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马帝国境内，具体来说是埃及以及邻近的近中东地区，由于和帝国决策层保持相对良好的经济合作，当地的主要经济命脉运行在和罗马人同样信仰众神体系的希腊人手中。而以犹太教和基督教为代表的一神体系的信众在宏观经济当中就显得比较弱势，越是弱势就越是强调宗教的独特，犹太教信众由于扎根已久，虽然经济上虽然较为弱势，但也也到了在政治上too big to fail的程度，而信仰众神体系更具有包容性的罗马帝国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最终双方得到了一个类似于一国两制的妥协结果，帝国在犹太教盛行的巴勒斯坦地区地派驻总督驻扎军队保障国家安全，一般情况下总督尽量避免直接干预当地教法对民众社会行为的调整，相应地帝国境内其他由总督掌管社会规则的地区，犹太教众则需承担相对于信仰众神体系的罗马公民更重的赋税。虽然这种制度安排这客观上加重了犹太教众在市场当中的竞争负担，但并未将犹太教众赶上绝路，毕竟还有巴勒斯坦地区作为他们最后经济上的保留地。用今天的眼光看，帝国的选择显然是带有宗教歧视色彩的，但把事情放回到罗马公民需要承担参军保卫国土的义务的大背景下来说，犹太教众以纳税的方式免除了为保卫帝国流血的义务。而基督教众大多是社会底层，在宏观经济上则没有那么大的回旋余地，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信众不免以教义直接对抗帝国境内普遍适用的罗马法，比如以禁止杀戮对抗服兵役。最终罗马帝国被反噬，成为了基督教国家，底层的基督教众作为一个团体以非内战的方式从非基督教徒手中夺取了政权。

抽丝剥茧，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有其内在的逻辑必然性。帝国的政治秩序与教义的内在逻辑结构上的差异决定了对于帝国而言这是一场必败之战。社会规则需要一个最高裁判者，在帝国境内当然是握有最高裁判权的皇帝及其司法权，而在教义当中，作为规则的最高裁判者是神，这是双方在内在逻辑结构上不可调和的矛盾，帝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没有在一开始就将基督教义的传播上升到与政治秩序冲突危及政治秩序的高度来理解这个矛盾，在这个结构下，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除了皇帝本人也跪在上帝面前，不可能有第二种结果。而犹太教没有能够如基督教一样反噬，则是因为犹太教的教义和传教对象相对封闭，人口上天然的自我限制是帝国的政治秩序和犹太教义能够实现妥协的决定性因素，而以世人为宣讲对象的基督教则是在帝国没有察觉的情况下，直接从人口这个根本性因素入手，抽空了整个帝国。

让上帝的归上帝，让凯撒的归凯撒。这句话今天经常在法学院被用来向学生们灌输宗教与世俗，思想与行为的分野。但问题是，在上帝的立场上，连凯撒也属于上帝，而在凯撒的立场上，却从未以立法的形式告知公民上帝与凯撒的分界线在哪里。后世有一个革命性的问题：全能的上帝是否能够造出一块他无法举起的石头。而在耶稣传教的帝国境内，无人问耶稣：如果让上帝的归上帝，让凯撒的归凯撒，那么凯撒是否属于上帝。历史总是这么充满偶然，没有问出这个问题的凯撒失去了挑战布道者的机会，最终跪在了上帝面前。所以后来有了“卡诺莎之辱”（1077年）。大概也意识到了如此赤裸裸的冲突会让本来已经赢得胜利的上帝走下战胜者的宝座，重新成为与凯撒对等的交战对手，这就让凯撒重新成为战胜者具备了逻辑上的可能性——而事实上，让亨利四世承受了耻辱的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在短短三年之后就被亨利四世废黜，最终于1085年客死他乡——为了疏导凯撒们过剩的精力，避免再一次出现凯撒对上帝的直接挑战，教皇乌尔班将凯撒们派往东方。1096年，十字军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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