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跋类者，昔前圣作《易》，孔子为作《系辞》、《说卦》、《文言》、《序卦》、《杂卦》之传，以推论本原，广大其义。《诗》、《书》皆有序，而《仪礼》篇后有记，皆儒者所为。其余诸子，或自序其意，或弟子作之，《庄子•天下篇》、《荀子》末篇皆是也。余撰次古文辞，不载史传，以不可胜录也。惟载太史公、欧阳永叔表志叙论数首，序之最工者也。向、歆奏校书各有序，世不尽传，传者或伪，今存子政《战国策序》一篇，著其概。其后目录之序，子固独优已[3]。

将序跋追溯至孔子作《易传》，并非认为孔子就已经开始写序跋，只是为了说明序跋这种文体的性质和作用: “推论本原，广大其义”，就是要探究或说明原作的根本、原委，发明光大原作的意义。这段话还提到序跋文体的作者特点——“皆儒者所为”，而且有的是自序、有的是他序。姚鼐认为司马迁、欧阳修的序跋是“序之最工者也”，并录二人序跋作品多首，这实际是对序跋这种文体的语言、风格等提出要求，主张应该以此二人的作品为范本。最后说“向、歆奏校书各有序”，则为后人追溯小说序跋的缘起提供了启示。《古文辞类纂》所录的序跋，有两篇和小说序跋关系极大，这就是“曾子固列女传目录序”、“曾子固新序目录序”。《列女传》、《新序》是刘向的记事散文集，写人记事简洁生动，从叙事的角度来说，和古代小说有一定关系，所以今人所编的小说序跋集之类的资料书往往将其收录。曾子固即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字子固。姚鼐认为他写的序跋在司马迁、欧阳修之后为最好。总之，姚鼐的“序跋类序目”，追溯序跋源流，探求其作用、文体特点、作者情况等等，第一次对序跋文体进行了较全面清晰的考察。姚鼐之后，对序跋文体研究较有贡献的是晚清吴曾祺，他所编纂的文章总集《涵芬楼古今文钞》，虽全袭姚鼐的十三分类，但其下又细分二百零二子目，将姚鼐的文体分类推进了一步，如将“序跋类”，分成序、后序、跋、引、题词、读、例言等十六个子目，对后人研究序跋产生极大影响[4]，现在很多小说序跋书都将种种异名的序跋性质的作品一概收录，不加细辨，追本溯源，或即缘此而来。

二、艺术表达的多元化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将序归入“论说”一体，“论”与“说”，在刘勰那里虽有区别，但总体意思是论述道理、阐明主张以说服对方。二者在后世文体中通称“论说文”，其表达方式不外议论与说明。明代以前的小说序跋在表达方式上基本未出《文心雕龙》的“论说”范围，如晋郭璞《注山海经叙》，就采用议论手法，反复论证《山海经》所述怪物异闻为事实的记录；而葛洪《西京杂记跋》则主要用说明，意在介绍本书的材料来源、抄录缘由。明代小说序跋则大大超出了这种局限，各种手法都随心使用，美学风格、审美旨趣多彩多姿，这或许是随着明代中后期个性思潮的兴起，文人敢于突破传统观念约束的结果。很多时候小说序跋作者并不受限于序跋的实用功能，往往将小说序跋作为记录逸事、抒发情怀或表达观点的手段。因此，议论、抒情、叙述、描写、说明等表达方式无不依据表达的需要，随心驱使，或以某种方式为主，或几种方式交互使用；既有说明、议论这些序跋文体中传统的表达方式，又多有抒情、叙述、描写等非常规的方式；兼之组织结构上章无成法，语言上骈散皆备，这就造成明代小说序跋千姿百态、意趣横生的状貌，大大发展了序跋这一古老文体的功能，同时也相应地提高了小说序跋的文学价值。

传统的议论方式被承继并发展，如李贽的《忠义水浒传叙》：

太史公曰：“《说难》、《孤愤》，贤圣发愤之所作也。”由此观之，古之贤圣，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

