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随着史学观念不断进化和新研究资料大量涌现，国内外学界关于中国现当代史的研究已经突破了原有的革命史和政治史框架，拓展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此背景下，疾病史、医疗史和防疫史成为近30年来一大研究热点。

《中共党史研究》特约六位公共卫生与疾病防治研究领域的国际学者进行笔谈，六篇文章均涉及当代中国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治问题，同时论述主题、研究路径和核心观点各有千秋，充分展现了学术原创性和整体认知的多元化格局。我们不必赞同这组文章中的所有观点和结论，但可以从它们各自不同的问题意识、理论预设、研究路径、论述体系和论述内容中获得某种启迪。

本文首发于《中共党史研究》2022年第1期，原题为《公共卫生的行为意识与国家的现代发展》，作者卜丽萍（Bu Liping）系美国阿尔玛学院历史学系讲席教授。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原文注释从略。

中国现代化进程与防疫抗疫、加强公共卫生建设、强国强民紧密相关。早在20世纪初，社会改良人士就指出，医疗卫生的进步对国家发展极为重要，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影响着每个人及家庭的健康生存。中国的防疫治病和公共卫生建设有别于西方的公共卫生改良运动，因为国情不同，其目的、动力、方法都不相同。中国的防疫运动及公共卫生发展是国家现代化历程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其中现代公共卫生行为意识的形成，对防疫抗疾、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

翻开中国近现代史，我们看到晚清时期由于列强侵略，社会矛盾激化、国家沦为半殖民地，民不聊生、疾疫横行，中国被蔑称为“东亚病夫”“疾病的源头”，中国人在世界上抬不起头来。正是这种悲惨的国家经历、屈辱的个人命运激发了改良和革命爱国志士彻底改变中国、甩掉“东亚病夫”称号的决心，促使他们为强国强民奋斗。这一特定国情使中国医学革新和公共卫生发展始终贯穿于国家兴亡、民族生存、人民生命健康的现代变革之中。在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国家制度转变的过程中，医疗卫生的科学革新往往为社会改革提供最新的现代科学理念，含有强烈的政治和社会意义。我在《公共卫生与中国现代化》一书中对这些内容作了系统阐述。西方的公共卫生运动是应对工业革命造成的疾疫横行的社会改良。公共卫生史权威学者乔治·罗森（George Rosen）在他的经典著作《公共卫生史》中对此有过详细论述。

乔治·罗森著《公共卫生史》，译林出版社，2021年8月

社会的现代变革不仅是经济产业的转型、机构制度的改变，更重要的是人的思想意识、行为举止、生活态度及价值观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当代中国的防疫抗疫及公共卫生现代化不仅包括建设了许多医院、医疗机构，培养了大批医务工作者，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人们对疾病的认识，转变了人们的卫生行为、习惯和态度，形成了一种现代的公共卫生行为意识（public health mentalité），这对社会和个人健康有着深远的意义和影响。20世纪的革命和改革不仅在中国建立了现代化的医疗卫生体系，更重要的是发展提高了人们防疫治病、重视健康的认识，改变了个人卫生和公共卫生的行为习惯，如讲清洁、戴口罩、常洗手等。

公共卫生行为意识的形成与长期的卫生宣传教育运动是分不开的。20世纪初，中国的大城市就开展了公共卫生宣传教育运动，主要是传播有关疾病与防疫的现代科学知识，鼓励大家运用新知识改变个人卫生习惯、防疫防病。当国家经历重大疫情时，如1910年东北鼠疫、1918年绥远鼠疫，以及南方沿海地区霍乱的不断暴发，公共卫生知识的宣传得到进一步发展，不仅政府组织抗疫救灾，宣传卫生知识，各种报纸杂志也大量报道防疫新闻，刊登防疫知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防疫治病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年年开展爱国卫生教育运动，从机关到学校、从城市到农村，广泛发动人民的力量，积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让群众成为防疫抗疫的主体。这种公共卫生防疫方法被称为“发动群众模式”（mobilization model）。

群众性公共卫生防疫运动产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特殊国情之下。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经济有待发展，医务人员短缺，5亿人口受困于多种传染病和流行病，老百姓没有疾病预防知识，只能听天由命，西方国家的封锁进一步加剧了国家缺医少药的困境。但是，许多流行性传染病是可以通过改变人们的疾病认识及卫生行为得到改善和控制的，也就是达到防疫治病的目的。当时的卫生政策强调预防为主、把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结合起来。这是发动群众做防疫抗疫主体的政策动力。但是，全国当时80%以上的人口不识字，即有4亿人是文盲，别说防疫抗疫，就连最起码的疾病认知都没有，更谈不上现代科学的卫生行为了。传统封建迷信主导着大部分人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怎样才能使这几亿人变成防疫卫生的主要力量？

