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东非的人口问题，我们常常想到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马尔萨斯是英国的经济统计学家，他在1798年出版的《人口论》一书中谈道： 人口按照几何级数增长，但是粮食只按照算数级数增加，如果人口增长没有节制，其增长的幅度必然大大超越粮食增加的幅度。举例来说，人口增加至原来的两倍需要35年时间，假设2000年某一地的人口为100人，在毫无节制的发展之下，到了2035年人口将变为200人，到了2070年则变为400人，到了2105年就变成800人，依此类推。然而，粮食产量的增加顶多只是多个25%或20%。除非饥馑、战争、疾病或人们刻意节制（如避孕或晚婚）来减缓人口增长，增加的人口最后必然会把所有粮食吃光。马尔萨斯如是说：如果我们只是依靠增加粮食产量，对人口增长毫无节制，地球将会饿殍遍野，幸福快乐必然无望。

马尔萨斯的悲观看法引发了许多学者辩论。事实上，已有一些现代国家（如意大利和日本）人民自愿配合或政府施以政策（如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来降低人口增长率。就现代卢旺达的惨况来看，似乎印证了马尔萨斯所描述的人口悲剧最可怕的一幕。一般而言，支持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人或是批评他的人都赞同这一点：即使因为资源有限，造成人口和环境的严重问题，最后这些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使人口增长的曲线再度趋于平缓。有些解决方法出于我们自己的选择，有的则不是我们乐见的，如马尔萨斯预言的战争、疾病、饥馑等。

几个月前，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向大学本科生讲述人类社会的环境问题，讨论人类社会为解决环境问题经常面临的争端。一个学生就提到，这些争端可以在冲突的过程中得到解决。他说的解决不是指利用杀戮作为手段，而是说因环境问题引发的冲突，在美国常可在法庭上解决，法律不失为解决争端的理想方式。这些学生因而有所体认，如果未来欲以解决环境问题为职业志向，必须熟稔法律。我们也从卢旺达学到一课：我的学生说得没错，有些问题可以通过冲突来解决，但是有些冲突往往非常血腥暴力，不像诉诸法律途径那样平和。

卢旺达大屠杀大事记

近几十年来，一提到卢旺达和相邻的布隆迪，我们就能联想到两件事：人口众多与种族屠杀。这是非洲人口最稠密的两个国家，人口密度在全世界数一数二——以平均人口密度而言，高居第一的卢旺达，甚至是非洲人口密度排行第三的尼日利亚的3倍，更是邻国坦桑尼亚的10倍。自1950年以来，在全世界的种族屠杀事件中，卢旺达大屠杀的死亡人数排第三位，仅次于20世纪70年代柬埔寨和1971年巴基斯坦发生的大屠杀。由于卢旺达的总人口只有孟加拉国的1/10，以屠杀人数占本国人口的比率来看，卢旺达超过孟加拉国，仅次于柬埔寨。布隆迪的种族屠杀规模比卢旺达小，受害者不过几十万人“而已”。然而，这样的死亡人数已使布隆迪在1950年以来的世界种族屠杀中名列第七，就屠杀人数占本国人口的比率而言，更高居全球第四。

我们向来认为，卢旺达和布隆迪的种族屠杀是种族暴力事件。事实上，这不只是种族暴力事件，还有其他原因。

在了解这一点之前，我们先来探讨卢旺达种族屠杀的背景，卢旺达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走上悲剧的舞台，以及对卢旺达种族屠杀事件的一般解释（我会在后文说明为什么这种解释有误、不完整或过分简化）。卢旺达和布隆迪两国的人口都是由两大族群组成的：一个是胡图族（原占总人口的85%），另一个是图西族（占总人口的15%）。传统上，这两个族群有着不同的经济角色：胡图族以田地耕种为生，图西族则以游牧为生。常有人说这两个族群有体质上的差异：大抵看来，胡图族人比较矮小结实、肤色黝黑、扁鼻厚唇、下巴方正；图西族人身材则较瘦长、肤色较白、嘴唇较薄、下巴尖削。一般以为，来自南方和西方的胡图族最先在卢旺达和布隆迪定居，而图西族比较晚到，是来自北方和东方的尼罗特语族，却后来居上，成为统治阶级。1897年，卢旺达沦为德国的殖民地。1916年，国际联盟遂将此地委托比利时统治。由于图西族人的皮肤较白，长得像欧洲人或“含米特人”，因此在欧洲殖民政府的心目中，图西族人比胡图族人优秀，也被欧洲人视作间接统治的工具。20世纪30年代，比利时殖民政府规定每一个人必须随身携带身份证，身份证上载明是胡图族人或是图西族人，这种做法更加凸显了早就存在的族群差异。

