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莫迪执政期间的印度政治景观，正发生一系列复杂而深刻的变革。这些变革不仅仅是政府政策和领导风格的改变，更折射出印度社会内部的紧张关系。本文关注莫迪政府及其背后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RSS）与锡克教社区之间关系的嬗变。文章先从莫迪个人轶事出发，对比莫迪近五十年对于锡克社群的态度变化：近五十年前，莫迪将自己装扮为锡克教徒以逃脱英迪拉·甘地政府的打压，五十年后，莫迪却将抗议其农业法改革的锡克农民当作“暴徒”对待。莫迪的转变，事实上反映了整个印人党及其母体组织RSS对于锡克教社群的“割裂”态度，当可资利用时，它们拉拢锡克教社群及其代言人，但当利益相悖时，锡克教徒就成了“叛国者”和“分离主义者”。RSS及印人党不反思自身政策，不理解锡克教徒反对它们的诉求，而只能将反对声音统统归结为是“卡利斯坦”等分离主义势力在作祟。殊不知“卡利斯坦”要求建立锡克教徒的国家，与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要求建立印度教徒之国的远望如出一辙。

事实上，RSS和印人党缺乏谴责“卡利斯坦”的意识形态基础，其将“卡利斯坦”运动当作自身与锡克教徒之间冲突关系的替罪羊，只会反过来加大“卡利斯坦”运动的影响力。通过文章的精辟分析，我们能够深入了解政治领袖与特定社群之间的互动，以及这些互动如何对整个国家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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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与锡克教徒之间的关系转变，折射出锡克社区在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以下简称RSS）世界观盛行的大环境下所面临的问题。故事先从一张曾经由印度人民党自豪展示的照片说起，照片上莫迪戴着一顶锡克头巾，以躲避紧急状态期间政府的打压。将近五十年后，莫迪因农民抗议活动被困在旁遮普省的一座立交桥上。莫迪宣称自己的生命受到他曾经信赖的社区威胁。

这种态度转变更多是莫迪，而不是锡克教徒的问题。莫迪将自己伪装成锡克教徒的举动，只是承认在政府紧急状态期间最坚决的反对声音来自锡克教徒，而非真正信任锡克社群。甚至，他的做法践踏了卡尔萨（Khalsa）信仰的最基本特征。卡尔萨始终将外貌视为对外身份的宣告，尤其是对那些可能威胁或迫害它的人。莫迪用这种装扮躲避政府压迫，是在侮辱锡克教徒建立卡尔萨精神的初衷。

莫迪这种懦弱再次在高架桥上显现。农民们的抗议并没有引发暴力，因此总理有机会和他国家的公民共同讨论，然而，他只是坐在车里，四周围绕着持有武器安保团队，以此来应对手无寸铁的农民们。据报道，当莫迪从最近的旁遮普机场离开时，他说道：“感谢你们的首席部长，让我活着到达巴廷达机场（Bathinda Airport）。”

在莫迪看来，锡克教徒轻易地从保护者转变成威胁者，而这正和RSS对锡克教社群的认识不谋而合。当这个社群作为军队里有用的工具时便会受到称赞，但当它争取自身利益并与RSS意愿不符时，又变成了威胁。

RSS一直声称锡克教徒是印度教群体的一部分。更甚的是，RSS曾成立一个名为国民锡克团（Rashtriya Sikh Sangat）的组织，但如今这个组织已经形同虚设。该组织声称，将锡克社群独立出来是英国政府和锡克教历史学家马克思·阿瑟·麦考利夫（Max Arthur Macauliffe）的“阴谋”。的确，在殖民时期，锡克社群也像所有的印度宗教社群一样历经动荡，但早在1923年萨瓦尔卡（VD Savarkar）试图在其《印度教特性》（Hindutva）中定义“印度教”这一术语十年前，锡克社群的变革已经基本完成。相反，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现代锡克教徒身份比“印度教徒”这一术语更早形成。

锡克教徒一直认为自己属于一个有明确定义的宗教社群，而不属于更为“广泛”定义的印度教徒群体。正是这一点引起RSS的强烈不满。这种不满尤其体现在RSS第二位最高领袖、备受莫迪仰慕的戈瓦尔卡尔（MS Golwalkar）身上，他写道：“在印度教社会内部，原本也有社群主义者，他们最初以不同教派的形式诞生，体现出印度教多方面的才智。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教派忘记了自己的灵感与创立之本，开始自视为与印度教社会和教义有所区别，并基于这一前提要求获得政治和经济上的分离和特权。为了实现这些要求，他们宣称自己与印度教社会不同并采取各种煽动行动。新佛教徒和锡克教徒都属于这种类型。”

