有变化的：诗歌前半部分是全能全知的第三人称叙述，后半部分则切入到胡姬的视角讲述故事，一度连用三个“我”，并借胡姬之口说出道理。在这点上《羽林郎》和《陌上桑》相比更有代入感和活动感。

其三，《陌上桑》相比《羽林郎》，独白手法的运用更加成熟。《陌上桑》一诗几乎一半之篇幅皆为秦氏女罗敷的独白——同时也是对罗敷之夫的描写。这一串长独白深入到罗敷的内心深处，直接展现出罗敷的心声，洋溢着罗敷对自己才貌双全的丈夫的自豪之情，进而体现出罗敷忠贞不二，不畏权贵的高尚品质，有力刻画了罗敷的人物形象。

综上所述，《陌上桑》《羽林郎》二诗在人物形象和艺术手法上既存在相同点，又存在差异性，值得后人深入研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