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月，娱乐圈负面新闻不断，明星艺人涉嫌违法违规、德不配位的事件多发，不断挑战道德法律底线，多次引发舆论震荡。7月，吴亦凡事件获得舆论的空前关注，从个人爆料、双方社交媒体对峙到警方介入实锤，事件性质从最初的私生活问题上升为违法犯罪，吴亦凡也从娱乐圈顶流变成了全网抵制的犯罪嫌疑人。8月，吴亦凡事件的余温尚未散去，知名主持人钱枫又被曝出性侵的丑闻，再次刺激了大众的敏感神经，各新闻媒体、自媒体和网民都呈现较高的参与度，进而引发全网关注。通过将吴亦凡事件和钱枫性侵门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两件事在传播特点上存在明显的共性，但也有一定不同。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探究近期明星舆情的传播特点和规律。

民间舆论场通常是明星舆情的主阵地，其中，社交平台以其极高的用户覆盖率成为明星舆情的主导平台。无论是吴亦凡事件还是钱枫性侵门，最初均源于当事人在社交媒体爆料，网民迅速通过社交平台参与讨论。随着事态发展，意见领袖和普通网民不断传播扩散相关信息，事件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其次，视频、论坛、问答等平台也是明星舆情的重要阵地。自媒体内容产出能力强、速度快，往往会第一时间制作事件相关内容获取流量，起到意见领袖作用，增强事件在不同人群中的传播力度。如在视频平台，大量自媒体制作了有关吴亦凡事件和钱枫性侵门的视频并发布到多个平台，吸引不同平台的用户群体参与事件传播和讨论。此外，媒体舆论场也不容忽视。一般来说，媒体舆论场（娱乐媒体除外），尤其是主流媒体较少参与明星舆情的传播。但在这两起涉及社会议题的明星危机舆情中，“人民网”“央视新闻”等主流媒体也积极参与传播，扩大了传播影响力。如在钱枫性侵门一事中，人民网评钱枫被指性侵的评论一发布，便迅速被意见领袖、各新闻媒体传播扩散，而其呼吁理性吃瓜、让法律驱散疑云的态度也为网民提供了舆论导向。

明星作为大众娱乐生活中的重要主体，相关的一举一动都极易吸引舆论目光，以明星为主体的事件更是备受关注，自带流量加成。而一旦事件涉及社会公共议题，出现影响较大的违法违纪、违背社会公序良俗事件，如强奸、性侵、偷税漏税等，其事件热度会呈几何倍数上涨，事件影响力也将进一步升级。如吴亦凡事件中，早期爆料吴亦凡劈腿，仅涉及私人感情话题，大众更多抱吃瓜态度，事件影响力有限。7月，都美竹再次爆料称吴亦凡潜规则多位女性，甚至包括未成年，话题发展为社会议题，“未成年”“潜规则”“选妃”等触及大众敏感神经的曝点迅速引发全网热议，其合作品牌也迅速解约，直至吴亦凡被刑拘、批捕才逐渐消散。而钱枫作为主持人，自身流量加成有限，其一般动态往往不会引发全网关注，但此次钱枫被曝性侵，涉嫌违法，尤其是在吴亦凡等明星两性关系的负面热点频爆之后，相关话题不到2小时便登上各平台热搜榜，到达事件传播高峰，足见社会议题对明星危机的助燃作用。

明星往往与“正能量”“阳光”“敬业”“光鲜”等正面标签挂钩，一旦明星发生危机事件，个人真实形象与外在标签产生矛盾，就会引发民众内心失衡，影响民众对明星的印象。同时，从近期明星危机事件来看，无论是涉及违法违纪，还是触及社会公序良俗，其背后都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痛点。在民众内心失衡的基础上，最近频发的明星危机事件反复刺激民众痛点，形成累积效应，加速了民众对明星群体及娱乐圈社会标签的重构，“乱”“脏”“烂”等负面标签成为近期民众对娱乐圈的印象词。7月吴亦凡事件曝出后，舆论对娱乐圈的负面情绪高涨。随着警方介入并公布调查结果，吴亦凡涉嫌强奸被刑拘、批捕，明星的公信力严重受损，网上各种有关“娱乐圈黑幕”的爆料不断出现。此后，霍尊、张哲瀚等明星接连“塌房”，负面印象不断强化。8月钱枫被曝性侵，民众对娱乐圈的印象跌至谷底。

