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在中学毕业之后，因家境贫寒而不得不放弃学业提早进入社会。为维持生计，他四处奔波，于1912年在苏州干将坊言子庙的一所小学校担任起教员的职务。两年之后，即1914年秋天，他被排挤出学校而失业。不多久，他的父亲也因年事过高而失业，一家人的生计更是举步维艰。然而，在如此困境中，叶圣陶却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生涯。1914～1916两年期间，他先后发表了十二篇小说，文体非白话文而是文言文。

　　一、历史原因和个人原因

　　叶圣陶之所以进行文言小说创作，与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深层的个人因素有关。换言之，是历史原因和个人原因相互作用的结果。首先，叶圣陶从事文言小说创作有着一定的历史原因。文言小说，作为中国近代文学的一部分，它既与当时文学环境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同时，它也不可避免地遭受文学环境的制约。清末到民国初期，中国文学处于由近代文学进入现代文学的过渡阶段，小说文体是文言文和白话文共存的状态。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原因。

　　从小说这种文体本身看，当时的梁启超等人的竭力鼓吹，使小说的地位从“稗官野史”一下上升至“最上乘”。既然如此，那就值得作家去呕心沥血，苦心经营，自然也会更多更慎重地考虑小说文体是否雅驯工致，这就促使很多文学修养高，写作态度严肃认真的作家，反复采用文言写作。从作家来看，亦有其不得已的原因：中国言文分离由来已久，白话长期以来多停留于口头，而难以入文，难登大雅之堂，如多深奥玄妙的思想在白话里没有相应的词汇和表达方式，即使明知小说非用俗语不可，亦常感叹“今欲为此，诚非易易”。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由此可见，当时很多刊物都登载了文言小说作品。因此，叶圣陶初期采用文言文进行小说创作也就不足为奇了。

　　至于叶圣陶进行文言小说创作的个人原因，他是这样自述的：“(民国)三年或四年，我的小学教授的地位被人挤掉，在家里闲了半年。其时上海有一种小说杂志叫做《礼拜六》，销行很广，我就做了小说去投稿，共有十几篇，每篇都被采用。……这是我卖稿的开始。”叶圣陶：《杂谈我的写作》，《叶圣陶论创作》，第一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由此可知，失业后的叶圣陶把精力集中到文言小说的创作中来，艰辛的生活促成他走上了写作的道路。在当时的文坛，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叶圣陶也只是其中之一。用近代小说家的话来说，“……必有穷愁不平之心，因不得已而后著，……”邱炜： 《客云庐小说话·穷愁著书》。 徐枕亚也说，“欢乐之词难工，愁苦之音易好。诗文如是，小说亦然。”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茜窗漏影》序，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可见，“穷愁著书”是当时的一种社会氛围。正是在这种氛围下，叶圣陶创作出了《玻璃窗内之画像》《穷愁》《博徒之儿》《贫女泪》《终南捷径》《飞絮沾泥录》《倚闾之思》等作品。

　　叶圣陶这一时期创作的作品大多发表在《礼拜六》《小说丛报》和《小说海》等刊物上，而且，这些刊物还经常登载鸳鸯蝴蝶派作家的言情和黑幕文学作品。从现代的观点来看的话，作为通俗刊物，其发行量极大，能吸引不少读者。那么，刊登在这些刊物上的作品便都是出自鸳鸯蝴蝶派作家之手？而且，鸳鸯蝴蝶派作家的作品都是描述荒淫怪诞的场面和盗贼故事？事实并非如此。因此，有必要对鸳鸯蝴蝶派进行区别对待和具体研究。

　　叶圣陶和一般的鸳鸯蝴蝶派的作家们有什么差异吗？我们该如何评价他在这段时期的经历？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还是先看一下周刊杂志《礼拜六》。《礼拜六》创刊于1914年6月，由于登载了很多鸳鸯蝴蝶派的作品，此后便被称为“礼拜六派”。事实上，在创刊初期，它的名声也并非那么不好。杂志的主编王纯根就说道：“一编在手，万虑皆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不亦快哉。”《礼拜六·出版赘言》，《礼拜六》第一期，1914年。由此可见，《礼拜六》的初衷只是为了休闲和消磨时光，而并非所谓的淫乱和盗贼故事。五四时期，部分小说家给鸳鸯蝴蝶派的作家冠上“淫乱”恶名，这只是一种误会。当时，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徐枕亚、李定夷等的作品，内容不仅不淫乱，甚至没有只言片语涉及到情欲的描写。如果非说有，那也只是男女主人公“在喷泉那的某种非分的想法”而已。然而，正是这种“无情”的爱情却打动当时的读者，引起了他们强烈的兴趣。这是生活在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的。事实上，“正是这种相当朦胧的爱情追求，这种有点非分而又不过于越礼的男女之情，这种只有思念之意而无肌肤之亲的精神恋爱，最能适应那个时代半新不旧的读者的审美趣味。”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对叶圣陶的小说，编辑们给它们以神怪小说、爆料趣闻、言情小说、家庭小说等命名。实际上，这种“游戏文学”的称号，在下面出现的很多作品里，还是可以发现其中包含着健康的思想内容和积极的社会意义。这与单纯地追求乐趣的鸳鸯蝴蝶派的作品相比，还是有差异的。换言之，叶圣陶尽管是“鸳鸯蝴蝶派”作家，但这丝毫无损他新文学运动开创者和实践者的名誉。“鸳鸯蝴蝶派”的部分作家在后来也参与新文化运动，一些还担任着运动的主力。五四时期著名的“双簧戏”的主人公之一的刘半农，曾经便是鸳鸯蝴蝶派的作家。对刘半农的“转向”，鲁迅给予了极为肯定的评价。他说，“青年人心目中有刘半农三个字，原因并不在于他擅长音韵学，或是常作打油诗，是在跳出鸳鸯蝴蝶派，骂倒王敬轩，为一个革命文学阵中的战斗者。”

