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十八年（1679），万斯同准备北上参修《明史》，拜别其师黄宗羲。黄宗羲赠诗一首，特别提到“是非难下神宗后，底本谁搜烈庙终”，意为明神宗以后的史实，是非难断；崇祯朝又无实录参考，是为修史之难。朝鲜之役正是万历年间一件大事，如何书写，怎样评断，也是重要问题之一。康熙二十三年，徐元文任《明史》总裁，私自聘请万斯同，馆于其家，与修《明史》。后来徐乾学、张玉书、王鸿绪等任总裁，皆先后礼聘万斯同为其修史，一直到康熙四十一年万斯同辞世。万斯同所成之稿，残卷甚多，全帙416卷《明史稿》，今收录于《续修四库全书》之中。

康熙十九年，王鸿绪被任命为明史馆纂修官，二十一年与汤斌、徐乾学同为总裁，次年升内阁大学士。二十五年，丁母忧回籍。三十三年，复命为明史馆总裁。四十一年，《明史》列传脱稿。四十八年，王鸿绪被解职归乡，他私自带走史稿，历时五年修订。五十二年《明史列传稿》成，次年进呈，共208卷。五十四年再次召还，以徐乾学旧稿，补本纪、诸志、表。雍正元年（1723）完稿，最终成310卷《明史稿》。

王稿与万稿的关系，有继承，亦有不同。王鸿绪自言：“史馆原稿立传过多，今删其十之四。”王鸿绪删繁就简，删除许多列传。可见，王稿并非完全出自万稿。况且当时参与编修《明史》诸君，多饱学之士，如汤斌、尤侗、黄虞稷、潘耒、倪灿、吴任臣、朱彝尊等人皆有著述，故“是稿亦不必尽出万氏，惟稿悉经删定，盖不容否认”。汪由敦对王稿大加肯定：“王本列传，聚数十辈之精华，费数十年之心力，后来何能追躅万一！若存轻诋之见，非愚则妄。”从万稿到王稿，编者意图颇不一样。万斯同以布衣修史，有着强烈的遗民心态，确保明朝历史能完整真实地留存，是他修史的主要动机。如陈永明所言：“万家为宁波世家望族，族人莫不以家族在明初‘三世四忠’的显赫历史而感到自豪……万氏之所以答允参与清政府纂修《明史》的工作，便是出于心怀明室，抱着明遗民那种要为故国存信史的目的。”王稿虽是在万稿基础上删削而成，但王鸿绪是清朝重臣，尽可能消除万稿中的遗民意识，更趋向于贯彻清朝官方意志。

到张廷玉时，贯彻官方意志，成为编史的首要原则，而他所利用的底本正是王稿。张廷玉《上明史表》曰：

臣等于时奉敕充总裁官，率同纂修诸臣开馆排缉。聚官私之纪载，核新旧之见闻。签帙虽多，牴牾互见。惟旧臣王鸿绪之《史稿》，经名人三十载之用心。进在彤闱，颁来秘阁。首尾略具，事实颇详。

明确表示其《明史》是在王稿基础上删削而成的。殿本《明史》力主呈现官方意志，首先表现在本纪上。诚如刘知幾所言：“盖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本纪》奠定了全书的基调。即如对万历朝鲜之役的历史定调，首先就是《神宗本纪》。

《神宗本纪》最初记载日本侵朝战争的爆发：

（二十年）五月，倭犯朝鲜，陷王京，朝鲜王李昖奔义州求救……秋七月……甲戌，副总兵祖承训帅师援朝鲜，与倭战于平壤，败绩……八月乙巳，兵部右侍郎宋应昌经略备倭军务。己酉，诏天下督抚举将材……冬十月壬寅，李如松提督蓟、辽、保定、山东军务。充防海御倭总兵官，救朝鲜。

朝鲜国王李昖不敌日本侵略军，明朝派总兵祖承训前往救援失败。《神宗本纪》从最初对这场战争中明军作为的叙述，就定下了失败的基调，成为殿本《明史》书写这场战争的基本论调。在面临朝鲜节节败退、明首度援军失利的情形下，明朝方仓促任命宋应昌、李如松为经略与提督，率兵前往朝鲜救援。《明史》接下来写道：

二十一年春正月甲戌，李如松攻倭于平壤，克之……壬午，李如松进攻王京，遇倭于碧蹄馆，败绩。二月甲寅，敕劳东征将士。夏四月癸卯，倭弃王京遁……（六月）癸卯，倭使小西飞请款。秋七月癸丑，召援朝鲜诸边镇兵还……十二月丙辰，蓟辽总督顾养谦兼理朝鲜事，召宋应昌、李如松还。

这是殿本《明史·神宗本纪》中关于战争前半段的记述，用了200字描述了这场影响深远的东亚战争，其中“败绩”一词，竟然出现了两次；而对于李如松之平壤大捷，只是用“克之”，轻描淡写地予以陈述。《神宗本纪》是关于这场战争记述最重要的一个版本，以一种明显的倾向来书写这场战争，反映了《明史》编撰者对这场战争的否定态度。

随后，叙述封贡和谈事件：

（二十二年冬十月）丁卯，诏倭使入朝……二十三年春正月癸卯，遣都督佥事李宗城、指挥杨方亨封平秀吉为日本国王……（二十四年）夏四月己亥，李宗城自倭营奔还王京。五月……庚午，复议封倭，命都督佥事杨方亨、游击沈惟敬往……九月乙未，杨方亨至日本，平秀吉不受封，复侵朝鲜。

以百余字叙述封贡之役的经过，战争的下半场则曰：

二十五年春正月丙辰，朝鲜使来请援。二月丙寅，复议征倭。丙子，前都督同知麻贵为备倭总兵官，统南北诸军。三月乙巳，山东右参政杨镐为佥都御史，经略朝鲜军务。己未，兵部侍郎邢玠为尚书，总督蓟、辽、保定军务，经略御倭……八月丁丑，倭破朝鲜闲山，遂薄南原，副总兵杨元弃城走，倭逼王京……九月壬辰，逮前兵部尚书石星下狱，论死……二十六年春正月，官军攻倭于蔚山，不克，杨镐、麻贵奔王京……六月丁巳，杨镐罢……丙子，巡抚天津佥都御史万世德经略朝鲜……冬十月乙卯，总兵官刘、麻贵分道击倭，败之。董一元攻倭新寨，败绩。十一月戊戌，倭弃蔚山遁，官军分道进击。十二月，总兵官陈璘破倭于乙山，朝鲜平……二十七年…夏四月甲戌，御午门，受倭俘……闰月丙戌，以倭平，诏天下，除东征加派田赋……二十八年……（八月）丙子，罢朝鲜戍兵。