爱国卫生运动推动全国人民改变卫生生活习惯和与疾病作斗争的思想态度，把个人卫生行为与国家、社会利益结合起来。从中央到地方，卫生人员和各级干部利用政治杠杆发动群众参加扫盲班，组织集体卫生活动，宣传科学卫生知识，提高大家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从城市到农村，学习科学新知识、讲究卫生成为移风易俗、改造世界的新气象。在防疫治病的卫生运动中，基层卫生工作者作出了极大贡献。如50年代，县防疫站往往只有几个工作人员，但他们要负责全县几十万人的防疫工作。他们经常到农村蹲点，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宣传疾病知识，采集造成流行病传染的蚊虫样品，以便研究传染源，针对特定蚊虫进行有效打药，以此控制传染。他们组织领导地方防疫运动，往往一去就是几个星期。当时工作条件非常艰苦，县防疫站能有一台显微镜、一辆自行车就相当不错了，工作人员下乡通常都是徒步行走几十里，但是他们工作热情高，不怕苦不怕累，心系人民疾苦，那种忘我的精神在今天看来尤为难能可贵。

为了适应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宣传画和卫生海报在传播卫生知识、传授防疫治病方法方面得到广泛应用，取得了积极效果。五六十年代，为使科学知识便于广大群众尤其是那些识字不多的工农大众接受，医疗人员、医学专家以及宣传出版机构做了很多科普宣传教育工作。科普读物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文字，对那些给人们实际生活带来极大困扰的多发性流行病和传染病进行宣传讲解。宣传画和卫生海报更是图文并茂，用通俗的语言和大众喜闻乐见的图画宣讲关于疾病的科学理念、防疫治病的方法。在讲解疾病的产生和传播时，经常用显微镜图像展示病菌是怎么被发现的，疾病是如何通过苍蝇、蚊子和一些不卫生生活习惯传染的。例如，防治疟疾的宣传画展示了疟原虫、蚊子，以及蚊子咬了疟疾病人再咬健康人的传染途径，进而宣传各种防治疟疾的方法，包括用蚊香、挂蚊帐、清理积水以避免蚊子繁殖等。农民画、剪纸、对联、三字经等传统绘画和文字形式的运用，使现代卫生画报更为大众化通俗化，有利于传播科学卫生知识，展现防疫治病的卫生行为。

卫生宣传画

50年代到80年代的群众性公共卫生运动使中国社会逐渐形成了一种公共卫生思想意识，这种意识来自积极学习和潜移默化。当疫情发生时，人们有意识地响应国家号召，积极配合卫生指导，认为个人行为会直接影响全社会的防疫工作和人民安全。这种对社会负责的个人行为在2020年新冠肺炎（COVID-19）流行时表现得更为突出。例如，当有人上公交车不戴口罩时，不仅司机会督促，同车的人都会冷眼相视、评论提醒。

新冠肺炎病毒在全世界蔓延流行，再次将公共卫生推到国家发展前沿。疫情控制得好坏直接影响到人民生命安全和日常生活、经济发展、工人就业、国家治理以及社会安定。从全球范围看，一些亚洲国家在疫情控制方面做得很出色，中国的疫情控制成效尤其突出，人们的工作和日常生活从2020年三四月起就逐步回归正常，国家和地方严控局部突发疫情，确诊病例少，这使中国成为当年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中国人对社会负责的公共卫生行为意识。相反，欧美国家疫情控制不力，严重威胁人们的生命安全，导致经济下滑、失业率上升。

面对日益严重的疫情及政府无力、社会混乱，一些美国学者如罗芙芸（Ruth Rogaski）反思疫情控制不力与国家衰退的关系，认为如果用“病夫”的比喻来探讨1911年中国东北鼠疫治理，那么新冠肺炎肆虐和国家治理失败的状况就有可能使美国成为“西方的病夫”。我在《美国公共卫生杂志》发表的文章也针对疫情控制、人民生命安全，以及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进行了讨论。中国之所以能够及时有效地控制新冠肺炎疫情，是因为国家对人民生命安全负责，重视防疫治病，建立了有效的公共卫生系统，更是因为全体民众具有对社会负责的公共卫生行为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