　　《过去随谈》：参见刘增人、冯光廉编《叶圣陶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115～116页。 因此，不能因叶圣陶在《礼拜六》上发表了几篇小说便将他与所谓的“黑幕、言情、游戏”文学作家相提并论。

　　严格来说，叶圣陶早期的文言小说属于近代小说的范畴。中国近代小说反映出中国近代生活的进度。1840年开始的中国近代史是耻辱和黑暗的历史。尽管如此，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潮却有着非常的意义。清末，部分小说家受改良主义启蒙思潮的影响，大力抨击清政府的腐败，呼吁整治上的革新，试图推动“救国运动”。因此，谴责小说成为清末的主流，数量大增，代表作有《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等。辛亥革命以后，言情和黑幕小说盛行。原本一些进步的小说家，如苏曼殊等，创作倾向却转向于游戏和休闲。如《断鸿零雁记》等作品暗含穿透繁华的人间万象、逃避现实生活的情绪。包天笑、徐枕亚等则完全蜕变成鸳鸯蝴蝶派作家。他们放弃启蒙主义，对小说的地位和风气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小说的品味大跌。为迎合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都市小市民的喜好，作家们创作了大量富有浓厚娱乐性质的小说。他们的小说尽管包含了某些人的愤怒，却找不到历史使命感和责任的痕迹。在这种情况下，杨义对清末和民国初期的小说作了如下判断。“清末小说是启蒙的，企图参与社会政治的进步，境界开阔而糟豪(如谴责小说)；而民初小说则是媚世的，只求描写生活琐事以博读者的笑谑和伤感，境界狭窄而酸软。”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总而言之，这种系统的说明是较为正确的。接下来，将进一步分析叶圣陶文言小说的思想和艺术性。

　　二、思想

　　叶圣陶的文言小说包含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反映民国初期黑暗的社会现实。特别是表现庶民遭受的沉重压迫和苦难，对他们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穷愁》是代表作。《穷愁》中，我们可以看到，帝国主义者入侵中国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连最基本的生存权利都得不到保障。《穷愁》讲述了旧中国社会最普遍的社会悲剧。小说描写了工人阿松及其母亲的悲惨处境。母子两人在都市租了家小房子，因儿子失业，三个月的房租都无法支付。房东给他们一个月的时间，如果无法缴纳租金，声称把他们赶出去。迫于生存的压力，阿松不得不赚钱养家。他靠卖饼的钱，勉勉强强维持生计。他们的口袋一直空空如洗，总是吃了上顿愁下顿，徘徊在饥饿线上。然而，越是穷越是是非多。某天，阿松误打误撞进到赌馆，却恰好碰上来抓赌徒的警察。警察不容他辩解就把他当成赌徒抓起来送进了监狱。阿松的母亲别无选择，忍痛把丈夫的遗物——蓝色丝袍拿去当铺抵押，用换来的两枚银币赎回了儿子。但是，就在阿松出狱的当天，母亲被房东赶了出来，好在邻居好心收留了她。两天之后，阿松的母亲突然去世了，临终都还穿着破旧的衣服。在埋葬母亲之后，阿松便再也没有出现。

　　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作者把精力集中到阿松母子的苦难生活上，但他并未停留在悲惨的社会现实的表现上。小说中，阿松的苦难从工厂的破产开始，接着是失业面临房东的威胁，其后是被警察抓进监狱。从始至终，一点生存的路都不给阿松留下，最终落得家破人亡。对造成这一悲惨结果的原因，作者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分析。《穷愁》中，叶圣陶生动地刻画了穷苦百姓之间的真情友爱。金荣对阿松母子的遭遇深表同情，他对阿松母子的关心和照顾与冷酷无情的社会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令读者不至于过于绝望，在悲伤中还能感受到一点人间的真情。这正是叶圣陶的细心之处。

　　此外，《博徒之儿》《贫女泪》等作品和《穷愁》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在此就不一一说明了。五四运动时期，叶圣陶还创作了《一生》《苦菜》《晓行》等反映庶民困苦生活的白话文小说，然而30年代的《多收了三五斗》的主题则转向庶民的觉醒和反抗。可以说，这体现出了作者对现实的认识和小说主题的升华。