1962年，卢旺达和布隆迪都独立了。在踏上独立之路时，两国的胡图族人都设法挣脱图西族人的掌控，希望夺得政权。胡图族人和图西族人的冲突从小规模开始，之后愈演愈烈，冤冤相报，互相残杀。布隆迪的胡图族人在1965年和1970—1972年发动政变，其间几十万胡图族人被图西族人杀害（死亡人数其实难以估计，下面提到的死亡人数和难民人数也是，只是大概的数字），图西族人占了上风，继续执政。而在1963年，卢旺达的胡图族人赢得胜利，图西族人被杀了两万（保守估计或许只有一万）。在接下来的20年中，约有100万卢旺达人（多半是图西族人）逃往邻近国家，不时返乡复仇，结果造成更多图西族人被胡图族人杀死。1973年，胡图族将军哈比亚利马纳通过军事政变上台，推翻以前的胡图政权，决定放图西族一马。

卢旺达在哈比亚利马纳总统的治理下过了15年的太平日子，外援源源不绝，可望成为一个和平、安定的国家，人民的健康、教育和经济状况都有改善。不幸的是，由于干旱和环境恶化（主要是森林砍伐、土壤侵蚀和土壤肥力流失），卢旺达的经济发展停滞不前。1989年，世界咖啡和茶叶价格大幅下滑（这两样都是卢旺达主要的出口商品），加上世界银行的紧缩政策和南部旱灾，卢旺达的经济因此遭受严重打击。1990年10月，图西族人从邻近的乌干达向卢旺达东北部进军，哈比亚利马纳借这个机会整肃异己，屠杀境内的图西族人，以巩固自己党派的势力。内战使得100万卢旺达人流离失所，有些走投无路的年轻人只能去当民兵。1993年，哈比亚利马纳与图西族叛军在坦桑尼亚的阿鲁沙签署停战和平协议，双方同意共组政府，建立多党政治国家。即便如此，亲近哈比亚利马纳的商人还是进口了581000把大砍刀（大砍刀要比枪支来得便宜）。

哈比亚利马纳的胡图政府把这些刀发放给胡图族人，让他们去砍杀图西族人。哈比亚利马纳已经很放任胡图族人，让他们为所欲为，恣意杀害图西族人，但是胡图族的强硬派还是不满意（这些胡图族人甚至比哈比亚利马纳更偏激），他们担心阿鲁沙和平协议会导致他们的权力被削减，于是这些人训练自己的民兵、进口武器，准备彻底歼灭图西族人。图西族人不时带兵来犯，也在布隆迪杀了不少胡图族人和胡图政客，加上胡图族人过去在图西族人的统治下忍气吞声，现在终于能踩在图西族人的头上，当然希望赶尽杀绝，以绝后患。1993年，布隆迪的胡图总统被图西族强硬派军官刺杀，胡图族人为了复仇杀了很多图西族人，图西族人又杀害更多的胡图族人。卢旺达的胡图族人眼看族人在布隆迪的遭遇，更有芒刺在背之感。

1994年4月6日，卢旺达总统哈比亚利马纳搭乘总统座机前往坦桑尼亚开会，回程时布隆迪新任临时总统也在最后一刻上了飞机，结果飞机在即将降落卢旺达首都基加利机场时，遭不明人士发射的炮弹击落，机上人员全部罹难。炮弹是从机场周边发射的，这是谁干的好事？为什么正中哈比亚利马纳的总统座机？至今仍未水落石出。有好几个团体都有嫌疑，都有谋杀他的动机。不管凶手是谁，这个事件还是成了种族屠杀的导火线。胡图族强硬派在机毁人亡的一个小时内展开一连串行动，刺杀胡图总理等温和派人士，以及主张民主的反对派和图西族人——这一切都像是事前精心策划的。在铲除反对势力之后，胡图族强硬派随即掌控了政府和电台。尽管卢旺达的图西族人因先前的杀戮和流亡人口大减，但仍剩下100万左右。掌控政府的胡图族人打算把这100万图西族人全数杀光。

