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出版家、社会活动家，也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一面旗帜。人教社1950年成立的时候，叶圣陶兼任社长、总编辑，一直到“文革”开始。所以，叶老总是我们的重要话题，我社办的很多竞赛、论坛等活动大都取名为“圣陶杯”，社史馆专辟了一处“圣陶馆”，人教社在叶老的家乡苏州的甪直还建立了一个“中国语文教育博物馆”和第一所“人教附属小学”。当然，我社还出版过许多叶老的书或研究叶老的书，最新出的一本叫《叶圣陶论教材》，即将要出版的是完整版本的《叶圣陶日记全集》。

　　说到了教材，就不能不提叶圣陶领导新中国教材事业的奠基之功、开创之功。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中小学使用的课本，基本上是由国家统一供应、教育部组织编写、人教社编辑出版的统编教材或通用教材。这种“一纲一本、统编通用”的教材格局的形成，与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和基本经济制度相联系，是在新中国初期的时候创建起来的，也是建国时期各条战线走向集中统一的新政之一。叶圣陶作为新中国教科书事业的领导者，准确地说，他作为新中国初期教科书编审和出版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是居功至伟。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教科书编审机构发展经历了“三步曲”，并且都是由叶圣陶直接领导并实施操作的。

　　第一步，1949年4月15日，中央成立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挂靠在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叶圣陶为该委员会主任；周建人、胡绳为副主任；金灿然、傅彬然、宋云彬、孙起孟、王子野、孟超、叶蠖生等为委员。他们用了几个月时间紧锣密鼓地审订了一套教科书，使1949年秋季学期的师生用上了新课本。这项工作成为建国大业的一部分，也为新中国教科书奠了基。

　　第二步，1949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成立，将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并入其中，改称编审局，局长由副署长叶圣陶兼任，副局长由副署长周建人和办公厅主任胡绳兼任，金灿然任秘书长，基本上沿袭了原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的工作。这个编审局在开国教科书的基础上，完成了全年春秋两个学期的中小学课本的编订工作。

　　第三步，1950年12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和出版总署在编审局、华北联合出版社和上海联合出版社的基础上，共同组建了人教社，并由叶圣陶兼任社长、总编辑，旨在“逐渐统一全国教科书的编辑出版工作”。1951年2月，政务院批准的出版总署《1951年出版工作计划大纲》明确要求：“人民教育出版社开始重编中小学课本，并于本年内建立全国中小学课本由国家统一供应的基础。”同年5月，政务院批准的教育部《关于1950年全国教育工作总结和1951年全国教育工作的方针和任务的报告》也明确指出：“大力编印各级学校的教科书：根据新定学制，重编小学及中学教科书。”为此，人教社便于1951年秋季编出了第一套完整的教科书。所以，人教社不仅仅是新中国创建的第一家教育出版社和最早成立的出版社之一，而且是具体落实中央确定的关于统一教科书工作大政方针的“桥头堡”和主要基地。

　　1954年9月，出版总署第一次撤销，10月叶圣陶改任教育部副部长，继续兼任人教社的领导职务，到1966年之前，又主持编出了三套全国中小学通用教材和统编教材，保障了新中国前十七年教科书的正常供应和平稳发展，建起了全国中小学课本“国定制”，即由国家教育和出版部门统一编辑、审查、选用、出版、印制和发行的基础和格局。而且时至今日，仍未发生根本改变。这些教材影响了一代学子、惠及了广大师生，为促进教育发展、提高国民素质、培育合格公民提供了重要载体，作出了重大贡献。

　　此外，从1977年开始，到1988年他老人家逝世，叶圣陶先生担任教育部顾问和人教社顾问。所以，圣陶先生既是人教社的创始人和奠基者，又是所有人教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人教社有今日的发展壮大，并先后得到过毛主席、小平同志的题词和习总书记的回信，同叶老早期工作与倾注的心血是分不开的。人教社所一直强调的“发扬优良传统”和习总书记重要回信中指示的“弘扬优良传统”，也都是叶老早期引领开创和形成的。

　　那么，新中国教科书事业领导人为何选中的是叶圣陶，或者说叶圣陶何以成为建国初期我国教材事业领导人的不二人选呢？简单地说，是有才、有德、有识；准确地说，是有大才、有大德、有大识。三者同等重要，缺一不可。

　　首先，是有才华、有大才，尤其是在教材编辑出版领域，是极为突出的领军人物和大学问家。

　　我们常说，叶圣陶先生是现代中国文化教育的一代宗师，是著名的教育家、文学家、编辑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为我国的教育、文学和出版事业都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一点很重要，但仅此还不足以说清为什么新中国高水平、国家级的通用教材创建工作需由他来主持大局。因为类似的名家还有许多，而且德才兼备者也有不少。叶圣陶的独到之处在于两点：