然而，萨瓦尔卡在监狱里恳求英国人原谅已经充分表明，RSS向来表里不一。一方面，RSS认同戈瓦尔卡尔的观点，但另一方面，RSS愿意与Akalis（即阿卡利·达尔政党，是锡克社群代表，以下简称Akalis）合作。当Akalis招致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的怒火时，RSS却左右横跳，一边声称反对英迪拉·甘地政府发布的紧急状态令，一边又向政府示好。

后来的事大家也都熟悉了，英迪拉·甘地通过像马杜卡尔（Madhukar Dattartraya Deoras，RSS第三任领导人）这样的人与RSS和平相处，但她永远无法原谅Akalis。她与达姆达米·塔克萨尔（Damadami Taksal，正统锡克教文化教育组织）的领导人贾内尔·辛格·宾德兰瓦莱（Jarnail Singh Bhinderanwale，以下简称宾德兰瓦莱）联手，利用他极端和暴力的锡克教原教旨主义边缘化Akalis。即使在今天，人们阅读1978年Akali《阿南德普尔·萨希卜决议》（Anandpur Sahib resolution）的最终版本就会发现，要妥善回应并处置Akali的诉求并不需要过分严厉的举措。

随后在旁遮普邦发生的灾难源于宾德兰瓦莱和英迪拉·甘地之间的争斗，他们因为反对Akalis而达成共识，却因各自不同的野心而酿就深仇大恨。英迪拉以灾难性的“蓝星运动”（Operation Bluestar）对宾德兰瓦莱发动的恐怖行动做出粗暴回应，该行动得到拉尔·克里希纳·阿德瓦尼（ LK Advani）等RSS鹰派人士支持。20世纪90年代初，旁遮普叛乱终于结束，印度人民党沦为一个小角色，并选择再次与Akalis结盟，尽管Akalis明确表示锡克教身份应与印度教分离。

在蓝星运动之前，锡克教发生骚乱的背景下，锡克教徒对卡利斯坦的需求只是一个次要部分。这一要求建立独立锡克教国家的主张主要由当时生活在英国的贾吉特·辛格·乔汗（Jagjit Singh Chauhan）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即使是宾德兰瓦莱也从未提出过这一要求。“蓝星运动”事件后，众多国内发展壮大的锡克激进组织纷纷喊出类似口号，但随着锡克教骚乱的结束，这一声音随之消失。从那时起，这一要求基本上只在加拿大和英国的海外散居锡克教徒中传播。

在印度，卡利斯坦已经成为一个禁忌话题，一个被执政政府用来描述“不良”锡克教徒的标签。这一点在农民抗议莫迪政府相关立法时，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这届政府的领导下，唯唯诺诺的媒体迅速放大并给整个抗议活动贴上卡利斯坦的标签。迪普·西杜（Deep Sidhu）等人迄今默默无闻，只是作为印度人民党议员桑尼·迪尔（Sunny Deol）身边的随从才出现在公众面前，但他却被媒体选中，成为激进政治的代表。

这一切都没能阻止抗议活动，政府不得不退让。这显然让莫迪的颜面尽失，甚至可能成为他政治生涯中最公开的挫折。这让莫迪和 RSS 陷入窘境：如何解释锡克教徒对以莫迪为首的RSS政府的抵制？只要RSS选择相信锡克教属于印度教，印度旁遮普邦的选举就会一直是个问题。旁遮普邦仍然是印度人民党控制温迪亚山脉（Vindhyas）以北整个地区的永久障碍。

由于无法像对待穆斯林那样针对锡克教徒，RSS 只能采取一种策略——声称锡克教徒被身边的卡利斯坦人误导了。在农业法案被废除时，RSS 组织发表的声明清楚表明了这一点。RSS附属的组织国民觉醒阵线（Swadeshi Jagran Manch）声称，莫迪政府废除了这些法律，击碎了 "反国家和分裂势力的险恶用心"。该组织的联合发起人阿什瓦尼·马哈詹（ Ashwani Mahajan）说：“很不幸，许多分裂主义势力以反对农业立法为名，参与这场抗议，危及国家完整与安全。”

在RSS看来，农民的要求是不公正的，废除农业法只是一种战略举措，目的是削弱分裂势力对这场运动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这种观点没有区分农民（包括来自哈里亚纳邦和北方邦西部的农民）和锡克教徒，也没有区分反对政府的锡克教徒和分裂分子。一旦这种观点扎根，莫迪政府就开始炒作卡利斯坦威胁。2020 年，一篇关于将古尔帕特万特·辛格·潘努（Gurpatwant Singh Pannun）定性为恐怖分子的文章指出，这引发了 “被定性为恐怖分子的门槛问题，以及内政部是否应该将一个没有当地支持或存在的人描绘成了比他实际构成的威胁更大的人”。无论如何，身在美国的潘努对印度的态度比任何加拿大的卡利斯坦都要极端得多，但莫迪政府在与美国的讨论中似乎从未将此作为一个问题。

