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是中国古代王朝实现财政调拨的重要工具，也是民众完成日常交易的重要媒介。研究货币史，对认识当时的财政格局、市场流通、乃至经济结构都意义非凡。

众所周知，唐代建中元年（780）实施两税法之后，税收中以货币记账或直接征收货币的情况增加，货币在逐渐在国家财政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而以乾元元年（758）第五琦出任盐铁使，主导推行食盐专卖制度为始，榷货专卖这一国家重要的货币收入来源也在西汉“盐铁专营”之后重新登上历史舞台，并深刻影响传统王朝后半段的国家财政与市场流通。而宋代更是将货币使用发展到相当高的层次。北宋王朝铜钱铸造量极高，并在四川地区推行我国古代第一种纸币交子。另一方面，宋代财政收入中的货币比例也相较唐代大幅提升，这主要由于各种财政名目的收入更依赖货币，榷货专卖在国家财政中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无怪内藤湖南在论述唐宋变革论点时，指出货币使用激增是宋代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唐宋之交是实物经济向货币经济转折的变革期。

到了南宋，在铜钱铸造数量大幅萎缩的背景下，宋廷陆续发行东南会子、湖北会子、淮南交子、钱引等多种纸币或具有一定纸币功能的财政票据，以作为财政调拨工具和流通手段。上述纸币和票据各有流通范围，湖北会子用于京湖地区，淮南交子流通于两淮，钱引则行使于四川地区，且均不能出界使用。东南会子虽然也未全面流通于南宋全境，但因其被南宋中央财政收支、调拨所依赖，从而具有全国性的财政意义，可以说是南宋最重要的一种纸币。研究者的讨论因而也以东南会子为主，兼及其他纸币与票据。

当然，自秦始皇统一铸钱以来，传统中国的货币发展史，本就是饱含冲突、替代、演进关系却具有强烈延续性的连续过程。许多学者在论及以东南会子为代表的南宋纸币时，也怀抱着较为宏观的问题意识，并拉长研究的时间线。南宋纸币的意义绝不局限于赵宋王朝，还能作为一个研究基点，向前或向后探察中国古代货币史。

2000年以来，数篇回顾宋代货币史研究的综述性文章相继发表，均涉及南宋纸币研究，也相对全面地归纳了既有成果的内容，但对相关研究的理论背景和思路视角则略欠剖析，尤其是无法回应所涉研究在某些中国古代货币史研究的重大议题中，处于何位置，解释力如何。因此，下面将以问题为导向，对学术史略加检讨。限于本人学力，检讨过程不求面面俱到、完整无遗，而是聚焦结构性议题与代表性论著。

东南会子等南宋纸币并非突然创造，北宋四川交子，乃至唐代飞钱都被视为其源头。《宋史·食货志》在“会子”一节，合写北宋四川交子与东南会子等南宋纸币或票据，并在开篇称“会子、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在《宋史》作者看来，两宋纸币的性质大概颇为接近。这也提示我们，两宋纸币的发展或有一定的延续性。

宋代纸币率先出现于四川。根据一般叙述，北宋四川交子起因铁钱过重，不便于交易。大约在宋真宗时期，交子由16家富商联合经营。人们将钱物存至发行者的店铺以换取交子，持交子者亦可要求兑现。后因发行者无法兑现导致诉讼纠纷，交子被收归官营，并逐渐成为四川当地的日常流通货币。以此为基础，学者们倾向于从信用关系和商品经济发展等角度来解释宋代纸币的起因。加藤繁认为，交子出现的前提是商人信用已被社会承认和接纳，其正是作为商人信用的象征。官营以后，官府在继承私营交子运营方式的基础上做出一系列修改，逐渐使交子从私人票据转变为官府发行的纸币。加藤繁在论证中将大、小铁钱使用不便均看作交子产生的诱因，而在50年后，郭正忠针对性地指出大铁钱在交子发行后才铸行，并总结交子产生的原因称：“总之，在交子的起源中，四川地区主要行使铁钱，是十分重要的一条。人们正是为了克服铁钱的不便，才创造纸币的。但那时的铁钱，都属于币值很低的小铁钱。” 他谨慎地将交子产生之因限于铁钱不便。

