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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国内首部女性独白剧《听见她说》火遍全网，影片以8个小短剧为主，采取独白剧的表现手法，一个演员、一台摄像机、一条故事线，分别聚焦当代女性的生存痛点。

第一集《魔镜》说的是女性普遍存在的外貌焦虑：女主用着琳琅满目的护肤品，每天都精心打扮，操心最多的是“什么样的穿搭和包包可以衬得人更好看“，她获得了别人的称赞，但也成了一个“装在套子里的人”。不敢胖、不敢老，努力地保持身材和容貌。这样的生活很累，但她无法改变，更无法接受那个“不美”的自己。

容貌焦虑的世界，美即是正义，这像是一个四面八方都是魔镜的陷阱，对女性外貌过度的要求和审视之下，有多少女孩变成了牺牲品，只有深陷其中的人才会懂。

其实，这并不是女性话题第一次“亮相”，在这一年中，太多老生常谈的问题以迅雷之势卷土重来，大大小小关乎女性权益的事情尽管在短时间内引发了关注，但是随即在大众视野里消失：点燃我们愤怒的鲍毓明案、引发全国关注的杭州男子杀妻案、还有登上热搜的月经羞耻……“男女有别”的观念在我们的社会文化中根深蒂固，“女性化”这样的词语更是隐含着太多存在于我们集体无意识中的刻板印象。

生为女性意味着什么？女性在成长过程中受到了哪些刻板印象？《新记者》分别采访了几位女性，一起来听听她们的故事。

为什么我只适合读文科？

见到刘欣是在周一的晚上。已经大三的她，化着淡妆，穿着一身风衣，看上去文静而优雅。

刘欣来自上海，是一所双一流大学新闻专业的大三学生。在此前的问卷调查中，刘欣谈到了自己在升学中遇到的困境。她觉得作为一个女生，自己在志愿选择上受到了男生不会有的限制。家里人希望她能报考师范专业，因为“在家长看来，女孩子似乎就应当保守一点，选择不那么‘费脑’的专业”。

当问及为什么最终选择学新闻时，刘欣有些尴尬地笑了笑，“当时其实没想太多，可能主要是叛逆吧，我当时觉得师范对女生来说很好，但我更想学新闻。到大学才发觉，其实不止我一个女生在成长过程中受到‘女生就该报师范类’这样的劝诫，以至于这句话成为了一个魔咒，让很多女生不去考虑其他的出路，比如经济、比如新闻……”

而这句话部分地可以从师范类学校的男女比例中得到印证：2020年，南京师范大学新生中，男生1385人，女生3237人，比例达到了3：7；华东师范大学同样达到了3：7的比例。在一些师范大学校园的道路上甚至看不见男生的影子。

虽然今天不少专业和院校都存在女生扎堆的情况，但“女师范生多”绝对不是一个纯粹的生物分配结果，对于许多家庭来说，师范与他们的女性认知是契合的。

“我的家里人就倾向女生应该去报好就业、也相对安逸稳定的专业。“说到此，刘欣提及了自己的表姐。

她的表姐就读于师范院校，今年想考研继续深造，但是姑姑极力劝阻，认为女孩子不需要有太高的学历，更希望女儿在毕业后赶快找一份安定的工作，之后找对象结婚。表姐对母亲强加给她的期望很不满。在经历许多次对峙、争吵、冷战之后，这场关于表姐出路的战争以表姐保研成功告终。

亦舒在《玫瑰的故事》中借书中人物之口说出了当时女性的悲哀：“大学文凭实在只是美丽的装饰品，毫无实际用途。我只希望快快寻张饭票，嫁掉算数。”而四十年之后的今天，两相对照，我们会发现，当下女性面临的困境似乎与之前并无太大差别。

“上了大学之后，我的知识面更广了一点。我在新闻传播学院选修了《媒介与社会性别》等课程，这些课程会提到，在我们社会中，很多对于女性的刻板印象是根深蒂固的，以至于女性都把这种规训当作是正常的。”

诚然，在较为宽松的现代，女性避免了被困在家中的唯一命运，她们可以选择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教育和就业机会，踏入社会。她们在一定程度上，从附属品变成了主体。但是，在社会发展和自我争取这条崭新的道路上，仍然充满着荆棘。

“别看现在中国女性本科入学率是高于男生的，但是到后期找工作时，女性往往是处于劣势。”在专业课上，刘欣回忆起她的老师王蕾曾提到，“职场上，女性存在一个‘玻璃天花板’——这是对女性升职的无形限制。”老师还举了一个相关的例子，在业内能做到报刊主编等高层的，往往是男性，尽管新闻学的课堂上男生寥寥无几。

