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不仅留下了大量宝贵的彗星记录，而且中国古人对于彗星有一定的科学认识。

　　虽然有少数彗星被视作祥瑞，但是大多数彗星在古人眼中都是灾祸的预兆。为了趋吉避凶，在中国古代的历史舞台上不知上演了多少与彗星有关的悲喜剧。

　　公元1075年，北宋王朝正由王安石主持变法。这次变法遭到了很多人的激烈反对。北宋是中国文化的高峰，但是迷信的“灾异论”也同样盛行。这年十月初七，出现了一颗彗星，按照“灾异论”，这是很严重的“天谴”。宋神宗为此忧心不已，加之对新政的疑虑，所以不仅避正殿、减膳食，并且下诏，命王安石率领大臣直言进谏，并“改修政事”。反对派抓住这一机会，对王安石等变法派群起指责。大臣吕公著说，这颗彗星的出现是由于皇帝用人不当；大臣富弼则劝神宗要择众说以执政，不能只听少数人的意见，实际上也是在反对王安石的新法；张方平更是直指“天变”是由新政所引起的；御史中丞邓绾则借此“天变”指责变法派干将章淳。

　　王安石的变法决心非常坚定，面对各种攻讦，曾经有过“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名言。这次面对彗星的“天变”和政敌的攻击，他再次奋起应战。他援引前代的历史，向皇帝说道：晋武帝的时候，彗星两次出现，权威的星占书认为这是帝王短寿的征兆，但是晋武帝却在位长达二十八年；春秋时，星占家裨灶根据天象，说郑国将会发生大火，建议执政的子产用财物向上天祷告，以求免除火灾，而子产不信星占，拒绝禳灾，结果郑国安然无恙。可见星占不足凭信，想要政通人和，关键还是皇帝恪守道德，臣工勤于政务。

　　然而，由彗星引发的对变法的攻击还是取得了效果。由于种种原因，王安石不得不在次年辞去了宰相的职务，变法很快中止。孙小淳先生指出：“变革成败与否固然是由许多社会政治因素决定的，但是关于‘天文灾异’的论说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中国古代的彗星记录

　　古人认为，天象关乎人事，通过星占可以预测未来、了解天命，所以勤于观测，在史书中留下了大量天象记录。彗星的星占含义特别重大，中国古代的彗星记录也因此较为丰富。

　　有部分学者认为，在近代出土的殷墟甲骨文中已有关于彗星的记事。西汉时期成书的《淮南子兵略训》保存了中国古代文献中最早的彗星记录：商代末年周武王伐纣时，天上出现了一颗大彗星。人们认为这是有利于商朝的预兆，但是武王不为所动，毅然进军，最后获得了胜利。不过，西周以前的传世文献中，彗星记录非常少见。

　　春秋战国时期的彗星记录逐渐丰富，《左传》、《史记》等史籍中都有彗星的记载。这一时期的彗星记录一般很简单，除了时间，往往只有“彗星见”的寥寥数语。值得注意的是，有少数记事记录了彗尾的指向。如武王伐纣时的彗星“柄在东方”，而晋楚城濮之战（前632年四月）时，彗尾指向是“楚操其柄”，而“晋当彗末”。还有少数记事记录了彗星的出现方位或运动方向，如前613年，“彗星入北斗”；前525年，“彗星见辰”；前510年，“彗星出东北，当齐分野”等。齐景公时期（前547年～前490年）的一条记载还记录了彗星的可见期：“有彗星……十六日而星灭。”

　　秦汉时期，彗星记事不但更为丰富，而且对于彗星的出现时间、位置、运动方向、颜色、形态、可见期等特征，都有了更为详实的描述，记录水平出现了质的飞跃。这反映了战国时期至秦汉时期中国古代天文学的进步。例如，前148年六月，“蓬星在西南，在房南，去房可二丈，大如二斗器，色白；癸亥，在心东北，可长丈所；甲子，在尾北，可六丈；丁卯，在箕北，近汉，稍小，且去时，大如桃。壬申去，凡十日。”《汉书.天文志》的这段记载描述了彗星在不同日期，相对于房、心、尾、箕等星官的位置，彗尾从“二斗器”增长至“丈所”，至“六丈”，再“稍小”，最后缩至“大如桃”的变化过程，描绘了彗星的颜色是白色，形状如“蓬”，可见期前后共十日。

　　公元104年的一条记载，说四月丁未日“紫宫中生白气如粉絮。戊午，客星出紫宫西行至昴，五月壬申灭”。这条简短的记载，同样提供了彗星的颜色、形态、运动路径、可见期等详备的科学信息。