　　一是他过去长期参与和主持编辑出版中小学教科书，是专业化、职业化的教材编写者、领导者，具备了作为一个教材编辑的所有的核心素养或关键能力。叶圣陶主要靠自学成才，他国文和语法修辞知识扎实，学科专业适合；当过多年中小学和师范教员，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了解教材教者、读者的需求；编辑能力强、文字水平高，具有广深的文学素养，能够准确、形象、简明扼要地表达教材的内容；学术造诣深，研究成果多，是大学问家，能够反映学科的前沿问题和关键要害；编写过多种、多套、多学科教材，有着丰富的教材编写、出版、组织和领导经验和水平。就其中的文字水平而言，著名散文家张中行说过：“在我认识的一些前辈和同辈里，重视语文，努力求完美，并且以身作则，鞠躬尽瘁，叶圣陶先生应该说是第一位。”

　　二是他在开明书店编写和组织领导过最高水平的教科书的编辑出版。教材编写是门专业，也是门学问，有其自身规律和特点。尤其是中小学教材、儿童读物，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编的，即便是大作家、大学问家也未必编得好。新中国的教材是国家教材、通用教材、统编教材，要求的条件不是一般的、平平的，而是需要最优秀的、超一流的教材人、编辑人、出版人、学科人来参与其中，走在前列。叶圣陶不但具备教材编写出版者的所有素养和能力，而且其长年主持的开明书店编出了质量很高的教材，尤其是文史地教科书。著名作家曹聚仁在香港发表的文章《悼念朱文叔兄》(1966)，讲过一段话：“我曾经说过，单就语文史地教本来说，‘开明’第一，‘中华’次之，‘世界’则好坏不一定，‘商务’总是那么老大。语文方面，文叔兄所编著的，倒可以和叶圣陶、朱自清、吕叔湘诸公之所编著的相颉颃。”叶圣陶领导的“开明系”教科书名列前茅，由此可见一斑。

　　叶老说过：“如果有人问我的职业，我会说，我的第一职业是编辑，我的第二职业是老师。”对他来说，做编辑出版不再简单地是一份工作，而成了一项最重要的职业和伟大的事业。所以，叶老一生致力于编辑与出版，从未停止过对自己“最初和最终”的职业的热爱。简而言之，叶老长期做编辑、做教师，再加上长期做的是教材编辑，并且研究的也有教材问题，还编出过最好的教材，这些就是其脱颖而出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次，是有德行、德性，有大德、大爱。他以“圣人”而著称于世。

　　圣陶先生人格高尚、大家风范，严谨自律、待人宽厚。他为人敦厚，彬彬有礼。其名字“绍钧”“圣陶”就是德的直接反映。“圣陶”取自古书中“圣人陶钧万物”，意为有贤德的圣人，才能够造就世界上的一切事物，这影响了他的一生。无论是开明系、人教社，还是编辑者、出版界，乃至他工作过的所有地方，都是名人荟萃、大家云集，但能够称得上“圣人”的极少，可叶圣陶就人如其名，恰是一位真正的实实在在的“圣人”。对此，他身边的同事，与他接触过的，都高度认同这一点，这是极其难得的。著名诗人臧克家曾说过：“温、良、恭、俭、让这五个大字是做人的一种美德，我觉得叶老身上兼而有之。”著名的文史学家宋云彬在日记中对人、对事要求完美无缺，甚至求全责备，但对叶圣陶的为人、做事则称赞有加，佩服得五体投地。著名散文家张中行在《叶圣陶先生二三事》一文写道：“《左传》说不朽有三种，居第一位的是立德。在这方面，就我熟悉的一些前辈说，叶圣陶先生总当排在最前列。……我常常跟别人说：‘叶老既是躬行君子，又能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所以确是人之师表。’凡是同叶圣陶先生有些交往的，无不为他的待人深厚而感动。”先做人，再做事；小成靠智，大成靠德。有大作为的人，往往都是德行高尚的人。叶圣陶的经历，再次说明了这个道理。

　　再次，是有识之士，有非同凡响的大识。他能识大体、顾大局、讲政治。

　　叶圣陶学识高，见识也高，他有勇气、有胆略、有定力，始终洞察时代脉搏，顺应历史潮流，政治上坚持进步和民主。这不仅在他的作品中有所表现，更在他的行为中充分体现出来。叶圣陶早年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教科书部工作的时候，革命志士杨贤江就曾要发展他为共产党员；1925年“五卅”事件的枪声，激发了叶圣陶的政治热情，也影响了他的创作走向。1927年10月他发表的《夜》，写了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一对青年被屠杀，留下祖孙相依为命的惨象。随后，他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治一步步地失望、绝望。重庆谈判的进行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让叶圣陶看到了国内和平的希望和中国革命的未来。他长期主持的开明书店，不仅出版了许多进步书籍和报刊，坚持“不赤膊上阵的斗争”,而且这个“小小机构，此亦一度革命矣”(《叶圣陶日记：1949》)。这些都是叶圣陶思想进步、向党靠近的表现，也成为他被选为新中国教材编审机构主要领导人的重要原因，甚至是主要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