不过在更多学者看来，无关大、小，铁钱不便使用正反映了当时信用关系和商品经济已较为发达。朱偰将交子等两宋纸币或票据均称为“信用货币”，并认为宋代信用货币与当时的国民政府法币之间，“演进系统完整，一脉相承”。彭信威指出，宋代商业发达，不但需要更多的通货，而且需要更轻便的通货。他还将私营交子称为“正式的兑换券”，并将其归为信用货币之一。王曾瑜则强调宋朝商品经济发展而大量需要货币，发行纸币正是弥补流通领域货币不足的措施。他还补充说明了印刷、造纸技术对纸币的影响。此外，李埏从更长的时间段考察宋代纸币起源问题。他认为货币由唐代“钱帛兼行”演进为宋代“钱楮并用”，体现了唐宋商品经济和商业信用的发展。 

南宋纸币由何而来？宋人李心传给出了三个源头。

第一，北宋四川交子及其变种钱引。李心传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东南会子”条的第一句称：“东南旧无会子，大观中，蔡京当国，尝仿川交子法为钱引行之，然所出猥多，又官司不以出纳，故旋即废。”他认为蔡京在全国范围内，以四川交子法推行的钱引是东南会子的前身。

第二，便钱会子。便钱会子为临安城内商人所发行，运营方式与北宋私营四川交子极为接近。此后，知临安府钱端礼将会子发行权收归临安府。他在担任权户部侍郎时，还令左藏库按比例向外支付铜钱与会子。李心传称“东南用会子自此始”。

第三，见钱关子。绍兴元年（1131），朝廷遣神武右军屯驻婺州。但临安与婺州之间水路不通，难以调拨铜钱。宋廷向婺州调拨名为“见钱关子”的票据，召商人于婺州入中铜钱而换取见钱关子，再凭此票据至杭、越榷货务请钱。宋廷利用商人的资金和运输力解决了军费调拨中的困难。李心传称“东南会子法盖张本于此”。

在李心传看来，南宋纸币的历史源头为北宋交子和钱引，直接源头为诞生于民间的便钱会子和诞生于财政的见钱关子。如果将东南会子视为纸币，便钱会子、见钱关子则更为接近兑换券一类的票据，被宋人称为“便钱”。那么，由票据转化为纸币的节点在何处？曾我部静雄、日野开三郎均判断见钱关子在一定时间点后成为纸币，依据是见钱关子可以作为交易媒介而流通。加藤繁则表示从性质上看，见钱关子始终不是纸币，便钱会子也只是兑换券。他虽将便钱会子视为票据，但又把便钱会子演进为东南会子视作一个平顺、连续而自然的过程。总之，尽管对各票据性质认识不同，上述日本学者对票据转化为纸币这一过程本身没有异议。

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票据会转化为纸币？三位日本学者没有直接给出答案。刘森认为会子只是在民间用作见钱而频繁交易买卖后，才从兑换券演变为纸币，提出东南会子的直接来源是便钱会子。李埏、林文勋在辨析多个可能的源头后，直截了当地提出见钱关子与东南会子之间仅有逻辑上的延续性。东南会子直接来自便钱会子，其产生是宋代东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二者的演进过程是民间自发的信用货币演变为国家法定纸币的过程。这就从信用关系和商品经济发展的角度给出了一种解释。

另一方面，财政票据对宋代纸币的影响也没有被学者忽视。前引日野开三郎的论文追溯了见钱关子、见钱公据的北宋源头。在追溯的过程中，他将讨论面向由兑换券扩展到专卖钞引等其他种类的财政票据，再以交引铺这一财政票据交易机构为线索说明各种财政票据如何在军费开支、专卖、和籴等财政领域互相作用，并描述了宋代金融业的发展状况。刘森虽然将东南会子的直接来源局限于便钱会子，却也承认专卖钞引等财政票据的发展对东南会子演变为纸币起到了重要的催化作用。汪圣铎十分重视官营便钱（即官营兑换券）与纸币的关联性。他指出宋代纸币是在宋代官营便钱和钞引广泛发行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又认为官营便钱虽然按官府需要而发行，却对推动商品经济发展起到了不小作用。汪氏所谓的商品经济，主要指官营商业。