　　西汉末年至东汉，开始使用“度”的单位来描述彗星的位置和运动情况，这反映了当时在实测天文学中球面距离单位和坐标系的实际使用情况。例如前12年七月辛未日，彗星在太阳后方“六度有余”；公元54年，“水在东井二十度生白气……为彗”；公元65年六月，彗星出现于“柳、张三十七度”；76年八月，彗星“稍行入牵牛三度”，等等。

　　此后的一千多年，直至清末，中国古代的彗星记录在数量和质量上，都维持了这样的高水平，并有所发展。特别是元代，对于彗星位置的观测更为精确。如1356年，元至正十六年八月甲戌日，测得彗星在“张宿十七度一十分”；1362年，元至正二十二年六月辛巳日，彗星“测在牛二度九十分”。

　　在古代，由于天文星占之学往往被帝王垄断，故而天象记录主要集中于二十四史等中央政府的官修典籍之中，所录的主要是王朝都城的天文官员进行观测的记录。

　　宋元时代是中国地方志发展的一个高峰期，在元代所修的《金陵新志》等地方志中，开始出现了一些可与正史相参证的宋元时期彗星记录。延及明清时期，这一趋势更加明显，彗星记录不仅出现在各地方志之中，而且也出现在了各类私家笔记和著述之中，部分记录且为王朝中央的正史所不载。到了清代，地方志已经取代正史，可以看作彗星记录的主要来源了。

　　例如清初顺治时期，在《清史稿.天文志》中仅有顺治九年的一条记载。而通过《上海县志》、《重庆府志》、《福建通志》、《嘉禾县志》、《吴江县志》等十多种方志，我们可以知道，在顺治元年、二年、六年、七年、十年、十四年、十八年，也曾经多次出现过彗星。古人对于彗星的认识

　　有些星占著作中提出，彗星是由五大行星的“精气”所生，若在太阳旁边观察到出现何种颜色的“气”，就预示着某个行星将会生成彗星。我国的古代星占学书籍《黄帝占》说：“其彗星之出，以寅日见有青方气在日旁，此岁星（即木星）之精将欲为彗。以寅日见赤方气在日旁，此荧惑（火星）之精将欲为彗。各以五色气候之，是则五星将欲为彗之变，先见其气，后见其彗。”不过在“天人感应”的思想指导下，《黄帝占》所述的这类“预测”，还是归结为“彗星出见，……天下兵起”，“（彗星）见则天下乱”，等等。后来有些占星家提出“日旁见气”后数十日或数月就会有彗星出。

　　唐代的李淳风在世界历史上最早提出了彗尾指向的背日性：“彗体无光，傅日而为光，故夕见则东指，晨见则西指。在日南北，皆随日光而指。”这段话说明：1、彗星是一个天体；2、彗星本身不发光，只是因为太阳的照射才发光；3、彗尾指向总是背向太阳的。而在欧洲，直到第谷仍然认为彗星虽比月球为远，但仍是大气现象；直到1540年，才有德国天文学家阿比安提出彗尾指向的背日性。马王堆帛书的惊人成就

　　1973年冬，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有一件关于天文、气象占卜的帛书，引起了中外学者的浓厚兴趣。20世纪中叶，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曾经发现朝鲜存有公元1664年的手绘彗星图，他饶有兴致地问道： 北京钦天监的彗星记录里，是否还保存有手绘的彗星图？”马王堆帛书出土后，已故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原《中国国家天文》杂志科学顾问席泽宗先生回答了这个问题：“不但明清档案中保存有清代钦天监手绘的彗星图，而且于公元前168年埋在地下的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帛书中就有二十九幅图，画着各种形状的彗星。”并称之为“世界上关于彗星形态的最早著作”。席泽宗等学者通过其中的文字避讳、战国时期国名，以及吴楚柏举之战等史实，考定这件帛书的成书年代不晚于西汉初年（前200年左右），应当“出自战国时楚人之手”。

　　这件帛书尽管出土时已有部分腐朽，但经修复，仍然可以恢复原貌。它全长1.5米，宽0.48米，从上到下分为六列，每列又从左至右分为若干条。原件没有标题，学者们根据内容，将其命名为《天文气象杂占》。全图共分为约250个图幅，其中在第六列的中部，有29幅彗星图像。除一条文字磨灭外，其余部分都很完整。这29幅图的文字注释保存着战国时期对于彗星形态的18种分类，其名称分别为：赤灌、白灌、天箭、槐、彗、蒲、耗、秆、帚、厉、竹、蒿、苫、苫发、甚、蔷、抐、干、蚩尤旗、翟。

