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类新闻报道模式研究侧重于探究新媒体环境下新闻报道模式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可能的创新。王宇明认为无限移动服务和社交网络服务的兴起都对新闻报道模式提出新要求,尤其从新闻采集方式、新闻呈现方式和新闻反馈方式三个层面对传统新闻报道模式构成挑战。对此,闻娱提倡新闻采集方式的进行时和全信息化,以及新闻呈现方式的集群展示和信息分层。王毅建议报道模式创新的主要着力点应该在于建立以人为本的受众主导型新闻报道模式。而李良荣主张改变动态新闻为主的报道模式,变成以深度报道和解释性新闻为主。

总体来说,现有报道模式研究存在两大不足:其一,建立在系统抽样基础上的报道模式分析付诸阙如;其二,多数研究的覆盖面尚不够广泛,侧重于类别性研究的居多。

为弥补上述不足,本研究依托“全球记者角色表现”项目,适当修正其新闻报道模式分析编码本,为新闻报道模式研究领域尽绵薄之力。

该项目分析编码本主体框架由智利瓦尔帕莱索大学的克劳迪娅·马拉窦教授牵头设计。马拉窦教授认为,研究新闻报道的模式可以从三个维度入手,分别是:权力关系、记者声音与传受关系。从这三个维度出发,进而可以区分出六种新闻模式:监督模式、喉舌模式、干预—客观模式、服务模式(servicemodel)、煽情模式和公民模式。其中,监督和喉舌模式对应的是权力关系的维度,干预—客观模式对应的是记者声音的维度,而公民、服务和煽情模式对应的是传受关系维度,每一个模式均可以通过具体的文本指标进行衡量。

在应用到我国媒体研究中时,笔者所在团队对马拉窦教授的模式进行了必要的改编和修正,以便更适合我国媒体的情境。改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干预—客观模式拆分为两个模式——干预模式 和客观模式,并独立编码;其次是逐一改编测量每个模式的文本指标,去掉中文语境中难以理解的条目,代之以意思接近但更契合中文表达情景的条目。最终我们使用的编码表确保每个报道模式的文本分析指标在4至10个之间。(详见表1)

需要说明的是,表1中的七种新闻模式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也就是说,同一篇新闻报道可能体现出多种新闻模式。例比如,一篇报道在表现出“喉舌模式”的同时还可能表现出“干预模式”和“服务模式”,或者在表现为“煽情模式”的同时,还表现出“服务模式”、“客观模式”和“监督模式”。不过,记者声音维度上的两种模式稍有不同,一篇报道或者表现出干预模式,或者表现出客观模式,而不能同时表现两种模式。其它维度上的报道模式都可以两种模式同时并存。此外,这七种模式试图分析的主要是一篇报道从文本特征中透出的新闻特征,而不是这篇新闻的实质内容或话语中透出的新闻特征。比如,一篇报道官员贪腐的新闻不一定表现出显著的文本上的“监督模式”,而一篇报道模范村官的新闻也不一定表现出显著的“喉舌模式”。这意味着,本研究针对的并非新闻的政治性特征,而是其文本性特征。本研究的分析结果也不适合用于评价一家媒体的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比如,本研究的分析结果不适用于判断一家媒体到底是遵守新闻专业主义的信条还是主要满足党和政府所赋予的宣传要求。本研究希望超越政治的有色眼镜,对新闻进行新的审视,即新闻文本中体现的报道特征究竟如何。

三、研究假设

我们的研究目的主要是探究上述七种新闻报道模式多大程度体现于我国媒体中,总体表现如何,以及不同报纸之间的差异如何。具体而言,按照总体框架提出的记者角色的三个维度,我们分别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在权力关系维度上,鉴于我国媒体一向被看作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所以:

➤研究假设1a:我国媒体在总体表现上,喉舌模式比监督模式更加显著;

同时,因为定位的不同,官方媒体通常比市场化媒体承担更多的喉舌功能,所以:

➤研究假设1b:喉舌模式在官方媒体更加显著;