这场大屠杀由胡图军方的强硬派发动，他们用枪扫射图西族人。不久后又将胡图族的平民组织起来，发武器给他们，设下路障，如有图西族人越过路障，格杀勿论。电台广播一方面要每个胡图族人不要放过任何一只“蟑螂”（指图西族人）；另一方面又对图西族人喊话，要他们一起躲在“安全之地”，其实为的是一网打尽。当国际的谴责声浪终于出现时，胡图政府和电台随即改变语气，不再号召族人杀死“蟑螂”，而要卢旺达人在面对敌人之时做好自我防卫。至于胡图政府中的温和派官员，不但意见得不到听取，还遭到恐吓、撤职，甚至杀害。胡图政府广播的“安全之地”事实上是这场种族屠杀的最大刑场。数万名图西族人在教堂、学校、医院或政府办公处避难，结果被胡图族人团团围住，活活用刀砍死或烧死。很多胡图平民都加入刽子手的行列，这是一场全民犯罪，有人说参与暴行的胡图族人达全部人口的1/3，也有人宣称参与人数没有那么多。胡图军人用步枪扫射图西族的男女老幼，胡图平民接着就手持大砍刀或铁钉狼牙棒杀过来，很多人的手脚都被砍断，有的妇女乳房被割下来，儿童被活活扔到井里，被强奸的妇女更是不计其数。

这场大屠杀是由胡图政府强硬派组织动员的，执行者多半是胡图平民。至于卢旺达境内的重要机构和国际社会，不是成为帮凶，就是冷眼旁观，如卢旺达天主教会的神父就把前来避难的图西族人大批交给胡图族刽子手。卢旺达境内本有一小撮联合国的维和部队在此驻扎，联合国却要求所有维和部队撤出；法国政府虽然派遣一支人道救援部队前往卢旺达，最后却和胡图政府站在同一阵线，一起对付反政府军；美国则拒绝干预。联合国、法国和美国政府后来为自己的政策辩护，都以“混乱”“复杂难解”或“种族冲突”来形容发生在卢旺达的事件，仿佛这只是另一次种族冲突，是非洲一天到晚都在上演的戏码而已，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对卢旺达胡图政府精心策划屠杀的种种证据视若无睹。

百日之内，约有80万图西族人遭到屠杀，相当于卢旺达境内图西族人口的3/4，约占卢旺达总人口的11%。当种族屠杀开始还不到24小时，图西族人领导的卢旺达爱国阵线即前往卢旺达。随着卢旺达爱国阵线主力部队的推进，胡图族人的政府军节节败退，各地区的种族屠杀终于告终。1994年7月18日，卢旺达爱国阵线获得全胜。一般认为，卢旺达爱国阵线的部队纪律严明，并不征召平民加入杀戮行动，但其夺取政权之后还是不忘复仇，又反过来杀害胡图族人（估计死亡人数“只有”2.5万~6万人，算是小意思）。卢旺达爱国阵线建立新政府之后强调“大和解”，以族群团结为目标，要全国人民以卢旺达人自居，不要再分胡图族人和图西族人。约有13.5万卢旺达人因涉嫌参与种族屠杀，遭到监禁。由于监狱人满为患，绝大多数的人都被释放，被审判或定罪的人只是少数。在卢旺达爱国阵线胜利之后，过去流亡到邻近国家的约75万卢旺达人（大多数是图西族人）纷纷返回家乡，同时有200万难民（大多数是胡图族人）逃往邻近国家（主要是刚果和坦桑尼亚）。

不只是种族仇恨

一般对卢旺达和布隆迪种族屠杀的描述，多是政客为了一己之利，煽动存在已久的种族仇恨。正如人权观察组织出版的《灭口——卢旺达的种族屠杀》（Leave None to Tell the Story:Genocide in Rwanda）一书所言：“这次的种族屠杀不是宿怨引发的暴民动乱……而是现代精英阶级精心策划的结果，他们刻意激起人民的仇恨与恐惧，以保有自己的权力。这一小撮权贵人士起先见反对派势力扩大，于是利用多数人对抗少数人。后来卢旺达爱国阵线不但在战场上告捷，在谈判桌上也有所斩获，少数几个握有权力的人于是见风使舵，不再利用族群对立的策略，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进行种族屠杀。他们相信，这样的种族灭绝行动可使胡图族在自己的领导下重新巩固势力，有助于赢得战争……”不少证据支持这样的观点和描述。

然而，我们还可从其他证据发现有其他因素造成了卢旺达的悲剧。除了胡图族和图西族，卢旺达还有第三个族群——特瓦人（或称俾格米人）。这些原住民只占全国人口的1%，在社会的底层讨生活，不会威胁到任何人。但是在1994年的大屠杀发生时，很多特瓦人还是难逃一劫。1994年的卢旺达大屠杀并非只是胡图族人和图西族人之间的冲突，其中的派系冲突其实十分复杂：光是胡图族人就分成三派，互相敌对，胡图总统哈比亚利马纳被刺身亡，可能就是反对他的另一派胡图族人干的好事；回国对抗政府军的卢旺达爱国阵线，虽是由图西族人领军，但当中也有胡图族人。