明星舆情中，事件各相关方面的回应会促使舆论关注重点不断变化。吴亦凡事件中，舆论焦点最初聚焦于都美竹和吴亦凡的恋情、都美竹爆料目的等私域问题。7月，都美竹曝吴亦凡潜规则，随后双方在社交媒体对峙喊话，舆论焦点转移至关注吴亦凡违法、质疑都美竹敲诈等涉嫌违法方面。随着北京朝阳警方通报坐实吴亦凡涉嫌强奸的罪名，除少部分粉丝仍坚持支持吴亦凡外，舆论态度趋于统一。在此阶段，舆论话题迅速向“未成年人诱奸”“强奸”等社会公域议题扩散，关联话题如“强奸罪的认定条件和量刑标准”“吴亦凡加拿大国籍对案件调查、定罪、判刑的影响”等讨论热度剧增。在这期间，粉丝控评网暴、代言解约、明星及行业部门态度、官媒评论等也引发舆论场大范围关注，饭圈乱象、艺人艺德问题等成为该事件中的重要舆论焦点。而在钱枫性侵门事件中，其议题聚焦发展稍有不同，在围绕明星性侵这一社会话题主线的同时，舆论议题也随着事件细节的披露，逐渐开始向私域议题延伸。随着上海长宁警方发表通报，以及网民深挖爆料者“小艺”相关信息，对爆料者个人品性、爆料目的等问题的讨论热度开始增多。

群体观点对立已经是明星危机事件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其对立程度受到事件性质、事态发展、社会认知、个人情感倾向等多重因素影响。钱枫性侵门事件中，，群体观点在爆料之初普遍以指责钱枫失德、涉嫌违法为主。随着网民对涉事双方身份、过往言行的深挖，以及警方的及时通报，舆论对于“爆料人小艺”的态度从最初的普遍同情到充满争议，群体观点的对立性开始增强：部分网民以钱枫曾经的轻浮举止为线索，认为此事的可信度较高。持对立观点的舆论则基于小艺身份信息和个人言行，质疑其爆料目的不纯，怀疑其炒作和敲诈勒索。但对于这类观点，部分舆论站在女性受害者的立场反驳称，强奸定性判断主要依据爆料人的主观意愿，如果当时爆料人处于非自愿状态，性侵事实则成立，这一点与其日常言行、个人品德等方面无关。同时，还有部分观点针对爆料人陈述与警方回应内容的出入，质疑其故意将矛盾引向警方，怀疑其立场问题。而在吴亦凡事件中，当事人流量明星身份让“个人情感影响舆论态度”这一特点十分明显，其粉丝群体的“洗白”与非粉丝群体的“吃瓜”“反感”之间的对立十分明显。但随着警方以涉嫌强奸罪刑拘、批捕吴亦凡后，事件性质发生实质转变，公共道德伦理标准在公众态度选择上呈现绝对主导，除少部分死忠粉仍坚持支持偶像外，大量粉丝脱粉，群体观点的对立程度明显减弱。

信息爆炸时代，网络个人爆料的可信度受爆料方身份、言行、经历等多方面的影响。在钱枫性侵门中，爆料人小艺在爆料之初的身份不明，吸引了网民对“她到底是谁”的探究。随着网民深挖，“小艺大号和姓名”“从业经历”“其外网言行”“过往感情史”等信息被相继扒出，引发网民对其爆料目的和个人品行的怀疑，进而影响了网民对其爆料信息真实性的判断，降低了其爆料内容的可信度。同时，上海警方发布警情通报回应此事，与其爆料内容存在明显出入，进一步加剧了网民对爆料者本人及其爆料内容的不信任感。而在吴亦凡事件中，都美竹的身份在爆料之初便被公众所知，其与吴亦凡恋情的真实性得到舆论的广泛认可。在此背景下，虽然前期爆料中也存在部分质疑都美竹炒作的声音，但大部分舆论还是偏向于相信都美竹的爆料内容。随着都美竹的爆料内容持续升级、数十位女生站台发声、警方通报调查结果，都美竹爆料内容的可信度不断增强，舆论中质疑都美竹的声音逐渐减少。

