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 年华康受教育部委托制作标楷体。此后，标楷体被广泛地运用在教科书中。图为康轩国小五年级下学期的国语教科书。

关于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上海

上海自租界成立以来，逐渐成为国际型大都会。贸易、金融的持续进步，以及异国文化间的频繁交流，都让上海充满魅力与生机。日本作家村松梢风（ 1889 － 1961 ）甚至以「魔都」一词形容上海（《魔都》，小西书店，1924 ），描述上海的华丽与纸醉金迷。

这种蓬勃发展的趋势，也带动了文化出版业的盛行。1880年代，在英美国际租界的部分区域中，逐渐聚集许多零售书店、行业协会、印刷批发商、文具商、书法家、画家等，鼎盛时期有高达300个大小不等的出版公司、书店。

随着这种人文荟萃的气息越发兴盛，在1920到1930年代，人们便替这个区域取了专属它的名字－「文化街」。[2]

上海「文化街」，位于河南路及四马路（今福州路）延伸的区域，在 192、30 年代的上海相当繁华。

字体界概况－以楷体为核心

单是「楷书体」，从目前看到的记载中，便可见到九种字模。

最早是1909年，商务印书馆创设二号「楷书体」（钮君毅书，徐锡祥刻）；

1929年，林鹤钦设立艺文印刷局，创制「艺文正楷字」（周辑之书，张镛全刻）；

30年代德人商业印刷所，购入唐海平字样创「楷书字」（朱荣寿刻）；

1930年郑午昌创办汉文正楷印书局，3年后推出「汉文正楷」（高云腾书，朱云寿、陆品生等刻）；

1934年华丰印刷铸字所，创设「颜体楷书字」（吴铁珊书，巢德椿、诸赓涛等刻）；

1935年汉云铸字字模厂，也刻制了一套类似汉文正楷印书局的「楷书体」（高云腾书，张开景刻）；

至中日战争开打、连基本的温饱都不容易了，还有30年代晚期的「华文正楷」（世界书局陈履坦书，周焕斌刻），其刻字人周焕斌甚至在1940年创立华文铜模铸字厂； 1944年求古斋，也创设「正楷字」（张启俊书，张忠刻）。

从这九套楷体中，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时代对于楷书的需求是相当大的，这些活字不仅在中国流通，也外销到日本，更是今日「标楷体」的前身！ [3]

上海文化街的欣欣向荣，也带动了字体设计的发展。在1920、1930年代的上海，可以看到不少铸字厂林立。

关于大量产制楷体字的原因，学者周博的研究或许可提供侧面资料。他以蒋中正、郑午昌及「汉文正楷」的关系作论述，认为汉文正楷的字体设计与民族国家意识有关。

汉文正楷印书局创办人郑午昌，在给蒋介石的信函中，力促国家将楷书持续设为标准书体。他强调楷书具有渊远流长的精美传统，认为是俗工不懂，才会制出如「老宋体」这种死板的产物，甚至认为「老宋体」这种字早已被日本人所用，称为「明体」，和日本人的既有字体已无法二分，再继续使用只会危害中国的民族精神。

这种饱含文化民族主义的论述方式，反映出郑午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存亡的担忧。而当时中日双方紧张的政局，以及蒋中正于新生活运动中提倡中国「固有之精神」与「固有之美德」，更让他把楷体和民族意识相互桥接了。

因此，这种楷体的盛行现象，或可说是时代心灵的反映。折射出时人对既有传统逐渐消逝的焦虑，以及越趋低落的民族自信。 [4]

当时，怎样叫做「标准楷体」呢？

只是，楷体的用途相当多元，举凡商标、内文等各式印刷品，都可以用楷体，怎样算是「标准楷体」呢？将目光聚焦于教科书，约略可以嗅出今日「标楷体」的母型。

下图是190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初等小学堂《国文教科书》第三册，可以看到字体的结构方正，线条粗细对比强烈。像「刷」字右侧的两笔竖划，一细一粗，差异相当明显。另外像捺笔的刻意拉长，如「胰」字、以及锋利的挑笔，如「抹」字，也是这套字的特色。

这些充满力度的笔划，让这套楷体特色鲜明。有趣的是，书中的字体似乎没有一定的「标准」，像两个「皂」字和「子」字，笔划造型差异大，似乎是来自不同的铅版。

图左为商务印书馆于1908年再版（ 1904初版）的《最新国文教科书》：初等小学用第三册，采铅印、彩色石印并行。在字体设计上，从同一字的不同写法，似乎可推测当时采用的铅版不只一套。原图取自《上海字记》图24。

到了民国时期，商务印刷馆持续出版教科书。如1915年，可以见到初等小学校《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第三册。在字体的部分，相对于1908年《国文教科书》的个性感， 1915年的字体排列整齐，匡限在纵长方形里。