此外，胡图族人和图西族人之间的差异并不像一般描述的那样明显。这两个族群说同一种语言，很多人都是天主教教徒，上同一所学校，去同一间酒吧，而且住在同一个村庄，由同一个酋长领导，或是在同一间办公室工作。胡图族人也和图西族人通婚，（在比利时殖民政府引进身份证制度之前）胡图族人有时会改称自己为图西族人，图西族人也是如此。一般而言，虽然胡图族人和图西族人外貌有差异，但是单从外表来看，很多人还是难以判定究竟是胡图族人还是图西族人。约有1/4的卢旺达人的曾祖父母同时为胡图族人及图西族人。（胡图族人和图西族人根源不同的传统说法是否正确，仍有待商榷，也可能两者源于同一种族，只是后来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有别。）这种血缘混合使得胡图族人和图西族人难分你我，胡图族人的丈夫或妻子可能就是图西族人。在1994年大屠杀发生期间，胡图政府呼吁每个胡图族人都出来砍杀图西族人，这些人又该怎么办？胡图族人一面砍杀图西族人，一面保护自己的图西族配偶、亲友、同事、顾客，甚至用钱收买其他胡图族人，请他们放过自己的图西族亲友。因此，若设身处地地想，在1994年卢旺达那场腥风血雨中，拿起大砍刀或斧头来砍杀你的人，可能是你的医生、病人、老师、学生、邻居或同事。胡图族人见到图西族人就砍杀过去，却又努力保护自己的图西族亲友。我们不得不问这么一个问题：何以这么多的卢旺达人受到强硬派政客操纵，以最残忍的方式自相残杀？

如果这只是胡图族人和图西族人之间的种族仇恨，为什么在卢旺达西北部几乎全为胡图族人的社群中也曾出现大屠杀？在这个社群中，尽管只有一个图西族人，整个社群“至少有5%”的人还是遭到杀戮。这个现象实在令人大惑不解。这个社群被屠杀的人口比率不及全国（11%），却是遭到同族人的毒手。为何在缺乏种族仇恨的动机之下，屠杀仍然大行其道？其他地区亦然，在图西族人被屠杀得差不多的时候，有些胡图族人转而拿刀砍向同族人。

从这些事实来看，卢旺达大屠杀不光是种族仇恨造成的，背后还有其他原因。

山雨欲来风满楼

首先，我们来看看先前提到的卢旺达人口密度高的问题。在19世纪欧洲人到来之前，卢旺达（和布隆迪）已是人口稠密的地区。这里的降雨量适中，且因地势高得以逃过疟疾和舌蝇（非洲睡眠病的病原体）的侵袭，加上新大陆作物的引进、医药卫生进步和国界确立等因素，人口增长很快。虽有起伏，但平均每年的人口增长率约超过3%。邻近地区如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也有人口暴增的现象。到了1990年，尽管卢旺达已历经数十年动乱，人口死伤、出走的不计其数，平均人口密度仍达每平方英里760人，超过英国（610人），逼近荷兰（950人）。但是英国与荷兰都有高效率的机械农业，农民在总人口中占比很小，生产的粮食却足以养活全国人民。卢旺达的农民不使用机械，以手铲、镐头和砍刀在地里辛苦耕种，生产效能低。因此农民虽占总人口的多数，但生产的粮食几乎只够自己家里的人吃，少有余粮。

卢旺达独立之后，人口快速增加，但人民还是以传统方式耕种，农业未能走向现代化，未引进产量更多的作物种类或是扩大农产品出口，也没有推行有效的家庭计划。结果为了维持更多人的生计，只好砍伐森林或将沼泽抽干以获得更多的农地，缩短休耕时间，有些田地甚至一年两作或三作。在20世纪60年代和1913年，很多图西族人遭到杀害或流亡至邻近国家，他们的田地落入胡图族人手中，胡图族人因而有足够田地可让自己和家人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然而到了1985年，除了国家公园，所有可以耕种的土地都已开垦，使得人口数量和作物产量都增加了。1966—1981年的人均粮食产量因而增加，但1981年之后又下滑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水平，这果然应验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粮食产量增加，但人口增长得更快，最后每一个人能分到的粮食还是没有多少。