21世纪以来，由于文化产业及互联网科技的迅速发展，以及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初步形成了巨大的文化娱乐市场。文娱行业在满足群众多样化文化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等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要看到，由于缺乏市场化的经验以及产业体系，文娱行业如何形成经济利益与社会效益兼并的商业模式还未有清晰的方向和途径。在这一背景下，恰逢韩流来袭，经纪公司大量推动偶像产出的模式成为国内资本普遍效仿的造星机制，并由此形成了全行业的自我强化与依赖。

当今的社会语境下，所谓的顶流明星，不再单纯依靠实力品性取胜；流量背后的资本，收获的社会评价也日趋负面；疯狂的饭圈文化，更不是娱乐圈繁荣的象征。这种乱象、偏差的产生，与艺人、经纪公司和平台方急功近利，忽略社会效益脱不开关系。由资本把控的娱乐圈，商业逻辑侵蚀创作逻辑、市场标准取代艺术标准。正因如此，为纠正娱乐圈的各种乱象和饭圈不良风气，监管部门愈加重视艺人艺德培训、商业模式管制、青少年引导等。一方面，监管部门强力介入偶像艺人选秀出道环节，进一步严控打投机制，严禁附物买票、数据造假等行为，并坚决抵制“偶像制造”中的唯流量论和资本干预选拔。另一方面，网信办、教育部、广电总局等多方在引导青少年理性追星上协同发力，重点治理群体拉踩、造谣攻讦等饭圈乱象，为打造“清朗”饭圈文化建立长效工作机制。

舆论态度：

近年来，与艺人私德有缺、违法违纪、政治立场敏感等话题相关的负面新闻频频出现，呼吁明星培养艺德、净化行业风气成为文娱行业整治的重点。在此基础上，对劣迹艺人出镜和其作品进行严格限制已然成为行业共识。归根结底，艺人频繁“塌房”，绝非偶然。一方面，新媒体时代，流量至上成为偶像制造流水线的核心理念，重颜值轻品德、口碑的艺人不仅落下了业务能力的“课程”，有甚者更是一次次挑战社会公序良俗，触碰社会道德和法律红线；另一方面，监管的疏忽和漏洞，也使这种肆意生长的行业风气未能得到有效遏制。流量艺人的名利来得过于容易，长此以往，一些艺人难免失去初心，变本加厉追求享乐，走向堕落的边缘。

一定程度上讲，艺人称得上文娱产业的“产品”。而近年来的大众“泛娱乐化”思潮和粉丝经济刺激，导致了某些金玉其外的“产品”产能尤为过剩：“明星创造”一波接一波，留下的经典不多，留下的笑话和热闹倒是不少。从轰动一时的吴亦凡事件到钱枫性侵罗生门，艺人劣迹行为被高频曝光，不仅对心存侥幸者起到震慑作用，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诸如作品下架、节目调整等更是牵连其他热爱演艺事业、高尚艺德的同行，该类事件中的舆论理性程度和官方处置速度明显提升便是有力佐证——这足够说明问题：普罗大众和有关部门对娱乐圈失望已久，对于明星艺人的印象更是到达低谷，无不期待这场地震能够肃清劣迹艺人，重振文娱行业风气。

如何全面提升艺人艺德水平、让娱乐圈重拾大众信任是接下来所有从业者和监管部门都要深刻思考并付诸行动的一个问题。其中，开展艺人素质修养和职业精神等多重培训是大众较为认可的方法。基于此，大部分网民呼吁不仅培训要落到实处，广大艺人也应积极自纠自查，自觉参与艺德水平的提升培训，并通过发起“倡议”、签订“承诺书”等方式，保障后续行动的可信度。除了这种软性道德压力约束外，行业协会、利益平台和机构也要分包责任，将“艺人行为规范”变为艺人全生命周期的硬性约束，落实到从公德到私德的各个层面。与此同时，舆论也认为在有关部门具体整治措施实施的过程中，监管制度更应“与时俱进”：关键点在于要将艺人艺德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中来，给明星艺德约束加一道法规之锁。与之对应的是，更需要进一步明确和强调艺人的责任和义务，并将其个人私德与职业利益挂钩，或引入能力考核、绩效评审等方式，重新构建艺人薪酬分配机制。

