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8月，彼得•海斯勒和他的同事亚当•梅勒以美中友好志愿者的身份来到重庆附近的小城涪陵教书两年。那一年他27岁，牛津大学的毕业生。他之前从未听过涪陵，涪陵在这之前五十多年没有见过外国人，他们互不相闻，却千里相会，他还有了一个中国名字叫何伟。    在那年8月底的那个温热而清朗的夜晚，彼得•海勒斯从重庆出发，乘慢船，顺江而下来到涪陵，两年里，他接触也记录下了众生相，从“最幸福的涪陵人”张小龙，到“小姐”李佳丽，再到饭店老板黄小强，以及他的学生们。他写出了我们司空见惯从而熟视无睹的场景，有媒体评价道，“那是真中国，是连一些生活在中国的青年人都不知道或拒绝认识的中国。”    在《江城》中，何伟捕捉涪陵的细枝末节。何伟在刚到涪陵时，说到了一个强烈的、无时无刻不处在被围观状态的印象，“我所见的第一样物事，乃是我自己和亚当。这有点吓人，因为在我人生中从未被人如此密切观察过，一举一动都被复述，被评估。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被谈论，被记录。”这种怪异的经验，也是我们阅读《江城》的经验。我们从一个外国人眼中看到了自己的一切都被描慕出来。这种吊诡之处在于，我们从别人的眼中看到的那一幕幕再熟悉不过的场景，其实是被陌生化的。何伟写出了他的异质经验，我们阅读的时候产生了陌生感。这种陌生不是因为真的不熟悉，而是因为距离――距离不仅仅能产生美，还能引发我们对这种熟悉事物陌生的沉思。

他可以花很大篇幅描写一次酒局，“每一幅关于可爱河流的长卷图画中，都有十处在描绘关于白酒的争吵。张书记想要把赛老师的手挪开，服务生耐心地站在一旁，手里握着酒瓶。这是一幅地道的四川景致，两个男人在争夺杯子，一个年轻女人持着酒瓶等候。”    他也可以极有耐心地观察山城棒棒军，“通常在冬天，棒棒军的队伍尤其庞大。他们是一群悄无声息的人，有时即使是最惨不忍睹的事故，也唤不起他们开口的欲望，他们也不出面干预，只是在看。”    一场在学校展开的审判大会，在他眼里却变得充满戏剧性，“警察把上铐的男人带出了前门，一辆巴士在那儿等候；干部们消失了；桌子消失了；横幅被取下了；学生们回到了教室。涪陵的人们在公开事件中极其有组织性，他们的集会可以在一个钟头内完成，以及消失。十五分钟内，广场上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即便是印在学生证背后的学生守则也能纳入他的视野，“学生守则的头几条是：热爱中国、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服务社会主义、服务人民；勤奋学习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思想，建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建立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勤奋学习、努力工作、掌握基本理论工作和知识职业技能。”他注意到，守则中，学习功课等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要紧的是保证学生们用正确的术语和政治框架来看周围的世界。”    没有评论，没有预设，一切细节被冷静、客观地描述出来，甚至不乏幽默，如此熟悉，如此真实，真实到哀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