➤研究假设1c:监督模式在市场化媒体更加显著。

此外,因为我国媒体通常对不同题材的报道采用不同的报道角度,传统的时政经济题材通常与“正面报道”联系在一起,而对社会性题材的报道则相对较多地使用“批评报道”角度,所以:

➤研究假设1d:喉舌模式在传统政经题材的报道中更加显著;

➤研究假设1e:监督模式在社会性题材的报道中更加显著。

在客观性维度上,过往研究显示,我国媒体有着较强的文人论政的传统。虽然客观、中立、事实报道的新闻理念也常被强调,但其引入我国媒体实践的时间毕竟不及文人论政的传统久远,影响也不及其深远。因此:

➤研究假设2a:我国媒体报道在总体表现上,干预模式比客观模式更加显著;

同时,过往研究显示,市场化媒体比官方媒体更倾向于强调新闻专业主义的操作规范,所以:

➤研究假设2b:客观模式在市场化媒体报道中更加显著;

➤研究假设2c:干预模式在官方媒体报道中更加显著。

而从报道题材上看,因为传统的时政经济报道通常是国家和政府的控制性题材,而社会性报道的国家控制色彩较轻,更重视新闻的事实报道的规律,所以:

➤研究假设2d:干预模式在传统政经题材报道中更加显著;

➤研究假设2e:客观模式在社会性题材报道中更加显著。

在传受关系维度上,中国媒体总体上倾向于将媒体传播的对象形容为“人民”,而对“人民”的理解可以是国家政治的参与者,可以是市场消费的主体,也可以是休闲娱乐的市井民众,因此在这一维度上,难以形成针对我国媒体总体表现的研究假设。不过,虽然对总体情况难下判断,但既往研究显示,我国市场化媒体在发展过程中为了达到较好的市场效果和受众效果,对新闻娱乐化、新闻服务化等策略的使用毫不鲜见,这从娱乐八卦新闻的扩张、民生服务新闻的普及等现象中可见一斑。因此,

➤研究假设3a:煽情模式在市场化媒体比在官方媒体中更加显著;

➤研究假设3b:服务模式在市场化媒体比在官方媒体中更加显著。

同样道理,按报道题材进行区分的话:

➤研究假设3c:煽情模式在社会报道中更加显著;

➤研究假设3d:服务模式在民生报道中更加显著。

四、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是内容分析。我们选取了五份具有代表性的日报,并对这些报纸在2012和2013两年间登载的国内新闻进行了抽样。在报纸的选择上,我们尽可能选择能广泛反映我国报业内部差异性的报纸。根据国家新闻与广电出版总局的统计数字,我国2014年发行的报纸共有1912份。虽然有评论认为,我国媒体总体定位姓“党”,不同报纸所能体现出的差异相当有限,但是如前所述,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媒体市场化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单一的新闻宣传模式,促进了媒体和新闻实践的多元化发展,带来了媒体之间一定的内部差异性。这样的差异性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是地域上的,我国地域辽阔,真正的全国性报纸较少,大部分是地方性报纸,而地方性报纸和全国性报纸无论从服务的对象、拥有的资源,还是从报道的空间上来看都有所不同。其次是管理上的,我国的报纸分别受不同层级的党委管辖,从中央,到省、直辖市、自治区级在到地方,分属不同管理层级的媒体具有不同的影响力和自由度。再次是经济上的,我国各地的经济发展情况不平均,东部及东南沿海相对发达,而西部相对落后,不同地区的媒体所依托的经济体的状况有别。最后,还有报纸属性的不同,我国媒体有党报和市场报之分,即使是同一报业集团内部,其面向党和政府的宣传功能的机关报和面向市场的都市报,通常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我们充分考虑这些差异性,同时兼顾研究的实际可行性,最后选择了以下五份报纸:《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南方都市报》、《新民晚报》和《成都商报》。

本文分析的对象是这五份报纸在2012和2013两个年份刊登的国内新闻,抽样采取建构星期法,即分别从2012年和2013年的第一周开始,每四周+1天间隔抽样,结果每年共选取14天,两年共28天,组成四个完整的星期。分析的单位是单篇国内新闻报道,即排除了地方新闻、评论、专刊、副刊等内容的要闻报道。五名博士生参与编码,在进行正式编码之前,每个编码员都经过了近两个月的培训,以充分熟悉编码本,培训的最后对占总体样本量约10%的文章进行了编码试验,最终测得在总共近80个编码条目上,编码员信度的范围为Krippendoff Alpha值0.71-0.88之间,达到满意要。