笔划造型也平实许多，起笔处不会设计特别强烈的尖角，而是采用较钝的笔划，有如书法的藏锋用笔。甚至两个「间」和「早」字，结构几乎一致，除了开口处的差异外，其实没有太大的分别，不像上图的「皂」与「子」字，一看就有极大的差异。

似乎可以说，这个时期的楷体更规范、标准化了。这或许和1909年，商务印书馆成功创设「楷书体」字模有关。

图左为商务印书馆于1915年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初等小学校第三册，采石印。在字体设计上，可以看到风格比 1908 年的版本更规范、标准化。原图取自《上海字记》图41 。

商务印书馆与教科书字体

然而，商务印书馆究竟是什么样的机构，为什么有条件印教科书呢？

商务印书馆设立于1897年的上海，由美国长老会牧师赞助成立。早期以翻译英语教材为主，在新教育运动逐渐萌芽后，收购日本人开设的修文印刷所、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于1902年正式开设印刷所、编译所及发行所。 [5]

张元济（1867 – 1959 ）在担任编译所长的任内，延请了众多知名学者、专家加入，并系统化地制订编辑出版计划，教科书事业因而展开。像1903年出版的《最新教科书》，是中国第一部小学教科书，在近代教育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而后几年间出版的小、中学教科书，更让商务印书馆持续在教育界发挥影响力。 [6]

试想当时的人会怎么看待「商务印书馆」，它资金充裕、广纳人才、技术成熟、体制健全、又能准确嗅出当代需求，堪称印刷界的巨头，其他机构怎么比得上呢？

翻阅其他机构出版的教科书，很快会发现它们与商务印书馆的差异。像是上海新学会社于1917年出版的地理教科书《第一简明地理启蒙》，字体明显较圆润，转折和收笔处都采用圆笔，而排版以及句读方式，也令人想起宋朝以来的历代刻本，在新教育运动兴起的年代，算是一种相对传统的设计。

图左为上海新学会社于1917年再版（ 1908初版）的《第一简明地理启蒙》后编，采石印。内文的字体风格相对传统，可上溯宋代以来的刻本。原图取自《上海字记》图 43 。

在徐家汇土山湾印书馆出版的教科书中，也能一窥这种书写感较强的印刷字体风格。行距适中、字距却极小，不仅两字相连，甚至还有字内相连的情形，如「于」字末两笔。

而且各笔划也未做规范，光是一个捺笔，在短短的篇幅中就能找到「交」、「路」、「东」至少三种不同的写法。如果拿同一个字来比较，如两个「商」字，更能看到他们的架构和笔划设计都有颇大的差异。

这或许和土山湾印书馆主营西文出版，较少经营中文排版有关。它的历史要追溯到 1849 年天主教巴黎耶稣会士成立的孤儿院，为了协助院童习得手艺，方于 1867 年成立印刷所，印制天主教的用品和经书，因而奠定了坚实的欧文印刷基础。

图左为徐家汇土山湾印书馆于1922年出版的《国民学校国文新课本》第八册，采石印。内文字体的规范性明显较低，同字的写法即有许多差异。原图取自《上海字记》图57 。

本于法国天主教会背景，土家湾印书馆所出版的教科书大多提供教会学校使用，广纳各国知识，让中外学生都能学习[7]，所以下图中才会看到如此特别的排版。左页是中文、右页上方是读音、下方则是法文，左右两页分开印刷，最后才一起装订，以这种略带违和感的方式拼装东、西个世界，相当有趣。

徐家汇土山湾印书馆于1922年出版的《国民学校国文新课本》第八册，采用中、法双语并行的模式排版，和土山湾印书馆的教会背景有关。

从馆阁体到标楷体

从上面的四本教科书里，仿佛能嗅出某种时代转换的氛围。二十世纪初期上海设计界有如中继站，接起了字体的两端－清末馆阁体到二十世纪末标楷体。上海新学会社和徐家汇土山湾印书馆的出版品，较近于以《钦定四库全书》为代表的馆阁体，而商务印书馆印制的课本，则较近于标楷体。

将上海新学会社教科书采用的字体与《钦定四库全书》内的馆阁体相比，可以看到风格上的近似性。

但还是有个疑问，凭什么说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品，会影响到标楷体呢？

这和商务印书馆戮力经营教科书事业有关。二十世纪初期的教科书市场并非一家垄断，而是各出版社百家争鸣，因此每当政府颁布新的规章，身为出版商的他们总是迅速回应，在1905 – 1931年间就改版了十五次，以求在市场上生存。 [8] 1947年更于台湾设立分馆，以再版迁台前的出版品与教科书为主营事业。 [9]

这种与官方相关，予人「标准」印象的出版品，源自上海、流向台湾，不难想像他们成为教育部制定「标准字体」时的想像来源，犹如标楷体的基因一般潜伏其中。

将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与标楷体相比，可以见到结构上的近似性，只是标楷体更平正，并减弱各笔划间的粗细对比。