夫忠义何以归于水浒也？其故可知也。夫水浒之众何以一一皆忠义也？所以致之者可知也。今夫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理也。若以小贤役人，而以大贤役于人，其肯甘心服役而不耻乎？是犹以小力缚人，而使大力缚于人，其肯束手就缚而不辞乎？其势必至驱天下大力大贤而尽纳之水浒矣。……

故有国者不可以不读，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君侧矣。贤宰相不可以不读，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朝廷矣。兵部掌军国之枢，督府专阃外之寄，是又不可以不读也，苟一日而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为干城心腹之选矣。否则不在朝廷，不在君侧，不在干城腹心，乌乎在？在水浒。……

李贽生活于嘉靖、万历时期，嘉靖帝的崇道与万历帝的怠政，使明朝统政治逐渐走向腐败，正如《明史》卷一八所说：“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5]统治阶层兼并土地，盘剥百姓，社会矛盾日益加重，仅嘉、隆年间的农民起义就不下于四五十次，规模大者，人数数万乃至十几万[6]。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刚愎自用和专制跋扈，官场之上则逢迎拍马，相互倾轧，风气极坏，李贽先后仕宦河南、北京、南京、云南等地二十多年，都因为卓异的个性，与同僚不合而常常发生冲突。他的这篇叙便是借题生发，以抒泄内心对现实的愤懑之情。

开篇发挥司马迁“发愤著书”的观点，李贽提出了“不愤不作”的命题，表面上是针对《水浒传》而发，深层心理则是夫子自道，流露了序者写叙的心理动机。接下来序者以“忠义”归于水浒，言下之意是说“忠义”不在朝廷，这就等于说朝堂之上没有忠义之士，社会现实是非颠倒，是“小贤役人”、“大贤役于人”。联系李贽在官场上、生活中的挫折看，这正是李贽对现实的不满与愤懑之所在。然后序文揭示水浒英雄之所以造反，是情势所迫，“其势必至驱天下大力大贤而尽纳之水浒矣”。若联系假道学围攻李贽，视之为异端，李贽在现实中腹背受敌的处境，以及他本人在《与曾继泉》中所说“又此间无见识人，多以异端目我，故我遂为异端，以成彼竖子之名。”显然是说自己成为异端也是为“势”所迫，与大贤归于水浒有共同之处。这段话既是议论也是抒情，字里行间充满愤激之情。最后一段连用三个排比句，围绕“忠义”所在的话题，层层展开，气势起伏，表层意义是强调《水浒传》的价值，实际却是发表自己的见解，表达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希望统治者对社会不合理的因素能有所认识、加以改进。总之，李贽的这篇叙，既能紧扣《水浒传》的文本主题，又能尽情抒发个人情怀，虽有“过度阐释”的迹象，但又合情合理 ，丝丝入扣。从结构语言上看，全篇围绕水浒的“忠义”展开话题，层层推进，抒情、议论结合，兼之长短句交错，运用设问、排比等修辞手段，造成跌宕起伏的气势，很好地宣泄了作者的愤懑之情，同时也明确地表达了个人观点，因此是一篇优秀的序跋文字。

明代小说序跋有不少使用了记叙的方式，或叙述创作者的经历，或叙述创作的缘起、过程，甚至有一些借水兴波的篇章，用序跋细致记录生活中的趣闻逸事。记叙手法本是序跋一体的应有之义，徐师曾《文体明辨》就说：“其为体有二：一曰议论，一曰叙事”[7]，明代以前小说序跋也偶有使用记叙手法的，但往往淹没于大段议论、说明之中，且大都简短，并没有体现叙事手法的优长，至明代则迥然不同。如祝允明的《琅環记序》，围绕一本笔记小说，记录了文人间的一段趣话。《琅環记》乃辑录各书中异闻琐事而成，《四库全书总目》称其：“旧本题元伊世珍撰，语皆荒诞猥琐。……所引书名，大抵真伪相杂，盖亦《云仙散录》之类。钱希言《戏瑕》以为明桑怿所伪托，其必有所据矣。”[8] 而钱希言《戏瑕》卷三“赝籍”一条云：“《琅環记》传是余邑桑民怿(悦)所藏，祝希哲(允明)窃之，第无核据。考之二公集中，初未尝用《琅環》语。后此而作者，有《缉柳编》、《女红余志》诸书五六种，并是赝籍，不知何人缔构，顾多俊事致谈，书类胜国，要或近时好事者为之耳。”[9]《戏瑕》明确地说传闻是桑怿(悦) “所藏”，且“第无核据”，而到了《四库提要》却说成桑怿“伪托”，并认为其“必有所据”，由此可见《提要》编者的粗疏草率。钱希言是明后期人，他所谓桑怿(悦)藏、祝允明窃之的说法，其实是依据祝允明的《琅環记序》，这篇序就是记录了这段逸闻轶事。

