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地理区位和自然禀赋上,印度洋及其沿岸地区天然具有成为国际权势博弈舞台和利益角逐要区的基因。然而,今天的印度洋地区不仅正遭遇国际体系结构渐变的牵引,而且经历着印度洋和太平洋海洋秩序重构的洗礼。进入21世纪以来,|印度洋地区的战略地位步入快速上升通道,但并未构成全球|政治经济之中心舞台或者战略重心。近年来,中国在印度洋方向日益积极进取,但该方向仍只是中国地缘战略(海洋战略）的一个次要战略方向。对印度洋地区地缘环境与一带一路印度洋方向的地缘风险需有理性认识,一带一路建设在印度洋地区所面临的主要地缘风险并不是老生常谈的印度洋海上通道安全问题,而是另有其他二者:其|一,国际体系层面大国结构性矛盾的地区化;其二,印度洋|相关地区复杂和脆弱的地缘政治生态。从大国地缘战略调整|来看,印太概念勃兴标志着印度洋上大国博弈日益复杂化,尤其是美国的印太战略将印度洋方向作为遏制中国的重要地缘方向之一,而印度的海军学说亦对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了警戒,故而美印等大国在此的地缘政治博弈成为中国所面临的一项主要的挑战与地缘风险。从中观层面的区域地缘政治生态来看,破碎地带上的文明冲突、资|源纷争、贫困动荡、领土争端、恐怖主义活动等问题,令环印度洋地区的地缘政治现实呈现得复杂而又脆弱,并且地区内的地缘政治风险和安全问题又有显著的外溢效应。相关地区局势动荡所造成的局部战乱、政治风险等,已成为一带一路建设在印度洋方向面临的另一个主要地缘风险。

  关键词:印度洋地缘环境 地缘风险印太战略一带一路

  在一带一路印度洋方向的视角下,本报告分析了印度洋地区地缘环境,探讨了印太时代中国在印度洋地区所面临的真正的地缘风险。其中,分析印度洋地区地缘环境为本报告的切入点,而评估一带一路建设在印度洋方向所面临的地缘风险与探讨应对之道是本报告的最终落脚点。

  本报告认为,一带一路建设在印度洋方向所面临的地缘风险与印度洋地区地缘战略环境、自身经略印度洋之道有密切关联,具体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印度洋地区本身天然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资源禀赋,从能源与交通、海权与陆权等诸多方面赋予了这片海洋公域以及沿岸地区非常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和地缘经济特征,使其具备了吸引大国展开地缘战略竞争的内在物质性条件。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印度洋海上通道安全问题并不是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在印度洋方向所面临的主要地缘风险,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也不能以争夺印度洋海权为目标。倘若中国要在这些敏感水域寻求制海权,或者意欲控制某战略要塞,对外界刺激过于强烈的话,就有可能适得其反,有可能带来安全困境,而这势必让印度洋危险的预言一语成谶。

  第二,印度洋地区的发展与安全问题突出,其根源既与历史、宗教、民族有着密切关联,也与地理上本地区国家在环印度洋海岸线上呈现的碎片化的分散分布特征有关,还与其自身在世界经济与国际分工中的角色及外部大国力量的介入有关。从这个角度来看,印度洋地区战略地位步入上升通道是不争的事实,但截至目前,印度洋地区并不具备构成全球经济中心所需的经济体量规模,也不具备构成全球政治中心的国际权势基础,所以印度洋地区并未构成全球地缘政治经济的中心舞台,也非全球主要大国的地缘战略重心。对中国整体的地缘战略而言,印度洋方向有独特而重要的战略意义,但也只能定位为一个次要战略方向,否则中国地缘战略会有战略资源配置失当、在印度洋方向战略透支的风险。

  第三,印太时代开启后,印太被视为一个整体的战略空间,美日等国印太战略的基本内涵是将印度洋方向作为遏制中国的又一重方向,并将印度作为战略上需要拉拢的潜在盟友、可供利用平衡中国的战略资源。由此,国际体系层面体系主导国（美国）与崛起国（中国)、崛起国与其追赶者（印度）的结构性矛盾也映射到印度洋地区层面。所以,国际体系层面大国结构性矛盾的地区化亦自然而然地构成了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在印度洋方向所面对的一项主要挑战与地缘风险。

  第四,该地区内的众多行为体共同组成了整体性边界模糊、缺乏稳定性、难以一体化且无法自我封闭、被动对外开放的地缘政治体系,故而地区内的地缘政治风险和安全问题具有易发、多发等特点以及显著的外溢效应。

  一带一路在印度洋方向的建设与推进,事实上深入接触一个复杂的地缘政治谜团,该地区这种复杂而脆弱的地缘政治生态下的政治风险、局部动荡等也是中国面对的另一主要地缘风险;一带一路在印度洋方向的建设与推进,事实上也突破了不同文明的交界线,难以彻底回避异质文明间的一些差异乃至摩擦,但是相对于当前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文明冲突,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在文明冲突方面的地缘风险相对要小得多。