我的一些朋友在1984年去了一趟卢旺达。那时他们已经感觉到生态浩劫的脚步近了，整个国家不是农田、园圃就是香蕉园。陡峭的山坡上也种满了作物，一直种到山顶。就连最基本的水土保持措施都没有实行——例如梯田、在山坡上沿着等高线而非以垂直的方式耕种、在休耕期间以草肥覆盖田地等。结果土壤侵蚀的情况相当严重，河流夹带大量泥沙。一个卢旺达人写信给我：“农民一早醒来，可能发现整个田地（至少包括表层土壤和作物）在夜里被冲走了，邻居田地的东西和岩石出现在自己的田地里。”森林砍伐造成溪流干涸，降雨也越来越没有规律。到了20世纪80年代晚期，饥荒再度出现。1989年，卢旺达干旱，加上局部或全球气温上升与砍伐森林的负面影响，粮食短缺的现象更加严重。

比利时经济学家凯瑟琳·安德烈和让–菲利普·蒲拉图曾深入研究环境变化和人口增长对卢旺达西北部一个胡图族人市镇（卡纳马地区）的影响。安德烈是蒲拉图的学生，她曾在1988年和1993年两度前往卢旺达进行调查研究，在当地居住了16个月。1993年是种族屠杀爆发的前一年，社会相当动荡不安。她访问过该地区大部分的人家。在那两年的访问中，她仔细计算每一户人家的人数、拥有的土地面积和全家在务农以外得到的总收入。她也制表统计该地土地的交易或转移案件，并记录需要调解的土地纠纷。在1994年大屠杀发生后，她追踪幸存者的下落，希望找出胡图族人自相残杀的原因，了解什么样的胡图族人会遭到其他胡图族人的杀害。安德烈和蒲拉图想通过分析这些庞大的数据，从中寻找一些意义。

由于卡纳马的土壤由火山灰构成，非常肥沃，当地人口众多。在人口稠密的卢旺达，这里的人口密度甚至比其他地区更高：1988年，人口密度是每平方英里1740人；到了1993年，更高达每平方英里2040人（这样的人口密度，可与全世界人口最稠密的农业国孟加拉国一较高下）。由于人口密度极高，农场规模变得非常小：1988年，一般农场只有0.89英亩；到了1993年，一般农场的面积更缩小为0.72英亩。每一个农场又均分成10块地，给10个农民耕种，因此每个农民能耕种的土地在1988年只有0.09英亩，到了1993年则只剩0.07英亩，真是少得可怜。

由于卡纳马地区所有的土地都有了主人，年轻人很难获得土地进行耕种，进而成家立业。因此，年轻人越来越晚婚，与父母同住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例如在20~25岁的年龄层中，与父母同住的女性比率从1988年的39%上升到1993年的67%，男性更从1988年的71%上升到1993年的100%。也就是说，20来岁的年轻男子完全无法自立门户。已经长大成人却迟迟无法成家，这样的压力必然会导致问题。因为与父母同住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平均每户的人口在1988年为4.9人，到了1993年则增至5.3人。由于前文提到的平均每户拥有的土地面积已从0.89英亩减为0.72英亩，每户平均人口的增加又使土地短缺的现象更为严重。1988年，平均每人赖以维生的土地面积尚有0.2英亩，到了1993年只剩0.14英亩。

农田这么少，要吃饭的人却这么多，难怪人人吃不饱。就最低卡路里的摄取量而言，每一户卢旺达农家从自家农田得到的卡路里仅是所需的77%。因此，在务农之余，他们还必须从事其他的工作（如做木工、制砖、裁缝或做生意等）赚钱来购买食物。2/3的家庭除了务农，家庭成员还做其他工作；其他1/3的家庭则只是务农。1982年，每日摄取量低于1600卡路里的人（也就是挨饿的人），只占该地区人口的9%；到了1990年，该比率却高达40%，并且后来还在继续增加。上面引用的数字都是平均值，也就是说不是每一个人都如此。有些人拥有的农场比较大，这意味着其他人的农场势必更小，这种差距在1988—1993年变得更大。如果我们把“大农场”定义为大于2.5英亩的农场，把“小农场”定义为小于0.6英亩的农场（请回想第一章所述，你就可理解卢旺达农民多么可怜。在蒙大拿，即使是40英亩的土地都还不够一个农民养家糊口），1988—1993年，大农场的比例从5%增加为8%，而小农场则从36%增加为45%。由此可见，卡纳马地区贫富悬殊越来越严重，富有的更富有，贫穷的更贫穷，介于贫富之间的人则变少了。而老一辈要比年轻人富有：50~59岁的人，拥有的农场平均是2.05英亩；20~29岁的人，则平均只有0.37英亩。当然，老一辈的人可能家里人多，食指浩繁，因此需要更多的土地。但老一辈家中每个成员赖以维生的土地，平均而言还是比年轻人的家庭成员多上三倍。