仔细分析《明史·神宗本纪》有关这场战争的叙述，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神宗本纪》涉及这场战争只有七百余字，相当简单。这本无可厚非，因为本纪“有大事可书者，则见之于年月，其书事委曲，付之列传”。但在内容上，只简单勾勒援朝战争的历程，而有关明代官员的任命却非常详细。任命、派遣将领前往朝鲜，或者召回，成为最主要的线索，对朝鲜战事具体细节甚少提及。

第二，对于战事叙述的基调是消极和否定的。短短几百字的叙述中，“败绩”一词，竟然重复三次：祖承训首次援朝、李如松在碧蹄馆遇倭、董一元攻倭新寨；而朝鲜史籍中大书特书的蔚山大捷，这里却叙述为“官军攻倭于蔚山，不克，杨镐、麻贵奔王京”。可以说“失败”是叙述的基调。

第三，对于日军的叙述，反而相当积极，感觉战事完全是由日方控制，明军始终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神宗本纪》中，对于兵部尚书石星，既未提及他在战事前期的运筹帷幄，也未提及他为封贡之役而费尽心血，反而只记述了他下狱论死；沈惟敬几度入朝，为战事奔走，也丝毫未见提及。

可见，《神宗本纪》编撰者在史实选择与编写上目的明确，但因为要为当朝政治服务，史实选择方面存在相当的片面性，这样也就为全书对这场战争的叙述埋下了否定的基调。

二、《明史》对万历朝鲜之役明代将领传记之书写

纪传体中，“盖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也。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犹《春秋》之经；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春秋》则传以解经，《史》、《汉》则传以释纪。”即传要服从本纪制定的原则，故何人入传、为何入传，都有很多考虑。清修《明史》，有重要的政治意图和现实意义。从万稿到殿本《明史》的定稿，官方意志越来越强，现实需求也越来越明显，最终受制于官方权威与文化霸权。近人黄云眉言：“《明史》列传先后分合之安排，读者多称其颇费斟酌，是也。然大体承《明史稿》，而亦往往有《明史》加工之处。《明史稿》出万斯同手，王鸿绪予以窜改，攘为一己之笔削，《啸亭杂录》及陶澍、魏源等皆攻击之，亦是也。”列传多出自王稿，那么对于万历朝鲜之役相关将领的传记是否亦如此呢？一般认为：“《明史》的列传一直为后人所称颂，历来论其优点在于：排次得当、附传得宜、立传多存大体、考定审慎、附载原文；尤其是专传的编排次序十分清楚，大体上按帝王世系、职官、重要事迹来排列，征引史料亦为充实。”如果分析万历朝鲜之役的人物传记，我们是否还能认同这样的评断呢？

比较万稿、王稿、殿本《明史》，可以清晰地呈现万历朝鲜之役明朝将领传记书写方面发生的变化。先列表如下。

从上表可知，与万历朝鲜之役相关的传记，大体上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以明朝兵部尚书石星为首，兼及入朝的文臣将领，主要担当经略朝鲜军务的宋应昌、顾养谦、孙矿和邢玠四人；第二类是在朝鲜战场上冲锋陷阵的武将，以提督李如松及其诸兄弟、麻贵、陈璘、董一元等为代表；第三类是以国家为单位的《朝鲜传》、《日本传》。从万稿到殿本《明史》，对于万历朝鲜之役明朝将领传记的编排，清晰地呈现出演变的趋势，从中可见清官修明史对于这场战役认识的演变，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最主要的变化是第一类人员的传记。在万稿中，以兵部尚书石星为首，兼及宋应昌、顾养谦、孙矿、邢玠为同一传，清晰地呈现了明朝东征朝鲜的历程，显示了万斯同对万历朝鲜之役的历史书写相当重视。石星是最先主张积极援朝的兵部尚书，随后四人都是以文臣而经略朝鲜军务者，职务乃前后相续。传末“论”曰：

昔汉以屯边太守入为九卿，唐边镇节度使得擢宰相，是盖皆有深意存焉。石星以一书生，谬掌九伐，遂至酿朝鲜之祸。乃又阴诫阃臣，曲徇和议。一时夫筑舍，奸人鼓簧，辱国丧师，直自取之耳。世徒以星清直获罪，为之扼腕，取末节而忘大计，抑何不达也！唐家再失河朔，论者归咎于萧俛、崔植之寡谋，岂不有异乎后之立说者耶！

《论》所言，并非完全讨论万历朝鲜之役的历史，而专注于对石星的评价。石星正是因为封贡之役失败，最终被下狱而死。其他四人尽管还有其他事迹，经略朝鲜则是他们仕途中最重要的一个阶段，他们前后相续，清晰呈现了万历朝鲜之役的历史进程。

前已述及，王鸿绪认为明史馆列传稿立传太多：“传多则事必重见，重见则文不警策，而观者自倦矣。今若合纪、志参订，将列传可削者削之，可并者并之，庶不致若《宋史》之烦而难阅，复益之以《明史》也。”他对于明史馆之列传稿的原则就是“瘦身”，尽可能合并、删削。他将专传变为石星与魏学曾、李化龙同传，宋应昌、顾养谦、孙矿、邢玠四人传记，附在石星传后。魏学曾传后附叶梦熊、梅国祯传，李化龙传后附江铎传。魏学曾为平定哱拜之乱的明军主将，李化龙为平定播州之役的明军主帅，石星为朝鲜之役之主事者，这里暗示着“万历三大征”主要将领之传记。由万稿之专传，变为王稿一卷的三分之一，地位明显下降。从历史书写的角度看，尽管题目将宋应昌等四人作为附传，但对于四人生平事迹叙述极为简略，除邢玠事迹稍详外，其余三人皆只数言而已，本传无论赞。本传中，万历朝鲜之役至少作为“万历三大征”之一，得以留存，表明王鸿绪对此还较为重视。