　　第二，揭示了封建军阀的丑恶行径和肮脏的内幕。尤其是通过艺术形象对辛亥革命的失败进行了批判。作为一名积极推动社会革新的热血青年，叶圣陶和那些把逃避现实、沉醉奢靡浮华生活的行为当笑料来写的鸳鸯蝴蝶派作家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不仅对民生疾苦和世俗人情有着深刻的体会，还对政治波动和时局不安表现得极为敏感。正因于此，叶圣陶早期的文言小说带有相当浓厚的时代色彩。1913年夏，北京大学的好友顾颉刚回苏州，叶圣陶和他一起度过了暑假。在拙政园，两人边散步边讨论时事政治，尤其是对袁世凯扩充军备、镇压民主势力、妄图复辟君主专制的丑恶行径予以谴责。这也对叶圣陶在1914年创作的《终南捷径》等作品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终南捷径》讲述了部分旧势力政客和地方土匪流氓纠合一致，为追名逐利而不择手段，做尽伤天害理之事。这是一部揭露民国初期中国政界丑恶形态的作品。小说中的某甲原是清朝的官吏。辛亥革命之后，他表面上沉迷于音乐和美色，以高姿态示人，实际上却暗地里筹谋复出，希望重掌政权。为获得机会，他不惜使用卑劣的手段。封建官吏的丑恶嘴脸虽可憎，但接下来掌握政权的人也并非有很好的理念，新贵族和旧官僚已是一丘之貉。辛亥革命后的政界和之前的“满清王朝”相比，只是换汤不换药，把君主制改为共和制而已。如此一来，民国初期的社会本质并未有丝毫改变。这一点在叶圣陶的小说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小说强烈的时代色彩也反映在叶圣陶的创作过程中，不仅如此，这种时代精神在今后的创作过程中日益鲜明。1927年所写的著名短篇小说《夜》，描写了大革命失败的场面；长篇小说《倪焕之》通过描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上海劳动者第三次武装起义失败等一连串的斗争，持续强化作品的时代感。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对时代脉搏的准确认识，使得叶圣陶紧跟时代步伐、关心社会万象的现实主义作家的形象深入人心。

　　第三，真实刻画出妇女的生活，尤其是对妇女的生存情况和精神世界的描写。叶圣陶的文言小说中，大部分是关于妇女生活的作品。他怀着真挚的感情来写妇女，对封建社会给妇女造成的种种不幸和苦痛表示同情和关心。同时，对女性的愚昧和落后也给予了必要的揭露和批判。

　　《贫女泪》可以说是其中的代表作。云姑遭逼迫而死的悲惨结局正是旧中国大多数妇女凄惨命运的现实写照。小说对云姑的婆婆这一形象给予了批判。尽管她也是一名女性，但对女性的认识却极为封建。在她的脑子里，富者贵贫者贱的差别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因此，她总是凶恶地对待云姑。从本质上来说，云姑的婆婆这一人物形象体现出封建道德的冷酷和残暴性，即便是她本人，也只是封建观念的牺牲品。因为她从站在自己也是女性的角度上去考虑过问题。如果说云姑的死触发了我们对封建家庭观念的憎恶和对女性受害者的同情，那么，云姑的婆婆则会引发我们更多更深层次的思索。

　　此外，《我心非石》《飞絮沾泥录》等也是描写女性的作品。叶圣陶总是从社会外部出发来观察女性。此后的白话文小说《一生》《春游》《两封回信》《伊和他》等也都是女性题材的作品。作者对封建伦理下的三纲五常进行了猛烈地抨击，号召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并主张保护女性的人格，这也反映出在五四运动精神的鼓舞下妇女的觉醒和发展。与文言小说比较而言，这些作品的反封建精神更为猛烈。

　　第四，集中表现恋爱和婚姻问题。这是当时众多社会问题中较为突出的问题。鸳鸯蝴蝶派杂志上，这一类的主题总是反复出现。然而，大部分作者的写作目的并非是反对封建势力在恋爱和婚姻问题上对青年们的束缚和侵害，当然更不是为了号召人们和封建势力作斗争。他们的作品只是借这一主题来宣扬低俗趣味，以此填补不良少年和小市民的空虚生活。因此，这类作品根本谈不上什么严肃的社会内容和积极的思想。但是，叶圣陶的《贫女泪》客观地指出了婚姻问题中存在的身份对立，并对封建阶级的无情无德予以抨击，包含严肃的社会内容。

　　在《玻璃窗内之画像》中，医生陶子晋在欣赏少女肖像画的时候，眼前顿生母亲的幻象。通过幻象和现实反复交错的过程，反映出当时的青年对纯洁、真实的爱情生活的渴望。小说以少女的死、陶子晋的悲哀为结局。这说明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纯洁真挚的爱情是难求的，也是对青年内心渴求的一种表现。

