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年来，南京人的服饰变化极大。从最初的“御寒遮体”，到既是生活的需要，又是一种礼仪装饰。其制作材料从原先的树叶、兽皮，到葛、麻、丝、棉、毛、化纤制品。其样式从简单的披挂围裹，到宽袍广袖，到合体衣衫及套装。其色调从原始色，到白、青、蓝、黑，以至五色斑斓。

对南京服饰变化影响较大的因素有两个：一是江南明丽斑斓的自然色彩和水乡山郭的水和土，为南京服饰奠定了淡雅柔美的基调；二是“六代豪华”的京都所在，达官显贵的奢糜生活，在服饰上追求精美绝伦、巧丽无匹，对南京服饰习俗影响甚大。因此南京的服饰既具有江南一带柔和秀美的水乡风情，又具有绮丽华贵的都市风韵。服饰上的这种传承和变化，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经济发展的印迹、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社会风尚的奢俭。一代代服饰连成一道道多彩的习俗风景线，折射出一段段历史和政治的水光山色。

六朝时期，金陵为京都所在，贵族阶层“性豪侈，车服艳丽”，衣着如行云流水，溢彩流光。

东晋，建康（今南京）服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尽管东晋王朝一再标榜正统，极力推行汉代传统服装，但服装制式却愈来愈繁杂，样式愈来愈翻新。这正如《宋书》所述：“自晋武过江，礼仪疏舛，王公以下，车服卑杂。”北方大族南渡一改秦汉以来“施帻于冠”、青衣小帽的习俗，建康街头“皆中原衣冠”。由于统治阶级的提倡，“朝廷取士，专重风貌”，对崇尚服饰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东晋宫廷女子妆饰（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

到南朝前期，朝廷深感此风有愈演愈烈之势，“自顷以来，下僭弥盛。器服装饰，乐舞音容，通于王公，达于众庶。上下无辨，民志糜一”。宋孝武帝于孝建二年（455）十月下令改革车服制度，制约诸王，以刹上行下效之糜风。其规制为：朝会，天子着绛纱袍，皂缘中衣；诸王穿朱衣绛纱袍，皂缘白纱中衣，白曲领；王后及帝之兄弟、帝之子封君王者亦服之。百官还有五时朝服，即绛、黄、青、皂、白诸色袍或单衣。袍较宽大，官服上加“紫荷”，可放奏折，冠上有“簪笔”皆为朝会时备用。齐东昏侯萧宝卷在位之时，服饰极其侈丽。南齐和帝中兴二年（502）二月，梁萧衍于即皇帝位前，“焚东昏淫奢异服六十二种于都街”（《梁书·本纪》）。此街即称“焚衣街”。可是到了南朝梁代全盛时期，侈糜之风盛于往昔。“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贵游子弟，无不熏衣剃面，敷粉施朱”（见《颜氏家训》）。到了陈代，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朝廷上下浸淫无度，国库空虚，衣着无节。

隋唐五代宫廷女子妆饰（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

隋灭陈以后，建康经济受到极大的毁损，政治地位一落千丈，人们忙于生计，无心考虑服饰。官员礼服也较简从。

唐代经济繁荣，服装色彩鲜丽。官服着色有了严格的礼制：紫色为权贵的法定服色，三品以上穿紫袍；三品以下至五品着朱红服，青、绿色为小吏的服色；而黑色为奴仆的专有服色，守卫府衙的役吏即穿黑服，所以称役吏为“皂隶”。唐代及宋初，贵族妇女外衣大翻领，上用金线绣着一对或两对对称的鹧鸪鸟，在袖口也绣着一对。这如唐诗所写的那样：“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到宋、元时期，建康民风转厚。

