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回溯近代欧洲科学发展史，有三个问题值得探讨：一是古希腊哲学对近代古典科学观的影响，二是近代欧洲科学制度演变，三是当代欧洲的科学复兴梦。最后得到五个结论：（1）源于古希腊哲学的古典科学观认为，科学知识应满足客观性、必然性、普遍性和系统性四个特点。（2）今天所有的科学组织和科学制度都有其近代来源。（3）二战后资源规模对科学发展有决定性影响，单个欧洲国家不再像过去有显著意义。（4）社会需要是促进科学发展的基本条件和动力。（5）制度惯性和制度创新是科学制度发展的两种基本形态。

关键词：欧洲；科学；科学观；科学组织与制度；研究型大学

一、文献

首先介绍主要参考文献。和本-大卫的学术时代相比，今天关于欧洲科学与大学的文献要丰富很多。可以在本-大卫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当代文献，反思他的研究。本文涉及欧洲科学史和欧洲大学史两个领域。关于科学史，本文重点参考了本-大卫的经典著作《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1971）。［1］

此外还有：一是科学思想史方面，主要参考了刘大椿主编的《一般科学哲学史》（2016）［2］和《分殊科学哲学史》（2017）［3］。二是科学史方面，主要参考了《剑桥科学史》［4］，尤其是《国家、跨国与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科学》第八卷（2020），以及汤浅光朝编撰的《解说科学文化史年表》（1971）。《解说科学文化史年表》罗列了古希腊至近代的主要科学事件，但其突出特点是把欧洲科学发展看成是一系列社会运动——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第一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经济、民族国家形成、现代国家制度、启蒙运动、新知识运动、第二次工业革命等——的结果。这些运动最终把欧洲从农业社会变成了工业社会，农业国的工业化是这场历史变迁的最重要特征。除了科技史，该书还编入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上的大事件作为背景，这非常有价值。三是古典科学观和古希腊哲学方面，主要参考了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罗素是科学家兼哲学家，该书从科学角度思考哲学问题的思路值得参考。另外还参考了安东尼·肯尼的《牛津西方哲学史》（四卷本）。［5］安东尼是一位有古典学术风范的现代学者，自幼接受传统教会的古典学术训练。在牛津大学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曾任牛津大学副校长和大英图书馆馆长，1992年获封爵士称号。该书值得关注的是它的语文学方法。［6］武汉大学邓晓芒和赵林编写的《西方哲学史》也很有参考价值，该书反映了“文革”后新一代西哲史学者的研究成果。

欧洲大学史方面，除了本-大卫的经典著作《学术中心：英国、法国、德国、美国》（1977），还参考了瓦尔特·吕埃格（W.Ruegg）主编的《欧洲大学史》（四卷本），分别为中世纪、近代早期（1500-1800）、近代晚期（1800-1945）、当代（1945-1995）。［7］该书从1984年开始编撰，分别于1992、1996、2004、2011年出版。编写模式统一，均为主题与模式、结构、学生、学术四部分，非常有利于比较。这是目前最好的欧洲大学史基础文献。伯顿·克拉克（B.Clark）编写的《高等教育百科全书》（1992，四卷本）［8］以及他撰写的《探究的场所》［9］，都记录了前欧盟时期的欧洲高等教育，是研究欧洲高等教育的重要参考书。

以上是本文文献情况，下面讨论古希腊哲学与古典科学观的关系。

二、古希腊哲学与古典科学观

科学本质上是由特定认知方式和特定方法而获得一类特殊知识。这种认知方式被称为科学观，这些特定方法被称为科学方法，所获得的特殊知识称为科学知识。古典科学观认为科学知识应满足四个特征：第一，客观性。科学是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第二，因果性或必然性。科学用因果关系解释客观世界。因果关系是必然的、可靠的、可重复的，可以被核查检验。第三，普遍性。科学知识应该具有普适性。第四，系统性。所有的解释可以构成一个逻辑自洽且可以理解的知识体系。这就是古典科学观，也是今天普通大众理解的科学观。

