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入世与出世的关系上，儒家与道家从矛盾一变而为互补交融，郭象诠释《庄子·逍遥游》“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一段时强调：“夫神人即今所谓圣人也。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尽管在乱世与衰世，隐居山林仍然具有不合作乃至抗争的意蕴，但鱼与熊掌兼得的逻辑从此占据士文化的主流，居官入仕享受世俗的成就，同时纵情山水获取精神上的满足，入世而又出世。山水之乐不再是消极避世的选择，而是与功名富贵并行不悖的另一种精神追求。游风兴盛之下，还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柏拉图式精神旅游——“卧游”。始于晋宋间的名人宗炳，其人“好山水，爱远游”，晚年时将一生游历过的山水风光“图之于室”，“澄怀观道卧以游之”。这一纸上行游的精神娱乐变成著名典故，为后世众多士大夫所效仿。

唐宋时期，朝隐说进一步发展为吏隐说，谓不以利禄萦心，虽居官而犹如隐者。回归自然的旅游之乐是吏隐者的精神寄托，在文人作品中屡见不鲜，如白居易《江州司马厅记》云：“江州左匡庐，右江湖，土高气清，富有佳境……苟有志於吏隐者，捨此官何求焉？”宋王禹偁《游虎丘》云：“我今方吏隐，心在云水间。”白居易还提出中隐说，阐发官居闲职的生活风味，“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中隐》）。他历数中隐的种种乐趣，首先就是旅游之乐，“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

经过儒道思想的互补交融，追求山水之乐的旅游活动跻身主流文化，成为读书人风雅清高的一个标志，以及文人创作的重要题材。山水画论代表作《林泉高致》（北宋郭熙著）生动阐述了“君子”的山水癖：“君子之所以爱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园养素，所常处也；泉石啸傲，所常乐也；渔樵隐逸，所常适也；猿鹤飞鸣，所常亲也；尘嚣缰锁，此人情所常厌也；烟霞仙圣，此人情所常愿而不得见也。”因此，士大夫阶层中流行一种姿态，即不时表露对功名的蔑视和对仕宦的厌倦，希望挣脱名缰利锁，脱去尘俗之气，归隐田野，留连于佳山秀水之间，过自由闲适的生活。即使王安石这样的大政治家也会在登临之际表白：“游者如可得，甘弃万户封。”（《次韵游山门寺望文脊山》）古代“士”的旅游，与现代的大众旅游迥异。其在本质上是小众化、精英化的，刻意与“众人”保持距离，目的是暂离名利场上的激流险滩，躲避城市的喧嚣嘈杂，从山水中汲取自在逍遥的精神愉悦。

山水不仅是旅游观赏的对象，更是“士”的精神家园。它的意蕴虽以道家的自然为主，也融入了儒家的比德观。儒家有托物言志的传统，《诗经》善用比兴，籍物抒情。孔子周游列国，历览名山大川，以山水比德（“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出自《论语·雍也》），用自然景观的特性比喻人格意义和社会属性，借以言志。随着士大夫游览山水之风的兴盛，这一传统得以发扬光大，如松柏、莲花、“四君子”等，相继成为士大夫品格的象征。

清康熙帝曾谈到自然景物的比德意义：“至于玩芝兰则爱德行，睹松竹则思贞操，临清流则贵廉洁，览蔓草则贱贪秽，此亦古人因物而兴，不可不知。”（《钦定热河志》卷25《行宫一》）因此，游览山水又称“仁智之乐”，被认为是继承了圣贤之心。历代大儒往往酷爱旅游，朱熹“每经行处，闻有佳山水，虽迂途数十里，必往游焉。携樽酒，一古银杯，大几容半升，时引一杯，登览竟日，未尝厌倦”（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三《观山水》）。明代王守仁常说自己“生平山水是课程”，偶尔还发点道家的感慨：“尘网苦羁縻，富贵真露草。不如骑白鹿，东游入蓬岛。”（《登泰山五首》之四）

放意林泉、流连山水的旅游文化，对中国古代的雅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派生出中国独有的文化财富——山水诗、山水画、盆景以及“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私家园林，而且塑造了富有中国特色的传统审美观，即反对人工斧凿的痕迹，追求朴拙自然之美，向往人与自然的和谐。

更为重要的是，“寄傲山水”的旅游文化完善了士大夫的文化性格。余英时先生认为士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个相对的‘未定项’，所谓‘未定项’即承认‘士’有社会属性但并非为社会属性所完全决定而绝对不能超越者”。他主要从阶级立场和社会功能立论，但“士”的超越性还体现在超脱世俗的追求上。诚然，一般的士大夫多以山水之乐、出尘之想妆点风雅的门面，但又不宜简单视之为虚伪做作，因为庙堂和山林的互补交融是士的理想人格，激励士在心理上与世俗成就保持一定距离。特别是当仕途疲倦或官场失意时，山水旅游之乐永远是士大夫的精神寄托。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言：“也许中国史上没有一位有血有肉的人物完全符合‘士’的理想典型，但是这一理想典型的存在终是无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它曾对中国文化传统中无数真实的‘士’发生过‘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鞭策作用。”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