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人民的生活水平 “民以食为天”。粮食生产不仅是人均消费粮食的基础，同时也是肉类生产的基础，以及其他工商业活动和一切消费品生产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其他一切都谈不上。粮食也是国家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古代中国一直是以农业为主的大国，主要人口构成也都是农民，以历代粮食人均占有量来估计历代人民的生活水平，是相对合理的标准。

　　古代农耕

　　秦朝以前，中国的农业生产已经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史载战国时国家征战，兵力动辄十万，多至近百万，其后勤供给规模之大，就是依靠繁荣的农业生产支撑的。到了秦汉时期，国家统一，四百年间，继承和发展此前农业生产方面的成就和知识，藉“大一统”之便，大规模地在中原地区推广先进农耕技术并渐及南方和边区，使各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基本都上了一个台阶。而汜胜之发明的区田法更创出了高产奇迹,“上农区,亩得粟百石,中农区收粟得五十一石,下农区秋收粟得二十八石”。这当然是在中原发达地区的水平，至于落后地区，两汉徇吏传也多有记载其改易风俗，技术进步之史实。

　　古代人背粮食

　　古代人背粮食

　　魏晋以来，国家分裂，五胡乱华，战乱频繁。人民颠沛流离，大量农田被毁损、退耕还牧或粗放经营，相应地农业生产水平进步较少甚或还有倒退。

　　隋唐时国家再度统一，重视兴修水利，改进农具，普及农业生产技术。北方的社会生产恢复和发展起来，而南方则进一步提高。唐贞观十三年(635年)“诏于洛、相、幽、徐、齐、并、秦、蒲州又置常平仓，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湿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皆著于令。”由此可见北方地区农产的丰饶。但安史之乱后北方再次板荡，“河南、河北、河东以降，甲兵常积”，农业生产遭极大破坏。南方受战乱影响较小，生产进一步发展，终至超过北方。

　　到了宋代，政府吸取唐代军阀割据，武人专权的教训，面对四境强邻，采取守势，转而一心发展国内经济。北宋维持了一个多世纪的繁荣安定，这期间，农业生产技术有了大步的发展。在华南出现了一年两熟的生产，以及多种作物的轮作，朝廷还特地从占城引进高产水稻。宋代农业另一个优越之处在于宋代的畜力比近代农业还要充足。研究20世纪中国农业的学者认为畜力不足是清末及20世纪农业发展的重大障碍，而宋代的史料表明得到耕牛比较容易，特别在华南。总体而言，宋代的经济成就相当的瞩目。

　　宋：清明上河图

　　明朝建立之初，承蒙元之弊，国家残破不堪。明初政府为了恢复生产，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明朝初年的大规模恢复生产，在历史上是罕见的。洪武朝把华北当作未开发地进行开发，移民人数达到全国总人口的1/6；水利兴修规模之大，空前绝后。经过近百年的经营，明朝的经济水平逐渐恢复并超过了宋代的水平。明朝物价平稳，皇帝与内阁还通过减轻国用以减少百姓负担，例如万历时商税降到1.5%。小生意、小商小贩、年营业额在40两白银也就是在营业额少于26432元以下的免税。每个县都有免费的养济院。西方传教士记载明朝中后期的江南没有乞丐。

　　明朝中后期的市民消费惊人。如山东博平县嘉靖中叶以后“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郓城县百姓“贫者亦捶牛击鲜，合飨群祀，与富者斗豪华……胥吏之徒亦华侈相高，日用服食拟于仕宦。……”。南直隶通州，在万历时期，“乡里之人无故宴客者一月凡几”菜肴十分丰盛，“稍贱则惧其渎客”。浙江桐乡县的青镇“其俗尚侈，日用会社婚葬皆以俭省为耻，贫人负担之徒，妻多好饰，夜必饮酒”。

　　古代面食

　　明代的社会还兴起了“攒盒”，盒内分为不同形状的格子，将各种各种食物攒集为一盒，可携带外出游山玩水。“设席用攒盒，始于隆庆，滥于万历。初止仕宦用之，今年即仆妇龟子皆用攒盒饮酒游山，郡城内外始有装攒盒店，而答应官府，反称便矣”。明代的何良俊曾往嘉兴访一友人，“见其家设客，用银水火炉，金滴嗉，是日客有二十余人。每客皆金台盘一副，是双螭虎大金杯，每副约有十五六两”。到万历时期，更加厉害“士庶之家，初登仕版，即犀玉酒器以华宾宴，……且以象筷玉杯为常，仕古奢淫之主所不敢轻用，而今寒素之士所不肯深惜也”。