综上所述，研究者们大致认为，信用关系和商品经济发展，是宋代纸币登上历史舞台的主要原因。南宋纸币东南会子虽不是直接继承北宋纸币而来，但其直接来源便钱会子的运行机制与北宋私营四川交子别无二致。再加上见钱关子、专卖钞引的长期助力，南宋纸币的发生逻辑可谓与北宋纸币一脉相承。

可是，宋代的信用关系与商品经济，已发展到了足以从中演化出纸币的程度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宋代纸币的性质将是信用纸币，与当代纸币并无太多差别。而如果宋代纸币是信用纸币，为何明中叶以后，看似更为原始的称量白银逐渐占据重要位置，纸币却日渐没落呢？包伟民认为宋代纸币并非信用纸币，只是由于金属币材不足而出现的替代性通货。在宋代的社会经济关系中，实物形态仍占主导；白银等贵金属仅部分货币化，在流通领域不占主要地位；铜钱仍是足值货币，并未符号化。因此，当时的信用关系和商品经济发展程度远不足以支撑信用纸币。而宋代纸币由兑换券演变为国家主导的货币，是国家超经济指令的结果。 

退一步说，即便认为四川私营交子、南宋便钱会子等兑换券之产生，受到了民间商业信用关系影响，但国家大规模发行纸币显然无法以此种信用关系为基础。蔡京号称按照四川交子法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钱引，但钱引数量、发行方式显然不是以全国信用关系为基础而规定的。就南宋而言，便钱会子仅仅流通于临安城内，其他地区没有大规模出现类似兑换券。东南会子虽由钱端礼以便钱会子为基础而主导发行，但这种纸币的流通范围逐渐扩大，甚至在功能上成为南宋国家财政中最重要的纸币，主要受到了国家强制力推动，商业信用的影响几可忽略不计。

东南会子最初可能继承了临安便钱会子的某些运营模式，但地方性兑换券向国家纸币转变的过程却不那么顺滑，不那么简单。宋廷理应根据国家财政的需求而大幅改造便钱会子。如乾道四年（1168），宋廷不再为东南会子组织日常兑现，仅在会子流通数过多时集中回收。回收目的在于维持会子价格，兑换品也不限于铜钱，度牒、专卖钞引、金银均为宋廷常用。这就从一个角度表明，东南会子完全不具有兑换券性质，其与便钱会子仅具有形式上的连续性。在东南会子等南宋纸币兴起的具体过程中，仍留有大量尚待探索和揭示的事实。

反思南宋纸币起源至此告一段落。不过，笔者认为关于信用关系与商品经济发展这一解释范式，仍有可待检讨之处。

包氏论文精辟地指出上述范式不适用于说明宋代纸币产生的原因，但没有直接讨论该范式本身正确与否。这就难以直接证明，究竟是之前的学者误用了范式，还是范式本身存在问题。由此必须要解决，该范式对传统中国其他时段的货币发展有多大解释力。

解释纸币产生，只是信用关系与商品经济发展这一范式的一个部分。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的研究者按照货币使用情况，将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分为若干形态。以代表人物B. Hildebrand为例，他认为社会经济发展先后经历了自然经济、货币经济、信用经济三阶段。在自然经济状态下，物物交换占主流；货币经济时代则以金属铸币为交易媒介；而在信用经济时代，信用关系成为市场交易中的重要因素。因此，货币使用状况本质上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的指示器。以往的研究者多将宋代纸币归于信用经济阶段；而自然经济与货币经济的分界，正向来是研究者所关注的，中国古代货币史重要议题。下面将以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对中国古代货币发展过程的解释力为例，来考察此一范式的有效性。

首位运用该范式来研究中国古代货币问题的学者是全汉昇。他在《中古自然经济》一文开篇，先讨论了B. Hildebrand理论的基本内容与其他学者对该理论的批评和修正意见。全氏认为德国人的解释基本有效，并以此为他自己分析中国古代自然经济的理论基础。之后，他对汉末至安史之乱的“自然经济”写下一段总结式描述：

