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是传统文化中理想人格的典范。君子的观念在孔子那里是指仁义的、道德品格高尚的、有远大抱负的人，这也是儒家“内圣”的内涵。儒家的“内圣外王”是君子的人生观，体现了个人与社会、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高度统一。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我们对于这一传统的理想人格模式应加以吸收和改造,使其在培育和弘扬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过程中发挥其积极作用。

　　一、君子的品格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君子是一个非常常用的称谓。在我们一般人的观念中，君子是具有完善的人格的人，讲礼貌、讲义气、行仁道、有修养、有正气的人被我们称为君子；反之，则是被称为小人。

　　在我们平时的生活之中，君子的观念也是非常的流行的，某某有君子的风范，某某有失君子之风，某某是一个小人。现在也有很多的俗语，比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等等。说明君子的观念深刻地融入到了我们的血液之中，已经形成了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

　　君子的名称在中国文化中早已存在，在诗经里就经常提到君子。如大家所熟知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隰桑》中也说：“隰桑有阿，其叶有沃。既见君子，云何不乐。”等等。而这个古代的观念经过孔子与其弟子的阐述，变的更加常用和流行，同时也被赋予了一些更为丰富的内涵。论语中提到君子的地方非常多，通过论语对于君子的阐述，使我们更进一步理解“君子”的内涵。

　　在论语中，孔子从多角度来论述君子的含义。我们首先从君子的本质来讲。孔子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我们知道，“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认为“仁”是君子的本质所在。意思是说，君子离开了仁，怎么还能称为君子呢？君子是一刻也不离开仁的，与仁融为一体，密不可分。又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逊）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认为义是君子的质，义和仁同样是君子的本质。作为一个君子，义是基础，质，礼、孙（逊）、信是君子的行为，是文。孔子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具备了仁义，再以礼、孙（逊）、信，就是一个真正的君子了。孔子又说：“君子义以为上。”认为义是君子的一个根本的素质。在孔子看来，仁义就是君子的本质所在。这也说明，仁义是儒家思想最本质的特征，也是君子的根本特质。

　　君子所具有的品格，孔子也有很多的论述。他说：“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认为君子是积极进取、向上发展的；而小人则刚好相反，是消极颓废、沉沦向下、走下坡路的。孔子又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君子是坦荡荡的，是光明正大的，是心胸广阔的，是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这种坦荡，不仅是指作为处世上的坦荡，也是指心态和修养上的坦荡。有了这种坦荡，自然也就能够从容不迫、一身正气。而小人则不然，心胸狭小、不坦荡，常常会感到忧愁和悲伤。还会为犯罪等违背良心的事情而感到害怕。孔子通过君子和小人的对比，更加把君子的这些光明磊落、积极进取的品格体现出来。

　　孔子认为，君子的心里面总是关心着道德之类的大事情。孔子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也就是说君子关心道德建设、治安秩序和社会的发展，而小人却只是关心自己的土地财产，以及自己个人的利益。孔子又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明白道义，而小人只是明白私利。

　　君子的品格更多的是通过行为所体现出来的。我们可以从下面的几个方面来看一看。一是君子的志向和胸怀；二是君子的言行，三是君子对人的态度，四是严谨的生活作风。

　　君子的志向是远大的，不会仅仅局限于个人的一己之私和利益得失，而是关注全社会和人类的命运和道的实现。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就是说君子注重于道的实现，而不会去注重谋取食物。也就是说，君子是为了实现道而努力，不是为了生活和生存而打拼。何况仅仅是为了生活去打拼的话，也会有挨饿的时候。学习是为了道的实现，俸禄也会因此而来。君子所忧患的是道能否实现，而不会因为贫而感到忧愁。孔子又认为“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对于食物和居住条件没有特别的要求。“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一达其道。”在隐居的时候，也不会放弃自己的志向，能够出来做事的话，就以行义来实现自己所要推行的大道，“士志于道”也就是这个意思，说明了君子的志向在于道义，同时也表现了君子的广阔胸襟。

　　孔子在论语中多次提到和论述君子的言行。子贡问什么是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孔子认为君子对于言，首先是要去实践，再去说出来。在这里，孔子也是针对子贡的。因为子贡经常话说得好，但不一定能够去做。虽然有针对性，但却同样具有普遍的意义。孔子认为言行要一致，他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即古人的言论不轻易出口，是以自己的行为跟不上为可耻，就是说古代有修养的人，是要做得到才说的。孔子认为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言”，“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语言不必太多，同时还要慎重，而行动却是敏捷的，对事情也是敏捷的，就是要多干实事。因为“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即我们常说的“言过其实”，对于言行不一致会感到羞耻。

