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初，芝加哥大学教授福格尔(Robert William Fogel)调查和搜集了浩如烟海的南方种植园档案和家庭帐本、商业记录等原始经济数据，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和数理统计方法，使用大型计算机分析数据，重新研究美国南方奴隶制。得出的颠覆性学术结论，令福格尔本人目瞪口呆，难以置信。

福格尔不得不反复研究，重新计算，推迟两年才公开发表学术成果。他于1974年出版《十字架上的岁月：美国黑奴经济学》，1989年出版专著《未经同意或契约：美国奴隶制度的兴衰》，在学术界和媒体引发地震和海啸。由于在计量史学和美国奴隶制领域做出的杰出成就，福格尔荣获1993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

福格尔的以下学术研究结论，堪称石破天惊，令人惊诧不已：

南北战争前夕，南方奴隶制并未行将就木，恰恰相反，奴隶制作为一种经济制度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效率和强大，并出现持续巩固的趋势。南方奴隶主的经营管理以及对奴隶和其它资产的定价能力，与北方任何一位资本家相比毫不逊色。由于规模经济、有效管理以及对劳动与资本的密集使用，南方奴隶制农业比北方家庭农场的生产效率高出35%。

典型的黑奴并非传统观念认为的那样懒散、无能和低效，平均意义上，黑奴比自由的白人农业工人更加勤奋和高效。南方奴隶制和现代工业体系并不矛盾，奴隶在工业部门的勤奋程度和效率均不逊于自由工人，只是因为南方农业对奴隶的需求更加强烈，更无可替代，奴隶才更多地流向大种植园。

南方奴隶制拥有灵活而高效的激励机制，诸如奖金，休假，年终奖，对“劳动能手”的奖励，对完不成劳动定额的拖后腿者的惩罚，还有班组制和劳动分工，流水线作业等等。认为奴隶主仅仅凭借鞭笞强迫奴隶服从，只是一个道听途说的传言。鞭笞确实存在，通常不会伤破皮肤、影响劳动效率或者引起反抗，只在冷静的惩罚当中才会被允许施行，而奴隶一般也会认为这样的惩罚是公正的。

南方奴隶主对奴隶的剥削率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要低得多。对于一个典型的奴隶来说，终其一生，他能够获得其生产的总收入的90%。考虑到食宿、医疗和养老等基本福利，黑奴的平均收入和生活水平高于自由农业工人，营养水平甚至高于美国人在1964年的平均水平。奴隶主的“家长式温情”管理，在本质上并不对抗资本主义企业，而且不一定就是利润最大化的障碍，借助于人性化的关怀，可以使奴隶制变得更有效率，以求获得更多的利润。

关于奴隶的繁衍、性虐待与滥交摧毁了黑人家庭的观点只是一个传说。奴隶制下家庭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维护并巩固奴隶家庭的稳定，有利于种植庄园主的经济利益。许多奴隶交易都是以整个家庭被交易的形式进行的，即使单独被交易的奴隶，也大多到了可以正常离开家庭的年龄。无论种植园主还是监工都不会破坏奴隶家庭，或者奸淫女奴，因为这样会引起奴隶的反感情绪、消极怠工或逃亡，经济成本过于高昂。

像自由人一样，大多数奴隶都拥有独门独户的住宅，几户人家共享一套房屋的情况并不常见。有些种植园甚至有一些专为未婚男女黑奴提供的宿舍，但这些都属例外，奴隶独门独户的房屋才是主流。奴隶主关心奴隶的身体状况，如果他们生病，即可得到病假。每个种植园几乎都会配备护士，负责一般的疾病和接生。医生会定期光临，不但治疗奴隶的疾病，同时也治疗奴隶主及其家人。

整体而言，种植园主既不乐于把出售奴隶当作生财之道，也不偏好在奴隶市场上进行投机买卖。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奴隶主乐于善待奴隶，奴隶的基本权益可以得到保障。南方奴隶制之所以被终结，不是因为它的体系不能有效率地运作，而是由于在道德上不被接受，所以人们要求从政治上消除这种不道德的体制。

福格尔的结论离经叛道，惊世骇俗。他遭到激烈批评，被指责为充当南方奴隶制的辩护士。福格尔坚持价值中立的学术立场，勇敢地捍卫自己心目中的科学精神。

福格尔解释说，以前我们一直认为南方奴隶制是一种落后的体制，经济效益低下，南北战争后若干年内将自行灭亡。但是，数据和统计证明，这种观点并不正确。在日常生活中，福格尔用自己的行动向世人证明，他反对奴隶制度，反对种族主义。他的妻子就是一位黑人女性。

值得一提的是，福格尔的研究不是基于预设的价值判断，其结论既不是他所主张的，也不是他内心愿意看到的，而是基于数据分析的事实判断，是让奴隶主的帐本和商业记录说话。福格尔的著作还有一个附录，向学术界公开了自己的数据来源、经济模型和统计公式，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对此，传统型的历史学家既不能参与研究和讨论，也无法有理有据地予以批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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