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古巴民族英雄、著名诗人何塞•马蒂为偶像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可能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领导的古巴革命从取得胜利的那一刻始，就注定与拉美文学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既促进了拉美作家们的团结、间接制造了拉美的“文学爆炸”，又成为那一代作家们分崩离析的导火索。可以说，古巴革命，抑或菲德尔本人，既是拉美文学的助燃剂，又是拉美知识分子的离心器。

智利作家何塞•多诺索在他的《文学爆炸亲历记》一书中曾指出，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拉美小说家们都处在一种被传统的地方主义牢牢禁锢而孤军奋战的状态中。当时判断文学作品优劣的唯一标准就是能否以现实主义手法反映作者所生活地区的现实。然而无论是墨西哥革命小说也好，地域主义、土著主义小说也罢，处处都充满了“人定难胜天”的悲观色彩。大多数作家们的眼界局限于自己眼前的一亩三分地，这必然不是拉美文学的出路。直到米•安•阿斯图里亚斯、阿•卡彭铁尔，以及胡•鲁尔福等“开创的一代”作家们的经典作品的出现，拉美文学的发展才呈现出新的希望。

1959年古巴革命的胜利进一步推动了“拉丁美洲意识”觉醒，成为拉美文学大踏步发展的催化剂。一个极好的佐证是1962年在智利康赛普西翁大学召开的世界知识分子代表大会，巴勃罗•聂鲁达、阿莱霍•卡彭铁尔，以及卡洛斯•富恩特斯等拉美著名知识分子参加了该次大会。与会人士纷纷表达了对古巴革命的热情支持和对美帝国主义的声讨，同时倡议拉美作家要团结起来，打破一直以来的孤立局面。在何塞•多诺索看来，这恰恰是拉美“文学爆炸”的开始。

此后，拉美作家与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政府有了一段为期约十年的蜜月期。古巴“美洲之家”的建立及其组织的文学奖项颁发、研讨会等活动极大地推动了拉美文学的发展。如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恩里克•林，以及波利•德拉诺等作家正是由于接受了“美洲之家”颁发的文学奖才逐渐在全拉美范围内获得声望。而拉美“文学爆炸”的几位主将，如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以及胡里奥•科塔萨尔等更是与菲德尔领导的古巴政府保持了极其紧密的联系。

古巴革命的胜利激励了拉丁美洲的知识分子，使他们对孤独百年的拉丁美洲从此不再孤独产生了希望。1967年，曾任“美洲之家”文学奖评委的巴尔加斯•略萨在接受“罗慕洛•加列戈斯文学奖”时朗读了他那篇题为《文学是一团火》的著名演讲：“十年、二十年、或者五十年后，所有拉美国家都会像今天的古巴一样，迎来真正的社会正义。”

然而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1971年古巴爆发了“帕迪亚事件”。古巴诗人埃贝托•帕迪亚因其在1968年出版的诗集《游戏之外》有攻击古巴革命的嫌疑而被捕入狱。这一事件使得世界左翼知识分子与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政府之间的蜜月关系彻底结束。包括巴尔加斯•略萨、奥克塔维奥•帕斯在内的众多拉美作家调转枪头，与让•保尔•萨特、西蒙娜•德•波伏娃、玛格丽特•杜拉斯等国际知名作家一起发表联名信，要求古巴政府对此事件进行解释。

尽管帕迪亚之后得到释放，但是从“帕迪亚事件”爆发的那一刻开始，拉丁美洲那一代的作家们便注定永远失去了培育团结氛围的土壤。他们旗帜鲜明地分裂成了两派，一派继续坚定地支持古巴革命政府，另一派则站到了其对立面。在力挺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作家中，最知名的当属哥伦比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直到作家于2014年逝世，加西亚•马尔克斯都与革命政府、与菲德尔•卡斯特罗保持着鲜活的友谊。菲德尔本人2008年曾这样评价他与加西亚•马尔克斯之间的友谊：“我们之间的关系经历了时间的考验，我们曾经进行过几百次谈话，对我来说，每一次都非常令人愉快。”而加•马尔克斯也在《我所认识的卡斯特罗》一文中指出：“菲德尔•卡斯特罗对拉丁美洲未来的设想与玻利瓦尔、何塞•马蒂无二，那将是一个团结、自主的拉丁美洲，它将有能力影响到世界历史的进程。”