殿本《明史》将与石星等同传的魏学曾与李化龙的传记继续保留，且依然为同一卷，为列传卷116，总卷228。末附“赞”曰：

哱拜一降人耳，虽假以爵秩，而凭藉未厚。仓猝发难，据镇城，联外寇，边鄙为之骚然，武备之弛有由来矣。杨应龙恶稔贯盈，自速殄灭。然盘踞积久，地形险恶，非师武臣力，奏绩岂易言哉！李化龙之功可与韩雍、项忠相埒，较宁夏之役，难易悬殊矣。

强调哱拜之乱与播州之役的平定，但将石星传及附录之宋应昌四人的传记全部删除，将王鸿绪试图说明“万历三大征”的意图予以消除，其抹杀万历朝鲜之役中明军战功的意图十分明显。

第二，以李如松兄弟为代表的武将传记，大多因为武将家族而入传。从万稿开始，就有这样的特点，到殿本《明史》这种特点进一步得以强化。在万稿与王稿中，李成梁及其五子如松、如柏、如桢、如樟、如梅六人为专传，确切地说，是李成梁独传、五子为附传。万稿末附“论”曰：“成梁久镇辽左，屡著战功，遂致位通侯，盛名震世。一时中朝倚任，殆屹然长城矣！无何，宠极生骄，势成跋扈……明代边务之坏，李氏实不能辞其咎也。然终成梁之世，东鄙晏如。__虽诋谤丛生，嫌疑叠见，终以旧恩主眷，名节无损，余荫且及于后裔，亦不愧古之名将云。”主要论述李成梁家族对于明朝后期政局、边防之影响，一方面批评因其骄横而带来一系列恶果，另一方面仍肯定其家族的贡献。所以李如松等入传，完全是因为家族的影响，与万历朝鲜之役的关系不大。王稿依然保持李成梁独传，其五子为附传，但是没有附“论”，可以说基本沿袭了万斯同的编纂意图。

殿本《明史》，则有所改变。以李成梁和麻贵为主要传主，李如松等五兄弟附李成梁传后，麻贵兄麻锦附麻贵传后。在万斯同与王鸿绪的《明史稿》中，麻贵是与董一元、张臣、杜桐等著名边将同传。丁酉再乱时，作为明朝总兵的董一元也被编入此传。万稿《麻贵传》附“论”曰：“隆、万间，所称边城世将，自宁远而外，即推麻氏矣。其余诸人亦并具有敌忾之略，故阃以外，往往赖之。”是与诸边将同传的。殿本《明史》将李成梁家族与麻贵家族同传，则有不同的考虑。诚如其“赞”曰：“自俺答款宣、大，蓟门设守固，而辽独被兵。成梁遂擅战功，至剖符受封，震耀一时，倘亦有天幸欤？麻贵宣力东西，勋阀可称。两家子弟多历要镇，是以时论以李、麻并列。”可见是以武将家族为传，与万历朝鲜之役也无关系。

第三，以上两类以外，刘綎、陈璘、邓子龙和杨镐四人较为特殊，其入传的原因也是值得探究的。杨镐之外，其他三人在三部书中皆在同一传中，可见万斯同奠定其入传原则后，王鸿绪、张廷玉未作变动。万稿中，与他们三人同传的还有李应祥、马孔英、吴广、童元镇；王稿依然是这几人，只不过将童元镇作为李应祥的附传、吴广作为陈璘的附传；殿本《明史》这几人依然同传，只是将乔一琦作为刘的附传。因此，从主体内容上看，本卷从万斯同到张廷玉，并没有实质性改变，维持了最初的编纂原则。李应祥、马孔英、童元镇都是播州之役的明军总兵，因此这个传就是以朝鲜之役与播州之役的将领为主，刘从朝鲜战场回国后，也参与播州平叛。万稿末附“论”曰：“诸臣委身戮力，仅而得当，及事定功成，书生则持文墨以议其后，微独叙赉罕行，抑且谴诃横及，于是劳臣丧气，壮士灰心，又何怪乎！”字里行间，有为诸臣鸣不平之感。殿本《明史》该卷末“赞”曰：“播州之役，诸将用命，合八道师，历时五月，仅乃克之，可谓劳矣。刘勇略冠诸将，劳最多，其后死事亦最烈。邓子龙始事姚安，名与埒，垂老致命，庙祀海隅。昔人谓‘武官不惜死’，两人者盖无愧于斯言也夫。”与万稿“论”有所不同，强调的是播州之役的功劳，而将在朝鲜战场上殉国的邓子龙传列入此处，乃是因为其名与刘相提并论。不管是万斯同还是张廷玉，将这三位朝鲜战场上的将领入此传中，都不是因为传主在朝鲜之役中的功劳，而是以播州之役为中心加以铺排的。

在诸传之中，杨镐入传也是需要说明的问题。如果从杨镐在朝鲜之役中任职来看，他似应入石星传，但他与其他朝鲜之役的将领所入传皆不同。万斯同将他与李维翰、袁应泰、薛国用、熊廷弼、王化贞同传，这些人或是明末辽东经略，或是辽东巡抚，由此奠定杨镐在《明史》传记中的地位。王稿中，亦加以继承，李维翰、周永春附传；袁应泰附薛国用、熊廷弼附王化贞同传。最终在殿本《明史》中，依然是与袁应泰（薛国用附传）、熊廷弼（王化贞附传）、袁崇焕（毛文龙附传）、赵光抃（范志完附传）同传。杨镐是最初的辽东经略，由于他导致了萨尔浒之战的失败，才造成了明军随后在辽东被动的局面。从万稿的“论”与殿本《明史》的“赞”，更明白地说明了这一点，二者皆只论辽东之事，而无一言涉及朝鲜之役。可见，杨镐的入传是以辽东战事为中心的。

以上再次论证了三部书稿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变化。万稿比较公正地书写了万历朝鲜之役的历史，为石星、宋应昌等重要人物立一专传，以示重视。王稿改之为“万历三大征”之重要将领合传，重要性遽然降低，但朝鲜之役之史实仍在。殿本《明史》则完全删除石星等人物传记，其他武将的传记，或因家族，或因播州之役，或因辽东事件而入传，完全看不到是因为朝鲜之役而入传的。因而可以说，殿本《明史》对于万历朝鲜之役明朝将领的历史书写，采取忽视与抹杀的态度。