祝允明，字希哲，因其手有歧指，因此号枝指生等。工书法，善诗文，为人玩世不恭，性情狂放，与唐寅、文徵明、徐祯卿号称 “吴中四才子”。序中说，桑悦作文，时有奇语，如指琴为暗香，称棋为鬼阵之类。这使嗜好舞文弄墨的祝允明心向往之，但又不明究竟。一次造访，偶然得悉这是因为桑悦藏有一本奇书《琅環记》，并经常翻阅的缘故，便贿赂其侍者，借来抄录。后桑悦从祝允明作文的变化发现真相，却并不介怀，拊掌大笑说：“子得无盗蔡邕帐中藏哉？”后者也不隐瞒，回答：“余即盗之，终不效中郎恶客，在允明不犹即在吾子乎！”这是一段文人嗜书的佳话，却用小说序跋的形式记录下来，由此可见明代小说序跋已经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传统序跋文体的约束，成了一种娱情遣兴的工具。

描写的方式在明前小说序跋中较少使用，而到了明代则屡见不鲜，描景画人，不一而足，甚至相比同时期小说作品中描写的成分，也毫不逊色。如龙子犹的《情史叙》一开始就刻画了一个“情痴”的形象：

余少负情痴，遇朋侪必倾赤相与，吉凶同患。闻人有奇穷奇枉，虽不相识，求为之也。或力所不及，则嗟叹累日，中夜展转不寐。见一有情人，辄欲下拜；或无情者，志言相忤，必委曲以情导之，万万不从乃已。

龙子犹即冯梦龙，这篇叙主要阐发其“情教”观。作者希望通过编撰“古今情事之美者”，来令“无情化有，私情化公”，最终移风化俗，以稳定危机重重的社会统治秩序。不过序文没有进行枯燥的说教，而是以形象说话。这段自我画像，人物有呼之欲出之感，显然借助了小说描写人物的手法，而用在古老的序跋文体中，确实给人以全新的感受。

类似的例子还有湖海士的《西湖二集序》，其中描写《西湖二集》作者形象的几句：

“其人旷世逸才，胸怀慷慨，朗朗如百间屋。至抵掌而谈古今也，波涛汹涌，雷震霆发，大似项羽破章邯，又如曹植之谈，而我则自愧邯郸生也。”比喻不俗，生动形象，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景物描写在明代小说中不算发达，如白话通俗小说在行文中往往用韵语的进行点画，大都三言两语，而且这些描写与正文在很多时候并不是有机地融为一体。明代小说序跋中也出现了写景之笔，有些甚至篇幅曼长，远远超过一些小说作品。如湖海士的《西湖二集序》，全文一千四五百字，分两部分，前半述西湖，后半谈作者。前半部分便有大量对西湖胜景的描绘：

