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罗平汉

中国革命整个是28年的历史，以1935年1月遵义会议作为一个分界线的话，正好前面是14年，后面也是14年。前面14年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发展得不是那么顺利，遭受过比较严重的挫折。后面14年的发展比较顺利，没有犯过大的错误，没有遭遇全局性的挫折。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遵义会议前，中共中央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领导核心；遵义会议后，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能不能顺利？应该说最终也能够胜利，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个整体，由很多人组成，他们当中也有许多杰出人才。但是正如邓小平所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既要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也应当承认杰出人物对历史发展所起到的特殊推动作用。毛泽东对中国革命胜利的贡献，自然是全方位的，但在此主要讲两个问题：一是制定一系列正确的战略决策；二是高超的领导艺术。

主讲人简介：

罗平汉，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生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主要从事当代中国史的教学与研究。著有《土地改革运动史》《农业合作化运动史》《农村人民公社史》《当代历史问题札记》《当代历史问题札记二集》《当代历史问题札记三集》等。

编者的话：

2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全国政协党组高度重视，汪洋主席要求把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扎实推进，形成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的浓厚氛围。5月25日晚，全国政协网上书院“中共党史学习”读书群根据读书计划安排，邀请罗平汉教授以“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的战略决策与领导艺术”为题，进行了第二次线上名家辅导讲座。

讲座从中共中央和中国革命需具备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讲起，着重讲述了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的战略决策与领导艺术。不仅重点讲解了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对一系列重大决策的正确判断，还从毛泽东对前方指挥员的高度信任、对下级仗没打好不指责反加宽慰，以及对前线指挥员意见的高度重视三个方面阐述了毛泽东的领导艺术和精神品格。讲述鞭辟入里、入木三分，令人受益匪浅。本期讲坛刊发此次讲座内容，以飨读者。发表时有删节。

正确的战略决策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取得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制定一系列正确的战略决策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比如，抗日战争时期坚持敌后游击战、同顽固派既斗争又联合的方针；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主张，照顾同盟者的利益等。又比如，解放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确立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抢占先机，建立东北根据地，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组织方针，及时组织战略进攻和战略决战等，这些战略决策也都是正确的。

解放战争时期将战略防御及时转入战略进攻，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

1946年6月国共全面内战爆发后，战争的特点是国民党军进行战略进攻，人民解放军进行战略防御，战争主要是在解放区内进行的。进行内线作战的好处是地理环境熟悉，能得到解放区政府与群众的大力支持，伤病员可以及时得到安置等。但是，战争对人力物力的消耗极大，内线作战使得解放区许多地方成为战场，战争的破坏性是显而易见的。

到1947年，战争给解放区农民造成的负担明显加重。一方面，在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下，解放军曾主动撤出了—些城市，解放区的面积由此而有所缩小。另一方面，全面内战爆发后，各解放区不但停止了复员精简，而且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参军参战动员。

由于人口减少、军政人员增多，解放区农民负担自然相应加重，如果战争继续在解放区进行，将耗尽解放区的资源，不利于长期战争。更重要的是，中共中央此时已经在战略上将这场战争从自卫战争转变为全国解放战争。

全面内战爆发之初，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在南京同国民党谈判，中共中央还不希望国共关系彻底破裂，而是边打边谈，以打促谈。到1946年10月国民党军占领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蒋介石不顾中共和民盟的反对强行召开所谓“国民大会”，将谈判大门彻底堵死，中共中央才下决心通过战争来解决国共之间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开始考虑在适当的时机将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问题。1946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主要听取从南京回来的周恩来关于国共谈判和国民党统治区情况的报告。这时，国共谈判已经完全破裂，战争已经进行了将近半年，毛泽东对敌我双方的战斗力已经心中有数。因此，他在会议的讲话中第一次提出要用10到15年打倒蒋介石。这是毛泽东在党内第一次提出战略进攻的问题。