台湾教育部与标楷体

标楷体的某些笔划与商务印书馆不同，是因为标楷体基于教育部的规定做了调整。把商务印书馆的楷体和标楷体相较，最显著的差异就是「日」部件，不论「日」、「间」、「早」，商务印书馆的中央横笔，都是连左不连右，但标楷体却将两边相连，甚至左上角的开口也连起来了，完全封闭整个空间。

只要去查教育部《常用国字标准字体教学指引》的通则，就会看到第三十六条明定：「凡框中的横笔皆轻触左右边笔。」因此横笔才会如此调整。也许你觉得教育部很武断，随意订定出这些枝微末节，但事实上，这是统合了文字学、书法、美术、印刷、电脑各界专家的意见，才定义出的严谨字型标准！

将商务印书馆的字体与标楷体相比，会发现标楷体的部分笔画造型调整，是依照教育部的规定。

可以看看通则第二十三条，一定会对定义之精详感到讶异：「凡『匚』（ㄈㄤ）部与『匸』（ㄒㄧˋ）部字写法二分，前者右下折笔为方笔，后者右下折笔为圆笔。篆文前者象装东西的器具，归此部之字，义多与此有关，如：『匝』、『匡』、『匠』、 『匪』 、『匣』、『匡』、『匮』 等字；后者篆文象有所隐藏的样子，归此部之字亦多与此义有关，如：『匹』、『医』、『匿』、 『区』、『匽』、『匾』等字，同此结构者类推，如‥ 『甚』字亦为圆笔。」

文字学者对标准字体多所考证，如「匚」与「匸」是不同笔划，便是源于篆文意涵之差。你是否曾经注意过呢？

再看分则的部分，像「龟」这种笔顺极为复杂的字，教育部还提供了教学指示，教导如何在书写时保持「乌龟」的形象：「中左象龟脚形，上下各作横折、横…中右框中作一撇、一顿点，象龟壳形状…」[10]，制定之用心值得称许！

小结：该如何思考「标楷体」？

去年底，SMuhammad15 在“WomenTalk”板发表〈标楷体真的会让人烦躁〉一文，激起了广大的回响，大部分的人都是针对美丑抒发个人观感，只有少数人分享了使用经验，以字级大小、使用载体等客观条件去分析标楷体[11]。

我原先以为自己对标楷体很熟了，但看到这篇贴文，却发现自己除了「官方」、「公文」、「教育部」、「毛笔楷书」这几个关键词以外，脑中一片空白，因此才会开始查阅与标楷体相关的资料。

这篇文章只是初步尝试，主要聚焦于二十世纪初期采用楷体的教科书，透过分析相关字样与「馆阁体」及「标楷体」的异同，试图从字体设计的角度窥探时代变迁的氛围。此外，也用了一些教育部的规定，说明标楷体调整的原因。

期盼「标楷体」承袭汉字文化传统的价值，以及教育部研拟标准字体的严谨过程，能让我们在思考「标楷体」时，除了美丑之外，有更深入、多面向的关怀。

注

[1] 参钱存训着；刘拓、汪刘次昕译，《造纸与印刷》，台北市：台湾商务，1995，页177。

[2] 参芮哲非（Christopher A. Reed）着；Brooke Zhu、吴天凯、Meng Yan译，〈从木板印刷到机械时代：印刷文化、印刷商业及印刷资本主义〉，《古腾堡在上海》（Gutenberg in Shanghai）序文，2004。想探索今日的文化街，可以留意这边喔！

[3] 参姜庆共，〈二十世纪上海中文铅活字字体设计、铸制简表〉，《上海字记：百年汉字设计档案》，上海：上海人民美术，2014。以及何步云，〈中国活字小史〉，《活字印刷源流》，北京：印刷工业，1990，页78-80。关于「华文正楷」的创制时间，两书的年份记载有异，本文暂时采用前说。何步云的资料认为这套字体于1932年由陈履坦书，1934年周焕斌等刻字，并于1937年制成「华文正楷」。

[4] 周博，〈字体家国－汉文正楷与现代中文字体设计中的民族国家意识〉，《美术研究》，2013年01期，页16-27。

[5] 参台湾商务印书馆。

[6] 参柳和城，〈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教科书〉，《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06期，页23-29。

[7] 参邹振环，〈土山湾印书馆与上海印刷出版文化的发展〉，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03期，页1-4。土山湾印书馆的史料，目前收藏于土山湾博物馆，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官网。

[8] 参王泛森，〈历史教科书与历史记忆〉，《思想》，第9期，台北市：联经，2008，页129。

[9] 同注5。

[10] 参曾荣汾，〈教育部标准字体研订的概况简介〉，《辞典学论文集：文字学学术研讨会》，1994，页101-102。

[11] 相关讨论见〈标楷体真的会让人烦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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