之所以称其为“古典科学观”，是因为经过现代科学哲学的批判性考察，发现科学作为一个知识系统，既不绝对客观，也不完全因果，更不普遍有效，甚至不能被建成包罗万象的统一逻辑体系。其理由也很简单，科学本质上是一种人类认识，任何特定时刻，人类的认识都是有限的和局限的，这些有限性和局限性就会在人类认知成果中表现出来①。从现代科学哲学角度看，古典科学观在原则上是不正确和不合理的，它仅仅代表一种理想状态和信仰，反映的是近代以来人们对科学的乐观期盼。然而正是这个乐观期盼，主导了近代科学的发展，在今天也仍然发挥引领作用。因此，要理解科学是什么，就有必要了解古典科学观的古希腊起源，尤其是古希腊哲学特有的认知方式是如何影响古典科学观的。

欧洲科学起源于古希腊哲学。［10］古希腊哲学有什么特点呢？在古希腊，“哲学”这个词的本义是“爱智慧”（philosophia）之学。邓晓芒说，尽管所有古代文明在其发展中都积累了很多“智慧”（sophia），但只有古希腊人发展出了对智慧的热爱（philo-）。这个说法有道理。但我对这个“爱”的理解与邓晓芒有所不同。我认为这个“爱”尤其指他们发展出的一种特殊的知识态度，即在复杂性中寻求唯一性，在变化中寻求不变性，且矢志不渝地寻找获得这种知识的可靠方法。对这种知识态度和这种对知识方法的长期寻觅与坚持，构成了古希腊哲学和西方古典哲学认识论的核心，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古典科学观②。

以此观之，古代中国缺少的是这种知识态度和方法，即对唯一性和不变性的追求，以及持之以恒的方法论追求。这种高度重视认知目标和认知方法，随时警觉所获结果是否符合“客观、必然、普适、系统”要求的态度，构成了整个近代西方科学传统的核心。下面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阿基米德这五位学者的哲学追求来显示这种知识态度和方法是如何在古希腊哲学中诞生的，又是如何转变为近代古典科学观的过程。

认识论可以分为认知论和知识论。前者是关于如何认知，后者是关于认知结果。图1显示了古代希腊人的认知方式③。

这个认知模式有三个特点：第一，这是一个由内向外看世界的认知方式。这是人类最自然的认知方式，即睁开眼睛看世界。第二，西方人看到的客观世界不光有物理世界，还有理念世界和天国。他们认为这些都是客观存在，共同构成他们的客观世界。研究自然界产生的是科学，研究理念世界产生的是理念哲学，研究天国产生的是神学。它们都是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基督教中关于“读两本书”（《圣经》和自然界）的隐喻就基于这个模型。对他们来说，这两种知识都必须是客观、必然、普适、系统的。事实上神学对此的要求比自然哲学更高，因为这涉及神学信仰的可信性。由于西方认知模式中的客观世界有两个部分，因此需要在两者之间建立联系。于是从公元一世纪起，基督教神学就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来建构他们的神学大厦。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看到，近代科学发展在很多方面受益于基督教神学。［11］第三，这两个客观世界是如何统一的呢？这需要一个哲学或神学假设——上帝。上帝创造了人和宇宙，因此二者统一于上帝。上帝保证人可以认识这个世界，同时可以在认识中体验到上帝的伟大。这就是基督教神学的基本思路。因此，在这个认知框架下，主客观问题必然是西方古典哲学的核心④。这个问题是，当我们知道客观世界是多种多样且千变万化的，而人的感觉和知觉又都不可靠时，我们如何可以宣称我们能认识这个客观世界，又如何知道我们的认识结果符合客观世界呢？这些问题在古希腊就提出来了，至今也仍然困惑着我们。下面看古希腊哲学家是如何回答这些问题的。

　　首先是苏格拉底（前469-前399）。苏格拉底70岁时因蛊惑青年罪被判处死刑。申辩时苏格拉底解释了自己的行为。他说有人得到德尔斐神庙的神谕，说他是雅典最智慧的人。但他知道自己对很多事情都无知，因此不相信这个说法。为了检验神谕，他四处请教那些号称有智慧的人，问他们什么是善、美德、正义等。他的办法是，我先假定你是对的，然后提出各种具体情况，看你是否能自圆其说。结果他发现，那些号称有智慧的人并不能自圆其说，而且还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于是他说，神谕是对的，他的智慧仅在于他知道自己不知道，而那些人连自己不知道都不知道。他的讨论方法总是从一般概念开始，然后用各种具体现象来检验对方是否真的理解了这个概念本身，因此其方法本质上是从具体到抽象的归纳过程，或者是从现象寻找本质的归纳推理过程。［12］亚里士多德后来评论说：“有理由把两件东西归功于苏格拉底：归纳推理和普遍性定义；这两者都是知识的起点。”［13］苏格拉底把这种寻求普遍性的方法作为寻找真理的方法，这样真理就被定义为普遍必然的知识。这就是古典科学观的核心，也是苏格拉底的最大贡献。