我们可知中国自汉末以后，至安史之乱的前后，约共五百多年，自然经济都占有很雄厚的势力。在买卖方面，人们多把谷帛等实物当作货币来交易，即物物交换。在租税方面，政府大部分征收实物。此外，地租的缴纳，和工资的支付，也多以实物为主。固然，钱币有时也用来购买商品、缴纳租税，或支付工资，但它并没有普遍而深刻的侵入一般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有如以后货币经济占优势的时代那样。因此，这五百多年虽然不是纯粹的自然经济时代，我们至少可以称它为自然经济占优势的时代。

全氏之所以将这五百余年判断为“自然经济”，依据是物物交换与实物租税占主导地位。此文固然对于中古时期的经济状况有非常细致的梳理，但全氏将“自然经济”理论作为讨论的依据，则可能面对以下两个问题的质疑：

第一，既然时人已经将谷、帛等实物当作货币来交易，为什么又只将“货币”限定于金属铸币？中古时期，谷、帛作为交易媒介与价值尺度的情况大量存在，从功能上看与金属铸币无异，谷、帛并不一定只作为交易中的商品。因此，当时的经济流通中存在作为货币和作为商品两种不同性质的谷、帛。无独有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发现欧洲中世纪的胡椒既是十分重要的交易媒介，又是日常的生活用品。因此就西欧中世纪的史实来说，自然经济与货币经济并存。布洛赫认为以“自然经济”和“货币经济”这两个概念将交换形态、经济发展状况完全区隔开来是十分危险的。

第二，若以物物交换与实物租税的使用程度来划分“自然经济”与“货币经济”，研究者能否给出定量或至少较为精确的标准？因缺乏统计数据，这类标准几乎不可能是精确的，研究者的心理预判恐怕才是测量不同经济阶段的尺子。佐原康夫指出，“货币经济”的解释理论总是会落脚到“发达”“衰退”等视角上，但如何确定“发达”的判断指标却意外地十分困难，结果大多数前近代时期的经济都可以被称为“未成熟的近代经济”。由此，“自然经济”“货币经济”的解释有效性也就被自身隐含的矛盾消解了。

归纳来说，“自然经济”“货币经济”“信用经济”本质上是带有进化论性质的范式，其理论目标在于以货币的使用状况为标志，区分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并给出断限。必须注意，该概念本身来自于西欧学术脉络，并非为研究中国史所建构。尽管中国古代社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或多或少会带有一些“自然经济”“货币经济”乃至“信用经济”的特征，但尚有许多层面不能被该范式所容纳。以其来解释中国的历史常给人以削足适履之感，要将传统中国划分为“自然经济”“货币经济”“信用经济”时期并不现实。我们亟需一套更为贴近中国历史发展事实的解释逻辑，来考察各种货币之间的关联性。

起源之后，即是发展。东南会子等南宋纸币既具有浓重的财政属性，它们在发展过程中对国家财政所产生的意义，亦是受到研究者关注的议题。

与南宋纸币起源研究中的理论光辉形成鲜明对比，学者们在研究南宋纸币发展对国家财政的意义时，较少涉及理论与推论，显示出强烈的谨慎感。相关研究的结论，大多直接归纳史料证据而来，但根据研究者的考察路径之别，也可将这些研究大致划分为两个层面。以下分别论述。

必须说明，下文的论述不可避免地需要超出南宋纸币研究的范围，而回顾某些两宋纸币，乃至两宋货币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此外，文中“纸币制度”一词，主要指南宋纸币发行—回笼体现的流通制度，不涉及钱币学范畴内的内容。

1. 通货膨胀视域下的南宋纸币发展研究

在辨析南宋纸币起源的研究中，加藤繁概述了诸种南宋纸币与票据的名称语义、发展沿革和制度概况，但基本不涉及东南会子发行后的情况。他在论述见钱关子不是纸币这一观点时指出，见钱关子之所以被视作东南会子的起源，重点不在于性质近似，而是因为财政用途相近，即弥补财用不足。这就将东南会子等与财政紧密相关的纸币和票据，都视为宋廷增加财政收入的工具。