三、《明史·朝鲜传》等对于诸战事之书写

《明史》对于万历朝鲜之役叙述，最为详尽的是《朝鲜传》；《神宗本纪》许多细节并未涉及；《李如松传》等明朝将领的传记，叙事只围绕着传主展开，与传主关系不密切的比较简略或不加提及。那么，从中是否能够看出书写者的态度呢？或者说书写者对于这场战争的叙述是否有明显的立场呢？下文以张廷玉《明史·朝鲜传》为据，兼及相关人物传记，具体分析其对万历朝鲜之役历史书写的特点及所呈现的历史面貌。

其一，《朝鲜传》有关万历朝鲜之役的书写，大约四千余字。对明朝将士在战争中的表现，评价极低；对明朝将领几乎很少作正面肯定，论其罪责者多，称颂其功绩者少；对朝鲜国王也采取否定态度。

李光涛认为：“我们现在研讨李如松的平壤战役，尤其是关于南兵真正血战的奇功，便当另辟寻求材料的途径，而须尽量利用朝鲜方面的史料，盖因朝鲜的史料，利害切身，见闻真确。”

即尽可能将《明史》与《朝鲜宣祖实录》两相对照。即如祖承训援朝之败，《神宗本纪》及《朝鲜传》分别曰：“七月甲戌，副总兵祖承训帅师援朝鲜，与倭战于平壤，败绩。”“副总兵祖承训……仅以身免，中朝震动。”而《朝鲜宣祖实录》特别记录一段朝鲜国王李昖与大臣尹根寿的对话，论及祖承训之败：

上曰：“今见闻见事件，则云辽兵三千渡江，无一还者。中原亦多虚言矣。”根寿曰：“败归时，天将点兵于控江亭，则马失千匹，人亡三百，而追来者亦多，岂至于如是之多乎？”

所谓“败绩”、“仅以身免”，其实只不过损失三百余人，真乃言过其实。

《朝鲜传》对朝鲜国王李昖评价极低：“时朝鲜承平久，兵不习战，昖又湎酒，弛备。”④对朝鲜国王加以贬斥，似乎李昖是位不理政事整日酗酒的昏君。对明朝大臣也是如此。《朝鲜传》记叙当明朝获知朝鲜战事的消息时：“中朝震动，以宋应昌为经略。八月，倭入丰德等郡，兵部尚书石星计无所出。”危急之时，“计无所出”，因此不得不用沈惟敬：“议遣人侦探之，于是嘉兴人沈惟敬应募。惟敬者，市中无赖也。”“市中无赖”被委以如此重任，可想见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接着说“星颇惑于惟敬”，因为石星对于朝鲜战场上的消息大多来自于沈惟敬，所以对于沈惟敬几乎言听计从。编者贬抑否定的态度，表露无遗。

碧蹄馆之役后，封贡议起。《朝鲜传》曰：“然时倭犹据釜山也，星益一意主款。”石星乃是封贡之议的主谋者，在《神宗本纪》只提了他下狱而死，未提及议和封贡之事。在《朝鲜传》中，所提亦不多，主要讲宋应昌主持议和之事。

对于一些重要事件，采取传文互见之例。即如平壤大捷与碧蹄馆之役，详载于《李如松传》，略提及于《朝鲜传》。《朝鲜传》言：“十二月，以李如松为东征提督。明年正月，如松督诸将进战，大捷于平壤。行长渡大同江，遁还龙山。所失黄海、平安、京畿、江原四道并复，清正亦遁还王京。如松既胜，轻骑趋碧蹄馆，败，退驻开城。事具《如松传》。”对于平壤大捷，这里采取了略书的手法，因为细节在《李如松传》中已详细陈述，故《朝鲜传》中只提一句，认定是“大捷”。对于碧蹄馆之役的叙述，亦从略，而在《李如松传》中对这两件事的书写，基本上也是采取否定态度。

其二，对于整个战争中明军的表现也采取贬抑的评价。败仗叙述得多，胜仗叙述得少；失利讲得多，获胜讲得少。诚如李光涛所言：“考明朝戡定朝鲜倭祸，朝鲜文集记载甚多，吾人研究此期的历史，最好能依据东国朝鲜的史料，因为他利害切身，见闻自确，不似明之庙堂文人隔岸观火，爱憎各异，因而为说悠谬颠倒，很难凭信。即如《明史》所记的平壤大捷，寥寥数百字，远不及东国人士谈起来的有声有色，至今凛凛有生气。”①此言甚是。清人修《明史》，因故贬抑，更不得其真相了。

就相关战事来说，以碧蹄馆之役为例，略加说明，或许可见其特征。诚如前面提及《明史·神宗本纪》以“败绩”给予此役基本定位。《李如松传》则对于细节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官军既连胜，有轻敌心。二十七日再进师。朝鲜人以贼弃王京告，如松信之，将轻骑趋碧蹄馆。距王京三十里，猝遇倭，围数重。如松督部下鏖战。一金甲倭搏如松急，指挥李有声殊死救，被杀。如柏、宁等奋前夹击，如梅射金甲倭堕马，杨元兵亦至，斫重围入，倭乃退，官军丧失甚多。会天久雨，骑入稻畦中不得逞。倭背岳山，面汉水，联营城中，广树飞楼，箭炮不绝，官军乃退驻开城。

这段叙述有几个细节，可以看出书写的倾向。第一，叙述尚未展开，就已定下了基调：“官军既连胜，有轻敌心”，暗示碧蹄馆之败乃是李如松轻敌所致。第二，战事的起因，乃是因为获知日本人将弃守王京汉城，于是李如松率轻骑前往。没想到在距汉城30里之碧蹄馆，猝遇日重兵而被围。第三，对于战事的描写，从这段史料看，从一开始，李如松部就处于劣势，是一场敌我悬殊的战斗，明军处于绝对的被动与劣势地位，甚至主帅李如松都几乎被俘，全赖指挥李有声舍身保帅，才得以幸免。第四，只言此战“官军丧失甚多”，未提日本人死伤如何，从字面上看，明军大败无疑。不但此战失败，而且影响了整个明军的行军计划，未能前进，只得败退开城，成为明军进攻受挫的关键战役，明军因此丧失了战场上的主动权，而转换策略，从此进入封贡和谈阶段。《明史》接着说：“初，官军捷平壤，锋锐甚，不复问封贡事。及碧蹄败衄，如松气大索，应昌、如松急欲休息，而倭亦刍粮并绝，且惩平壤之败，有归志，于是惟敬款议复行。”这与《神宗本纪》定位完全一致，只是叙述更加详细。在《朝鲜传》中，对此役一笔带__过：“如松既胜，轻骑趋碧蹄馆，败，退驻开城。事具《如松传》。”《日本传》则曰：“如松乘胜趋碧蹄馆，败而退师。”全书彼此呼应，论调一致。