　　柏拉图（前427-前347）是苏格拉底的学生。苏格拉底寻求事物本质的方法启发了柏拉图，他也坚信哲学应该寻求事物的本质。但柏拉图面临一个难题：本质应该存于何处呢？是在事物中还是在人脑中，或另有他处？柏拉图的问题是合理的。因为按照定义，本质是完美和普适的，但现实事物既不完美也不普适，人的感觉又极不可靠。因此，完美普遍的本质不可能存在于事物和人脑，而应另在他处。于是他认为，一定还存在一个不同于人脑也不同于自然界的世界，所有的理念都存在于这个世界里。他把这个世界叫理念世界（the world of ideas）。现实事物不过是对其理念的不完美模仿或“分有”。那理念是如何进入人脑呢？为什么人需要通过学习才能知道这些理念？于是他发明了一个解释，即所有理念是在人出生前就预存在人脑之中了，只是以沉睡的方式存在。人只有通过学习才能唤醒这些理念，才能知道这些理念。人越是努力学习和思考，唤醒的理念就越多，人就越博学智慧。大家之所以能形成相同的理念，是因为它们本是同源的。这就是柏拉图的理念论（idealism）。中国宋代哲学家朱熹提出“理一分殊”、“月映万川”，这和柏拉图的理念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支持柏拉图理念论的主要知识基础是数学。毕达哥拉斯学派在数学和几何学方面的成就给柏拉图留下深刻印象。数学中处理的数量、形状与关系都是抽象和普适的，而且都比现实世界的对应物更加完美精确。例如，没有比“比定点定长的轨迹”更圆的圆。它们可以计算、推导和操作。只要前提正确，过程正确，结果一定正确。数学的抽象性、普适性和必然性启发了柏拉图，他把数学看成是理念世界存在的最有力证据。柏拉图非常看重几何。据说他在雅典学院大门上说道：不懂几何者，请勿入内。［14］哈佛大学数学家丘成桐干脆就认为柏拉图是一个几何学家，因为柏拉图发现数学中仅存在的五种正多边体：正四面体、正六面体、正八面体、正十二面体、正二十面体。认为它们分别代表构成世界的五种元素——火、气、水、土和以太。后来欧几里得证明了这个发现，这些多面体也因此被称为柏拉图多面体。柏拉图还提出过三个不可能尺规作图：三等分一任意角、方圆同积、倍立方体。这三个问题直到19世纪才被法国数学家伽罗瓦用代数方式证明，并创造了群论。［15］

　　其实，为什么这个宇宙可以用数学精确描述和表达？为什么数学可以如此精准简洁地表现物理世界及其运动规律？这是长期困扰世界上一些最优秀哲学家、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的一个大问题。［16］自然规律的简洁性使他们相信，这不太可能像是偶然现象。如果不是偶然，那必须假定存在超自然的神。是它设计了一切，并确保人类可以理解。这为“前定和谐“理论提供了基础，也是自然神论在自然科学家们中非常流行的原因，即宇宙秩序暗示了“神”的存在，但这个神不是基督教里那个人格化的上帝⑤。

　　公元3世纪普罗提诺把柏拉图理念论发展成为新柏拉图主义，并用它作为基督教神学的理论基础。就这样，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变成了基督教的天国，柏拉图也就成了西方基督教神学和理念哲学（idealism）的鼻祖。

　　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是柏拉图的学生，是马其顿国王御医的儿子。17岁时他到雅典跟柏拉图学习了20年。柏拉图去世后他回到马其顿担任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亚历山大即位后柏拉图又重回雅典。因不满柏拉图学园继任者的办学理念而创办吕克昂学院，并在这里从事了他的大部分研究，直到62岁去世。亚里士多德是西方学术史上第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的研究范围极为广泛，包括物理学、植物学、动物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诗学、音乐学、形而上学、逻辑学等，存世遗作多达46种。［17］

