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素有“博物之书”“一方全史”之誉，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全覆盖”，“横不缺要项”，收录范围十分全面。记事往往统合古今，上溯事物起点，中记事物“拐点”，下迄事物终点，“纵不断主线”，内容十分系统。

江苏地方志具有近两千年的历史，早在东汉、魏晋和南北朝时期，今江苏地区就有《沛国耆旧传》《广陵郡图经》《吴先贤传》《阳羡风土记》《吴县记》等早期方志问世。《四库总目》卷68共收明代以前“都会郡县志”之“尤雅者”24种，其中江苏6种，卷77共收“古迹志”37种，江苏9种，都占全国的1/4。现存清代各级各类志书达到430多种，约占现存历代志书总量的一半左右。江苏地方志不但历史悠久，数量庞大，而且精心结撰，编纂出一部又一部名志良志，形成了江苏方志鲜明的地方特色。

修志频率高

历史地理研究显示，清末江苏分设江宁、苏州、常州、镇江、淮安、扬州、徐州7府（松江府今已划属上海市），太仓、海州、通州3直隶州，海门直隶厅，56个县（含散州），另有原属安徽的泗州直隶州及其所属的盱眙县（今属江苏）。府州厅县合计，全省共有68个行政实体。根据《江苏旧方志提要》的资料统计，全省现存及已佚府州县志共有760余种：平均每个行政实体编修志书十一二种。这还不包括因黄河夺淮大陆向东淤长而增设，以及历史上人为分设（如苏州府由吴县分出长洲、元和，昆山分出新阳，吴江分出震泽，常熟分出昭文；常州府由武进分出阳湖，无锡分出金匮，宜兴分出荆溪）的十数个县。如考虑这些因素，历史上每个行政实体的修志数量将会超过15种。

《重修常昭合志》

《盱眙县志》

其中部分州县的修志频率更高。常熟自卢镇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纂成《重修琴川志》，到民国6年（1927）丁祖荫主纂《重修常昭合志》，一共纂修公私县志30种，500余年间平均每十八九年就有一种县志问世。盱眙自知县李天畀在明正德（1506~1521）后期聘陈惟渊纂成正德《盱眙县志》，到民国25年（1936）代理盱眙县长王汾纂成《盱眙县志稿》，400余年间共修纂县志10种，平均每40年左右编修一次。常熟旧属苏州府，是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盱眙旧属泗州，是文化相对后进的地区。这两个地方旧县志编修情况在江苏应该颇具代表性。

志书篇幅大

江苏地方志普遍篇幅较大，一部省志动辄上百卷，府志四五十卷，县志二三十卷。以清代、民国省志为例，现存志书、志稿4种，总共737卷，平均每种约185卷。而清代政治地位远超江苏的河北，共编纂《畿辅通志》4种，总计515卷，平均每种129卷；辽宁省编纂《奉天通志》7种，总计707卷，平均每种101卷。容量都低于江苏。民国《江苏通志稿》共392卷，容量雄居全国第一方阵。该志稿的《大事志》就有52卷，分装52册，堪称“等身”之作。明清时期苏州府共纂修府志6种，合计588卷，平均每种98卷。其中道光《苏州府志》共150卷首10卷，为全国府志之最。

《苏州府志》

明清州县志中，吴县、长洲县、元和县的县志更为典型。吴县纂修县志5种，合计263卷。长洲纂修县志5种，合计130卷。元和纂修县志2种，合计70卷。而事实上，吴县、长洲县、元和县原本只是一个县，最初为吴县，一度改长洲县，清雍正间又在吴县之外，析长洲县南境置元和县。民国初年全国政区改革，撤销苏州府和长洲县、元和县，只保留吴县。亦即，吴、长、元三县志书的平均容量实质上只是吴县一部县志的容量，规模超过100卷，这远远超过一般地区府志的篇幅。其中，乾隆五年（1740）成书的乾隆《元和县志》32卷首1卷，乾隆十年成书的乾隆《吴县志》112卷首1卷，乾隆十八年成书的乾隆《长洲县志》34卷首1卷，合计181卷。这在中国方志史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

乾隆十年刻本《吴县志》

人才素质优

江苏文化发达，人文荟萃，通常情况下只有那些具有较高文化素养和学术基础的人才有资格参与本地志书的编纂。清嘉庆《丹徒县志》共有纂修、协修15人，其中蒋宗海、茅元铭、张明谦、鲁铨、冯锡宸、王文治6人都是进士（王文治还是探花），张廷咏、胡培、韩琮、韩芬4人都是举人，张崟是画家、作家，孙焯曾任震泽县训导，刘植是候选教谕，只有郭恒是生员。嘉庆《增修宜兴县旧志》参订共有6人，其中进士、举人各1人，贡生3人，生员1人；分修13人，其中举人9人、贡生1人、生员3人；校理18人，其中举人、贡生各2人，监生7人，曾任翰林院检讨、县学教谕各1人，生员4人，只有1人是童生。这种现象在江苏各地是颇为常见的。

阮元书法作品

历史上不少名人也踊跃投身志事。东汉给《楚辞》作注的王逸，三国吴给《国语》作注的韦昭，晋著名将领周处，南朝梁元帝萧绎，南宋四大诗人之一的范成大，以及明王鏊、张采，清顾炎武、袁枚，近人缪荃孙、张謇等，都曾积极参与志书的编撰。明正德《姑苏志》纂修人王鏊是著名大臣、文学家；祝允明、文徵明都是著名画家、书法家、诗人；蔡羽是文学家、书法家、书法理论家；朱存理和朱凯也都是有名的藏书家、鉴赏家、艺术家、学者。清嘉庆《扬州图经》的作者阮元被时人尊为三朝阁老、九省疆臣、一代文宗，焦循为哲学家、数学家、戏曲理论家，江藩是乾嘉朴学重要的经学家、目录学家、藏书家。杰出人物参与修志，对提升志书品位、提高方志地位、助推修志事业发展，都具有深远影响。