这种说法是否可信？对比《朝鲜宣祖实录》，则是截然不同的记载：“初，李提督既拔平壤，乘胜长驱……七日早朝，欲亲审京城道路形势，单骑驰向碧蹄。”李如松“乘胜长驱”，气势很盛，率亲兵南下，乃是前往勘察地形。“时京城之贼，尚有数万，提督先遣査大受、祖承训等，领精骑三千，与本国防御使高彦伯，遇贼于迎曙驿前。大受与彦伯，纵兵急击，斩获六百余级，诸将因此益轻敌”。查大受等初战告捷，但“贼将闻其前锋为大受所破，悉象（众）而来，阵于砺石岘。大受见贼骑势大，退屯碧蹄，贼分布山野，看看渐逼”。前锋受阻被围，战事起于仓促，实乃一场遭遇战。李如松获知前方危急，当即率亲兵前往救援，“时南浙炮兵俱未及到，只有手下精骑千余，提督即麾已到之兵，进阵于野，与贼对阵。先放神机箭，初一交战，贼少却，而已见天兵小，左右散出，冒死突出，直冲中坚”。李如松部人数很少，最重要的南兵炮兵未到，甚至“天兵全无器械甲胄，徒手搏战”，但是“提督与手下骁将数十人，亲自驰射”，虽然作战英勇，但日军人数太多，李如松部渐不能支，“贼三千余人，直逼提督，提督且射且退。贼遂乘锐，乱斫天兵，死者数百”。可见，对于李如松来说，这是一场毫无准备的遭遇战，人数上日军占绝对优势，明军最精锐的炮兵未能参战，敌众我寡，但最终结果死伤相当。朝鲜陪臣李德馨说：“与贼死伤相当，几至五六百矣。”③南兵将领钱世祯也说：“是日两军互有损伤，亦得首一百六十有奇。”作为政坛敌手，钱世祯的说法值得信赖。王崇武即曰：“世祯本南将，为如松反对党，此役南军虽间有快意之谈，而《实纪》态度忠厚，尚无宣传战败之语，亦一有力反证。”因此，相较于《明史》“败绩”之说法，《朝鲜宣祖实录》的叙述与当时明军的记录相符，更为客观，更为可信。

其三，在战事叙述中，《朝鲜传》不乏史实错误，甚至故意颠倒黑白、歪曲事实。时间上的错误，即如日军侵朝发生在万历二十年（1592）四月，不是“夏五月”。只有一个月之差，尚情有可原；但对于战事主要将领都弄错了，就不能视作无意的错误，而是一种有意的曲笔。以杨镐为例，略加说明。稷山大捷，《朝鲜传》曰：

麻贵请于玠，欲弃王京退守鸭绿江。海防使萧应宫以为不可，自平壤兼程趋王京止之……玠既身赴王京，人心始定。玠召参军李应试问计，应试请问庙廷主画云何……九月，倭至汉江，杨镐遣张贞明持惟敬手书往，责其动兵，有乖静候处分之实。行长、正成亦尤清正轻举，乃退屯井邑。麻贵遂报青山、稷山大捷。萧应宫揭言：“倭以惟敬手书而退，青山、稷山并未接战，何得言功？”玠、镐怒，遂劾应宫恇怯，不亲解惟敬，并逮。

如果对照《朝鲜宣祖实录》，会发现稷山大捷是杨镐指挥的，而不是邢玠。李光涛言：“杨镐稷山大捷，参《明史》，是无记录的。所喜东国史籍一直都是大书特书的，可谓是深入人心的。”

丁酉（1597）九月初，日军三路进攻汉城，汉城危在旦夕。杨镐接报，由平壤紧急驰援。九月初三日，抵达汉城。当时汉城面临日军四面进攻，人心惶惶，宣祖甚至将后宫都撤出汉城，做好了弃城的打算。杨镐的到来，给他们带来了希望。《朝鲜宣祖实录》曰：

先是，贼自陷南原，乘胜长驱，进逼京畿。经理杨镐在平壤闻之，驰入京城，招提督（麻贵）责不战之状，与提督定计，密选骑士之精勇者……迎击于稷山，诸军及我人皆莫知也。解生等伏兵于稷山之素沙坪，乘贼未及成列，纵突骑击之，贼披靡而走，死者甚多。

杨镐取得了稷山大捷的胜利，汉城之围遂解。十月二十日，宣祖接见杨镐，曰：“顷者贼逼畿辅，都城几不守，人民散亡，无以为计，不得已奉宗社迁于外，姑避寇虐矣。今则天兵大至，凶锋少退，故奉还宗社，再安京城。此莫非皇灵之远畅，又实由大人威德之致，不胜感激皇恩，仰拜大人之赐也。”对杨镐保卫汉城之功，感激不尽。正因为杨镐解汉城之围，朝鲜君臣世代皆曰杨镐有“再造”之恩。可见，稷山大捷乃杨镐的功劳，与邢玠无关。《明史·朝鲜传》不仅将战争的主将更换，且极力否认稷山大捷，其差错何以道里计！

随后凡跟杨镐相关战事，《朝鲜传》皆采取否定态度。记述蔚山之战则曰：

时倭屯蔚山，城依山险，中一江通釜寨，其陆路由彦阳通釜山。贵欲专攻蔚山，恐釜倭由彦阳来援，乃多张疑兵，又遣将遏其水路，遂进逼倭垒。游击摆寨以轻骑诱倭入伏，斩级四百余，获其勇将，乘胜拔两栅。倭焚死者无算，遂奔岛山，连筑三寨。翌日，游击茅国器统浙兵先登，连破之，斩获甚多，倭坚壁不出。岛山视蔚山高，石城坚甚，我师仰攻多损伤……镐等……分兵围十日夜，倭饥甚，伪约降缓攻。俄行长援兵大至，将绕出军后。镐不及下令，策马西奔，诸军皆溃。遂撤兵还王京，士卒物故者二万。