艺人作为一个面对社会各界的特殊职业，为社会起到正面表率是其职责所在。正所谓“唱念做打靠天分，忠孝节烈靠本分”，娱乐圈艺德建设的核心是让“艺人行为规范”发挥起应有的规范作用。在这一基础上，有资深从业人士表示要形成“零与一”的明确界限，即不遵守规则、不履行义务就会丧失生存资源的大环境，只有在这种危及“生存”压力的情况下，艺人才能时刻保持克制和清醒。

舆论态度：

新媒体时代，流量明星的出现，带来了文娱行业新型商业模式。一个个“爱豆”，就是一个个可以快速变现的流量高地，品牌方要做的就是在众多坑位之中插上自己的旗子。由此，资本“造星运动”顺势而来。从定义上看，资本造星，不是单纯地通过偶像艺人的表演或作品来吸引粉丝和流量，而是资本推动形象姣好、名气低微的艺人或素人参加各种综艺选秀，甚至直接进入热门IP剧组，并利用社交媒体、自媒体平台广泛营销造势，然后通过品牌代言、平台合作等途径快速变现，收割流量红利。选手出道与否，全靠粉丝买单。这一闭环中，艺人作品和代言商品都成了无关紧要的东西，一些与普世消费观念背道而驰的粉丝购买行为最终也演变成大众难以理解、接受的怪象。比如大量购买同一张数字专辑、买明星代言礼盒只为拿走其中的签名照、大规模买联名饮品，投完票就倒掉……全都只是粉丝在“做数据”。而对于想要利用明星流量获利的资本和品牌来说，既然收割的都是同一茬“韭菜”，具体是用哪种方式，区别都不大。

近年来，该模式所带来的弊端全然暴露在大众视野，流量造星或许确实来到了一个需要冷静的拐点。首先，在网络影视创作层面，资本把控选角已久，部分被资方、平台方指定的速成“偶像”及流量明星在形象、气质、演技等方面未能适配角色需求，也无法达到大众欣赏底线，甚至有观点认为滥用“流量”是剧荒的主要原因。这一情况不仅损害了影视行业的健康发展环境，同时也阻碍了行业产生可持续性的良性的发展动力。其次，速成偶像、流量明星迎来高风险时代。与超强的变现能力相对应，速红流量明星口碑维护的成本和挑战也日趋增多，稍有不慎，靠流量支撑的艺人便会立刻遭受高人气反噬，给资方、品牌方和合作方带来巨量亏损。

在此之外，基于偶像经济的快速发展和饭圈的兴起，青少年成为资本逐利的新兴目标群体。年龄小、“后劲足”的低龄偶像也由此愈发吸引资本的目光和关注，“偶像养成”成为新的造星逻辑。然而，这种由资本推动的这种偶像低龄化趋势导致的负面效应同样明显，不论是对个人成长还是社会发展都将产生巨大负面。对于艺人本身来说，低龄偶像被节目组和资方推向市场，过早接触利益复杂的娱乐圈，十分不利于他们身心健康的发展。而在社会角度上来说，这样一种机制给社会传递出“出名要趁早”的观念，无异于将一种扭曲的价值观灌输给青少年群体。以从出道到解散仅历时4天的“天府少年团”为例，“团队名成员平均年龄仅8岁”噱头引来的不是掌声而是批评和争议。坊间对这一造星模式诟病不止，团队所属公司也因是否利用童工盈利、商业化未成年人表演深受舆论质疑，在此期间，多数主流媒体也发声批评并一致表态：偶像养成产业的发展，绝不能以牺牲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为代价。

如今，随着官方监管的强力介入，终于给资本造星产业带来不小震动。5月，北京广电局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综艺节目创作播出管理的通知》，明确修改节目组花钱买票环节，严禁将采取购物、充会员等物质化手段加入投票流程，并点名“集资打投”等多种形式的数据造假行为，严禁资本干预选拔；9月初，广电总局对“进一步加强文艺节目以及其他人员管理”下发最新通知，除了要求平台不得播出偶像类养成节目，也进一步强调要严控选秀打投机制，坚决反对“偶像制造”中的唯流量论……目前，监管已经对资本操弄“偶像经济”之手有了足够警惕。流量背后的资本在考量时，或许需要提升社会公益的权重。