予揆其致，大约有八：夷犹澹宕，啸傲终日，直闺阁间物，室中单条耳，不闻其有风波之险也；可坐可卧，可舟可舆，水光盈眸，山色接牖，不闻其有车殆马烦之病也；亦有清音，亦有丝竹，绣辔香轮，朱帘画舫，曳纨执雾縠，而掩映于绿杨芳草之间，所谓“红蕖映隔水之妆，紫骝嘶落花之陌”者，触目媚人，不闻其有岑寂之虞也，水香苹洁，菱歌渔唱，莺鸟交啼，野凫戏水，龙井之茶可烹，虎跑之泉可啜，环堤之酒垆可醉，嫩草作裀，轻舟容与，富者适志，贫者慨心，不闻其有荣枯之异也；春则桃李呈芳，夏则芙蕖设色，秋则桂子施香，冬则白雪幻景，其雨既奇，其晴亦好，白日固可游览，夜月尤属幽奇，不闻其有不备之美也；梵宇名蓝，龙宫古剎，金碧辉煌，钟磬相闻，可停游屐，可搜隐迹，寻幽或以竟日，耽胜乃以忘年，不闻其一览即尽、索尔无余也；幽人胜士之场，古佛垂教之地，孤山怀其高踪，法相参其遗蜕……

从西湖景致无“风波之险”、无“车怠马烦”之病、无“岑寂之虞”、无“容枯之异”、无“不备之美”等若干方面写西湖美景的过人之处和欣赏西湖美景的种种优越。其间运用了对仗、比喻、对比、排比等多种手法，在以前的小说序跋中殊为少见，这是序跋作家受了小说作品的影响乃至又有所超越的结果。

三、语言风貌千姿百态

明代小说序跋作家不仅能根据喜好和需要选择和调动各种表达方式，而且非常注重语言的美感和表现力及作品所产生的艺术效果。如闭户先生的《鼓掌绝尘题词》描写世态人情的一段文字就幽默风趣，充满了跃动之美。其中一句“钱神顶尖似绣花针，直钻空三十三天；醋瓶口大比洞庭湖，真浸透九十九地”，想象奇异，讽刺辛辣，读之让人哑然失笑。有的则追求语言的精炼尖新，如一篇精致耐读的小品文，王思任的《世说新语序》就是代表性的例子。

读史记之后，或难为汉书，读汉书之后，且不可看他史。今古风流，惟有晋代。至读其正史，板质冗木，如工作瀛洲学士图，面面肥晳，虽略具老少，而神情意态，十八人不甚分别。前宋刘义庆撰《世说新语》，专罗晋事，而映带汉魏间十数人，门户自开，科条另定。其中顿置不安，微传未的，吾不能为之讳，然而小摘短拈，冷提忙点，每奏一语，几欲起王、谢、桓、刘诸人之骨，一一呵活眼前，而毫无追憾者。又说中本一俗语，经之即文；本一浅语，经之即蓄；本一嫩语，经之即辣；盖其牙室利灵，笔颠老秀，得晋人之意于言前，而因得晋人之言于舌外，此小史中之徐夫人也……嗟乎，兰苕翡翠，虽不似碧海之鲲鲸，然而明脂大肉，食三日定当厌去，若见珍错小品，则啖之惟恐其不继也。此书泥沙既尽，清味自悠，日以之佐《史》、《汉》炙可也。

王思任，字季重，号谑庵，明末散文家，其《谑庵文饭小品》为晚明小品文重要作品。这篇序是评《世说新语》的应用文体，无一句不紧扣主题，却毫无板滞枯燥之感，信笔挥洒，语言峭拔谐谑，如涓涓小溪，自然从心灵流出，与其小品文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妙。如谈正史无趣，只用一俏皮比喻，便令人心领神会；论《世说新语》的语言，连用三个极短的相同句式，却让人感到妥贴精到；“小史中徐夫人”一比，隽永传神，意味悠长。晚明小品文，本身是对明代复古之风盛行的反拨，淡化道统，抒写性灵，注重审美娱情的文学特质，多方面体现了对传统的突破。而王思任的这篇小序，语言意态丰富，灵趣自然，内容上也无明末其它小说序跋的说教气息，同样体现了对传统序跋文体的突破。