对照《朝鲜王朝实录》，对于这次战争的叙述亦有天壤之别：“杨经理（镐）、麻提督（贵）进攻蔚山贼营，不利引还。”基本判断是“不利引还”，并未言是败仗。接着细述：“时，贼将清正筑城于蔚山，为久留之计。经理、提督潜师掩击之，贼披靡不能支，奔入内城。天兵夺贼外栅，贪虏获之利，不即进军，贼遂闭门固守，攻之不克。”当时，蔚山日军有四营，分内外城，内城有一小山，是为岛山。外城已被攻破，内城易守难攻，“天忽大雨，雨后甚寒，士卒皆瘅瘃，马多冻死。两南诸屯之贼，由水陆来援，经理恐为所乘，遽旋师，使麻贵与都元帅权慄留镇庆州”。杨镐指挥明军久攻不下，连日风雨，进军困难。不意日军水陆两路援军前来，杨镐只得撤退。蔚山之战，功亏一篑，但绝非败仗。

《朝鲜传》所谓“镐不及下令，策马西奔，诸军皆溃。遂撤兵还王京，士卒物故者二万”，乃出自丁应泰之奏疏。丁应泰弹劾杨镐，纯属党同伐异，颠倒黑白，肆意罗织罪名，最终杨镐被罢职撤回。《朝鲜传》对于朝鲜国王为杨镐辩护，记叙说：“当应泰之劾镐也，昖请回乾断，崇励镇抚，以毕征讨。上不许。又应泰曾以筑城之议为镐罪案，谓坚城得志，启朝鲜异日之患，于是昖奏辨。”前面叙述稷山大捷、岛山之战时，并未提及丁应泰之弹劾，而在此处则提及；丁应泰又进而弹劾朝鲜国王李昖。可见，《朝鲜传》完全依从丁应泰之说法。

对于整个战争的结束，《朝鲜传》云：“自倭乱朝鲜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朝与属国迄无胜算，至关白死而祸始息。”认为明朝与朝鲜皆并未取胜，战事结束纯粹因为丰臣秀吉之死。一场打了七年的战争，明与朝鲜白白地耗了七年，并未取得最终胜利。李光涛以为：“此说当系于明人之浮议……《明史》之纂修，当康乾之世，其时明之遗民虽在恢复绝望之后，但其初所希翼之海外援师，即在日本，此时自不暇亦不愿为之辨正。”李光涛将《明史·朝鲜传》说成是继承了明末人的议论，虽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全面。事实上，明末对于这场战争有过许多的议论，为何只采纳这种说法，却不采纳其他呢？关键还是与清初修《明史》的意图有关。

四、影响清官修《明史》万历朝鲜之役历史书写的原因

清官修殿本《明史》对于万历朝鲜之役的历史书写，《神宗本纪》奠定书写的基调；人物传记的编排，几乎完全忽视明代抗倭援朝将领的存在；对于具体的历史演变，在《朝鲜传》中予以铺排，《日本传》加以补充，如此构成整个历史画面。其基调是否定、贬斥与消极的，为何会形成这样的书写基调，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清官修《明史》，既是为了笼络明朝遗民，更是为了塑造清朝的正统性，这也就决定了《明史》编纂的基本原则，是为现实政治服务。陈永明在《清代前期的政治认同与历史书写》一书中，讨论顺治至乾隆年间四朝，朝野如何利用对明代历史的书写，“互动地建构了当时的社会话语（social discourse），并因时制宜地塑造了对这段历史的集体回忆（collective memory）……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的确立，并非来自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单方面压制，而是双方在冲突、协商和妥协下的结果。”清初《明史》对万历朝鲜之役的历史书写，正是这样一种妥协的结果。从万稿到王稿，再到殿本《明史》，清晰地反映了这种变化，最终在殿本《明史》中，修史者完全贯彻清朝官方的认识。

满洲以边鄙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明史》官修，首先需处理这个问题。黄云眉言：“清帝以异族入主中国，满汉之见，横亘胸际，其标榜史事，本以安遗臣之反侧，既入其彀，则深恐予夺进退之间受谤书之实害，而思以钳制之。”陈守实指出：“乾隆四年钦定之《明史》，至少有两种缺陷不可弥缝：（一）明清交涉不得其真相，明末抗清运动悉数被删。（二）学术之论争，因清帝之偏党而任意轩轾。积此两因，所得恶果，即《明史》‘褒贬无凭’、‘事实乖忤’或‘缺略’者过多也。”万历朝鲜之役的历史书写就有这样的问题。建州女真正是在万历朝鲜之役期间崛起的，此后逐渐与明朝为敌。对于明朝在朝鲜战场上的战事，尽管与清朝并无直接关系，但随后不久正是在朝鲜战场上的这批明朝士卒，成为辽东战场上后金的对手，故而清朝官方对于万历朝鲜之役之明军，自然就有一种贬斥心态。《殿本》明史删除石星等五人传记，就是要删除万历朝鲜之役的主要人物的传记，从而将这场战争中明朝的功劳予以抹杀。

其次，萨尔浒之战中杨镐的失败，直接影响了纂修《明神宗实录》史官的判断，决定了对朝鲜之役书写否定的基调。与杨镐有关的岛山之战，《明神宗实录》完全采纳丁应泰诬告的说法，却不理会其他人的辩解，也为清修《明史》所彻底继承。杨镐因为丁应泰诬告，罢职归来。《明神宗实录》说：

是役也，陈寅乘胜登蔚城，援枹鼓之，可灭此朝食，忽鸣金而退，镐不欲寅功在李如梅上也，故功垂成而复败。镐罢后二十年，酋奴难作，复起镐为经略，仍用李如梅（柏）为大帅，而有三路丧师之事。盖镐与李氏兄弟比，以辽事首尾数十年，卒以破坏，故致恨亡辽者，以镐为罪魁云。

这段史料相当重要，是影响殿本《明史》及相关史书对岛山之战叙述的史料源头，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重视。