　　《痴心男子》也是同样的主题。小说中男子对妻子的爱可以用绝对痴情来形容。妻子去世之后，他以为自己的灵魂会随着妻子一起上天国，无论到哪都会相依相随；并确信无论经历多长的岁月，对妻子的感情也永远不会改变。这种坚定的爱情确实值得称赞。但是，作者的写作目的并非在所写的内容里，而是潜藏在未经具体描述的内容中。实际上，在去世之前，妻子就已经爱上了别的男人。悲剧也从此开始。尽管他们是夫妇，却毫无感情。妻子因为无法和相爱的人在一起忧郁而死，这也是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

　　第五，表现中国人在侵略者面前的爱国热情。众所周知，辛亥革命之后，民族危机日益深刻，饱含爱国主义思想的小说开始慢慢增多。叶圣陶的《良心上之敌忾》《一贫一富》等作品也毫无疑问反映了中国人的爱国感情。《良心上的敌忾》主要是对十名中国儿童用拳头教训四名日本小孩的场面进行了描写。从表面上来看，这不过是孩子们之间单纯的打闹而已，当然不是开玩笑也不是受他人教唆。但从深层意义来看，弱者的本能反应体现出了爱国主义情感。《一贫一富》则描写了“储蓄救国”和“爱用国货”运动过程中的贫富差异。朱仁爷爷和孙子两人响应“储蓄救国”的号召，把用来买酒和买糖吃的钱节省下来送到中国银行的储蓄救国部，并要求不留名，仅写下“中国的贫农”。在“爱用国货”的运动中，祖孙俩来到街上高唱“用国货”的宣传歌，劝导他人抵制外国产品。叶圣陶刻画有爱国之心人物的小说作品，谴责了帝国主义野蛮行径，也对民众们的爱国热情予以赞扬，可以说这是对近代反帝爱国文学思想的一种继承和发扬。

　　总体而言，叶圣陶的文言小说所包含的内容异常丰富多样，囊括了民国初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庶民、政客、妇女等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都在他的小说里登场。作者在创作时注入了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因此，他的文言小说绝非追波逐流的创作，而是作者根据深入观察和亲身体验获取创作灵感而创造出的成果。叶圣陶的文言小说对他今后白话文小说的创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时，这也是对后期创作题材的一种尝试。这种尝试在思想内容方面来看，总体上可以说是成功的。这也使我们更明确地认识叶圣陶文学才能及其初期的创作活动。

　　三、艺术性

　　叶圣陶的文言小说不仅思想丰富，而且在对艺术形式的探索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接下来，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出发对叶圣陶文言小说的艺术风格进行分析。

　　第一，叶圣陶打破了中国古典小说中“才子佳人”的俗套，开始把“平凡人的故事”写进小说。中国小说，无论是传奇还是笔记，写作的对象都无法摆脱“才子佳人”的模式。然而，近代以来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更确切点来说，民国初期的代表作品徐枕亚的《玉梨魂》《雪鸿泪史》和李定夷的《美人福》等虽说有反封建的倾向，但内容上仍旧没能脱离俗套。叶圣陶的小说把生活的范围扩大，让读者的视野开阔起来。他的文言小说里有不幸的庶民、受辱和受害的女性等丰富的人物形象。如《穷愁》里失业的劳动者的生活悲剧。这种小说有着浓厚的时代气息，生动真实。作者积极融入生活，亲身观察和切身体验之后，更好地从现实生活中取材，因此得以从传统的“才子佳人”的圈子里解脱出来。

　　第二，结构形式多种多样，时而紧密相连，时而一笔带过，摆脱了“千篇一律”的结构模式。在艺术风格上，民国初期的小说比清末的“谴责小说”有着明显的退步，尽管如此，比起传统章回体和笔记体的艺术风格的改变而言，又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然而，这种小说结果很快就演变成抄袭他人文章的现象。叶圣陶对此十分反感。他依据内容决定形式的原则予以作品相应的结构形式。如《穷愁》主要写了阿松的失业遭遇、监狱行和母亲离世等事件，作家用层层推进的结构法来表现主人公的曲折经历，由此引发读者的共鸣。又如《玻璃窗内之画像》写了医生陶子晋对妙龄少女的敬慕。作品通过“画中人”“舆论中人”和“瓶中人”的三次对面来表现他们的爱情悲剧，作者在此使用的是三段结构法。

　　第三，叶圣陶通过精密细致的笔触和丰富的想象把“平凡的人生故事”讲述得栩栩如生。如《穷愁》写了阿松一家的苦难和母子间的深厚感情，作者并非分几个小节来介绍或是用形容词来描写，而是通过对一个寒冷清晨的描写，令读者仿佛身临其境。这在《痴心男子》里表现的更为明显。

　　总体而言，叶圣陶通过初期的文言小说创作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基础。他的小说和鸳鸯蝴蝶派采用的艳情的落入俗套的创作模式和表现形式不同，把读者的注意力和兴趣引向现实生活中来，引导人们认清当时的社会现实。这一时期叶圣陶的创作是进步的，这也是他灿烂辉煌的文学生涯的开端。

