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春季爆出的美国警察暴行引发了一系列抗议浪潮，甚至波及境外。笔者认为，无论是系统性种族主义还是“日常”种族主义，都深深植根于当今社会的思想和运作方式当中。

维罗尼克·塔乔（Véronique Tadjo）

塔乔是一名作家、学者和艺术家，出生于巴黎，在故乡科特迪瓦长大，发表过多部著述，包括最新小说《远离父亲》。她当下的两处常居地是伦敦和阿比让。

2020年5月25日，戴着手铐的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因明尼阿波利斯一名警察的暴力执法窒息而死，现场图片被发布到互联网上，引起各国媒体争相报道，由此掀起了遍及世界各地的抗议浪潮，种族主义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可能产生了错觉，误以为自己生活在后种族主义时代。1994年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当选为南非第一任黑人总统（1994—1999年任职），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成为美国首位黑人国家元首（2009—2017年任职），正是此类重要时刻促成了这种错觉。类似的乐观情绪也在法国蔓延，共和派价值观似乎已经战胜了被斥为陈旧过时的种族主义观念。

然而，“日常”种族主义借助偏见和成见的力量，从未停止侵扰人们的日常生活。曾在巴黎人类博物馆共同举办过展览（2017—2018年）的法国遗传人类学家、人种生物学家伊夫琳·海耶（Évelyne Heyer）和历史学家卡罗尔·雷诺-帕里戈特（Carole Reynaud-Paligot）认为，这种“日常”种族主义有时深藏不露，有时直截了当，其基本思想可以分为三部分：“将个人分门别类（这是人脑的下意识反应，但分类标准因社会历史背景而异）；将个人等级化（出于任意原因对某些人给予重视或贬低）；将个人本质化，认为差异具有遗传性，因而是无法消除和不可避免的。”

排斥他者

对于“他者”的排斥有多种形式，就连名人也不能幸免，例如黑人足球运动员受到嘲讽，或是黑人政客在社交媒体网络上被围攻。然而，这种情况毕竟只是少数，更多的时候，受害者是那些由于种族出身而找不到住房或工作的普通民众。公众往往不承认自己抱有歧视性态度。他们知道这种态度有损于社会凝聚力，于是将其笼统地归咎于保守派思想，无论事实是否如此。

精神病学家、哲学家、非殖民化的主要倡导者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曾经说过：“种族主义不是一个整体，而是某个特定结构中最明显、最日常化，而且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是最原始的要素。”

这种特定结构就是我们所说的“系统性种族主义”。它藏身于国家运作当中，因而危害更大，要揭露出来也更加困难。有些人从未见识过这种形式的种族主义，因而很容易否认它的存在。法律不是已经谴责了各种形式的歧视了吗？法国的第一部全国性反种族主义法律可以追溯到1972年7月1日，此后被多次修订和完善。更何况还有多部欧洲和国际公约可以用来谴责侵害行为。但是，仅靠法律不足以遏制日常歧视，我们要做的事还有很多。

系统性种族主义

要了解系统性种族主义的严重性，就不能将其简化为孤立的行为。系统性种族主义指的是贬低某些少数群体——由于奴隶制和/或殖民化的遗毒，这些群体历来被视为低人一等。在所谓民主社会中，系统性种族主义渗入了方方面面——执法系统（种族定性和警察暴力）、监狱系统（囚犯人数较多，量刑较重）、教育系统（学业失败）、卫生系统（获得卫生保健的机会有限）、工作领域（失业率较高）和社会流动性（工人阶层的住宅区和街区），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欧洲和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家劳雷·穆拉特（Laure Murat）指出，系统性种族主义是“一种制度性垄断，带有性别歧视、种族主义、暴力色彩的文化往往因之永固 ”。

世界各地为声援美国“黑人的命也是命”（BLM）运动而举行的示威游行，体现出民众对于种族主义多面性的认识——正是这种多面性衍生出了多种形式的侵害行为（例如反犹太主义、伊斯兰恐惧症、同性恋恐惧症、性别歧视、仇视变性和跨性别等）。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关于封闭、痛苦和死亡的集体经历无疑让公众对于弗洛伊德惨案更加敏感。

“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是美国黑人争取种族平等斗争史的延续，这场斗争始于17世纪美国南方各州种植园的奴隶制，到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终结了公共场所、交通运输和教育系统中的种族隔离制度。

当前这场运动从以往的斗争和胜利中汲取力量，尽管这些斗争和胜利没能彻底根除美国社会中的种族主义。但值得注意的是，运动成功地发动起了民众，人们纷纷挺身反抗全球各地的社会不公正现象。在法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和南非，警察暴行和其他形式的排斥受到越来越多的谴责，促使人们集体反抗压迫、羞辱和控制。

抵制改变

不过，变革会遇到阻力，这是可以预见的。反种族主义旗号和标语走红，各大商业品牌改用包容性更强的广告语，书店争相推销黑人作家的作品和论述种族主义的书籍；但此后，局面可能出现反转。

鉴于示威游行多次造成物质损失，出于对公共秩序的忧虑，人们对于反种族主义的支持可能会衰退，取而代之的是敌对群体之间矛盾激化、现状受到挑战，或是与执法部门发生暴力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推翻与种族主义有关的纪念碑已经引发了争议。另一个不利因素是，“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没有提出核心理念。这场运动已经分裂，少数异常活跃的激进分子的极端主义情绪正在脱离它的掌控。

要改变社会，团结的声势不能止步于抗议和象征，必须走得更远。2020年6月30日，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扬-维尔纳·米勒（Jan-Werner Müller）在法国《解放报》发表专栏文章，提醒读者：“假如不存在‘分歧’，假如所有人在所有事上总是意见一致，我们就不需要民主了。民主的本质在于调节冲突（通过宪法，特别是通过基本权利）。在民主制度中，一致性本身是没有价值的。”

反对种族主义，不仅是为了帮助黑人，也是为了争取实现一个尊重差异、人人机会平等的社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反对种族主义 ：关于种族主义问题的部分期刊和文章精选

国际包容和可持续城市联盟 （ICC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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