在叙述岛山之战时，却将之与萨尔浒之战联系起来，这在《明实录》的书写中，极为罕见。萨尔浒之战，杨镐确实应对战败负责，罪无可恕。但是在叙述岛山之战时，却急急忙忙地将萨尔浒之战补叙于此，只能说明《明神宗实录》的编撰者，对杨镐恨之入骨。或者说因为后者才影响了他们对于岛山之战的判断。不过，值得追问的是，如果岛山之战真如《明实录》所言，应由杨镐负责的话，那么为何20年后，还将如此重要的决定明朝命运的萨尔浒之战交给他指挥呢？是不是有很大的问题和盲目性呢？

随后杨镐起复再用之时，又叙述如下：

（万历二十七年九月）乙丑，命杨镐以廵抚原官叙用。镐轻率寡谋，东征时偏听李如梅等，纵酒戏谑。蔚山之役，举垂成之功而败之，为勘科所纠，朝议以倭已荡平，姑原其罪。乃后来谬起为督帅，俾征建酋，逐致三路丧师，几危社稷，良可恨也。

依然将两件事联系起来。尽管叙述娓娓道来，似乎言之成理，但当时对于这场战争，既有杨镐、邢玠的奏疏，还有朝鲜国王李昖的辩诬疏文，对这场战争的叙述完全不同，但是《明神宗实录》的编撰者还是采纳了丁应泰的说法。史实的细节实际上出自陈寅之口，因陈寅曾向丁应泰进言：“岛山之役，遗弃资粮器械无算，天兵死者甚众，以军中带来杂役及买卖人等顶补其缺，干没饷银，不分给，各营军马绝粮累月云。”丁应泰据此上奏，极为片面不公：

丁巳，东征赞画主事丁应泰奏：贪猾丧师，酿乱权奸，结党欺君，盖论辽东廵抚杨镐、总兵麻贵、副将李如梅等蔚山之败，亡失无筭，隐漏不以实闻。而次辅张位、三辅沈一贯与镐密书往来，交结欺弊也。大略论……镐所当罪者二十八事，可羞者十事；如梅当斩者六，当罪者十。又追论镐之经理朝鲜以赂次辅位而得之，今观位与镐书云云，则人言不诬。

正因为此疏，神宗下谕：“杨镐革任回籍，著邢玠速赴王京，暂兼经理军务，麻贵、李如梅姑著策励供职，候勘明处分。”神宗听从丁应泰之言，无视他人的辩解，将杨镐革职，而《明神宗实录》也只是载录丁应泰一方的说法，不录其他任何疏文。实际上，这是个弥天大谎。战事的主要指挥者本应是杨镐，《明实录》的叙述则变成了邢玠；可是，最后战败的责任不是由邢玠来承担，却又变成了杨镐。很显然，责权不一，本身就显出了矛盾。这样的叙述成为决定明清史书记叙这次战争甚至整个战争的基本论调。

有关萨尔浒之战的史实记述，在《清满洲实录》与《清太祖实录》中都有记载。乾隆皇帝特别注重萨尔浒之战的功绩，乾隆四十年十一月，他在看到《清太祖实录》中关于这次战争的记叙时，特撰文《御制己未岁我太祖大破明师于萨尔浒山之战书事》，颇多感慨：

予小子披读实录，未尝不起敬起慕起悲，愧未能及其时、以承训抒力于行间马上也。夫我祖如此勤劳所得之天下，子若孙睹此战迹，而不思所以永天命，绵帝图，兢兢业业，治国安民，凛惟休惟恤之诫，存监夏监殷之心，则亦非予子孙而已尔。此予睹萨尔浒之战，所由书事也。此予因实录尊藏，人弗易见，而特书其事，以示我大清亿万年子孙臣庶，期共勉以无忘祖宗开创之艰难也。

尽管此文写于《明史》成书之后，但清帝的心态应是前后一致的，因此清朝诸臣自然倾向于贬斥杨镐。这种“当下”意识一定会左右清史官对于史实的采择与评判，这是他们选择不利于杨镐书写的现实原因。

再次，清修《明史》，贬低、抹杀万历朝鲜之役明朝军队之功劳，也是为了打击朝鲜王朝国内强烈的思明情绪。明朝灭亡以后，朝鲜王朝认为明朝有三大恩，明太祖赐李成桂国号“朝鲜”的“大造之恩”、明神宗出兵抗倭的“再造之恩”，以及1637年崇祯皇帝在皇太极攻打朝鲜时试图出兵的“拯救之恩”，故而肃宗国王在明朝灭亡60年后的1704年，在宫中后苑建大报坛，崇祀明朝皇帝，此举一直为历代朝鲜国王遵行。对于朝鲜崇祀明朝皇帝之事，清廷未必清楚，但是对于朝鲜思明的情感，清朝定是有所感知的。而朝鲜对于清官修《明史》也极其关注，一方面是担心《明史》对于朝鲜宗系、“仁祖反正”等事件的书写问题，另一方面自然是关注清朝如何评价明朝的相关人物与事件。朝鲜经常派燕行使前往打探、交涉，多次派使臣前往清朝“辩诬”，并最终在《明史》正式颁行前，使得清朝将《朝鲜传》先赐给朝鲜。正因为朝鲜如此看重《明史》，《明史》中对万历朝鲜之役明朝将领功劳的抹杀，恰恰是对朝鲜所称明朝“再造之恩”的否定，试图借此拉近清与朝鲜的关系。

同时，丰臣秀吉侵朝初期，努尔哈赤曾向辽东都司提出：“本地与朝鲜，界限相连，今朝鲜既被倭奴侵夺，日后必犯建州……情愿拣选精兵，待严冬冰合，即便渡江，征杀倭奴，报效皇朝。”兵部移咨朝鲜，朝鲜答曰：“此虏蓄怨小邦，非止一世，悍昧伺隙，积有年纪……假名征倭，禀告兵部，阳示助顺之形，阴怀狺噬之计。若遂其愿，祸在不测。”加以拒绝。有此过节，也为清朝官修史书对朝鲜持贬斥态度埋下了因由。

最后，史源的影响。清修《明史》，《明实录》是最为重要的史源；而以《明实录》为史源的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援朝鲜》对于殿本《明史·朝鲜传》更有直接影响。康熙二十六年四月，上谕大学士曰：“史事所关甚重，若不参看实录，虚实何由悉知！他书或以文章见长，独修史宜直书实事，岂可空言文饰乎！”可见康熙帝甚重实录。徐乾学《徐健庵修史条议序》之《修史条议》，进一步谈及对待明人私修明史书籍的原则曰：

