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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心里，刘绍棠老师简直是为写作而生的。他10岁时第一次写作文，就写了一部“长篇作文”《西海子游记》，整整写满了5册作文本。1949年10月，他在《北京青年报》上发表了微型小说《邰宝林变了》，从此开启了他的创作生涯。第二年一年之内写出了20多篇小说，发表后引起文坛关注。1951年9月，他被作家协会保送到通州潞河中学读高中，也是这个月，刘绍棠的《完秋》在孙犁主编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发表，受孙犁赏识。他在读高中时发表短篇小说《青枝绿叶》，被收入高二语文课本，那时，刘绍棠还在读高中，他学的课本上就有他自己的作品。在20世纪50年代，刘绍棠是最“红”的青年作家，受到叶圣陶、孙犁这些文坛耆宿的关注，被孙犁视为“得意门生”。

新时期开始后，刘绍棠老师是带着《蒲柳人家》强势归来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刘绍棠老师先发表了一批中短篇，诸如《蛾眉》《渔火》《荇水荷风》《鱼菱风景》《瓜棚柳巷》《二度梅》《小荷才露尖尖角》等，但他的主战场是在长篇小说，不止出版了三部曲《地火》《春草》《狼烟》，仅在1986年，就出版了《京门脸子》《敬柳亭说书》《这个年月》等多部长篇小说，1987年出版了《豆棚瓜架雨如丝》，1988年出版了《野婚》《水边人的哀乐故事》。

创作是一个作家终生的事业，这个事业不是依赖某一部作品完成的，就像刘绍棠老师，尽管不到20岁就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这使他的创作有了一个很高的起点，但那也只是起点而已，他们创作的主体部分，必须在人到中年以后才能完成，因为文学世界的创造，不只依赖才华，更依赖人生的历练，在80年代“卷土重来”之后，必然爆发出更加强劲的写作能量，刘绍棠老师完成了一系列长篇小说。可以说，一个作家一生的创作是一部大作品，反映出一个作家创作的韧性、持久性、吞吐量和综合实力，最重要的，是一个作家对于写作的忠诚，像屈原一样“虽九死其犹未悔”，既不因外界因素而放弃，也不在商业利益的诱惑下转移。我们看待一个作家的创作成就时，也必须把他一生的作品当作一个整体，而不是只看他一时、在一本书里的表现，尽管某一部作品有可能集中地展现他的才华。也就是说，一个作家创造的不应该仅仅是一座单体建筑，而是像故宫那样，成为一个建筑群。这个建筑群是高低错落的、彼此配合的，甚至可能是良莠不齐、泥沙俱下的，这才是一个作家创作的真实、鲜活的样貌。正如刘绍棠老师，以他一生的创作，构筑了中国乡土民间的壮丽史诗，这是刘绍棠老师的创作给我最好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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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刘绍棠老师的时候，是我1986年上大学以后，也就是他接二连三推出长篇小说的日子。我每次去和平门那座红帽子楼，都会提前打个电话，选定一个下午去看他。他一般上午写作，中午休息一会儿，下午会客。那时刘老师五十出头，还不到我现在的年纪，但他很有危机感，因为他已经失去了20年时光，他要把这丢失的20年抢回来。

每次我去拜望刘绍棠老师，他都非常高兴。我们聊他正在写的小说，他也建议我应该读什么书。外国作家，他推崇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肖洛霍夫，主张我多读19世纪欧洲文学，尤其是俄罗斯文学作品。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雨果《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司汤达《红与黑》，还有屠格涅夫的大量散文，我都是那时读的，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我是在30多年后写作长篇小说《国宝》时才读。刘绍棠老师去世后，我在一篇怀念文章里写：“刘绍棠老师总令我想起屠格涅夫，亲爱的老屠格，像俄罗斯的河流一样不朽，像初恋一样洁净，像秋日的天空一样辽阔。刘绍棠老师的善良明净，让我们对他总是心存感激。”

刘绍棠老师知道我读书多，也写了不少书话文字，遂主张我的写作从书话开始。我们这代人，与刘绍棠老师那代人截然不同，他们在生活中摸爬滚打，有着丰富的乡土生活经验，这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所以他们的作品大多取自直接经验，而我们是从学校到学校，再到工作岗位，生活经历狭窄，这限制了我们写作的发展，至少对我而言，写作题材大多取自间接经验，也就是从书本中获得，这培养了我们的思辨力，而少了许多原始的激情。1996年，我出版《文明的黄昏》一书，请刘绍棠老师写序，刘绍棠老师在序言中说：“90年代作家比50年代起点高。”“看到他们在生活和创作上的理智、冷静、潇洒、俊逸，使我对21世纪的中国文学事业充满希望。”“我常说这一代人灵气很高，底气不足。希望这一代青年别怕磨难，生活的酸甜苦辣咸都尝一尝。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因而非常希望他们重视深入生活，到人民大众的生活中去充电和补给。”