1947年4月14日，西北野战军取得了羊马河战斗的胜利，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十五师第一三五旅4700余人，生俘代旅长麦宗禹。18日，新华社发表《战局的转折点——评蒋军一三五旅被歼》的社论，认为羊马河战斗的胜利是西北战局的转折，“全国战局将从此全面地转变”。毛泽东在修改社论时特地加写了这样一段话：“可以预计，从四月开始的两三个月内，蒋军将由攻势转变成守势，人民解放军将由守势转变成为攻势。”这就公开提出了人民解放军将开展战略进攻。同年5月1日，新华社又发表《全力准备大反攻——纪念五一节》的社论。在为社论做修改时，毛泽东又加写了这样两段文字：战争形势“由蒋军的局部进攻与人民解放军的局部反攻，改变到蒋军的全面防御与人民解放军的全面反攻”；“我们的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全力准备大反攻。这个反攻将是长期的，因此，速胜的观念是不对的，无论在军事方面和经济方面，都要作长期的打算，在长期的全面的艰苦奋斗中取得胜利。”

从这时开始，组织战略进攻被提上议事日程。1947年5月4日，中共中央在给刘伯承、邓小平，陈赓、谢富治，陈毅、粟裕并告彭德怀、习仲勋的电报中，让刘邓大军“独力经冀鲁豫出中原”，一个“出”字，预示着战略进攻的到来。

对于为什么在战争进行一年之后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这年8月11日和8月24日，毛泽东在给陈毅等人的指示中明确指出：“总的意图是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使我内线获得喘息机会，以利持久。”“第二年作战基本任务是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部分任务是在内线歼灭敌人，借以破坏国民党之计划（将战争引向解放区，破坏解放区，使不能持久），达到我们分散敌人，各个击破敌人，并使解放区不被破坏，使战争能够持久之目的。”毛泽东在这里对为什么必须及时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解释得十分清楚了。

1947年6月30日，经过休整后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四个纵队12万人，在山东鄄城县的临濮到阳谷县的张秋镇150公里的地段上，一举突破黄河天险，挺进鲁西南，发动鲁西南战役，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歼敌6万余人，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随后，刘邓大军分三路向大别山疾进，并于8月末进入大别山地区，开始经略中原。紧接着，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兵团于8月下旬由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地区。华东野战军主力在打破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后，于9月下旬进入豫皖苏平原，进行外线作战。华东野战军的内线兵团（1948年3月改称山东兵团），从10月初起向胶东地区之敌发起攻势作战。西北野战军8月下旬转入反攻。晋察冀野战军9月初对平汉线北段之敌发起攻势作战。从9月起，东北野战军在长春、吉林、四平地区和北宁线锦西至义县地区发起大规模的秋季攻势。由此，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实现了中共中央提出的“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战略目标。

在解放战争第二年刚刚开始之时，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对于中国共产党只用三年多的时间就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可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战略决策。

在十年内战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处在国民党军的四面包围之中。“敌人的方针就是要扭在苏区边沿和苏区里面打，尽情地消耗我苏区的人力、物力、财力，使我们陷于枯竭，即使取得军事上若干胜利，也不能持久。”各个革命根据地反“围剿”之所以失败，与战争长期在根据地内进行，导致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资源逐渐枯竭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根据地本来面积不大，人口不多，人力物力有限，即使再进行有效的动员，也无法支撑长久而规模巨大的战争。内线作战进行战略防御，在战争初期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是必要的，只有如此才能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保存自己。但是，战略防御如果时间过长，防御的一方就难以承受战争的巨大消耗。全面内战爆发之时，虽然解放区人口面积、人民解放军的数量与十年内战时期的根据地和红军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与国民党统治区和国民党军队相比，敌强我弱的态势没有根本改变，尤其是主要城市和工业基础掌握在国民党手中，只有组织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国统区，才能从根本上赢得战争的胜利。

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相继转入战略进攻，不但收复了全面内战开始之时一度被国民党占领的地区，而且开辟出广大新解放区。到1948年上半年，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继续发展，所向披靡。

在战争进行一年之际及时将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体现了毛泽东和中共领导层善于判断大势、善于抓住有利时机的高超水平和超常的决策能力，也充分体现了各战略区领导人对中央领导层的决策超常的理解能力和执行能力。正是由于抓住恰当时期组织战略进攻，人民军队才能将战争引向国统区，使解放区有了休养生息的机会，同时扩大了解放区，进而当蒋介石计划收缩兵力又举棋未定之时及时进行战略决战，将其精锐部队歼灭在长江以北地区，大大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

高超的领导艺术

毛泽东曾说过：“胡宗南进攻延安以后，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指挥了全国的战争。”周恩来也说：“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凭借一封封电报，就能够指挥千军万马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一方面得益于毛泽东娴熟的领导与指挥艺术，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中国共产党高度的集中统一和各级干部对中共中央决策的自觉并且创造性地贯彻执行。