前人之成书，其久行于世者，如《吾学编》、《皇明书》、《史概》、《开国功臣录》、《续藏书》、《明良录》、《名山藏》、《泳化类编》等书，但可以参观，未可据为笃论。盖昔人之著作，多书美而不书恶，今兹之笔削，既有褒，而更有讥，体自不同，义当兼载，毋执已成之书，遂为一定之见。

可见，徐氏认为对待明朝原有史书，应是将其作为参考资料，而不能依从其对史事之判断和论定。这样的原则，大体上为以后几位总裁所遵从。“诸书有同异者，证之以实录。实录有疏漏纰缪者，又参考诸书，集众家以成一，是所谓博而知要也。凡作名卿一传，必遍阅记载之书，及同时诸公文集，然后可以知人论世。”这是对于传记之要求，遍阅相关资料，参稽而成一传。“明之战功，大约文武数人共之。如麓川之役，王骥与蒋贵共事；大藤峡之役，韩雍与赵辅共事；播州之役，李化龙与刘共事。决机发策，当归于文；冲锋陷阵，必归于武，不得重文轻武，以血战之功，归诸文墨之士，必使数人之传出于一人之手，庶无牴牾，且免重复。”这里所谈几件战事，未提及万历朝鲜之役，可以从侧面反映，在徐乾学等清代史官心目中，这场战争或许就不值一提。其所言之文武并重，在万历朝鲜之役将领的传记撰写中，则完全不同，文臣一律未作传，而武将之所以作传，大多与父辈武功有关。万斯同对史源的处理，亦遵从以《明实录》为基础的原则。万斯同手订五百卷《明史稿》，他对《明实录》极熟，故而考订史实的原则是：“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他书证之；他书之诬且滥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万斯同校订《明史稿》，也是以《明实录》为最基本的材料。可见，以《明实录》为基本史料，是清官修《明史》的基本原则。

以《明实录》为基本的史料，是《明史》撰修的基本前提，为修史者所认同，亦为当今学者所认同。王崇武曰：“考《朝鲜传》所据史料，实以《明实录》为主，以其他史乘订补之。”黄云眉说：“明史采用资料，大部分出于明实录。徐氏修史条议云：‘诸书有同异者，证之以实录，实录有疏漏纰缪者，又参考诸书，集诸家以成一是，所谓博而知要也。’”陈守实说：“明史馆史料，以历朝《实录》为正，稗野为副。”诚如前面所论，因为萨尔浒之战的影响，《明神宗实录》对于朝鲜之役的书写，完全依从丁应泰的说法，抹杀杨镐等明军将领的功绩，进而完全否定明军在朝鲜之役中的战绩。这样的史源，恰好符合清朝的现实需要，两相配合，就形成了贬低、抹杀与否定的书写模式。

结语

诚如王明珂所说，就社会记忆之选择而言，“集体记忆有时只是对单一事件的记忆，有时是许多过去事件与人物之社会记忆被选择、安排，而成为一表达整体意象的集体记忆”，这种表达有其相关的内在情境（Internal Context）和外在情境（External Context）。因为杨镐要为萨尔浒之战明军的失败负责，《明神宗实录》的编者依从同样的思路，遵循丁应泰的说法，抹杀朝鲜战场上杨镐的作为，进而否定明军在朝鲜战场上的战绩。这成为其外在情境。清修《明史》，以《明实录》为基本史源；而在朝鲜战场上的明军后来成为辽东战场上后金的对手，为塑造清朝的正统性，对明辽东将士皆加以否定和贬斥。这与其内在情境密切相关。二者的结合，为清官修《明史》奠定了基本原则，是《明史》以否定的态度书写万历朝鲜之役的根源。“社会记忆乃隐含着利益诉求的群体记忆，而只有在能够满足社会群体的需求下，史家笔下的叙事才有机会在日常话语实践中取得领导的地位，夺取到社会话语的支配权。”对万历朝鲜之役的历史书写，正是这一说法的体现。

《明史》作为一部正史，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一部“典范历史”，“是透过社会优势群体之权力而产生”，由“社会各群体之间权力争衡而形成”，最终在皇权掌控下定型。从万斯同《明史稿》到王鸿绪《明史稿》、张廷玉《明史》，清晰地体现了对万历朝鲜之役书写的变化。万斯同以布衣身份参与修史，试图将明史完整地予以留存。在他的书中，以石星、宋应昌等五人为一个独立传记，凸显万历朝鲜之役的重要性。王鸿绪《明史稿》则将石星等五人与平定哱拜之乱、播州之役的将领同传，意在说明“万历三大征”的情况。张廷玉《明史》在王鸿绪《明史稿》的基础上，保留平定哱拜之乱、播州之役的将领同传，却彻底删除石星等五人传记，意在抹杀万历朝鲜之役的历史，清晰地体现了在封建皇权钳制下正史的书写模式。

事实上，张廷玉殿本《明史》，在《神宗本纪》中奠定对万历朝鲜之役否定与贬斥的基调。人物传记之中，将主要的人物传记予以删除，其余相关将领的入传，或因家族，或因播州之役，或因辽东战事而入传，没有因为朝鲜之役而入传的，所以在人物传记上，是采取删除、抹杀、否定的策略。在《朝鲜传》中，虽关注朝鲜之役的发展演变，但是对相关人物的评价是负面的，相关战役的叙述是否定的，对整个战争的叙述完全是贬斥与消极的。这种历史书写，与《朝鲜宣祖实录》的叙述截然相反，因为它是清朝官方意识的反映，与真实的历史也是相距甚远的。

可见，客观的历史事实虽然是历史书写的依据，但王朝正史的编纂受到现实政治和其他因素的制约，导致编纂者片面地选择某些历史事件与人物，淡化甚至抹杀另一些历史事件与人物，构建一套历史体系，以确立当朝官方对历史的形塑与解说，以便维护皇权，服务当朝。这应该是中国古代王朝为前朝编修正史的普遍现象。

附识：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专家的精心审阅和指教！

（责任编辑：路育松）

来源：《历史研究》2018年第5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