吊诡的是，拥有大农场的人来自农耕以外的收入反而比较高：农场面积平均达1.3英亩的才有这样的收入，而农场面积小于0.5英亩的则完全没有。农地面积狭小，生产的粮食不足，除了务农所得，他们才更需要其他收入，而事实却相反，大农场的规模已经比较大，加上更多来自农耕以外的收入，如此一来卡纳马地区的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在卢旺达，小农场的主人出售自己的土地是违法的，但这种事还是经常发生。土地销售调查显示，虽然有的农民只拥有一点土地，但是在急需用钱之时，例如在需要粮食、就医、打官司、贿赂、受洗、婚丧喜庆或犯酒瘾时，还是会拿土地出来卖。相形之下，大农场主人买卖土地往往是为了增加农场生产效率（如卖掉离家较远的一块土地，以便买进比较近的一块土地）。

大农场主“不务正业”的所得让他们能买下其他的小农场，最后大者恒大，小者恒小。几乎没有大农场是只卖不买的。但是在1988年有35%的小农场出售土地，同时并未购买任何土地；到了1993年，小农场出售土地的比例高达49%，一样只卖不买。若观察以务农之外收入来购买土地的情况，有农耕以外收入的农场主都买了土地，而且若出售一块土地，还会买下一块；但是对只有农耕收入的农场主来说，仅有13%的会购买土地，65%只是出售，并无购买。所以，农地面积小得可怜的农场主非但无法购买更多土地，反而因为需要用钱，迫不得已只好把土地卖给大农场主。虽然这里说是“大农场”，但其实在卢旺达所谓的“大农场”顶多只有1~2英亩。

因此，在卡纳马地区大都是食不果腹、走投无路的穷人，只有少数人日子过得还可以。然而，还有一些人更贫穷、更没办法维生，而且被贫穷逼入绝境的人越来越多。日子不好过，人与人之间就常常发生严重冲突，有时双方无法和解，必须找村民来调解，再不成只好上法庭。安德烈和蒲拉图调查了226起冲突事件，请调解人或当事人描述冲突的原因，结果发现大部分都是因土地而起：不是直接为了土地的事起冲突（43%），就是夫妻或亲属之间为争夺产权反目成仇。还有偷窃（饥寒起盗心），有人最后几乎失去所有的土地，并且除了务农，没有其他收入，只好沦为盗匪（这类案件约占所有冲突事件的7%，有这种问题的家庭约占所有家庭的10%）。

层出不穷的土地纠纷，让卢旺达社会的传统人伦纲常失序。过去，比较富有的地主会对穷苦的亲戚伸出援手。后来，即使是大地主日子也一样难过，无法帮助贫穷的亲戚。如此一来，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更难生存，例如与丈夫分居或离婚的妇女、寡妇、孤儿、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弟妹等。过去若一个女人因为和丈夫分居或离婚，没有经济来源，通常会回娘家，请娘家的亲人帮忙；现在娘家兄弟生怕已婚的姐妹回来，将来分土地时自己孩子的权益会受影响，所以拒绝分居或离婚的姐妹回家。要不然就只能带女儿回娘家，不能带儿子。这是因为卢旺达传统社会重男轻女，只有儿子才能继承财产。如果分居或离婚的妇女只带女儿回去，兄弟才不会担心别人家的儿子来跟自己家的儿子争财产。那么儿子该怎么办？妇女在分居或离婚之后，儿子通常会交给丈夫抚养，然而若丈夫死亡或无法保护自己的儿子，儿子就难以从丈夫的亲人那儿分到土地。寡妇也很可怜，丈夫死了，丈夫的家人不会照顾她，带着几个小孩投靠娘家，娘家那边的兄弟也不会给好脸色。过去，孤儿都是由祖父母抚养，祖父母死了之后则由叔叔伯伯来照顾。现在则不然，那些叔叔伯伯为了保护自己儿子的继承权，顾不了亲情，迫不及待把这些没爹没娘的孩子撵走。还有一些小妾生的孩子，或是父母离异后父亲娶了新老婆所生的孩子，一样会遭到异父母兄弟的排斥。