五、样本描述和基本特征分析

本研究的总样本篇数为3264篇,表2是对样本概况的描述。样本中,2012年有1685篇,2013年有1579篇。在篇数上,《人民日报》最多,有1301篇,是排第二的《南方都市报》(733篇)的近两倍;《中国青年报》次之,有616篇;《新民晚报》随后,有386篇;《成都商报》最少,仅228篇。

在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之前,我们先分析了样本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我国媒体报道的普遍性特征。

首先从报道体裁来看,样本中绝大部分是消息,占83.8%(2735篇);其次是特稿类报道,419篇,占12.9%;简讯最少,110篇,仅占3.4%。

其次从报道署名来看(如表3所示),在所有样本中,一半以上的报道为所分析报纸的本报记者的署名作品(1783篇,占54.6%)。不过不同报纸的差异明显:《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这两份全国性报纸的本报报道比率最高,前者达65.3%,后者更高达75.5%;而地方性媒体则明显偏低,《南方都市报》42.4%,《新民晚报》34.7%,而《成都商报》仅10.5%。这一差别也许与本研究的分析对象为“国内新闻”有关。但同时也证实了全国性媒体相比地方性媒体有更强的国内新闻的报道资源。与此相对照的是,地方性报纸对通讯社稿件的依赖明显高于全国性媒体:三家地方性媒体的国内新闻中,通讯社稿件都占三成以上,是两份全国性报纸的两倍多。同时,地方性报纸也更倾向于依赖其他媒体(除通讯社)提供的稿件,尤其是位于西部的《成都商报》,其他媒体供稿占比达46.5%;而作为我国第一大报的《人民日报》,仅有0.3%的国内新闻为其他媒体供稿。总体而言,地方性媒体在全国性事务的报道上所占有的资源、所拥有的自主度和报道的独立性远远不及全国性媒体。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性媒体在特派记者或通讯员的使用上与全国性媒体可谓旗鼓相当,三份地方性媒体这一来源的报道平均占比9.8%,与两份全国性媒体的平均占比(11.9%)相差不是很大。这说明,地方媒体在全国性报道上虽然不及国家级媒体,但是表现出较强的主动拓展的姿态,造成其国内新闻原创性不足的原因,可能更多的是政策性因素和结构性限制,而并非单个媒体的编辑方针。

从报道题材来看,传统的时政、经济等硬新闻题材仍然在报道中占据重要位置,两类报道加起来占总体样本量的53.3%,其中,时政类1287篇,占39.4%;经济类455篇,占13.9%。与之相对应的,涉及社会问题、公民抗命、群体事件等敏感题材的报道仅19篇,占0.7%。

绝大部分的报道以文字形式呈现,所有样本中纯文字报道占78.1%,其中《新民晚报》最高,占84.5%,《南方都市报》最低,占70.1%。与之相对照的是,纯图片报道的比例总体只占6.7%,其中《南方都市报》最高,占8.5%,《新民晚报》最低,占5.4%。这表明,两份地方性媒体虽然都是商业化导向,但对视觉呈现的重视程度迥异,至少在国内新闻报道上如此。而两份全国性媒体中,虽然《中国青年报》对视觉重视程度稍高,但是其与《人民日报》的差异并不明显。从消息源来看,我国媒体在声音的多样化上表现普遍偏弱。虽然有超过六成的新闻以报道事实为主,但仅有18.2%的新闻在报道中包含了不同的消息源并体现了不同的报道角度,绝大部分的报道是单一角度。平均而言,所有样本中每篇报道引用的消息源为3.13个,其中最高的达到30个(《中国青年报》的一篇特稿报道),最少的为0个(几乎每家报纸都有无任何消息源的报道,总占比8.5%)。《中国青年报》是引用消息源最多的报纸,平均每篇4.19个,显著地高于其他四份报纸(F=22.239,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