在中学阶段，刘欣并没有考虑很多关于性别刻板印象的事。“当时觉得这些刻板印象非常自然，就像是一个公理”，到了大学，她则开始更多地、甚至是有意识地关注这方面，“我感觉我身边很多女性自然地会关注女性话题、女权主义，像是一种默契。有一节课上，老师让我们每人选一个选题，在毫无沟通的情况下，我们班四个女生全都写了关于女性的研究话题，可能是大家在冥冥之中都意识到了作为女性是受到了很多不公平的待遇的，有一种天然的共情和关注”。

在采访的最后，刘欣谈到，如果她有一个女儿，那么她“希望女儿成为一个爱自己的人”。

“以我自己的成长经历而言，受刻板印象的影响，我会对自己的长相身材比较自卑，所以养成了比较内向的性格。我希望我的女儿能够意识到作为一个女性，不论外貌身材，她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并且接受、尊重、爱惜自己的身体，而不要因为刻板的审美去贬低、否定自己。这个社会中确实存在太多对于女性的刻板印象和规训，我觉得作为个体很难去完全改善这样的现状，但是起码在对待自己身上，每个女孩都应该认真地爱自己。”

凭什么家务活要由我来做？

“我们那边就是农村比较多。经济不发达，他们观念还都是那样的。”谈及女性在家庭中遭遇的刻板印象，小宁的声音有点颤抖，不知道是因为刚运动完还是因为激动。

小宁说的是自己同学的姐姐——王珍的故事。王珍今年二十多岁，已婚，有一个孩子。在她的家乡，一般年轻的家长由于工作忙碌，小孩会留给父母带，可在王珍这里却成了难题。“她的妈妈不愿意帮她带孩子，说她不是本家人”，小宁如是说。她表示，其实这种现象在他们那里很普遍。而王珍的哥哥，待遇却与王珍截然不同。不仅家务活用不着他出手，而且按习俗，哥哥结婚的时候，姐妹俩都得拿钱。

除了自己带孩子，王珍还要承担娘家的家务劳作。“她妈妈什么事都让她干，做饭洗衣服的活每天都是她干。她妈妈就当甩手掌柜。”。

家务活都由女性做，这种现象很普遍。小宁表示，在他们那里像她自己这样每天在家不用干家务的女生不多。小宁的另一个同学——十八岁的刘雨，在家也是“什么活儿都干”。与她们相比，十七岁的周叶（记者的另一个采访对象）算是比较幸运的一个，她并没有被要求做太多家务。但也正因如此，周叶的母亲在和朋友交谈时遭到了朋友的责备，“我妈讲起我早上没有自己烧早饭，然后朋友就和她说‘快点教教孩子吧，以后是要嫁人的，不会洗衣服、做饭的话以后这种活怎么出手呢？’”

不难看出，家务劳作似乎成了女性的“嫁人必修课”。从2010年12月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三届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数据来看，最耗时、最琐碎的日常性家务劳动主要由女性承担，且已婚女性平均每天在家务劳动上所花费的时间为2.38小时，约是男性的2.8倍(0.83小时)。此外，女性对家庭地位自我评价也明显低于男性。调查数据还显示，家务分配满意度是家庭地位满意度最重要的预测变量，在家庭中，女性认为家务分配不公平的比例明显高于男性。

此外，记者发现，很多受到刻板印象困扰的女性出于个人隐私、家庭声誉、担心家人责备等多种因素的考虑，甚至不愿意或者不敢将自己的真实经历说出来。这几位女性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表现出了明显的抵触情绪。除了周叶是直接向记者透露的之外，王珍和刘雨的故事都是由小宁告诉记者的。她们觉得这些都是“家丑”，不方便对别人说。“这个同学（指刘雨）本来是觉得跟我关系好才说这些的。这种事情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事情”。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杨菊华在《时间、空间、情境：中国性别平等问题的三维性》中写到：“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同时追求众多的目标，而性别平等只是其中之一， 且仅是一个次要目标; 虽然得到高调倡导，但难以落实到现实生活中。呼吁女性回归家庭、将公共领域留给男性的呼声时而高涨，特别是近些年，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 包括些幼儿园在内的机构开让儿童背诵《女儿经》等文献，无意之中又在向婴幼儿和年青一代灌输着传统性别观念。……所有这些因素注定了中国现阶段的两性平等难以突破停滞不前的状态。”