　　叶圣陶在中学毕业之后，因家境贫寒而不得不放弃学业提早进入社会。为维持生计，他四处奔波，于1912年在苏州干将坊言子庙的一所小学校担任起教员的职务。两年之后，即1914年秋天，他被排挤出学校而失业。不多久，他的父亲也因年事过高而失业，一家人的生计更是举步维艰。然而，在如此困境中，叶圣陶却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生涯。1914～1916两年期间，他先后发表了十二篇小说，文体非白话文而是文言文。  一、历史原因和个人原因  叶圣陶之所以进行文言小说创作，与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深层的个人因素有关。换言之，是历史原因和个人原因相互作用的结果。首先，叶圣陶从事文言小说创作有着一定的历史原因。文言小说，作为中国近代文学的一部分，它既与当时文学环境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同时，它也不可避免地遭受文学环境的制约。清末到民国初期，中国文学处于由近代文学进入现代文学的过渡阶段，小说文体是文言文和白话文共存的状态。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原因。  　 从小说这种文体本身看，当时的梁启超等人的竭力鼓吹，使小说的地位从“稗官野史”一下上升至“最上乘”。既然如此，那就值得作家去呕心沥血，苦心经营，自然也会更多更慎重地考虑小说文体是否雅驯工致，这就促使很多文学修养高，写作态度严肃认真的作家，反复采用文言写作。从作家来看，亦有其不得已的原因：中国言文分离由来已久，白话长期以来多停留于口头，而难以入文，难登大雅之堂，如多深奥玄妙的思想在白话里没有相应的词汇和表达方式，即使明知小说非用俗语不可，亦常感叹“今欲为此，诚非易易”。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由此可见，当时很多刊物都登载了文言小说作品。因此，叶圣陶初期采用文言文进行小说创作也就不足为奇了。    至于叶圣陶进行文言小说创作的个人原因，他是这样自述的：“(民国)三年或四年，我的小学教授的地位被人挤掉，在家里闲了半年。其时上海有一种小说杂志叫做《礼拜六》，销行很广，我就做了小说去投稿，共有十几篇，每篇都被采用。……这是我卖稿的开始。”叶圣陶：《杂谈我的写作》，《叶圣陶论创作》，第一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由此可知，失业后的叶圣陶把精力集中到文言小说的创作中来，艰辛的生活促成他走上了写作的道路。在当时的文坛，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叶圣陶也只是其中之一。用近代小说家的话来说，“……必有穷愁不平之心，因不得已而后著，……”邱炜： 《客云庐小说话·穷愁著书》。 徐枕亚也说，“欢乐之词难工，愁苦之音易好。诗文如是，小说亦然。”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茜窗漏影》序，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可见，“穷愁著书”是当时的一种社会氛围。正是在这种氛围下，叶圣陶创作出了《玻璃窗内之画像》《穷愁》《博徒之儿》《贫女泪》《终南捷径》《飞絮沾泥录》《倚闾之思》等作品。    叶圣陶这一时期创作的作品大多发表在《礼拜六》《小说丛报》和《小说海》等刊物上，而且，这些刊物还经常登载鸳鸯蝴蝶派作家的言情和黑幕文学作品。从现代的观点来看的话，作为通俗刊物，其发行量极大，能吸引不少读者。那么，刊登在这些刊物上的作品便都是出自鸳鸯蝴蝶派作家之手？而且，鸳鸯蝴蝶派作家的作品都是描述荒淫怪诞的场面和盗贼故事？事实并非如此。因此，有必要对鸳鸯蝴蝶派进行区别对待和具体研究。    叶圣陶和一般的鸳鸯蝴蝶派的作家们有什么差异吗？我们该如何评价他在这段时期的经历？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还是先看一下周刊杂志《礼拜六》。《礼拜六》创刊于1914年6月，由于登载了很多鸳鸯蝴蝶派的作品，此后便被称为“礼拜六派”。事实上，在创刊初期，它的名声也并非那么不好。杂志的主编王纯根就说道：“一编在手，万虑皆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不亦快哉。”《礼拜六·出版赘言》，《礼拜六》第一期，1914年。由此可见，《礼拜六》的初衷只是为了休闲和消磨时光，而并非所谓的淫乱和盗贼故事。五四时期，部分小说家给鸳鸯蝴蝶派的作家冠上“淫乱”恶名，这只是一种误会。当时，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徐枕亚、李定夷等的作品，内容不仅不淫乱，甚至没有只言片语涉及到情欲的描写。如果非说有，那也只是男女主人公“在喷泉那的某种非分的想法”而已。然而，正是这种“无情”的爱情却打动当时的读者，引起了他们强烈的兴趣。这是生活在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的。