私志数量大

梁启超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中曾列举一系列私家撰辑的名志，其中以江苏居多，尤以常熟、吴江为最。常熟自明弘治十六年（1503）到民国，400余年间今存县志20种，其中官修志书9种，私人撰著11种。现在可以考知吴江在明代共有9种县志，除嘉靖《吴江县志》外，其余8种全系私志。而常熟姚宗仪在明万历间撰成的常熟县志，宿迁张忭、南京张怡在清康熙间撰成的宿迁县志、江宁县志，书名干脆就叫做《常熟县私志》《宿迁私志》《金陵私乘》。无锡秦氏是明清时期江南的名门望族，现存明清无锡县志8部，有6部都凝聚了秦氏族人的心血，其中4种由秦氏族人担任总纂。

无锡秦氏，寄畅园

康熙年间，吴江进士与秀才争修县志的“纠纷”可能更加典型。先是，该县诸生屈运隆热衷地方文献，凭借一己之力辑成吴江县志稿。康熙二十二年（1683），朝廷颁诏修志，各省责之府、州、厅、县，屈运隆以其所辑志稿上之知县郭琇，并愿意独力承担出版经费，郭琇自然乐观其成，欣然应允。次年，志书刻板甫毕，同县叶燮讥其“繁芜”，郭琇不得已再聘叶氏重修县志。叶燮是康熙八年进士，曾任宝应知县，是清初著名诗论家，著有《原诗》等。叶燮所纂康熙《吴江县志》46卷首1卷，于当年成书。同年底，叶燮《吴江县志》刊行后，屈运隆心有不甘，将自己的志稿呈请江苏巡抚汤斌鉴定。经汤斌审读，并未发现其书有什么明显的弊端，于是正式行文吴江县，对屈志的质量及屈运隆热心乡邦文献的行为给予充分肯定：“阅志考据详明，事辞兼备。且勉捐馆谷，付梓行世，其功诚不可没。”有了江苏巡抚的鉴定意见，屈运隆的志书也得以刊行。屈志16卷首1卷，康熙二十四年刻印，与叶志同时并行。

清乾隆间刻本《吴江县志》

凡是注意过版本刊刻年代的人很容易发现，一个刊行于康熙二十三年底，一个刊行于康熙二十四年夏，主修人都是郭琇，记述对象都是吴江县，县志居然有两种，这在中国方志史上大约是绝无仅有的。事情到此还未结束。康熙三十九年和五十六年，屈氏后人屈培和屈文珩又对屈志进行增补，分别重刻，重刻时还特地把江苏巡抚衙门“鉴定颁行”的字样印在志书封面上，将汤斌的批示全文收录在志书中。屈志是否“繁芜”我们姑且不论，叶氏是否通过否定屈氏来达到自己“上位”的目的，我们也不便妄加揣测。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屈、叶二人的潜意识里，县志编纂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作为本地名流，如果不能参与其中、主持其事，将是一件很丢面子的尴尬事。从方志文化的角度来说，这堪称我国志坛上的一段佳话。

小志最“出彩”​​​​​​​

在现存江苏历代旧志中，各种各样的小志差不多占有半壁江山。从志书记述对象看，有乡镇志，山水、园林、寺庙、灾异等专志，也有记载地方风土人情、遗闻轶事的杂志。从成书形式看，小志大多为私家著述，基本上属于民间行为，极少官府背景，充满旺盛的生命活力。明清时期，市镇的繁盛推动了乡镇志的编撰。根据仓修良先生《方志学通论》的不完全统计，江苏现存清代乡镇志77种，数量雄居全国各省之首。其中不少乡镇还多次编纂志书。如苏州的甫里镇、常熟的梅里镇、太仓的浏家港镇各有4部镇志传世；常熟的唐市镇，吴江的平望镇、盛泽镇各有3部镇志传世。

《平山堂图志》

各种小志中，山水名胜志是可以和乡镇志相抗衡的志书品种。南京以栖霞山为记述对象，有唐僧灵湍的《摄山栖霞寺记》，明金銮的《摄山栖霞寺志》、盛时泰的《栖霞小志》、可浩的《栖霞寺志》，清楚云上人的康熙《摄山志》、陈毅的乾隆《摄山志》、张怡的《摄山志略》，民国陈邦贤的《栖霞新志》。扬州以平山堂为记述对象，有赵之璧的《平山堂图志》、程梦星的《平山堂小志》。苏州以虎丘为记述对象，有明王宾、文肇祉的同名《虎丘山志》，清顾湄的《虎丘山志》，周凤歧、顾诒禄的《虎邱（丘）山志》，陆肇域、任兆麟的《虎阜志》，民国王月芝的《虎丘山》。

近年以来，随着国民经济与社会的深入发展，国家正在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江苏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整理出版《江苏历代方志全书》，从现存各级各类旧志中选择价值较高的志书500种，影印出版实体书，全书共约76万页，2020年出版完毕。通过《江苏历代方志全书》的出版，人们可以“记住乡愁”，传承精神基因，使传统文献活起来，让沉睡的文化宝藏焕发青春活力。从而增强江苏文化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引导读者将其转化为建设美好家园的强大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