中晚唐贵族女子妆饰（中晚唐·周昉《簪花仕女图》）

明代初期，在南京登基称帝的朱元璋严禁侈糜，但官服仍精美，朝袍在颜色和纹饰上都作了严格的规定：一至四品大员穿绯袍，五至七品官员穿青袍，八至九品小吏穿绿袍。袍盘领右袵，袖宽三尺。文官的袖比武官的袖长，服身也稍长。外加文官绣禽，武官绣兽的饰纹。当时南京织造府不但为皇帝提供“年例龙衣各色花素绘丝、纱、绫各色缎”（《南都察院志》），还要为文武大臣提供朝服丝织品。据《明史》记载，正德六年（1511），尚衣监一次就要南京“造诸色绢、丝、纱罗、织金闪色蟒龙、犀牛、飞鱼、麒麟、狮子通袖膝襕并胸背斗牛、飞仙、天鹿诸件”。

大红地麒麟纹织金妆花纱女袍

明代，城内上层市民、酒楼商肆人员，男女着丝绸者较普遍，而下层百姓及郊县农民仍以蓝花布或家织布者为众。南京女子以裙衫为主，衫为圆领，对襟或大襟，大袖，长过膝盖。裙有多褶，宽而曳地，可以遮住“三寸金莲”（指仅有三寸长的小脚）。

梳髻、交领衣、长裙女乐伎（明万历刻本《琵琶记》）

清代，满人主政，一改汉人穿衣习俗，皆穿长袍马褂。长袍，圆领大襟，也有对襟。长袍皇室开四衩，官吏开两衩。马褂，也分对襟和大襟，对襟为礼服。长袍绣有蟒纹，故称“蟒袍”，并以饰纹多少区别品阶。两江总督的长袍上绣五爪九蟒，江宁知府的长袍上绣四爪八蟒，上元、江宁知县长袍上绣四爪五蟒。长袍外加罩长褂，长褂的前心后背皆有“补子”，文官补子绣禽，如仙鹤、锦鸡等；武官补子绣兽，如麒麟、狮子等。长袍的颜色一般为蓝色，庆典时穿绛色。马褂，一般都是红青色。清代对汉族女子没有严格的规制，所以汉族女子服装比较随意。满族女子则穿旗袍，上绣各色花卉，并滚花边，意为五福吉祥。花边，南京人又称“木耳边”或“栏干”，多滚在衣领、袖口或衣襟及下摆。

清光绪年间江南富家女子服饰（清·吴友如绘）

清代朝服均用丝织品。当时有江宁织造主办宫廷所需。“金陵商贾以缎业为大宗……乾嘉间，通城机以三万计”（清·陈作霖《凤麓小志》）。至咸丰年间，因战火连年，厂家纷纷外迁，“北至通如，南去淞沪”，战后迁回者不及三分之一，丝织业遭极大打击。战后经恢复“尚有织机万余台，男女织工五万余人，每年出缎二十余万匹，年产值仍在千万元以上”（民国23年《中国经济志》），可见衣着之需颇巨。虽然丝织品产量大，但老百姓普遍生活下降不敢问津，只能穿棉布，有的只能穿自家纺纱织成的土布。

民国时期，官员的穿着有某种示范作用。孙中山穿起亲自设计的服装，称为“中山装”。蟒袍、补子一扫而去，改制的长袍与马褂为官员和绅士所沿用。长袍比清代之袍窄瘦，一般大襟，长至脚踝以上，马褂对襟，长至腹部，下摆左右开衩。另一方面新兴的中山装为革命之产物，有新奇感，为新派人物所欢迎。后由于西方文化的传人，西装、领带（或领结）后来居上，为官员、学者、商界头面人物所穿用。

女子的服装，上身短袄，下身着长裙或长裤。三四十年代，南京女子又兴改制的旗袍。格式随风气几度变化：衣领或高或矮；腰身或肥或瘦；衣长或长或短；开衩或上或下。其中式盘花衣纽就有一字纽、琵琶纽、蝴蝶纽、菊花纽等，尽显妩媚。有种款式为瘦腰、窄袖的旗袍，能衬托出女子的线条身段，穿着起来显得端庄雅致，尤为中青年妇女所垂青。春夏间，女子多着淡竹布旗袍长衫、手持香水绢扇为时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视长袍马褂为旧社会产物，人们不再穿着。代之而时兴的是列宁装、解放装、青年装、学生装，到近年的西装、茄克衫等。着装上已无等级之分，只是收入多少决定人们衣着之奢俭。

（内容节选自《南京民俗志》，文中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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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梁　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