那时候的我，正如绍棠老师所说，底气薄，心气旺，却完全不自知。人到中年，历经生活磨难之后，才明白了山高水低，意识到绍棠老师所说，全是金玉良言。

对我个人的创作，刘绍棠老师夸赞了一番，最后说：“我是写小说的，曾暗中希望祝勇年岁大一点儿，能够改行写小说。祝勇的散文越写越多，越写越好，我反倒更希望他成为散文专业户，不要改行了。”字里行间，流露出绍棠老师如师如父的体贴关心。想到斯人已逝，心里有说不出的酸楚。

那时的刘老师心情愉悦，他的小说创作也进入了他一生中的黄金期。他十分珍惜自己的创作机会，他心中藏着一个完成12部长篇小说的创作计划，他给自己设定的截止时间，为1996年。

自1984年到1996年，刘绍棠老师完成了9部长篇小说，分别是：《京门脸子》《敬柳亭说书》《这个年月》《十步香草》《豆棚瓜架雨如丝》《野婚》《水边人的哀乐故事》《孤村》《村妇》，加上他在“隐居”儒林村的20年中完成的三部曲《地火》《春草》《狼烟》，刚好12部。

诡异的是，刘绍棠老师怎么知道他一生创作的长篇小说总数是12部？而刘绍棠老师在完成他的第12部长篇小说之后，第二年（1997年）就去世了，为什么老天不给他时间去写他的第13部长篇小说？为什么刘绍棠老师不说自己要完成15部、18部、30部长篇小说？

长时间的写作，严重耗损了刘绍棠老师的身体，他太想写了，他的写作负荷太重了，以至于在这十几年中，他每日不停地写，可以说焚膏继晷。1984年是刘绍棠老师从中短篇小说转向长篇小说的一个节点，我们看到的多部长篇，都是刘绍棠老师在1984年之后推出来的，但很少有人知道，那是他在大病一场之后，在静养的3年中完成的。1988年，他又因突发脑血栓住进了宣武医院，虽经抢救治疗，暂时没有性命之忧，却造成左体偏瘫，用他自己的话说，从此沦为“老、弱、病、残”四类分子，他出版随笔集也以此命名，叫《四类手记》。我记忆中的刘老师，行动一直是不灵便的，说话时发音也有些含混不清，只是我与他相熟，所以交流没有障碍。所幸他的大脑和写字的右手并未受损，他就继续写（刘绍棠老师一直是手写，刘绍棠老师的夫人曾彩美老师为他承担一些抄稿的工作），长篇小说一部接一部地完成，只为完成12部长篇小说的创作宏愿。1996年4月，我给刘绍棠老师家中打电话，久无人接，我心有不祥之感，因为此前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几天后再打，曾彩美老师接了电话，说刘绍棠老师病危，住进医院了。我问什么病，她说是腹积水，重达9公斤，但他强忍着不说，依旧专心写作，实在忍不了了，才去了医院。数日后专家会诊，说不是癌症，大家才松了一口气。刘绍棠老师出院后我去看他，他依然是有说有笑，不改幽默本性。我看他时，他正蜷缩在病榻上，梳理、校订他的多卷本长篇小说《村妇》。

他身体不好，我想去看他，又怕打扰他休息，毕竟接待来客是一件很耗神的工作，而且我只要去，我们就忍不住会聊一个下午。我默默地关注着他，他也同样默默地关注着我。他称我们是忘年交，实际上我们之间保持的是一份淡淡的、持久而真纯的友谊。几次开会时见到他，他总被一些人物簇拥着，我便远远地望着他，尽量不上前打扰，有时见他的视线无意地扫过来，我便微笑着向他点头，不知他看到没有。有一次他急了，坐在主席台上，对着麦克风就喊：“祝勇来了没有？”我坐在下面，连忙举手。他看见，不禁笑了。

刘绍棠研究专家、《刘绍棠全传》作者郑恩波先生对我说，1997年刘绍棠去世前一星期，他去看刘绍棠，刘绍棠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太累了，先休息一会儿。”