　　君子对于人的态度，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孔子说：“君子有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这也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质。君子会去成全别人的好事，而不会去成全别人的恶。假如成人之恶的话，那就不是君子了。

　　君子生活在社会当中，表现出来的是高尚的操守和修养。孔子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作为一个君子，有自己的坚持的操守，而不会去争夺什么，也不会象小人一样的去拉帮结派，集合起来去干坏事情。就是有所争的话，也是君子之争：“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君子之争如体育竞赛的射箭，按照一定的礼仪规范来，比完以后还要一起来喝一杯，在规则的范围内竞争。

　　君子重视朋友的感情。曾子认为，君子以文会友。曾子说：“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可以看出，君子重视友情，以文会友，探讨共同的话题，有一种很自然的深沉的友爱之情，同时也具有高雅的情致和仁爱的情怀。孔子认为，“君子易事而难说也。”君子和人交往，很容易共事，而不会取悦别人。又说：“君子和而不同。”跟人的关系重视和谐，而不要求无原则的同。

　　君子的生活作风是严谨的。君子在平时的生活中，很注重自己的修养和仪表。曾子认为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意思是注意修饰自己动作和外貌，举止优雅，热情待人，这样就会避免粗暴放肆；端正自己的态度和表情，这样就会让人觉得可信；讲究语言和语气，这样就会远离粗野和背理。子夏赞扬孔子说：“君子（孔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子夏把孔子称为君子。孔子的外在修养有三种情况：远远的看上去很威严庄重，和他交往却是很温和的，听到他说话，觉得很深刻、有道理。孔子也认为“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告诉我们要庄重、端正，这样学习的知识也就会牢固。这也就是孔子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君子之风。

　　实事求是也是君子优秀品格之一。《论语》中说：“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事物，不会去乱讲，就放在一边，不表示自己的观点。这也就是所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智）也”的意思。

　　君子做事情，是融入了自己的真挚的情感的，也就是带着自己的情感去为人处世的。孔子认为：“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君子在有亲人不幸离开人世的时候，就是吃东西也不会感到甜，听到音乐也不会高兴，居住的时候也总是在怀念。这也是人天性的表现，君子保持了纯真的天性，把内心的深厚的情感表现在日常生活之中。

　　而君子的上述品格，通过和小人的对比，就会更加的凸显出来。孔子经常把小人和君子对比。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易事而难悦，小人易悦而难事。”等。小人的品质刚好和君子是相反的：“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君子是安泰从容而不会骄傲自满，小人刚好相反，骄傲自满而不安泰从容。孔子告戒子夏：“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君子儒自然要有君子的风范，而小人就是读书再好、知识再多也还是小人。君子与小人对待过错的态度也是截然不同的。子夏说：“小人之过也，必文。”子贡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小人有过错了，必然会文过饰非；而君子有了过错，承认过错，改了过错，大家同样赞扬。

　　总之，君子的观念在孔子那里是指仁义的、道德品格高尚的、有远大抱负的人，这也是儒家所谓“内圣”的内涵。

　　二、“君子”与内圣外王

　　儒家要求“君子”要做到“内圣外王”，即“内圣外王”是君子的人生观。

　　人生观是指对人生的目的、意义和价值等看法和态度的总和。说简单一点，人生观就是对人活在世上的看法。如认为“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生在世就是吃喝玩乐，这是一种人生观；过去的古人发愤科举，为的是金榜题名，光宗耀祖，享尽人间荣华富贵，这也是一种人生观。可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人生观，不同的人生观又有不同的层次之分。

　　儒家的人生观是什么？儒家强调入世，强调进取强调对社会的担当意识，所以自强不息”是儒家人生观的重要特征。儒家的这种人生观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表述，如在先秦为“内圣外王”的人生观；而北宋的理学家张载的“四句教”，更是将儒家的担当意识发挥得淋漓尽致，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们可以把张载的四句教解释如下：为社会建构精神世界，为民众提供生存保障传承古代学术与文明，开拓万世太平。四句教涉及社会和民众的精神价值、生活意义、学统传承、政治理想等内容，可以说，张载的“四句教”是对“内圣外王”人生观的具体化。

　　那么，如何理解“内圣外王”呢？

　　“内圣外王”是儒家为人生确立了根本的方向。“内圣”即内在的知识修养和道德修养达到了较高的境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高尚的人，综合素质比较高的人；“外王”即是用知识和道德报效国家，服务社会，也就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当公务员，为人民服务。