做什么才能和你一样？

“我自己认可的‘好’，是我有权利去做自己的决策，有权利去自由地发展。没有选择自由，平等就毫无意义。”

陈菁给记者发来这句话的时候，已经是美国的深夜，一年前她拒绝了父母来美国陪读的安排，选择独自踏上这段求学之旅。她告诉记者，“作为独生女，小时候被爸爸妈妈当成宝贝宠着的我并没有觉得和男孩有什么不同。直到长大之后，去外地读书，和形形色色的人有了接触，我才意识到生为女性意味着什么。”在她看来，成为一位女权主义者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

与好朋友的相识是在小学三年级，这段友谊经历了升学、去外地读书，她和小A的感情也没有太大影响，“每天都会在微信上聊天，偶尔还会视频”。这种局面在陈菁出国那年终止。“在我准备出国那段时间，小A在家里的安排下结婚了。”陈菁和我们袒露，其实听到小A要结婚的消息更多的不是欣喜，而是震惊，随之而来的是无奈。

“那种无奈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就觉得像是挨了一记闷棍，这种愤怒无处发泄也无法排解，最终变成了对自己性别的委屈乃至失望。”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陈菁第一次感受到了强烈的性别偏见，因为好友是个女生，所以家里人觉得女孩成绩好有什么用，以后还不是要嫁人？那干脆别读书了，早早嫁人。她说，“我的初中是一个比较推崇应试教育的学校，成绩好几乎是每个学生孜孜以求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我尚不明白为什么因为我是个女孩就连取得好成绩都会被人认为没用。”

后来，一个人去美国求学，作为一个女性面对真实的生活时，觉醒的抗争意识不过只是要为自己争取一点可怜的权益。细枝末节太多了，印象比较深的比如在坐地铁就经历过好几次被airdrop发猥琐照片到手机上要求接收的恶心事件，穿吊带短裙会遭受一些男生很轻佻的口哨挑逗，那种真实的耻辱感，陈菁到现在都记忆犹新。

“女性凭什么要遭遇这些？”她问，“我们只能远远躲开外界那些恶意的回应，并且开始审视自己，找自己身上的问题。没有人能给你答案，他们在那个时刻闭口不言，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所以我只能自己去找寻。”

在国外求学，她见到了很多更加激进、各种类型的女权游行示威，比如“我的身体我做主”的抗议、呼吁stronger women、鼓励女性发声的游行.....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她开始更加认真地思考性别问题，在看了一些关于女性话题的书之后，她才慢慢理解女性的角色之所以演变为今天这样，是有历史和社会原因的，不是某个人或某件事导致的。正如波伏娃所说——One is not born a woman, one becomes one.

“现在提起女权主义者，往往在我们的语境里不是一个褒义词，更有甚者会调侃，你们又要打拳了吗？这让我感到沮丧，”她说，“我们追求性别平等是为了让自己更有力量，而不是局限在受害人的视角去看待生活”。

在假期回国的时候，她参与了朋友举办的“女性生活想象”讨论会，也会加入一些组织参与性教育服务。她希望更多的女孩子能够联合起来。

“我感同身受每一位在男权社会里受到迫害的女性就像在感受我自己的伤口。并不是想要借由女权站在道德高地指责什么，社会给女性的枷锁很多，要求很高，我们加倍珍惜女性同盟，从性别觉醒、到肯定平权的必要、到支持平权，这段路道阻且长。”

如何让受禁锢已成习惯的女性意识到她的珍贵和她身上的枷锁，如何让对女性所处境地完全没有理解的男性试图去理解、甚至能够有意识地试图去理解，是陈菁一直关注的问题。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泰戈尔在《飞鸟集》里写道：

长日尽处，我站在你的面前

你将看到我的疤痕

知道我曾经受伤，也曾经痊愈

我们出生只被安排了一种生理性别，对于另一种生理性别的诸多体验是十分陌生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相互了解和理解的可能。在男女问题紧张对立的当下，希望我们都能少点偏见和戾气，多点理解和耐心，愿我们彼此连成线，在伤口的愈合中找到同行的伙伴，然后在伤口愈合后成为更加坚强美好的人。

“如需转载，请注明来自南京大学新记者”

记者｜唐可巍 沈文豪 张宸

责编｜唐可巍

美编｜唐可巍

原标题：《新深度｜那些遭遇刻板印象的女性，想对我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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