舆论态度：

饭圈作为一种新兴文化现象，伴随着网络互联的兴起、新媒体化以及个人主义的盛行而产生，亦是文娱产业制度不断升级的见证之一。作为娱乐内容产品的重要载体，饭圈的诞生也昭示着明星艺人与其粉丝之间的互动关系不断递进，区别于传统媒介时代，饭圈在这一互动关系中被赋予了更多话语权，粉丝也跳出传统受众的固有角色，主动参与到文娱事业的各项环节，并通过明确且有组织的群体行为，干预和渗透至产业复杂的利益链条中，最终影响偶像艺人形象塑造及自身发展。从文化特性来看，“Z世代”和“她经济”的崛起推动饭圈进入依靠数据、流量说话的新娱乐模式，并以此形成了自身特有的话语体系和运作规则。从群体结构来看，饭圈群体组织化特征明显，包容与排外并存，饭圈群体管理者逐渐走向精英化，各群体间的冲突也愈发明显。

饭圈文化盛行之下，粉丝集体行为传递出来的正向效应逐渐进入公众视野。一方面，饭圈开辟和搭建了一种以青少年为中心的新型网络社群，这一空间中，青少年能够释放自我，张扬个性，实现自我认知。同时，在集体追星中，青少年的人际交往、学习和创造能力也能获得明显提升。另一方面，随着饭圈与艺人之间的联系增强，粉丝更易受到其偶像优质个人品质或者个人经历的激励，在提升自我学历和能力之余，也能通过以偶像名义组织进行公益志愿活动等，共促社会和谐健康发展。

当然，饭圈背后运作的商业逻辑和其具备的群体传播力为青年成长和网络生态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样也不容小觑。部分粉丝群体为维护偶像，不惜与“全世界为敌”。面对不是明确喜欢本家（自身粉的偶像）的言论，轻则冷嘲热讽，重则网络暴力，而倘若涉及明星待遇问题，撕起合作艺人和经纪公司来也毫不手软。正如前一段时间前闹得沸沸扬扬的“艺人赵丽颖粉群被大规模禁言”事件，粉丝惯用的恶性词语便不胜枚举。而流量明星的粉丝群，因为资源、咖位问题在社交平台相互谩骂，更是网络常态。粉丝为取悦偶像而造成的资源浪费，也让公众瞠目。近年来，粉丝通过送名车、灯光表演、小行星等为偶像庆生已不再新鲜，背靠各大平台、资本的选秀节目和“偶像养成”成为公众眼中新的智商税盛产地。据网络数据，2018年某“偶像养成类”节目决赛环节，粉丝们在网络众筹就已达4000万元，另一同类节目的各家集资也超过2000万元。2020年同类型的某网络真人选秀节目中，粉丝为前15名选手的投票数需要花至少4800万元购买某品牌酸奶……对于以青少年群体为主体的饭圈来说，疯狂买冠名品刷数据、“倒奶”打投等操作不仅容易使自己或家庭陷入经济困境，这种奢靡、浮夸的追星理念也会对其三观的塑造和培养产生严重误导。此外，狂热粉丝为追星扰乱群众正常生活、围堵公共场所扰乱社会治安、公开售卖明星使用过的医疗用品等饭圈不良行在现实生活中也备受诟病。频频越界的饭圈乱象，足够令公众深思。在现今的社会语境下，造谣攻讦、捧一踩一、舆论对立、无脑追星……这些存在价值导向问题的不良信息和行为，已经逐渐跳出了饭圈内部，严重污染到整个网络生态，甚至对正常社会秩序也产生实质影响。

所幸，目前监管部门对于饭圈的整治已有了全面规划。网信办、教育部、广电总局等各方在引导青少年理性追星上协同发力，探索形成规范饭圈管理的长效工作机制，并在各方面实行全链条管理，不断扩大良性版图，打造“清朗”饭圈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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