事实上，“正是这种相当朦胧的爱情追求，这种有点非分而又不过于越礼的男女之情，这种只有思念之意而无肌肤之亲的精神恋爱，最能适应那个时代半新不旧的读者的审美趣味。”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对叶圣陶的小说，编辑们给它们以神怪小说、爆料趣闻、言情小说、家庭小说等命名。实际上，这种“游戏文学”的称号，在下面出现的很多作品里，还是可以发现其中包含着健康的思想内容和积极的社会意义。这与单纯地追求乐趣的鸳鸯蝴蝶派的作品相比，还是有差异的。换言之，叶圣陶尽管是“鸳鸯蝴蝶派”作家，但这丝毫无损他新文学运动开创者和实践者的名誉。“鸳鸯蝴蝶派”的部分作家在后来也参与新文化运动，一些还担任着运动的主力。五四时期著名的“双簧戏”的主人公之一的刘半农，曾经便是鸳鸯蝴蝶派的作家。对刘半农的“转向”，鲁迅给予了极为肯定的评价。他说，“青年人心目中有刘半农三个字，原因并不在于他擅长音韵学，或是常作打油诗，是在跳出鸳鸯蝴蝶派，骂倒王敬轩，为一个革命文学阵中的战斗者。”  《过去随谈》：参见刘增人、冯光廉编《叶圣陶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115～116页。 因此，不能因叶圣陶在《礼拜六》上发表了几篇小说便将他与所谓的“黑幕、言情、游戏”文学作家相提并论。  严格来说，叶圣陶早期的文言小说属于近代小说的范畴。中国近代小说反映出中国近代生活的进度。1840年开始的中国近代史是耻辱和黑暗的历史。尽管如此，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潮却有着非常的意义。清末，部分小说家受改良主义启蒙思潮的影响，大力抨击清政府的腐败，呼吁整治上的革新，试图推动“救国运动”。因此，谴责小说成为清末的主流，数量大增，代表作有《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等。辛亥革命以后，言情和黑幕小说盛行。原本一些进步的小说家，如苏曼殊等，创作倾向却转向于游戏和休闲。如《断鸿零雁记》等作品暗含穿透繁华的人间万象、逃避现实生活的情绪。包天笑、徐枕亚等则完全蜕变成鸳鸯蝴蝶派作家。他们放弃启蒙主义，对小说的地位和风气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小说的品味大跌。为迎合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都市小市民的喜好，作家们创作了大量富有浓厚娱乐性质的小说。他们的小说尽管包含了某些人的愤怒，却找不到历史使命感和责任的痕迹。在这种情况下，杨义对清末和民国初期的小说作了如下判断。“清末小说是启蒙的，企图参与社会政治的进步，境界开阔而糟豪(如谴责小说)；而民初小说则是媚世的，只求描写生活琐事以博读者的笑谑和伤感，境界狭窄而酸软。”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总而言之，这种系统的说明是较为正确的。接下来，将进一步分析叶圣陶文言小说的思想和艺术性。  二、思想  　 叶圣陶的文言小说包含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反映民国初期黑暗的社会现实。特别是表现庶民遭受的沉重压迫和苦难，对他们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穷愁》是代表作。《穷愁》中，我们可以看到，帝国主义者入侵中国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连最基本的生存权利都得不到保障。《穷愁》讲述了旧中国社会最普遍的社会悲剧。小说描写了工人阿松及其母亲的悲惨处境。母子两人在都市租了家小房子，因儿子失业，三个月的房租都无法支付。房东给他们一个月的时间，如果无法缴纳租金，声称把他们赶出去。迫于生存的压力，阿松不得不赚钱养家。他靠卖饼的钱，勉勉强强维持生计。他们的口袋一直空空如洗，总是吃了上顿愁下顿，徘徊在饥饿线上。然而，越是穷越是是非多。某天，阿松误打误撞进到赌馆，却恰好碰上来抓赌徒的警察。警察不容他辩解就把他当成赌徒抓起来送进了监狱。阿松的母亲别无选择，忍痛把丈夫的遗物——蓝色丝袍拿去当铺抵押，用换来的两枚银币赎回了儿子。但是，就在阿松出狱的当天，母亲被房东赶了出来，好在邻居好心收留了她。两天之后，阿松的母亲突然去世了，临终都还穿着破旧的衣服。在埋葬母亲之后，阿松便再也没有出现。  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作者把精力集中到阿松母子的苦难生活上，但他并未停留在悲惨的社会现实的表现上。小说中，阿松的苦难从工厂的破产开始，接着是失业面临房东的威胁，其后是被警察抓进监狱。从始至终，一点生存的路都不给阿松留下，最终落得家破人亡。对造成这一悲惨结果的原因，作者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分析。《穷愁》中，叶圣陶生动地刻画了穷苦百姓之间的真情友爱。金荣对阿松母子的遭遇深表同情，他对阿松母子的关心和照顾与冷酷无情的社会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令读者不至于过于绝望，在悲伤中还能感受到一点人间的真情。