曾我部静雄判定由南宋官方发行的纸币，全部因购买军储、支付军俸而起，与为解决铁钱携带不便而使用的四川交子相比，性质截然不同。他指出宋廷为了应付财政不足，无限制地发行不兑现纸币，从而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终令南宋纸币制度崩坏。这可谓是以通货膨胀视域观察南宋纸币发展的滥觞。

朱偰《两宋信用纸币之研究》一文，是我国首篇较为全面地描述南宋纸币的发行制度的论文。该文利用《文献通考》和《宋史·食货志》中的相关记载，试图呈现南宋纸币的流通区域、发行数量及其与财政的关系、对民生之影响。不过，文章实际并未具体阐述后两点，而以通货膨胀概言之。作者归纳南宋纸币发展中的五大弊端——发行无准备金、数额屡增、数界并行、行使不能越境、发行权不统一，致南宋纸币信誉不加，并最终引发通货膨胀。

与曾我部静雄的看法接近，全汉昇并未如朱偰一般提出诸多弊端，而是在《宋末的通货膨胀及其对于物价的影响》一文中点明：没有健全的准备金制度是南宋纸币价值下跌的根本原因。“宋代纸币之所以为纸币，是因为有充分的准备金来作它的保证的”，而宋廷不顾准备金有无而超量发行纸币，致使通货膨胀。该文初步按纸币通货膨胀程度，将南宋晚期的纸币发展进程分为四个阶段，并详细论述了纸币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对国家财政收支与民生的恶劣影响。本田精一进一步细化了对南宋纸币发展阶段的分期。

在准备金理论统治南宋纸币研究一段时间之后，草野靖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令人信服地指出东南会子在乾道四年之后已成为不兑现纸币，但会子价格跌落并未立即发生。因此以准备金不足来解释南宋通货膨胀，似非确切。那么南宋纸币的价值由何保障呢？草野靖提出，南宋官方设置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纸币发行—回笼机制是确保纸币价值的关键，他尤为强调税收和专卖交易对纸币回笼的作用。发行—回笼机制是统称，其下包含了诸多具体的制度内容。这就说明准备金不是，至少不是唯一保障南宋纸币价值的因素，其他财政制度的影响不应被忽视。

如果说朱偰并列陈述了导致纸币通货膨胀的若干原因，全汉昇则将准备金不足视为根本原因，朱文指出的其余原因或由准备金不足而起，或非关键因素。草野靖的论说消解了准备金不足论，既然“根本原因”不成立，其余制度因素与纸币通货膨胀的关系也就有了重新检讨的必要。

问题是，南宋纸币制度之内的各部分是综合运作的，各个部分共同构成了南宋纸币制度这一整体。既然根本原因无法归纳，那么在南宋纸币制度内，每一种促成纸币通货膨胀的因素都只是原因的一个方面，不足以解释全部。研究者因而常常笼统地将宋廷日益扩大的财政需求作为解释南宋纸币通货膨胀的理由，如贾大泉认为：“把纸币发行作为财政来源，弥补财政赤字，是宋代发行纸币中的一大教训。”这样做的结果是，纸币通货膨胀被直接当作南宋纸币制度发展的线索和尾声。研究者可以先将纸币通货膨胀作为已知的结论，再去考论南宋纸币发展过程中的制度变化。例如，东南会子分界流通，起初一界发行1000万贯，三年一换界。但随着宋廷不断增加每界会子的发行量，并延长流通时间，纸币通货膨胀愈演愈烈。此种因果关系较为直接，已不再是学界关心的重点。真正花费研究者精力和学力的议题是，每界东南会子的发行量究竟是多少？每界东南会子各流通多长时间？等等。