　　虽然他的很多科学理论都已被后世放弃，但他对科学方法论的贡献影响至今，尤其是逻辑学和形而上学。安东尼说，逻辑学是一门把坏论证从好论证中区别出来的学科［18］，是有效推理和证明的工具，是人类理性思维的表现。亚里士多德把其逻辑学称为《工具论》，即思维与推理的工具。他系统研究了三段论及有效三段论的各种形式，并用符号和图式来代替概念和推理过程。这为符号逻辑奠定了基础。他的逻辑学对后世影响极大，康德曾说，“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逻辑学既没进步，也没退步”［19］，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亚里士多德把对有形事物的研究叫物理学（physics），他死后其弟子把他关于超越有形事物的研究称为后-物理学（meta-physics）。日本学者后来把“metaphysics”译为“形而上学”，即关于客观事物的哲学研究。亚里士多德认为客观事物可以用10种方式描述：实体、数量、性质、关系、位置、时间、姿态、外表、主动、被动。其中实体是核心，其他9种只是实体的各种表现。物理学研究的是实体的各种表现方式，形而上学研究实体本身。例如，他认为凡可用数学表达的认识都属于知识，只有不能用数学表达的认识才属于哲学，因为数量是实体的表现而不是实体本身。［20］这个分类法对西方哲学和科学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事实上，他把柏拉图所钟爱的数学赶出了哲学，结果使数学成了最接近哲学的知识领域。亚里士多德也因此被称为“形而上学之父”。

　　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吾爱吾师，更爱真理”。这是事实而非虚言。他虽然从学柏拉图多年，但他并不完全赞同柏拉图的观点，尤其是理念论。他认为知识源于经验而非源于理念，实体存在于客观个体而不能独立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亚里士多德是后世经验论哲学的先驱。因此他关心实体胜于关心理念。他认为，真理是主客观符合，只有经过验证的知识才是真理或知识。这就是著名的真理符合论，也是科学认识论的基础。

亚里士多德认为数学也很重要，但认为数学以逻辑为工具，是逻辑的表现，因此逻辑优先于数学。他把自然哲学知识分为形而上学（第一哲学）⑥、数学、物理学三类。认为形而上学和数学关心的是普遍和不变的存在，即普遍性与必然性；而物理学关心的是实体的运动与变化，因此形而上学优先于物理学。他还为人类的全面知识树立了样板，这启发了后来的百科全书学派。从此，知识的客观性、必然性、普遍性和系统性成了西方科学研究的基本追求。［21］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分类，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都是物理学家而非哲学家，因为他们研究的是“事物的形式”。亚历山大大帝统治的马其顿帝国开启了东地中海的希腊化时期。位于尼罗河口的著名城市亚历山大城是希腊化时期最著名的学术中心。据说亚历山大图书馆藏书多达50万卷，是当时西方世界最大的图书馆。欧几里得（前325-前265）在这里完成了他的《几何原本》。《几何原本》价值在于他按严格的逻辑推理，构建了第一个公理化知识体系——欧几里得何学。这为后世的科学理论（尤其是数理科学理论）树立了知识体系构建的样板，后世学者纷纷效仿（如牛顿、斯宾诺莎）。欧几里得几何学体系从23个定义、5条公理、5个公设出发论证了467个命题。他从有限几个定义、公设、公理出发，逐步由浅入深、由简入繁地证明古埃及以来几乎所有的几何学定理。［22］

　　这种做法是欧几里得几何学体系的主要特点，符合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中的演绎逻辑推理模式。然而按照亚里士多德逻辑学，最原初的三段论的大前提必然是未经证明的公理，以后所有推理得到的定理都是对这些公理的应有之义的进一步发掘。也就是说，所有定理在原则上都已经包含在最初始的定义、公设、公理之中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演绎推理可以保证知识的必然性和可靠性，但不能增加新知识。这是为什么1800年后培根要写一本《新工具》，重新提出归纳法。因为归纳法虽不能保证知识的必然性和普遍性，但可以增加新知识。这是后话。无论如何，欧几里得在其几何学中，实现了亚里士多德在《工具论》中提出的知识建构梦想。

　　最后是阿基米德（前287-前212），他的贡献在于他在研究中不仅把数学和物理结合起来，还引入了实验方法和工程方法，因此我认为，他是第一位具有近代科学精神的古代科学家。阿基米德生于意大利的叙拉古，父亲是天文学家和数学家。据说他父亲曾送他到亚历山大图书馆学习。在那里他跟许多数学家（包括欧几里得）学习，这培养了他对数学的热爱。在数学上，他用圆内接多边形和圆外接多边形的方法计算圆周率。通过不断增加多边形的边数得出223/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