一是对前方指挥员的高度信任。

人民解放战争能够迅速取得胜利，与中国共产党有一个坚强有力的中央领导集体、人民解放军有一个英明的统帅是分不开的。当时，全党自觉维护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权威，与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各战略区负责人也是高度信任，充分发挥其主动性创造性积极性。

1947年2月莱芜战役之后，国民党军吸取了以往分路进攻易被分割歼灭的教训，对华东野战军采取“密集靠拢、加强联系、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新战法，使华东野战军无法将其分割和各个击破。同年5月初，为了寻找战机，华东野战军主力主动后撤至莱芜、新泰、蒙阴以东地区待机，让国民党军放胆前进；果不其然，5月10日，国民党军集结15个整编师近30万人由临沂、泰安一线，分三路北犯，进至莱芜、新泰、蒙阴、汤头之线，为华东野战军迎来了等待已久的歼敌机会。5月12日，毛泽东指示陈毅、粟裕：“你们须聚精会神选择比较好打之一路，不失时机发起歼击。究竟打何路最好，由你们当机决策，立付施行，我们不遥制。”毛泽东的高度信任给陈毅、粟裕以很大信心，他们原计划先歼击已进入沂水以南地区的敌第七军及第四十八师，在得知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孤军冒进后，决定先围歼整编第七十四师，并获得中央军委的批准。随后，华东野战军发动孟良崮战役，以对敌5比1的绝对优势兵力，将该敌全歼，也由此打破了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军委起草了大量的电报，其内容自然是作战指示的下达和前线指挥员请示的回复，许多电文已收入公开出版的多卷本《毛泽东军事文集》之中。翻阅毛泽东起草的这些电文，就会发现“甚念”“甚慰”成为电文中的高频词，前者往往是对战况的询问，后者则是对前文请示的回电。文字虽短，但充分体现当时党内团结和谐的良好氛围，体现中共中央对前线指挥员的关心与信任。

二是下级仗没打好不指责反而加以宽慰。

毛泽东曾说过，打三个仗，两个打胜了，一个打败了，就算好的将军。邓小平也说：“没有常胜将军，没有不打败仗的队伍。”中共中央对各战略区取得战役的胜利总是及时予以肯定与表扬，对偶尔的作战失利也予以充分的体谅。

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之后，为了配合刘邓大军渡黄河南进，华东野战军于7月初实行分兵作战，由陈士渠、唐亮率3个纵队进军鲁西南，叶飞、陶勇率两个纵队向鲁南出击，陈毅、粟裕、谭震林直接指挥5个纵队继续在鲁中寻找战机进行内线作战，这便是华东野战军历史上的“七月分兵”。这次分兵使得华东野战军内线作战部队的实力明显下降，加之孟良崮战役之后产生了一定的骄傲轻敌思想，使得南麻战役和临朐战役打成了消耗战，未能歼灭敌人，且使敌人占领了胶济线，作为华东野战军重要后方物资基地的胶东有被敌人占领的危险。同时，进行外线作战的5个纵队由于离开了根据地，在多雨的夏季经过一个多月的连续作战，非战斗减员十分严重。

由于仗没有打好，具体负责战役指挥的粟裕于8月4日向中共中央和华东局发电作了检讨，请求处分。8月6日，华东局复电粟裕，非但没有责备粟裕，反而对其进行了充分肯定，强调在过去20年的革命战争中，“你对党对人民贡献很大”，并勉励“只要善于研究经验，定能取得更大胜利”。同一天，作为华东野战军主要负责人的陈毅也为此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和华东局，说：“我认为我党二十多年来创造杰出军事家并不多。最近粟裕、陈赓等先后脱颖而出，前程远大，将与彭（德怀）、刘（伯承）、林（彪）并肩前进，这是我党与人民的伟大收获。”又说：“最近几仗，事前我亦无预见，事中亦无匡救，事后应共同负责，故力取教训以便再战。”陈毅同样对粟裕作了高度评价，而且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为华东野战军的主要领导人，陈毅不居功，不诿过，放手让粟裕具体负责作战指挥，使粟裕的军事指挥才能得到充分发挥。粟裕则十分尊重陈毅，1948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陈毅去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工作，粟裕得知后请求中共中央保留陈毅华东野战军的职务，并且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同意，充分体现了中共高级干部间的精诚团结。