南宋纸币发展研究遂开始深入制度细节。此类研究的代表为刘森《宋金纸币史》和汪圣铎《两宋货币史》中有关南宋纸币的部分。二位学者的研究几乎涉及南宋纸币制度的所有层面，基本厘清了绝大部分制度细节，对南宋纸币制度研究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此外，因南宋流通纸币、铜钱等多元货币，纸币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之间的联系也被反思。物价上涨是一种普遍现象？抑或只有以东南会子记账的物价才出现上涨？全汉昇《宋末的通货膨胀及其对于物价的影响》一文没有特意区分史料中物价的记账货币，但因全氏引用的史料主要以东南会子记账，该文标题中的“通货膨胀”实际只是纸币通货膨胀，文中的物价也只是以纸币记账的物价。漆侠则认为宋代货币流通状况不是决定物价的因素。他认为商品价值决定了物价，南宋后期的物价上涨是商品价值上涨和宋廷纸币政策双重作用的结果。在漆侠看来，南宋后期物价普遍上涨。不过，以其他货币记账的物价可能低于以纸币记账的物价。而汪圣铎、包伟民在辨析以铜钱、纸币记账物价的情形后得出结论：南宋后期以铜钱计算的物价变动不大，只有以纸币记账的物价大幅上涨。这说明南宋晚期物价上涨，及其对国家财政和民生所带来的影响，的确只是纸币通货膨胀所造成的。

综上所述，通货膨胀视域下的南宋纸币发展研究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为纸币通货膨胀寻找原因；第二，以纸币通货膨胀为线索和结果，梳理南宋纸币制度的内容细节。不过，若以通货膨胀这个被宋人大量记载、被今人直接观察到的现象，作为南宋纸币发展的原因或线索，似乎显得过于宽泛而减弱了解释力。因此位于第二个阶段的研究，实质上将纸币通货膨胀这一线索束之高阁（或仅以财政支出扩大等笼统说法略作解释），而专注于制度整理，尽管成果颇丰。这也是笔者在本节开篇提出南宋纸币发展研究“较少涉及理论与推论，显示出强烈的谨慎感”的原因。

所以，纸币通货膨胀这一宏大线索，与每项制度内容细节的发展，本质上是脱节的。南宋纸币发展对国家财政的日常运作有何意义，仍存在大量可深入的余地。有待考察的议题包括但不限于：宋廷为了解决何种具体财政问题，才创立或修改某种纸币制度？在纸币流通过程中，这种创立与修改对所涉及的其他财政领域（如专卖、和籴）有何影响？这就需要将纸币制度的变化放入具体的财政场景中来综合考察。由此，纸币制度与国家财政之间的复杂关系才得以更好地呈现。正如包伟民所言：“制度的形成是各种因素综合的结果，所以对制度的理解也须从社会各种因素综合地去观察。”

2. 流通视域下的南宋纸币发展研究

最后一个议题是，南宋纸币如何在国家财政体系中流通？换言之，南宋纸币是怎样被国家财政使用的？要回答这一问题，恐怕不能将视角和考查范围局限于南宋纸币自身，两宋纸币乃至宋代货币都应作为考察对象。原因在于：根据全汉昇、郭正忠的统计，宋代货币（特指金属铸币、纸币）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例甚高，并远高于唐代。南宋纸币大量流通于国家财政之内，可视为北宋财政货币收入增加的延续。通贯式研究因而相对突出。

日野开三郎在追溯多种南宋财政票据的北宋渊源时，已注意到不同种类的财政票据（包括代钱票据、专卖钞引等）在和籴、军费等财政流通领域的相互作用。北宋四川交子因流通范围局限于地方且不具有全国财政的意义，尽管发行时间早，却没有成为流通视域下的主要研究对象。更受研究者瞩目的财政票据是由四川交子衍生而来的陕西交子。陕西交子因参与北宋西北军粮和籴而具有更为重要的财政意义；它在流通过程中与另一种西北地区重要的财政票据盐钞形成了冲突、替代关系，研究者也因此以陕西交子为基点，考察西北货币、和籴、专卖体系之间的互动情况。不过，与绵密的史实整理相比，上述研究的结论似乎略显简单，如加藤繁认为陕西交子主要是根据财政需要被使用的；李埏、漆侠则表示宋廷增加陕西交子数量却没有储备相应本钱，致使交子策略失败，并引起了陕西财政混乱。这些结论当然基本成立，但解释力并未超出货币领域，甚至只能反映陕西交子的某些特质。事实上，前贤的研究既然已经注意到货币、和籴、专卖之间的互动，这就说明货币不是一个可以“独善其身”的财政领域。要进一步探察宋代货币对国家财政的意义，仅研究货币制度本身并不足够。如何更好地以货币为线索，将其流经的诸多财政领域整合起来，再以某种框架呈现上述领域的运作机制，仍有待学者们探索。