另外如胡里奥•科塔萨尔和马里奥•贝内德蒂等拉美知名作家也都有过类似的观点。科塔萨尔不仅曾表示“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是整个拉丁美洲的楷模”，更在“帕迪亚事件”爆发后的1976年第一次踏上了古巴的土地。而贝内德蒂则曾批评那些借“帕迪亚事件”攻击古巴政府的人，认为“对于他们来说，对一个诗人可能的判决不公，要比一国全体人民获得自由、独立和主权的事实更值得关注。”

而自“帕迪亚事件”后与古巴革命政府分道扬镳的拉美作家也着实为数不少，其中言辞最为激烈的当属巴尔加斯•略萨，甚至有为数不少的人认为1976年在墨西哥城一家电影院里巴尔加斯•略萨拳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真正原因就是政治分歧。“帕迪亚事件”爆发后的四十多年里，巴•略萨一直对菲德尔•卡斯特罗及古巴革命政府持严厉的批评态度。菲德尔•卡斯特罗逝世后，西班牙《国家报》采访了多位拉美作家。巴尔加斯•略萨接受采访时的语气先是略带感伤：“我如今是拉美‘文学爆炸’里唯一还活着的人了。”而后又转为习惯性的严厉，他表示对于菲德尔•卡斯特罗而言，“历史终将不会宣判他无罪。”

巴•略萨作品中文版主要译者、北京大学西葡语系的赵德明教授曾经指出：“一开始略萨被认为是左派。他参加了很多左派组织。但后来在秘鲁的社会现实里，左派让他很失望，所以他才走向追求新自由主义。谁能帮助他追求自由，他就投向谁。”这样看来，巴•略萨对待古巴革命的态度的巨大转变似乎也就变得可以理解了。

同时，这种对菲德尔和古巴政府的敌对情绪也感染了许多“爆炸后”时代的作家们，在接受《国家报》的上述采访时，多位作家表达了他们对古巴现状和菲德尔领导策略的“异见”。尼加拉瓜作家塞尔西奥•拉米雷斯坚持认为“帕迪亚事件”是此后一切分歧的导火索，“从那之后恐怖就持续了下去，包括对知识分子的钳制和对同性恋的敌视。那次事件标志着古巴文化领域春天的结束，作家们开始被分为界限分明的两类人：要么支持古巴，要么就是古巴的敌人。”墨西哥作家胡安•比略罗则表示自己对菲德尔去世的消息感到“很震惊，但不悲伤”。

然而，也有许多拉美知识分子对古巴持辩证的态度。例如巴西作家聂丽达•皮农(Nelida Piñón)在批评古巴对待同性恋及异见者的方式的同时指出菲德尔•卡斯特罗“是乌托邦和理想的建构者”。阿根廷编辑丹尼尔•迪文斯基(Daniel Divinski)则表示：“菲德尔是推动了拉丁美洲历史转折的重要人物。（……）但是他逮捕的很多人可能并不是反革命分子，而只是想寻求变革的人。”

马里奥•贝内德蒂曾经表示：“在革命与文学之间，我们还是选择了革命。”但是就拉丁美洲而言，革命从来都不是单纯的革命，而文学更不是单纯的文学。阿根廷作家克劳迪娅•皮聂罗(Claudia Piñeiro)认为：“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离世标志着二十世纪真正的完结。”也许与此同时，这次事件也意味着古巴革命与拉美文学的恩恩怨怨也到了该画上句号的时候了。但无论争议如何，哥伦比亚作家埃克托•阿巴德•法西奥林赛(Héctor Abad Faciolince)的一番话倒是可以成为所有人的共识：“没有菲德尔，‘文学爆炸’可能就是另一番模样了。有人可能会说在那个年代，拉美作家是古巴革命的寄生物，又或者古巴革命是拉美文学的寄生物。但我觉得这其中没有哪种说法是准确的，实际上在20世纪60年代，二者是和谐共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