这正是叶圣陶的细心之处。  此外，《博徒之儿》《贫女泪》等作品和《穷愁》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在此就不一一说明了。五四运动时期，叶圣陶还创作了《一生》《苦菜》《晓行》等反映庶民困苦生活的白话文小说，然而30年代的《多收了三五斗》的主题则转向庶民的觉醒和反抗。可以说，这体现出了作者对现实的认识和小说主题的升华。  第二，揭示了封建军阀的丑恶行径和肮脏的内幕。尤其是通过艺术形象对辛亥革命的失败进行了批判。作为一名积极推动社会革新的热血青年，叶圣陶和那些把逃避现实、沉醉奢靡浮华生活的行为当笑料来写的鸳鸯蝴蝶派作家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不仅对民生疾苦和世俗人情有着深刻的体会，还对政治波动和时局不安表现得极为敏感。正因于此，叶圣陶早期的文言小说带有相当浓厚的时代色彩。1913年夏，北京大学的好友顾颉刚回苏州，叶圣陶和他一起度过了暑假。在拙政园，两人边散步边讨论时事政治，尤其是对袁世凯扩充军备、镇压民主势力、妄图复辟君主专制的丑恶行径予以谴责。这也对叶圣陶在1914年创作的《终南捷径》等作品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终南捷径》讲述了部分旧势力政客和地方土匪流氓纠合一致，为追名逐利而不择手段，做尽伤天害理之事。这是一部揭露民国初期中国政界丑恶形态的作品。小说中的某甲原是清朝的官吏。辛亥革命之后，他表面上沉迷于音乐和美色，以高姿态示人，实际上却暗地里筹谋复出，希望重掌政权。为获得机会，他不惜使用卑劣的手段。封建官吏的丑恶嘴脸虽可憎，但接下来掌握政权的人也并非有很好的理念，新贵族和旧官僚已是一丘之貉。辛亥革命后的政界和之前的“满清王朝”相比，只是换汤不换药，把君主制改为共和制而已。如此一来，民国初期的社会本质并未有丝毫改变。这一点在叶圣陶的小说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小说强烈的时代色彩也反映在叶圣陶的创作过程中，不仅如此，这种时代精神在今后的创作过程中日益鲜明。1927年所写的著名短篇小说《夜》，描写了大革命失败的场面；长篇小说《倪焕之》通过描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上海劳动者第三次武装起义失败等一连串的斗争，持续强化作品的时代感。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对时代脉搏的准确认识，使得叶圣陶紧跟时代步伐、关心社会万象的现实主义作家的形象深入人心。  第三，真实刻画出妇女的生活，尤其是对妇女的生存情况和精神世界的描写。叶圣陶的文言小说中，大部分是关于妇女生活的作品。他怀着真挚的感情来写妇女，对封建社会给妇女造成的种种不幸和苦痛表示同情和关心。同时，对女性的愚昧和落后也给予了必要的揭露和批判。  《贫女泪》可以说是其中的代表作。云姑遭逼迫而死的悲惨结局正是旧中国大多数妇女凄惨命运的现实写照。小说对云姑的婆婆这一形象给予了批判。尽管她也是一名女性，但对女性的认识却极为封建。在她的脑子里，富者贵贫者贱的差别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因此，她总是凶恶地对待云姑。从本质上来说，云姑的婆婆这一人物形象体现出封建道德的冷酷和残暴性，即便是她本人，也只是封建观念的牺牲品。因为她从站在自己也是女性的角度上去考虑过问题。如果说云姑的死触发了我们对封建家庭观念的憎恶和对女性受害者的同情，那么，云姑的婆婆则会引发我们更多更深层次的思索。  此外，《我心非石》《飞絮沾泥录》等也是描写女性的作品。叶圣陶总是从社会外部出发来观察女性。此后的白话文小说《一生》《春游》《两封回信》《伊和他》等也都是女性题材的作品。作者对封建伦理下的三纲五常进行了猛烈地抨击，号召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并主张保护女性的人格，这也反映出在五四运动精神的鼓舞下妇女的觉醒和发展。与文言小说比较而言，这些作品的反封建精神更为猛烈。  第四，集中表现恋爱和婚姻问题。这是当时众多社会问题中较为突出的问题。鸳鸯蝴蝶派杂志上，这一类的主题总是反复出现。然而，大部分作者的写作目的并非是反对封建势力在恋爱和婚姻问题上对青年们的束缚和侵害，当然更不是为了号召人们和封建势力作斗争。他们的作品只是借这一主题来宣扬低俗趣味，以此填补不良少年和小市民的空虚生活。因此，这类作品根本谈不上什么严肃的社会内容和积极的思想。但是，叶圣陶的《贫女泪》客观地指出了婚姻问题中存在的身份对立，并对封建阶级的无情无德予以抨击，包含严肃的社会内容。  在《玻璃窗内之画像》中，医生陶子晋在欣赏少女肖像画的时候，眼前顿生母亲的幻象。通过幻象和现实反复交错的过程，反映出当时的青年对纯洁、真实的爱情生活的渴望。小说以少女的死、陶子晋的悲哀为结局。这说明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纯洁真挚的爱情是难求的，也是对青年内心渴求的一种表现。    《痴心男子》也是同样的主题。