明代小说序跋大都用文言写成，白话小说序跋亦复如此，与小说正文有所不同。这是因为序跋的读者主要是文人，识字不多或文化水平不高的读者并不耐烦看序跋，他们更多重视故事与情节。文言小说序跋的文言气息尤浓，或追求语言之雅洁，或追求语言之古朴，或追求语言之富丽，往往是作者个人审美趣味的自然流露。相较之下，白话小说序跋很多用浅显的文言，有的受小说正文的影响，出现了较为通俗的白话，如佚名的《禅真后史源流》，不仅形式与传统序跋格格不入，有点类似小说的“楔子”[10]语言上则文白夹杂，以白话为主，受小说影响极为明显。墨憨斋主人的《广笑府序》口语化则更为突出：

我笑那李老聃五千言的《道德》，我笑那释迦佛五千卷的文字，干惹得那些道士们去打云锣，和尚们云打木鱼，弄儿穷活计；那曾有什么青牛的道理，白象的滋味，怪的又惹出那达磨老臊胡来，把这些干屎撅的渣儿嚼了又嚼，洗了又洗。又笑那孔子的老头儿，你絮叨叨说什么道学文章，也平白地把好些活人都弄死。……住住住，还有一古今世界一大笑府，我与若皆在其中供话柄。不话不成人，不笑不成人，不笑不话不成世界。布袋和尚，吾师乎！吾师乎！

几乎全同日常口语。当然也不乏极端的例外，如野史主人的《隋炀帝艳史序》，语词古雅，多用典故，雕琢之迹极为明显。也有不少序跋，由于受赋体文学影响，骈词丽句，极为讲究对仗、典故，如闭户先生《鼓掌绝尘》的《风集》、《花集》、《雪集》、《月集》四篇题词就是典型代表，兹举其中一例：

雪意催诗，清瘦桥边驴子；雪情付酒，肥蒸帐底羔儿。林下美人徐来，暗香袭我；山中高士正卧，清气逼人。顾党家炉畔，腹负将军；而谢氏闺中，絮飞儿女。随风夜半，到窗纸动数声清；映日晓来，射牖帘通何处洁？雪斜梅整，光摇银海炫生花；雪暮诗成，冻合玉楼寒起粟。宁知雪魂非另，嫁向孤山之疏影横斜；定交雪友成双，好伴逋仙之暗香浮动。争春不已，红英欺我树搓牙；阁笔多时，绿萼让他香扑鼻。雪儿故自可人，雪案且须开卷。是为鼓掌雪集。

这篇短序几乎句句用事，以四六句式为主，语言上着意营造清幽雅洁的艺术效果，虽为序跋文体，却与小说内容并没有多大关系，很大程度上是文人炫耀文才、娱情遣兴的体现，这种骈体序跋到了清代，尤其清中期骈文复兴，有进一步发展的迹象。

四、主客问答的独特结构

明人的小说序跋在篇幅上较以前有明显的变化，虽不乏简短的文字，但出现了很多篇幅曼长的作品。从千字以上到数千字的不在少数，到了清代甚至有上万字的篇章。而明代以前的小说序跋，象郭璞的《山海经序》那样八九百字的也为数不多，大都在几十字或几百字不等。无论篇幅长短，序跋都很注意结构上的安排，且一般都有独具的特色。如上面提到的李贽的《忠义水浒传叙》，全文三段，第一段由圣贤的不愤不作谈到《水浒传》也是发愤之作，第二段表面是转入探讨水浒的忠义问题，实际在谈《水浒传》何以是发愤之作，最后一段接着忠义话题谈《水浒传》的现实意义。三段文字一气呵成，不仅语词表层结构上下衔接，而且由于作序者的感情贯注全篇，内在肌理上也是环环相扣。再如谢肇淛的《金瓶梅跋》，以介绍说明为主，是一篇典型的序跋文体。篇幅不长，但信息量丰富。跋文先谈作者情况，然后谈成书过程，接着概括《金瓶梅》内容及艺术上的特点、成就，并和《水浒传》作比较，最后谈版本流传及收藏情况，对来自社会的讥刺予以反击。序只有三百多字，却涉及了《金瓶梅》的方方面面，但介绍得要言不烦，有条不紊，结构上非常严密。