汪圣铎做出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作为宋代财政史和宋代货币史专家，他先后出版了《两宋财政史》《两宋货币史》这两部重要专书，并在前者中论述了宋代货币发行对财政的意义，在后者中归纳了财政对货币的影响。汪氏从“宋朝铸钱是否有盈利”、“北宋铸行当十钱及在陕西、河东铸行铁钱的财政效果”、“发行楮币对财政的影响”等三方面论述货币发行对财政的意义。他认为：宋朝铸造铜钱无法盈利，甚至出现亏损。铸造当十钱为增加财政收入，却引起一系列财政乱象；推行铁钱本为增加财政收入、减少铜钱流失，却导致币制混乱，给财政管理带来麻烦。发行楮币是南宋弥补财政亏空的手段；楮币数量过多，对财政的长期影响极为不利。在阐述后一问题时，汪氏尝试将财政与货币的影响完整归入“财政收支带动的（货币）周期循环”、“财政对货币经济的促进”、“财政对货币发行的破坏作用”等三个框架内，主要内容大致是：宋代财政带动了大量货币循环流通；财政调拨、税收、专卖等大量需要货币的领域推动了货币经济的发展；滥发纸币、人为划分货币区给货币流通造成混乱。总结而言，汪氏论述宋代货币发行对财政的意义时，尤为关注货币发行如何影响财政收入项；在谈论财政对货币的影响时，侧重论证财政收支循环和某些财政领域如何从整体上促进宋代财政与商业经济货币化，货币化过程中又出现了哪些问题。

    也有研究者从具体的财政运作场景出发来考察货币流通对国家财政的意义。

宫泽知之从“财政物流”角度将财政、市场与货币流通统合起来。氏著《北宋的财政与货币经济》一文从三个角度论述了货币与财政的关系：第一，军事财政的主体地位使宋廷更强调各种物资的使用价值，货币因而可以与绢帛、粮食等实物一同以“贯石匹两”等复合单位计数；第二，北宋陕西入中制度由实物入中改为见钱入中后，商税数量和南北物资流通受到何种影响；第三，讨论王安石新法之下的货币发行—回笼过程，解释宋代财政如何逐渐货币化。高聪明以“流通”这一角度切入西北盐法与货币流通这一问题，突出货币投放—回笼的过程，尤为重视盐钞、铁钱、交子之间因财政政策变化而产生的消长。这使得对宋代货币问题的考察动态化、完整化。从这个意义上看，宫泽氏与高聪明以不同角度切入到货币流通问题，且均以北宋西北军事财政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可谓殊途同归。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因此曾为二人的著作合写一书评。北宋至蒙元，主要货币如何从铜钱转向纸币这一问题则是高桥弘臣的研究方向。为此，他重点考察了南宋、金代纸币的流通状况。

对南宋区域性纸币流通的研究也存在走向具体财政运作场景的动向。对于宋廷发行淮南交子、湖北会子等区域性纸币的原因，较为经典的解释有二：第一，因两淮、京湖为大军屯驻之地，发行区域性纸币可以增加财政收入以供应军费。第二，因两淮、京湖为宋金交界处，发行区域性纸币或铁钱以形成货币隔离，能够减少铜钱外流。接下来的问题是，在这样的发行动机之下，区域性纸币如何参与两淮、京湖地区的日常财政运作？草野靖详细论述了淮南交子的兴废过程，从而展示淮南交子、铁钱等货币在日常财政运作之中的关系。此后，日本学者将用力的重点放到诸专卖票据、纸币对两淮、京湖财政运作的意义上，他们颇为强调货币对专卖系统、客商贸易的联络作用，并试图构建当地财政的整体运营、补给模式。不过，由于关于淮南交子、湖北会子等区域性纸币的系统性记载很少涉及南宋晚期，上述研究大多集中探讨南宋前半段的制度情况。因此，尽管日本学者结合了多个不同的财政领域，但他们构建的财政运营、补给模式实际上也只是静态的、制度条文性的。近年来，周曲洋广搜南宋晚期史料，发现了南宋晚期中央对京湖地区茶利的争夺，此举影响到京湖地区的财政补给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南宋襄樊之战失利。周氏的研究提示我们，南宋晚期区域性纸币的流通状况，也可能因国家财政政策的变化而改变。