更悲哀的莫过于为了争夺土地，父子反目成仇。从前，父亲亡故后，所有的土地都由长子继承，长子于是担负照顾整个家庭的重责大任，也会把一些土地分给弟弟去耕种。由于一个家庭拥有的土地越来越少，做父亲的担心自己死后几个儿子为了争夺财产发生冲突，就在生前把财产分好。但是不管怎么分，总会有人不满意。例如弟弟见已经成家的哥哥分到一块比较大的土地，不免眼红，于是要求公平对待。传统上，由于幺子必须照顾年迈的父母，因此也吵着要比较大块的土地。若有人因答应照顾父母而分到较多的土地，其他兄弟姐妹也会不满意。还有做儿子的抱怨父亲死守土地不肯放手，要父亲多拿一些来分。也有人担心老早把土地分给儿子，自己老来无依无靠，因此迟迟不肯分家。这种为了争夺土地，兄弟阋墙、父子反目，最后只好请村民来调解的事件很多，对簿公堂的也有。这种纠纷使得人伦纲常荡然无存。

手足相残

长期发展下来，土地纠纷愈演愈烈，构成1994年大屠杀的背景。然而在1994年之前，卢旺达已经相当不平静，暴力、盗窃事件不断。没有土地也没有其他收入、饿着肚子的年轻人四处犯案。如果我们比较卢旺达各地21~25岁年轻人的犯罪率，可以发现，大部分的地区差异与人口密度及每人可摄取的卡路里多寡有关：人口密度越高、饥饿情况越严重的地区，犯罪率就越高。

在1994年大屠杀惨剧落幕后，安德烈尝试寻找卡纳马居民的下落。根据当地人给她的消息，有5.4%的居民已经死亡。由于有些人下落不明，实际死亡人数应该更多。不过我们仍不知这里的死亡人数比率是否和全国的11%相当。可以确定的是，在胡图族人占绝大多数的地区，死亡率是胡图族人与图西族人混居地区的一半。

在卡纳马地区，什么样的人会遇害？大概分为6种。首先，一个寡居的图西族女性遭受杀害。她的不幸是否和身为图西族人有关，这一点仍不清楚，不过其他胡图族人有不少杀害她的动机：她继承了不少土地，之前曾多次卷入土地纠纷，她的丈夫妻妾成群（她丈夫的其他配偶和她们的家人因而视她为眼中钉），她的丈夫生前曾把异父母兄弟赶出自己的地盘。

还有两种人则是胡图族大地主：一种占大多数，即年纪超过50岁的大地主，儿子也已长大成人，闹着要分财产；另一种人数比较少，基本上是年纪较轻的大地主，他们农耕以外的收入不少，并用这些收入来购买田产，让人见了格外眼红。还有一种人是爱制造事端的人，常为了土地等纠纷和人发生冲突。此外，另一种容易遇害的人则是年轻人和儿童，特别是穷人家的孩子，他们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去当民兵，最后被敌人杀害。安德烈在调查死者属于哪一支民兵部队时无法问太多问题，以免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因而这一类别的死亡人数很可能比安德烈统计的数量要多。

最后，最多的一群人其实是死于营养不良，特别是没有什么土地又没有农耕以外收人的穷人。他们显然是饿死的，没有钱买吃的，导致虚弱不支而死，或是没有钱拿去贿赂路障守卫以活命。

因此，安德烈和蒲拉图得出一个结论：“1994年的大屠杀事件在当地社会出现洗牌效应，人们和仇家算总账，土地得以重新分配，即使是胡图族人之间也是如此……直到今天，有时还可以听见卢旺达人为战争辩护，口口声声说这是解决人口过剩的手段，使耕者有其田。”

罪恶的源头

我很惊讶，卢旺达人居然如此为他们的种族屠杀辩护。我一直以为，一般人很难看出人口压力和杀戮的直接关联。我向来认为，人口压力、环境破坏和干旱是远因，这些因素就像火药桶当中的火药，长期下来，慢慢陷入一触即发的状态。除了远因，我们还需要近因，也就是点燃火药桶的那根火柴。在卢旺达的大部分地区，这根火柴就是政客为了把持权力煽起的种族仇恨。（我说“大部分地区”，是因为还有像卡纳马地区一样——几乎完全是胡图族人的地区，也出现了同族人互相残杀的大屠杀。）正如研究东非的法国学者热拉贝·普吕尼耶所言：“杀戮当然是政客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做出的决定，但是至少还有部分原因和人口过剩有关。一般基层的农民都拿起刀来砍杀，或许他们觉得土地太少、人满为患，铲除一些人，能活命的人就能分到比较多的土地。”

普吕尼耶、安德烈和蒲拉图看到了人口压力和卢旺达种族屠杀的关联，然而也有人批评这样的观点过度简化，甚至讥讽这是“生态决定论”。例如卢旺达爆发种族屠杀事件后不过10天，美国报纸刊出的一篇文章就把卢旺达人口过剩的问题和种族屠杀关联了起来，论述道：“像卢旺达这类种族屠杀事件，是我们这个世界固有的病症。”这种宿命的、过度简化的结论自然引来不少反对声，让人误解了普吕尼耶、安德烈和蒲拉图的观点。