明代小说序跋在篇章结构上常常以主客问答的形式组织成篇，有的是局部采用，如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开篇第一段就用主客问答的形式，将小说与史书比较，来定位小说的价值。又如吟啸主人的《近报丛谭平虏传序》，先谈成书经过，然后设主客问答，“或曰：‘风闻得真假参半乎?’予曰：‘苟有补于人心世道者，即微讹何妨？……’”不是直接陈述个人的理论思考，而是设想小说作品可能受到的质疑非难，然后虚设一人与之对话，以此表达自己的观点。也有的是全篇都是主客问答的结构，如观海道人的《金瓶梅序》，用一句“客有问余者曰”开头，然后就是双方的辩诘，大致是对方质疑小说中论事于古无征，写人十之九为反面形象，而且又“绘声绘影，纤细不遗”等，然后用“余曰”开始一一辩驳。最后说“客闻余毕其辞，乃点首称善而退”结束讨论，序者取得了全胜。也有的不用虚设的“客”，而是实有人名来问答，实际也属于这种主客答问结构，如梅之熉的《叙谭概》，就假托序者“梅子”与小说作者“犹龙”的对话构成，不过不是以争胜为目的，而只是陈述不同的看法，最后以双方妥协终篇。

主客问答的结构形式本是来自汉赋，明代小说序跋何以会出现许多这种结构的篇章呢？笔者认为首先是与序跋这种文体产生于汉赋的时代有关。如前所述，真正的序跋文体包括小说序跋主要产生于汉代，而汉代的主流文学样式正是汉赋，其中又以汉大赋为代表。大赋如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作品，大都采用主客问答的结构组织成篇。大赋在汉代的盛行，对同时期和稍后的其它文体如诗歌、史传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不可能不影响序跋，当时的序跋就有用主客问答形式的，如西晋杜预的《春秋左氏传序》就是一个例子。其次是受小说作品虚构手法的影响。汉赋与小说有一定的渊源关系[11]，汉赋假托主客问答就类似于小说的虚构人物，序跋作者多爱读小说，很可能是受其虚构人物的手法影响的结果。明以前小说序跋很少有采用主客问答的，这与文言小说多被认为是实录的观念不无关系；而明代白话小说出现，实录小说观被突破，小说虚构的本体性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所以才可能影响到小说序跋的作者使用假托人物表达观点的手段，也就形成了明代小说序跋的一个特色。

五、结 语

综上所论，明代小说序跋既继承了传统序跋文体的特点，又有不少新的突破，形成自己独有的风貌，如多样化的艺术表现方式，自由灵活而不拘常规的语言表达，内容上或抒情言志，或娱情遣兴，或阐发观念主张，很大程度上突破序跋文体实用功能的局限，形式上或谨严、或疏放，或主客问答、或夹杂诗词等等，不拘一格，这些共同构成了明代小说序跋独有的文体特色，使其千姿百态、意趣横生、丰富多彩，从而成就了其不可忽视的文学价值，构成明代散文的一道亮丽的风景。

参考文献：

[1]刘勰.文心雕龙[M]. 嘉靖中古歙余氏刊本.

[2]吴纳、徐师曾.文章辨体序说 文体明辨序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136

[3]姚鼐.古文辞类纂[M]. 北京：中国书店1986:3—4

[4]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508

[5]《明史》卷十八“世宗二”“赞曰”.《明史》第二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74：251

[6]南炳文、李小林.嘉靖、隆庆年间农民起义初探［A］.明史研究论丛第二辑［C］.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69页。

[7] 《焚书》卷二.李贽文集[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48

[8]吴纳、徐师曾.文章辨体序说 文体明辨序说[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135

[9]钱希言.戏瑕.丛书集成新编［Z］.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4：656

[10]高玉海.古代小说续书序跋释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23

[11]王猛.赋与古代小说关系探析［J］.武汉：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

（作者简介：王猛，文学博士，遵义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从事古代小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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