　　在对甲骨文进行的研究中，有人发现甲骨文的“彗”字有四种字形：短尾型、长尾型、有头型和分裂型。这可能反映了殷商时期的古人对于彗星形态的分类。在唐代李淳风所撰《晋书.天文志》对彗星形态有非常细致的划分，如：彗、孛、长、天槐、天桔、天枪、蚩尤旗等等。这一分类可能引用了成书于公元200年左右的《荆州占》。而在汉代的传世文献中就已经有了对彗星的初步分类：“孛星”、“长星”、“彗星”。

　　现代天文学将彗尾分为三大类：离子气体组成的气尾，尘埃组成的尘尾和直指太阳、呈短锥状的反尾。而汉代的分类，则恰与此暗合，具有一定的科学意义：“孛星”，具有反尾或无尾的彗星；“长星”，或日“笔星”，具有气尾；“彗星”，具有尘埃尾。在尘尾中，有一些弯曲程度特别剧烈，则称为“蚩尤旗”。马王堆帛书的出土，为汉代文献中的彗星分类提供了实物证据。

　　1943年，苏联天文学家奥尔洛夫按照彗核中气体的多寡，把彗头分成N、C、E三类：N类，彗核中气体成分稀少，只能看到彗核和彗尾，没有彗发；C类，气体较少，有彗发但无壳层，彗头呈球茎形；E类，有丰富的气体，彗发很亮，有抛物面形状的壳层，彗头呈锚形。而在马王堆帛书的彗星图中，这三种类型都能找到：有的在圆形的头部中心还有一个小圆，应为E类；有些只有一个圆，应为c类；有些仅有一个黑点，应该就是N类。

　　在另一件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中，有一句话是“喷者虞喷，上如彗星”。19世纪有西方天文学家提出，暗而冷的彗核接近太阳时，由头部喷出物质，形成彗尾，到了1949年，这一想法被美国天文学家惠普尔发展为“脏雪球”模型。《五十二病方》的这句话，是对彗星本质的正确认识，被席泽宗誉为“不能不说是惊人的猜想”。古代彗星记录与现代科学

　　在17、18世纪，宋君荣等来华耶稣会教士将中国古代天象记录资料传往欧洲，引起了开普勒、拉普拉斯、毕奥等科学家的注意。宋君荣曾撰有《中国所见彗星表》。1846年，毕奥在法国发表了《1230年至1640年在中国观测的彗星表》，向西方学者介绍了中国古代的彗星记录。

　　张钰哲院士曾经指出：“古代的天象观测记录对今天的天文学研究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以哈雷彗星为例，早在前613年，我国就有了世界上最早的哈雷彗星回归记录。这些记录中有着哈雷彗星出现时间、出现位置、运动情况等丰富的科学信息。20世纪初，英国人克罗密林和科威耳将中国古代哈雷彗星记录与现代天文学回推的过近日点时间和回归周期相比较；1850年，有人根据中国史料进行计算，发现哈雷彗星的轨道面和黄道面的交角在逐渐变化，这对于研究彗星起源和演化有着重大意义；1972年，美国的J.L.B rady应用中国彗星记录研究哈雷彗星的运动，提出太阳系中存在第十大行星的假说；1971年，旅居爱尔兰的华人天文学家江涛重新审查了有关记录，提出了非引力效应的存在；1978年，张钰哲应用中国古代彗星记录进行研究，提出在离太阳50天文单位处可能存在一个环状的、总质量与地球相当的彗星云。

　　张钰哲院士在研究哈雷彗星的运动时，曾经提出过一种历史年代学假说：如果《淮南子兵略训》中记录的彗星是哈雷彗星，那么就可以利用现代天文方法回推其时代，由此可以定出武王伐纣的年份为公元前1057年，从而解决一个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年代学谜案。这一假说在历史学家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很多人以为这个年份就是现代天文学给出的确凿的武王伐纣年代。实际上，张先生反复强调，这只是一种假说，须以那颗彗星被证实为哈雷彗星为前提。近年来卢仙文等的研究，证实了以现有史料无法证明武王伐纣时的彗星就是哈雷彗星，它是哈雷彗星的可能性非常小。

　　这些研究的结论虽然未必一定是正确的，但至少证明了古代彗星记录至今仍有科学价值，能够为现代天文学家和历史学家所用。

　　1846年比拉彗星回归时，人们发现了彗核分裂现象。而在《新唐书·天文志》中，就可能有一条公元896年的彗星分裂现象记录：“有客星三，一大二小，在虚、危问，乍合乍离，相随东行，状如斗，经三日而二小星没，其大星后没。”以现代天文学知识重新审视这段一千多年前的客星记录，显然这很可能就是一颗分裂的彗星。唐代史书中还可能记录了彗星亮度突然大幅度提高的罕见现象。而在欧洲，这种现象很晚才为天文学家们所认识。

　　所以，利用现代天文学方法，结合新的天文发现，古代的天文学记录今后仍有可能带给我们新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