20 世纪 70 年代末，印度外国情报机构——研究与分析局的前官员西杜（GBS Sidhu）在加拿大任职，他在 2020 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声称，卡利斯坦的威胁基本上不存在。这本书 “受到右翼评论家的大力宣传，试图将矛头指向当时的国大党政府。但正是这些人现在正通过给抗议活动贴上卡利斯坦分子的标签，让国家走上类似的道路”。通过国家安全顾问阿吉特·多瓦尔（Ajit Doval）等人，“本届政府与当初导致旁遮普陷入灾难的种种设计有着一脉相承的思维”。

即使在英国和加拿大等地，卡利斯坦分子在锡克教侨民中也是少数，但政府却在一些无关紧要的全民公决中大做文章，而在这些全民公决中，数万张选票本应反映数千万人的命运。无论如何，身为卡利斯坦分子的锡克教侨民的心态是另一回事，但了解侨民分离幻想的性质并不能改变印度政府面临的现实问题。

最近，莫迪向澳大利亚提出其境内一座印度教寺庙遭到破坏的问题。然而，澳大利亚警方却倾向于认为这是澳内政问题。在此背景下，印度政府对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Justin Trudeau）指控印度参与杀害哈迪普·辛格·尼贾尔（Hardeep Singh Nijjar，加拿大公民，分离主义组织 “卡利斯坦老虎部队”Khalistan Tiger Force的领导人）一事的反应表明，印度政府对其他议会民主国家的机构如何运作缺乏了解。调查机构通常不会站在政府背后支持不实指控，以帮助政府赢得选举。而印度当局所认为的：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调查机构是在追随各自政府的路线，并与卡利斯坦人合作来诋毁莫迪政府和散居国外的印度教徒，这种想法毫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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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此，我们需要考虑一下印度愤怒背后表面上存在的两种不同思路。第一种思路首先是完全否认指控。这要求我们相信，特鲁多已经抛开所有理智、加拿大利益和国际信誉，指控印度犯下这样的罪行，即使他在民调中的落后程度已经大到每一个在加锡克教徒投票给他都不会影响选举结果的地步。即便如此，对印度来说最好的办法也应该是从利益出发，与加拿大以及由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组成的“五眼联盟”情报共享网络合作。

第二种观点虽然没有公开表达，但却存在于所有的讨论中，即如果印度真的杀了尼贾尔，那么西方国家就没有理由提出抗议，因为他们已经在许多国家将基地组织（Al Qaeda）作为打击目标。同样，巴基斯坦与美国的权力关系与加拿大与印度的权力关系不同。在这一点上，印加关系也不像俄罗斯与英国的关系。最后，这也是这一论证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尼贾尔究竟构成了何种程度的威胁，以至于需要采取这种行动？关于尼贾尔的任何说法中，都不把他视为一个值得印度牺牲印加关系也要消灭的目标。都没有使他成为需要疏远加拿大这样的国家的杀害目标。

究其本质，莫迪政府对卡利斯坦的愤怒没有任何战略意义。卡利斯坦运动唯一获得国际关注的途径就是莫迪政府对它的关注。如果没有这种关注，它将开始消亡，就像在2014年莫迪胜选前的十年一样。从那时起，印度政府对外发出的声音越大，对内对印度教之国（Hindu Rashtra）思想的支持越强，卡利斯坦的要求似乎就越合法。

毕竟，如果可以要求建立一个符合印度教规范的印度教国家，那么要求建立一个锡克教国家就变得合理多了。问题显而易见：这种要求剥夺了旁遮普邦少数教派的权利，因为他们在锡克族的家园里不再是平等的公民。这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问题如出一辙。卡利斯坦只是一个幻想，一个神话中的野兽，甚至连成为现实的机会都没有，而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想则已经成为我们的噩梦，穆斯林首当其冲受到其排挤。只有那些相信世俗印度的人才能以合理的道德理由反对卡利斯坦的要求，这就是为什么 RSS 和莫迪政权在谴责卡利斯坦时毫无说服力。

锡克教徒也知道，“印度教之国”思想可以轻地威胁他们，事实上，他们会打着卡利斯坦的幌子，随时随地反对他们。如果印度教之国信奉者对锡克教徒的恶意仍然可控，那只是因为他们从RSS的意识形态角度看待世界。在这一世界观中，锡克教对于RSS来说如鲠在喉（गले की हड्डी ），是卡在 RSS 口中的一根骨头，既无法吞下，也无法吐出。

作者简介：哈托什·辛格·巴尔（Hartosh Singh Bal），印度杂志：The Caravan 杂志执行主编。 本文编译自The Caravan网站2023年9月22日文章，原标题为：The Khalistan stick，原网址为：https://caravanmagazine.in/politics/khalistan-stick-r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