　　“内圣外王”的思想原出自于儒家的经典《大学》。《大学》所提出的“三纲八目”，集中表述了儒家内圣外王的人生观。《大学》一开篇提出“三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就是使美好的品德显明，包含个人品德和社会道德风尚；“新民”即是亲民，走群众路线，既深入民众又改造和影响民众；“止于至善”就是要达到“善”的境界，实现平天下、民富国强的理想。

　　所谓“八目”，就是为了实现“三纲”所确立的具体步骤。“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般又把“八目”分为两大方面，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为自我内在的修养工夫，也就是“内圣”工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外在的实践工夫，即服务社会，报效国家，也就是“外王”的工夫。“八目”后来简化为我们常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修、齐、治、平”。“修身”就是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使自己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远大理想的人。“齐家”就是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因为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细胞，能够管理好自己的家庭，才有可能管理好国家。如果连自己的家庭都管理不好，就更说不上治理国家了。“治国、平天下”是儒家外在努力的最高目标。这个目标的提出，应与春秋战国时代整个中国的政局有关。因为这个时代中国诸侯国林立，周王朝名存实亡，中国面临分裂。而儒家一贯主张中国的大一统，所以，维护中华民族统一的“治国、平天下”，就成为儒家外在努力的最高目标。

　　“三纲”和“八目”构成了一个有机的逻辑整体。“三纲”是最高境界，“八目”是具体实现步骤。“三纲”、“八目”以精练的语言揭示了儒家思想丰富的精神内涵，以及儒家理想人格修行和作为的整个过程，形成了一个由“内圣”到“外王”的缜密思想体系，展示了儒家服务社会、报效国家的远大志向和宏伟抱负。孔子所说的“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就是“内圣外王”之道,其中“修己”是“内圣”,“安百姓”是“外王”。“圣”是理想人格的最高境界,达到这一境界的就是“圣人”。只有“内圣”，才能成就“外王”的事业。这种“外王”事业,以“博施济众”为极致,孔子将它树立为儒家的最高政治理想。

　　三、“内圣外王”的当代价值

　　儒家“内圣外王”的人生观，体现了个人与社会、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高度统一。儒家很重视人的社会本性，个人不脱离社会群体而生存。而要生存,就必须处理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儒家“内圣外王”的人生观,正是建立在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基础上。个人生存的意义乃是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自我满足与满足社会的统一。孔子说:“夫人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立、己达是起点,立人、达人是归宿,满足自己也要满足他人，才是仁者情怀。人的价值与社会的价值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人的个人价值只有转化为社会价值,才有意义,也就是说，社会价值的实现也就是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

　　儒家“内圣外王”的人生观，不仅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对我们今天塑造理想人格以及培育良好的个人修养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内圣”即是进行道德修养，成就圣贤人格，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养成高尚的道德人格是做人的根本，是建功立业的条件。“外王”则是从事实践以建功立业。“内圣外王”就是正己才能正人，修己才能修人，才能治国平天下。从道德建设这个角度来说，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必然会感染他人、教育他人，激发起他人内心的道德意识，进而使他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向往、学习、效法。如果人人都注重个人修养，起榜样示范作用，就会带动周围人相互学习，从而改善不良的社会风气。

　　儒家“内圣外王”就是提倡“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和献身精神。儒家的忧患意识表现出一种爱国情怀，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的责任感与捍卫民族尊严、维护祖国利益的崇高品德，表现在行动上就是奉献精神。学习儒家的忧患意识和献身精神，使我们主动把自我与社会责任、义务联系起来，处处以大局和国家民族为重，激发爱国情怀。

　　诚然,“内圣外王”的人格模式并非十全十美,但不容否认,这种人生观的理想人格、价值取向是积极的、有意义的,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精神。尤其是其中自强不息、积极有为、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以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博大精神,更是中华民族精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常常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来激励自己，这和“内圣外王”的人生观思想是一致。就是在现代，这一思想体系仍然有其积极的成分，仍能为我们所借鉴。它所提出的知识的学习和道德的修养，以及“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要求我们既要有较强的知识才能，又要有较高的道德修养，更要有胸怀祖国的远大目标。为了这样的目标而去奋斗，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纯粹有道德的人，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人。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我们对于这一传统的理想人格模式应加以吸收和改造,使其在培育和弘扬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过程中发挥其积极作用。

　　作者：解光宇，孔子研究院特聘专家，济宁市尼山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