首先，对种族屠杀的任何“解释”都可能被误解为“借口”。但就对种族屠杀成因的剖析而言，不管最后只发现一个因素，还是找到73个原因，那些进行种族屠杀的刽子手必须承担的责任还是一样，其他罪人也一样，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在探讨罪恶的源头时，有人常把“解释”和“借口”混为一谈，对任何解释皆持反对态度。事实上，了解卢旺达种族屠杀的根源非常重要，这么做不是在为杀人凶手开脱。我们了解种族屠杀的源头之后，才能避免同样的事再度发生在卢旺达或其他地区。同样地，也有人毕生努力追查纳粹大屠杀的根源，或探究连续杀人犯、强奸犯的心理。他们这么做并不是为希特勒、连续杀人犯或强奸犯开脱责任，而是希望能够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以及日后该如何避免类似事件。

其次，我们当然不能说人口压力就是卢旺达种族屠杀的唯一原因，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卢旺达种族屠杀的背后有许多原因。在我看来，有些原因不可小觑，在前文已有探讨。有关这个主题的专著和论文也有不少，可以参考书末延伸阅读的介绍。这些原因包括：胡图族人过去长期被图西族人统治；图西族人在布隆迪杀了很多胡图族人，在卢旺达也有一些胡图族人被图西族人杀害；图西族人入侵卢旺达；卢旺达的经济危机；干旱；国际因素（咖啡价格的下滑和世界银行的紧缩政策）；数万年轻卢旺达男子沦为难民或被征召为民兵；卢旺达政治派系的恶性竞争，为了把持权力不择手段。所以，人口压力只是其中一个原因。

最后，虽然卢旺达的种族屠杀和人口压力有关，但是人口压力并不必然引发种族屠杀事件。在这个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人口过多的问题，却没有发生种族屠杀事件。孟加拉国就是一例（自1971年的种族屠杀之后，孟加拉国再也没有出现大屠杀），其他如荷兰和族群多元的比利时也是，这些国家的人口密度都比卢旺达高。反之，种族屠杀也可能不涉及人口过多的问题，如希特勒在二战期间对犹太人和吉普赛人的迫害；又如20世纪70年代发生种族屠杀的柬埔寨，人口密度也仅为卢旺达的1/6。

然而，就卢旺达而言，人口压力还是一个重要因素。马尔萨斯人口论所预言的悲剧在卢旺达上演。其实像人口过剩、环境破坏和气候变化等问题，都是一时的，即使我们不积极采取行动加以解决，这些状况再严重最后还是会自然消弭，如通过战争（卢旺达的种族屠杀）或其他我们不乐见的方式。就卢旺达社会的崩溃来看，我们看得到罪魁祸首的模样和动机。本书第二部分探讨历史上人类社会的崩溃，如复活节岛、曼加雷瓦岛和玛雅社会，我们看不到祸首的脸，但还是可以猜测是什么样的动机在作祟。类似的因素也可能影响到我们的未来或其他国家，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社会就可能崩溃，种族屠杀的悲剧就可能在卢旺达重演。目前卢旺达的年均人口增长率依然是3%，女性在15岁就生第一胎，一般家庭生养5~8个孩子，难怪来到卢旺达的游客老是觉得被数不清的儿童团团围住。

“马尔萨斯人口危机”不过是个客观、抽象的名词，只是这个名词实在无法让人联想几百万卢旺达人互相残杀的惨况。让我们以一个旁观者和一个幸存者的话来总结这一章。法国学者普吕尼耶的观察如下：“那些惨遭杀害的人，死前都有田地，有的还有牛。他们死了，田地和牛都变成别人的。在贫穷日益严重和人口不断增加的国家，这是个不可轻视的诱因。”普吕尼耶访谈的一个图西族教师是大屠杀的幸存者。他的妻子和5个孩子当中的4个都被杀死了，当时他因出门在外而逃过一劫。他说：“没有钱给孩子买鞋的人，把有钱给孩子买鞋的人杀了，自己的孩子就不必赤脚上学。”

上述内容摘自《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作者为贾雷德▪戴蒙德。感谢中信出版社授权。

本书所说的“崩溃”，是指某一人类社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口急剧减少，政治、经济、社会复杂程度骤降，终至瓦解。这在人类历史上并不罕见，许多壮丽的文明遗址引发幽古之思，人们在抚今追昔时，不免产生疑问：为什么有些社会得以繁荣延续，有些社会却走向衰亡，最终湮没在历史长河中？作者戴蒙德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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