  以上几方面,既是本报告的核心观点,也体现了本报告的基本分析框架。

  一背景与问题

  进入21世纪以来,一系列新、旧因素（诸如印度洋海盗基地组织伊斯兰国颜色革命波斯湾能源印度洋战略通道安全等问题)持续发酵,使印度洋地区①长期汇聚全球关注目光。不仅如此,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为护持霸权和境外反恐,几度在印度洋北岸发动军事打击,而中印则显现出各自崛起势头并双双增强在印度洋地区的存在,更令国际社会急于重新评估印度洋及其沿岸地区的全球地缘战略意义。例如,美国学者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在其颇受关注的《季风:印度洋与美国权力的未来》②一书中指出,美国版的世界地图总是将西半球置于中上方, 而印度洋几乎消失殆尽,这间接反映了西半球在已经远去的20世纪是全球地缘政治中心的事实;然而到了21世纪,这一切将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在《21世纪的中心舞台》一文中,卡普兰着重强调印度洋事关21世纪美国权力的未来。除了卡普兰,在美国还有许多战略分析人士也认为20世纪地缘战略学者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对欧亚大陆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带的经典区分无法再继续使用,21世纪历史的地理轴心将是位于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印太地区。在印度,2004年发布的首份带有海洋战略性质的关于国家海洋周边环境及如何应对挑战的官方分析报告《印度海洋学说》中也曾预测世界海洋的焦点将从大西洋、太平洋转移到太平洋、印度洋地区。而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新德里观察家研究基金会|战略研究项目主管拉贾·莫汉（RajaMohan)在其2012年所著的《中印海洋大战略》一书中指出,中国和印度的大国崛起对近一个世纪以来构成国 际话语秩序的多个传统地缘政治概念提出了重构的需要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海域必须被看作一个统一的综合地缘政治舞台。与拉贾·莫汉的观点与印度洋地区地缘环境与中国一带一路印度洋方向的地缘风险论析似,印度著名战略学者库拉纳（Khurana） 等也着重强调印度需要将印太 地区或大印度洋地区作为新的全球地缘政治参考框架。

  随着那些有着全球视野的国家战略体关于印度洋地区战略价值的相关认|知进一步被强化,印太概念在近年来已然勃兴,美日印澳等国纷纷将印度洋地区视为全球范围内需要密切关注的地缘战略核心区域之一,相应的地缘战略布局调整和博弈性大国互动纷至沓来（诸如针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印太战略、东进战略、季风计划、亚非增长走廊等垮区域性的地缘战略规划纷纷出台),进而使印度洋地缘战略环境日益复杂化。

  在当前这个新开启的印太时代,对于中国这个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者、日益扩大在印度洋地区存在的外来者、逐渐影响印度洋地区既有地缘政治格局与地缘经济格局的后来者,置身于此的地缘风险显然也正随着自身存在的日益扩大以及海外利益的日益增长总体上呈现相应的上升趋势。

  那么,当前一带一路建设在印度洋地区所面临的主要地缘风险来源何在?是老生常谈的印度洋战略通道的安全问题吗?是印度洋海盗吗?是域内恐怖主义活动吗?抑或是其他地缘风险呢?

  二印度洋地区的地缘环境

  中国学者张文木指出,世界地缘中心与资源中心在印度洋合二为一。印度学者阿兰（Md. Mukhtar Alam)认为,众多地理因素与经济因素以及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利益交汇背景,暗示了印度洋地区的战略价值并且塑造出这里的地缘政治空间图景。

  (一）印度洋独特的地理构造

  大陆漂移说认为,距今两亿年至三亿年前冈瓦纳古陆分裂和海水注入,直接造成了今天的地理现实——印度洋被亚洲、非洲、南极洲、大洋洲所环抱的图景。除了冈瓦纳古陆在亿万年前的分裂外,几千万年前南亚次大陆漂移并与亚洲大陆碰撞,对印度洋的轮廓塑造亦十分重要。

  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南亚次大陆的存在,又在印度洋地理连通性之上进一步增加了印度洋内在独特的地缘战略属性。南亚次大陆将印度投向大洋中心,印度洋东西两向船只往来动态,全都在印度人的眼皮底下,所以印度人将印度洋这片全球公域视为自家后院,倒也不难理解。正因为自身所在的印度半岛的地理位置,印度一直怀揣印度洋是印度之洋的先天意识又或者说心理暗示。此外,在南亚次大陆底端,与印度国土底端隔海相望的斯里兰卡岛、马尔代夫群岛、拉克沙群岛以及东部的安达曼-尼科巴群岛等,在印度洋中部破海而出。它们既可为横穿印度洋中部的海上航线提供航海补给或停靠休整,同时也存在被利用作为控制横穿北印度洋的海上航线的战略支点的可能性。由于印度洋独特的地理构造,历史上印度洋成为世界最早的航运中心,乃至在当代还被视为世界海权体系的核心。

