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为能源短缺埋下祸根

本轮全球陷入能源短缺的根本原因源于持续的供给侧冲击。首先，疫情冲击下全球供应链迟迟无法恢复。供应链瓶颈导致大宗商品产能短缺，价格暴涨。而疫情的反复性使得产能缺口始终无法全面恢复。以中国市场为例，今年冬储煤炭供应不足，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蒙古和印尼受到疫情影响较大从而限制了原材料出口，这使得冬季煤炭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进一步影响了电价的升高。另一方面，在疫情反复影响下，劳动力市场缺口恢复不充分以及大宗商品价格持续扭曲，推升了交通运输成本上升，结合地缘政治冲击和金融信贷扩张速度放缓进一步阻碍全球供应链的修复。

其次，去年疫情爆发使得各国提前消减产能库存，导致能源库存整体紧缺。比如，2021年，液化天然气的供应量相比疫情前的年平均增长（2019 年为 10%）水平少了一半。这是因为面对疫情影响，多数液化天然气出口国均提前削减产能。像挪威的液化天然气出口今年就下降了93%，而尼日利亚的出口则下降19%。而这些天然气主要出口国的能源供应下滑，毫无疑问会冲击到主要经济体的消费结构。作为全球最大的天然气消费区，欧元区的能源结构中的四分之一来自天然气，天然气供应收紧，欧洲无疑是最受打击的经济体。 

最后，能源短缺同样伴随历史性因素。比如2014年原油产能过剩导致价格暴跌，这使得2014-2016年间，投资人大幅降低了新能源领域的基础设施投资。像液化天然气的基础供应项目投资在2015-2017年之间大幅下滑，而天然气供应项目的完成周期恰好则是5年左右。也就是说，由于历史性的因素，导致液化天然气过去5年的供应水平有所收缩。天然气收缩进一步会影响交通运输和电力供应，最终给本轮能源短缺问题埋下了祸根。

中国GDP增速或受牵连

电力供应的不平滑对经济的影响无疑是显著的。这是因为电价在短期内的波动往往比燃料价格更不稳定。一个小时内全球缺气少油和一个小时内全球停电对世界经济活动的冲击完全不同。当前人类经济活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电。 而限电和停电对经济活动具体影响通常表现为工业电价水平抬升影响总PPI（生产价格指数）上升，总PPI上升进一步向CPI的生产资料传导，最终生产生活物价整体抬升， 将主要导致工业生产投资下滑，最终拖累GDP增长速度。以中国市场为例，基于32个行业，我们分别拟合了当电价分别上涨5%（下限情景），10%（基准情景），15%（基准情景）及20%（上限情景）时，对GDP的冲击传导影响。

根据我们的测算，当电价上涨 5%时，GDP增速将下滑0.18%；当电价上涨10%时，GDP增速将下滑0.29%；当电价上涨15%时，GDP增速将下滑0.38%；当GDP电价上涨20%时，GDP增速将下滑0.47%。从产业角度来看，电力在工业总投入中占比为9%，因此电力对第二产业（如化石燃料、化工、钢铁、有色金属、金属制品、机械设备、其他制造业）的影响显著高于其他产业。然而，考虑到宏观政策调控对电价负面影响的对冲，我们认为实际能源短缺对中国GDP增速拖累将小于模型结果。因此，在基准假设，我们最终测算当电价提高10-15%时，中国全年GDP增速将下0.2-0.25%。

持续波动原因有三

未来能源市场波动性加剧的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极端气候变化或将长期伴随我们。虽然全球气候变暖情况与几十年前气候模型预测的基本一致，但极端天气事件的增加却超出了预测。伦敦大学学院气候学家Chris Rapley认为极端天气发 生的频率正在出现本质性变化。具体来说，地球的高速气流（Jet Stream）开始变缓且波动性正在加剧。当高速气流变缓且不稳定时，高压系统和低压系统的数量会增加。这将导致无论是高温干旱（与高压系统有关）还是洪水都变得更加持久。 

二是地缘政治对能源安全的影响。受到本轮能源短缺的影响，主要经济体未来对能源安全的要求将进一步提高。围绕能源安全问题，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是否会进一步刺激区域能源保护主义抬头？从历史来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往往也会伴随能源安全的摩擦加剧。回顾1970年的大通胀时代，石油危机的背后其实就是源于地缘政治矛盾的激烈演化。 

三是能源结构势必再在迎来新一轮周期调整。本来能源危机，或将使得全球主要经济体重新认识传统能源（石油与天然气）对各自绿色能源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未来液态天然气的投入或将加速，但另一个问题是这是否又会造成未来3-4年全球液态天然气产能或其他传统能源的产能过剩，从而加大大宗商品的供需波动？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叠加了全球对能源安全要求提高以及极端气候的影响，各国可能会更加重视各自能源及粮食安全的库存稳定。 

最后，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当我们在试图大力推行以间歇性和绿色能源为核心的电力系统时，传统能源的角色和定位将是什么？如何解决绿色能源转型过程中的间歇性能源对经济活动产生的不确定性风险，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全球亟待解决的重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