中共中央军委也在这天复电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目前整个形势对我有利，敌已分散，我已集中。”“此次华东各部虽有几仗未打好，但完成了集中兵力、分散敌人之巨大任务。”“中央特向你们致慰问之意，并问全军将士安好。”不但未对前方指挥员进行指责与批评，反而给予充满温暖的安慰与鼓励。

三是高度重视前线指挥员的意见。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不但充分信任前线指挥员，而且善于采纳吸收前线指挥员的意见建议，及时调整作战方针和重大决策。

1946年6月19日，在全面内战即将爆发之际，为了变被动为主动，通过战胜国民党军队从而使其停止大打，实现国内和平。6月22日，中共中央就全局破裂晋冀鲁豫和山东的战略任务致电两战略区负责人，要求晋冀鲁豫以豫东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主要兵力尽可能攻取长垣、考城、民权等十几个县城，主要着重在野战中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相机占领开封；山东以徐州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山东主要力量配合苏皖北部各区，攻取黄口、砀山、虞城等各点，着重调动徐州之敌于野战中歼灭，相机占领徐州。同时要求“如形势有利，可考虑以太行、山东两区主力渡淮河向大别山、安庆、浦口之线前进”。其战略意图是在外线出击中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建立和扩大新解放区，保卫老解放区，并保障中原解放军的安全，即是在全面内战爆发之时，人民解放军主动出击，进行战略进攻开展外线作战。

为了实施晋冀鲁豫和山东主力向南出击的计划，6月26日，中共中央致电华中分局，要求以华中野战军一部在苏中吸引并牵制（南）通扬（州）线上之敌，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和政治委员谭震林率领不少于15个团之主力部队，兵出淮南，与山东野战军主力配合，一举占领蚌埠、浦口间铁路，彻底破路，歼灭该地区之敌，恢复淮南解放区，准备打大仗，歼灭由浦口北进之敌；并限于7月10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待命攻击。

粟裕接到中共中央的指示后，“对可能产生的各种情况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认为淮南地区人口少，抗日战争后期，这里环境比较安定，转入战时状况需有一个过程，如果华中野战军主力在淮南作战，后勤供应则仍需要苏中供给。而且，由于华中野战军主力离开，苏中有可能被国民党军占领。苏中紧邻南京、上海，如果不战而弃不但政治影响不好，而且苏中地富人稠的有利条件将被敌人所用。同时，淮南之敌有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中第五军和整编第七十四师一个旅，兵力较强，而苏中之敌较弱。基于这个情况，粟裕于6月27日致电中央军委和陈毅，建议华中野战军主力先在苏中打一仗之后再西移。随后，粟裕又从驻地海安赶到华中分局所在地淮安，在同华中分局领导会商后，于6月29日致电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再次建议先在苏中打一仗后再西移。

粟裕的建议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同意华中野战军暂缓调动。7月初，中共中央从各方面了解到“胶济、徐州、豫北、豫东、苏北之顽可能同时向我进攻”，于是明确指示“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7月13日，中共中央进一步指出：“苏北大战即将开始”，“在此情况下，待敌向我苏中、苏北展开进攻，我苏中、苏北各部先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然后我鲁南、豫北主力加入战斗，最为有利。”这实际上改变了原来的敌进我进、外线作战计划，而是先在内线歼敌再转到外线。

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调整。不但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内线作战表明是蒋介石挑起内战，人民解放军不得不进行自卫反击，有利于获得社会理解与同情，而且能够利用解放区的有利地理和群众条件歼灭敌人，以达到初战必胜的目标，鼓舞解放区军民的士气和胜利的信心，对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做这么大的战略方针调整是很不容易的，这也说明当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的胸襟。解放战争之所以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是集全党智慧的结果。

粟裕后来评价说，毛泽东“总是既通观和掌握战争全局，又处处从战场实际情况出发。他十分重视战场指挥员的意见，给予应有的机动权和自主权，充分发挥战场指挥员的能动作用”。正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前线指挥员的高度信任，使他们能够根据敌情的变化及时调整作战方针，达到在最有利的时机最大限度歼灭敌人的目的，从而只用3年时间就从根本上打倒蒋介石集团，取得了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