在我心里，刘绍棠老师不只是为写作而生，他也是为写作而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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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刘绍棠的笔调太土，我认为他们所说的“土”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刘绍棠以乡土为主题，他的笔一辈子没有离开养育他的通州北运河，二是刘绍棠坚持现实主义路线，在 20世纪80年代以来活色生香、变幻无尽的文学实践面前显得“老土”，显得“落伍”。即使在西风美雨强劲、各种现代派手法轮番上阵的80年代，刘绍棠依然坚信：“许多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之所以吸引我们，是因为它们表现出它们本国和本民族的风格、特色与气派。我们眼中的‘洋气’，正是这些外国文学作品自身的‘土气’；而我们的文学作品中越具有中国的‘土气’，在外国人眼里也最‘洋气’。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外国作家以中国民族的风格写他们的生活，将是滑稽可笑的；而我们中国的作家以外国的风格写中国生活，也必然不伦不类。”

刘绍棠老师曾用自己的经历举例，他有一次前往南斯拉夫参加国际作家会议，特别穿了一身中山装，脚上配了一双三截头皮鞋，结果到了南斯拉夫，他到商店买水果，女经理看他这身打扮不禁一笑，说：“30年代农夫的鞋子，穿在了80年代先生的脚上。”原来这种皮鞋在南斯拉夫是半个世纪前的农民穿的。反过来，他看到我们农村姑娘脚上穿的绣花布鞋，却被当地女郎当作时尚，穿在脚上翩翩过市。

新时期作家中，我无疑是喜欢先锋小说作家的，他们的作品给我的内心造成的震荡是深刻的，但我同样喜欢刘绍棠、路遥、古华这批现实主义作家，而且随着年深日久，后者愈发显示出他们深沉的力量感，就像流水中的石头，因为其自身的重量，才能永远姿态沉稳地应对着水流的冲击。在日新月异的变动中，这些作家用自己质朴无华、沉郁浑厚的作品证明了扎根于民族文化土壤的文学创作并没有过时。我从前只知道，刘绍棠老师的民间文化积淀深厚，他号称是北京“土著”“‘真正老王麻子’牌的北京人”，北京的风土人情、世态俗相，他太熟悉，对评书和京剧，他格外喜欢，写民间江湖，他真是闪展腾挪，游刃有余。他去世20多年后，我开始通读20卷本《刘绍棠文集》，才对他有了更全面、甚至可以说是全新的认知，知道他对古代精英文化传统的学养极深，他的一系列论说古典文学的随笔，真知灼见不亚于“学院派”。包括我到中年以后才开始痴迷的苏东坡，刘绍棠老师早在1995年就写过专文论述。单看刘绍棠老师小说的起名，就闪耀着中国古典文化的意象之美。可惜我开始一点点读懂刘绍棠老师时，他已仙逝20余年，我永远不会再有机会，能与他面对面地交流。

刘绍棠作品的价值魅力不会在时间中折损，他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民族风格的坚守，不是未卜先知，并非有先见之明，而是出于对文学创作规律的深刻认知，来自对于自我和世界的深刻的省察。我想起汉娜·阿伦特的一句话：“当一个人不可诱惑、不可冒犯和不可动摇的时候，他身上就具备了某些迷人的东西。”

关于刘绍棠的“土”，刘绍棠的北大同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段宝林先生说过一件事：刘绍棠在一个晚会上曾经流利地背诵“三言二拍”中的小说《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段宝林说：刘绍棠虽是天才，但他同时下过很大工夫。刘绍棠其实并不土，他对外国文学是努力学习过的，他把肖洛霍夫作为自己的榜样。段宝林认为：刘绍棠的文笔在中国作家中少有，刘绍棠的乡土文学传统应该得到继承。

1991年11月27日，刘绍棠老师在给我的题辞中写：“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点，乡土题材——题赠祝勇同志”。这是他一生创作的宗旨，尽管我不从事乡土文学创作，但创作的道理是相通的。我努力在后来的创作中体现刘绍棠老师的“十六字方针”——我广泛地游走于中国乡土，表现的就是“地方特点，乡土题材”，只不过这个乡土，并不是我生长的本乡本土，而是更广义的乡土，是广袤的山河大地，而“中国气派，民族风格”，更是我一直坚持的写作信条，哪怕后来进了故宫，从事故宫题材的写作，也是通过这些留存至今的古代建筑和文物，去体现我们民族文化的菁华。按照刘绍棠老师引领的方向前行，我觉得自己的创作之路不是越走越窄，而是越走越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