总而言之，宋廷发行货币的目的在于使用，货币也需在流通中方能产生意义。货币无法自己流通，需要借助于其他财政领域。因此货币的流通过程，也就是其与国家财政诸多领域互相作用的过程。在南宋纸币制度的基本内容得到相对完善的考订与梳理后，将研究目标转移到解释南宋纸币流通与国家财政其他领域之间的运行机制上，才能更为动态、综合地揭示南宋纸币的发展状况。

上文从起源与发展两条线索出发，对南宋纸币研究的学术史略作回顾。从中可知，研究者对诸多相关议题已有较为全面的论述，为我们呈现了南宋纸币起源、发展的基本面貌。那么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应该从何种视角出发，应用何种方法，以查漏补缺、推陈出新呢？这里试提出几个综合性观点。

    第一，在“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信用经济”等进化论式的范式之外，找到更为贴近中国传统国家社会经济状况的解释框架。以南宋纸币而言，它的起源与发展颇受国家财政影响，其受国家财政力量主导而起、在流通过程中连结了多个财政领域，又在国家通货膨胀策略下对财政、社会经济造成了某些影响。这无疑促使我们将南宋纸币放回至当时国家财政运作的整体结构中，来重新审视其与国家财政的相互作用。简言之，以财政为视角研究货币，以货币为线索考察财政。近年来刘志伟提出“食货国家”概念，认为在“食”之外，包括市场、流通、交易在内的“货”，也是传统国家贡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说明市场、流通、交易等传统意义上属于社会经济的内容并非被国家财政“借助”，而在本质上也属于国家财政的一部分。刘氏的观点给予笔者很大启发。

第二，跳出纸币通货膨胀、财政支出扩大等总括式结论。这类结论从整体上说明了南宋纸币发展的线索和结局，给人以全局式的印象，但很显然无法解释纸币流通在某一场景中的具体变化。换言之，宋廷创立或改变货币制度，总是为了直接应对某种具体的财政问题。尽管从整体上看，宋廷政策的确扩张了财政，或导致了纸币通货膨胀，但二者皆为结果，宋廷面对的具体财政问题才是原因。探明原因，我们才能了解宋廷究竟如何在国家财政运作中使用南宋纸币，诸多涉及南宋纸币运作机制的历史细节才能被呈现出来。此外，南宋纸币种类众多、关系错综复杂，考察诸种纸币之间的联系也需重视财政运作的具体场景。

第三，关注南宋晚期。系统性记载南宋纸币制度的史料，如《文献通考》《宋史·食货志》《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宋会要辑稿》的相关部分，很少涉及宋理宗以后的情况，研究者难以据此探明南宋晚期的纸币制度细节。而南宋晚期军事支出扩大、纸币大幅增发，又使得通货膨胀几乎成为描述当时纸币发展情况的唯一结论。问题是，即便在通货膨胀状态下，日常财政运作仍然以纸币等为工具而有序或无序地开展，我们能以通货膨胀等趋势性的结论去描述南宋纸币在日常财政运作环节中的作用和意义吗？所幸，魏了翁、李曾伯等晚宋重臣的文集和某些地方志书提供了不少材料，可用于观察南宋晚期纸币与国家财政运作之间的关系。只是这些材料不成系统，或隐于军政细节、或使用了多元记账单位，有待研究者仔细辨析。

综括言之，南宋纸币研究作为一个时间跨度长达近百年的领域，积淀相当丰厚，在不似某些领域新材料频现、新议题频出的前提下，如何转换视角并挖掘现有史料的潜力，无疑是推陈出新的要务。现有研究既已厘清南宋纸币的制度细节、探明发展趋势，将研究重点转移至纸币与国家财政日常运作的关系之上，从而填制度与趋势之间的空隙，或是形成突破的方向。

（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