小说中男子对妻子的爱可以用绝对痴情来形容。妻子去世之后，他以为自己的灵魂会随着妻子一起上天国，无论到哪都会相依相随；并确信无论经历多长的岁月，对妻子的感情也永远不会改变。这种坚定的爱情确实值得称赞。但是，作者的写作目的并非在所写的内容里，而是潜藏在未经具体描述的内容中。实际上，在去世之前，妻子就已经爱上了别的男人。悲剧也从此开始。尽管他们是夫妇，却毫无感情。妻子因为无法和相爱的人在一起忧郁而死，这也是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  第五，表现中国人在侵略者面前的爱国热情。众所周知，辛亥革命之后，民族危机日益深刻，饱含爱国主义思想的小说开始慢慢增多。叶圣陶的《良心上之敌忾》《一贫一富》等作品也毫无疑问反映了中国人的爱国感情。《良心上的敌忾》主要是对十名中国儿童用拳头教训四名日本小孩的场面进行了描写。从表面上来看，这不过是孩子们之间单纯的打闹而已，当然不是开玩笑也不是受他人教唆。但从深层意义来看，弱者的本能反应体现出了爱国主义情感。《一贫一富》则描写了“储蓄救国”和“爱用国货”运动过程中的贫富差异。朱仁爷爷和孙子两人响应“储蓄救国”的号召，把用来买酒和买糖吃的钱节省下来送到中国银行的储蓄救国部，并要求不留名，仅写下“中国的贫农”。在“爱用国货”的运动中，祖孙俩来到街上高唱“用国货”的宣传歌，劝导他人抵制外国产品。叶圣陶刻画有爱国之心人物的小说作品，谴责了帝国主义野蛮行径，也对民众们的爱国热情予以赞扬，可以说这是对近代反帝爱国文学思想的一种继承和发扬。  总体而言，叶圣陶的文言小说所包含的内容异常丰富多样，囊括了民国初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庶民、政客、妇女等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都在他的小说里登场。作者在创作时注入了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因此，他的文言小说绝非追波逐流的创作，而是作者根据深入观察和亲身体验获取创作灵感而创造出的成果。叶圣陶的文言小说对他今后白话文小说的创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时，这也是对后期创作题材的一种尝试。这种尝试在思想内容方面来看，总体上可以说是成功的。这也使我们更明确地认识叶圣陶文学才能及其初期的创作活动。  三、艺术性  叶圣陶的文言小说不仅思想丰富，而且在对艺术形式的探索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接下来，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出发对叶圣陶文言小说的艺术风格进行分析。  第一，叶圣陶打破了中国古典小说中“才子佳人”的俗套，开始把“平凡人的故事”写进小说。中国小说，无论是传奇还是笔记，写作的对象都无法摆脱“才子佳人”的模式。然而，近代以来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更确切点来说，民国初期的代表作品徐枕亚的《玉梨魂》《雪鸿泪史》和李定夷的《美人福》等虽说有反封建的倾向，但内容上仍旧没能脱离俗套。叶圣陶的小说把生活的范围扩大，让读者的视野开阔起来。他的文言小说里有不幸的庶民、受辱和受害的女性等丰富的人物形象。如《穷愁》里失业的劳动者的生活悲剧。这种小说有着浓厚的时代气息，生动真实。作者积极融入生活，亲身观察和切身体验之后，更好地从现实生活中取材，因此得以从传统的“才子佳人”的圈子里解脱出来。  第二，结构形式多种多样，时而紧密相连，时而一笔带过，摆脱了“千篇一律”的结构模式。在艺术风格上，民国初期的小说比清末的“谴责小说”有着明显的退步，尽管如此，比起传统章回体和笔记体的艺术风格的改变而言，又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然而，这种小说结果很快就演变成抄袭他人文章的现象。叶圣陶对此十分反感。他依据内容决定形式的原则予以作品相应的结构形式。如《穷愁》主要写了阿松的失业遭遇、监狱行和母亲离世等事件，作家用层层推进的结构法来表现主人公的曲折经历，由此引发读者的共鸣。又如《玻璃窗内之画像》写了医生陶子晋对妙龄少女的敬慕。作品通过“画中人”“舆论中人”和“瓶中人”的三次对面来表现他们的爱情悲剧，作者在此使用的是三段结构法。  第三，叶圣陶通过精密细致的笔触和丰富的想象把“平凡的人生故事”讲述得栩栩如生。如《穷愁》写了阿松一家的苦难和母子间的深厚感情，作者并非分几个小节来介绍或是用形容词来描写，而是通过对一个寒冷清晨的描写，令读者仿佛身临其境。这在《痴心男子》里表现的更为明显。    总体而言，叶圣陶通过初期的文言小说创作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基础。他的小说和鸳鸯蝴蝶派采用的艳情的落入俗套的创作模式和表现形式不同，把读者的注意力和兴趣引向现实生活中来，引导人们认清当时的社会现实。这一时期叶圣陶的创作是进步的，这也是他灿烂辉煌的文学生涯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