　　雄厚明朝王室支撑郑和七下西洋

　　在服饰方面，明代人的消费习惯的变化也同样惊人。在弘，正年间，礼科都给事中周玺就上疏说“首饰则滥用金宝，市井光棍以锦绣缘袜，工匠技艺之人任意制造，殊不畏惮”。著名文学家李梦阳（1473-1530）这样描绘明代商人的富裕程度“今商贾之家，策肥而乘坚，衣文绣绮觳，……其富与王侯同也。”

　　扬州商人资本雄厚，更是“无不盛宫室、美衣服，侈饮食、饰舆马及诸摊钱之戏”。连山东博平县这样的小城也是“至正德，嘉靖间而古风渐渺，……市井贩鬻厮隶走卒亦多缨帽湘鞋纱裙细绔”。南通州在万历时期，“里中子弟谓罗绮不足珍，及求远方吴绸、宋锦、云廉，驼褐价高而美丽者以为衣，下逮绔袜亦皆纯采。向所谓羊肠葛，本色布者久不鬻于市，以其无人服之也。至于庸流贱品，亦带方头巾，莫知厉禁。其俳优隶卒、穷居负贩之徒，蹑云头履行上道者锺相接，而人不以为异”。全国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不丝帛不衣，不金线不巾，不云头不履”的现象。在南直隶松江，“奴隶争尚华丽”“女装皆锺娼妓”“大家奴皆用三穰官履，与仕宦漫无分别”。在河南内丘“门快舆皂无非云履，医卜星相莫非方巾”。在福建福安“方巾盈路，士大夫名器为村富所窃，而屠贩奴隶亦着云履而白领缘”。杭州居民“服食器用月异而岁不同，毋论富豪贵介，纨绮相望，即贫乏者，强饰华丽，扬扬矜诩，为富贵容”。

　　明：清明上河图

　　甚至连清操自命的寒士也要赶时髦“布袍乃儒家常服，迩年鄙为寒酸，贫者必用稠娟色衣，谓之薄华丽，……上海生员，冬必服绒道袍，暑必用琮巾绿伞，虽贫如思丹亦不能免。”（明代范濂的《云间据目抄》）“不衣文采而赴乡人之会，则乡人窃笑之，不置之上座”（万历《通州志》）。

　　明末遭遇特大天灾，繁华的经济突然崩溃。利用一系列巧取毫夺，满洲人成功进入了中国。康熙二十年，三藩起义被镇压，康熙二十二年台湾沦陷，满清在中国的统治才最终建立。结束了长期的战乱后，满清经济开始恢复，到乾隆朝达到顶峰。但在人均粮产方面，满清却一直没有超过明朝的水平。甚至比起唐朝、宋朝都远远不如。乾隆中期以后经济越趋下降，亩产也开始下降。

　　清朝

　　下面分析各朝人均粮食占有量。

一、汉代人均粮食占有量

　　关于汉代的农业生产水平，学术界争议还很大。对汉代平均亩产估计高者，如学者吴慧认为汉代平均亩产折市制为每市亩264斤。估计低者，如学者曹贯一就认为折市制仅58.5市斤到117市斤/市亩，人均原粮占有量为456市斤。差异如此之大，令人无所是从。这里我们按照居中的估计，认为汉代人均原粮占有量为705市斤上下。

二、唐代人均粮食占有量

　　唐代是历史上相当繁荣的一个时期，对这一时期人均粮食的估计，传统上一向是被认为居历代最高峰的。近年来，随着对宋、明经济的研究的深入，虽然这一观点已经不再被认可，但不影响我们对唐代高度发达的农业生产的评价。鉴于唐代亩产争议较少，这里取吴慧的说法，认为唐代人均原粮占有量达到1256市斤。

三、宋代人均粮食占有量

　　关于宋代的人均粮食计算，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估计：宋代1159市斤。但吴慧的数据采纳了金代的数据跟南宋进行加权平均，而忽视了金人入侵中原造成的破坏。因此，对吴慧的数据进行适当的修改是有必要的。郑正，王兴平利用《宋史卷173•食货上》重新计算了宋代人均粮食耕种面积，并将宋代的人均粮食占有量修正为661.5kg，折合1333市斤。这里采用这个数字。

四、明代人均粮食占有量

　　学界对于明代的粮食生产的讨论，吴慧提出，北宋全国南北平均每市亩产原粮325.8市斤，明代中后期全国南北平均每市亩产原粮346市斤。唐启宇提出，明代较宋代亩产提高50％。曹贯一提出，明后期，折今制，常年稻谷亩产488市斤，旱地麦粟亩产157.3市斤；宋代，折今制，稻谷亩产286市斤，麦粟亩产100市斤。明较宋，稻谷亩产提高70％，麦粟提高57％。学者姜守鹏提出，宋代亩产量约为165斤，明代为245斤，增长48.5％。李伯重提出，明末江南水稻亩产量约为1.7石(米)，南宋江南平均亩产量应仅为1石左右(米)。郭松义提出，明后期全国南北水旱粮食平均亩产256市斤，每个粮农平均生产粮食6510市斤。他还对每个农业劳动力所产粮食扣除各种开销后的生活水平作出推算：明后期，平均每个粮农人口除自身粮食消耗外，可向社会提供粮食458市斤，清嘉庆中期，121市斤，清末，50市斤。以上数据虽然很难说是精确的，且众说不一，但从这些概数中仍可看到明代粮食生产的总体发展趋势，即粮食总产、单产，明后期较明前期提高，明代较其前代提高；在平均农业劳动生产率、向社会提供粮食数量方面，明朝远远高于满清。按照这个总结，我们取居中的数字，可以认为明代人均粮食占有量为2002市斤。

五、满清人均粮食占有量

　　明清之际天灾不已，又战乱频繁，直到康熙二十二年，国内战争才基本结束。农业经济一度遭到严重的破坏。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恢复，到了乾隆中前期，满清经济达到最高水平。但所谓的“康乾盛世”时期，满清人均粮食占有量仍然不及晚明。据张显清研究，现在的一般看法是：清初农业经济的人均水平较之明代是下降的。具体数字上，吴慧认为清初367市斤/市亩，人均占有粮食628市斤。郑正，王兴平同意吴慧的亩产数字，但对清代的人均田亩数则认为吴慧估计过低，按郑正，王兴平的修正数据，计算得到满清前期的人均占有粮食是1541市斤。在这里，我们取平均值即1085市斤。而满清后期的衰败和倒退则是众所共见的。晚清到民国的一百多年来，人均粮食占有量一直徘徊在700市斤上下。这个数字更是无法与晚明相比了。

　　清朝

　　满清饥民

　　把上面的结论加以总结，得到下表：

　　历代人均粮食占有量（市斤）：

　　汉代：705。盛唐：1256。北宋：1333。晚明：2002。满清前期：1085。晚清：700。

　　可以看出，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自汉代以来，一直到明代，一直是在上升的，直到满清时代才开始下降，到晚清，下降到最低点。即使是在所谓“康雍乾盛世”，从康熙到乾隆，地方上年年都有饥荒，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清初思想家唐甄是这么描写所谓康熙盛世的：“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贱而艰于食，布帛贱而艰于衣，舟转市集而货折赀，居官者去官而无以为家，是四空也。金钱，所以通有无也。中产之家，尝旬月不观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农民冻馁，百货皆死，丰年如凶，良贾无筹。行于都市，列肆琨耀，冠服华腆，入其家室，朝则熄无烟，寒则蜷体不申。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男之美为优，恶者为奴。女之美为妾，恶者为婢，遍满海内矣。”

　　乾隆时期又如何呢？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在乾隆时期的出使日记中说当时的中国：“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衣善褴褛甚至裸体”,“象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可以认为，从汉代一直到明代，我国国民的生活水平是在逐渐上升的，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发展，至明朝中晚期发展到最高水平。其间虽有魏晋南北朝、残唐五代和蒙元时期的短暂停顿，乃至一度的倒退，但总体上看，国民的生活水平还是在曲折中前进，呈现出螺旋形的上升式发展。这反映了近2000年科技水平的进步，以及物质财富的积累。传统的中国社会发展到晚明，不论科技、文化还是物质生活水平，都已经达到了最高峰。可以这样说，明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人民最富裕的时期，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人民生活最幸福的国家。明代以后，由于满清政府扼杀技术和思想革新发展，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已经赶不上人口的增长速度了，生活水平比明朝大幅度下降。也就是说，传统中国社会发展到明代，已经是极限了，再往后要发展，就必须突破传统的农业经济模式。明代出现了相当发达的商品经济，政治上也大不同于以往各代，也许这些就是转型的希望。如明朝永乐年间的铁产量高达9700吨，超过当时欧洲诸国总和。至明朝中后期，无论是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棉布、瓷器等轻工业，明朝在世界都是遥遥领先，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比农业产量在全世界的比例还要高。到了1840年，满清工业产量仅为全世界的6%，无论是总产量还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无法与明朝相比。

　　总之，在17世纪危机到来时，满洲人统治下的中国扼杀了宋明以来的转型的萌芽，中国日趋退出了世界强国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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