  1.世界最早的航运中心

  印度洋地区大部分位于热带和亚热带,沿岸港口终年不冻,可四季通航。同时,印度洋季风定期而起,被称为信风贸易之风。①与季风的规律性相伴的,是印度洋洋流的稳定性。印度洋的南部洋流终年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逆时针方向的环流;北部洋流随季节变化,冬季受东北季风影响成逆时针方向环流,夏季受西南季风影响成顺时针方向环流。② 终年不冻的港口以及有规律的季风、稳定的洋流等特点被古代印度洋周边的人们掌握后,印度洋上的远洋航行便变得便利和活跃起来,逐渐推动印度洋成为世界最早的航运中心。历史上中国人同样也很早便在印度洋留下了自身印记。中国人在印度洋留下自身印记,主要与南海起航线的海上丝绸之路有关,而东海起航线的海上丝绸之路,则主要与古代中国朝向朝鲜、日本的技术和文化传播有关。唐宋时期,广州成为中国第一大港,是世界著名的东方港市;由广州经南海、印度洋,到达波斯湾各国的航线,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④明朝,郑和七下西洋,更是中国历史上同印度洋地区深入交流的巅峰壮举。

  2.世界海权体系的核心

  自地理大发现开始,海洋迄今仍然是全球经贸活动、大宗物资流通的天然纽带。美国能源信息部发布的 WorldOiTransit Chokepoins报告强调,在全球海上石油运输主要贸易路线的七个要塞（Chokepoint）中,最重要的几个都分布在印度洋。印度洋主要航道与海峡分布见表1。不难发现,倘若上述节点出问题,将导致这些重要路线中断,可能会影响全球石油的价格,而替代路线会延长海上交通航程,不仅会增加运输成本,而且会带来新的安全风险。

  不少当代学者鉴于印度洋航道在全球海上通道（SLOCs）中的突出地位以及该地区的丰富能源而将这一地区定性为未来甚至当前国际战略格局的关键地域,即印度洋是世界海权体系的核心。罗伯特·卡普兰（RobertKaplan)也论证过印度洋对全球海上通道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即便这些判断有相关值得讨论的地方,但印度洋拥有全球海上交通的枢纽地位是不容否认的。如果说在当今时代,和平时期印度洋的军事价值不应再被着重强调,因为军事征服有悖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同时发动战争也已经难以确保战略利益实现,反而有可能令当事国成为全球之公敌。但是,以军事存在提升自身的影响力和行动力,提供安全威胁和提升贯彻相关战略意志的能力,仍然是重要选项——比如它既是美国这一世界霸主维护印度洋战略利益的重要手段,也是印度这样的地区大国积极谋求区域影响力的战略工具。

  (二）域内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

  印度洋地区的战略价值并不仅仅局限于印度洋的海洋战略通道、海峡要塞,其影响力也不仅仅局限于久远的海洋文明。工业时代以来,国际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打上了资源政治、能源政治的烙印,而印度洋地区更是因为其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禀赋,尤其是西亚、北非一带,长期性地成为大国博弈的竞技场.

  石油被喻为现代工业的血液,影响石油供给的相关态势,如中东地区局势、印度洋航线安全,都牵动着全世界的敏感神经。而在当今世界位列前8的石化资源储地中,印度洋地区独占3个——波斯湾及其沿岸地区、印度尼西亚沿海大陆架以及澳大利亚西北大陆架,三者储量合计占全球的 70%以上。①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的当今时代,能源、资源因素在世界经济以及国际政治中占据不可动摇的重要地位。利益驱使下,区域内外的战略体显然都无法忽视印度洋地区基于资源富集性而带来的经济利益和战略价值,而这也构成该地区地缘政治博弈极其活跃的一大关键性的成因。

  三印度洋地区的战略地位

  当21世纪进人第二个10年之际,在印太概念勃兴之下,印度洋区域的格局变化乃至地区性事务的国际意义都显著增强了,在大国博弈舞台上的战略地位也相应上升。不过,客观而言,尽管进入21世纪后印度洋地区的战略地位快速上升,但它并非已经构成全球地缘政治经济格局的中心舞台,也并非大国全球地缘战略布局的战略重心。

 （一）印度洋地区战略地位步入上升通道

  进人21世纪以来,印度洋构成所谓大国竞争中心舞台这样的话语逐渐流行起来,尤其是进人21世纪第二个10年以来,以印太概念勃兴为标志,印度洋地区的战略地位已然被提升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21世纪,地缘政治回归国际舞台,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深入推进,同时无法忽视相关战略体的实力对比变化和战略行为动态,这些事态成为域外大国纷纷优化自身在印度洋存在的最为根本的动因。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中国和印度在印太战略空间里的双双崛起并不约而同地加强在印度洋的存在,进一步引发印太概念勃兴和美国全球地缘战略重心东移;而印太概念内在贯穿着将印度洋方向作为遏制中国的一个重要方向的地缘战略内涵,这一点构成了印度洋地区在21世纪在全球地缘中的战略地位得以步入快速上升通道的一大关键性的地缘政治推动因素。除此之外,自进入21世纪以来,推动印度洋地区在全球地缘中的战略地位得以步入快速上升通道,至少还有地缘安全方面的动因。从地缘安全的驱动因素来看,第一当属国际反恐因素。现在看来,随着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以及基地组织领袖本·拉登被击杀,美国至少在表面上赢得了在印度洋北岸的反恐胜利,但是美国撤军后不仅留下一个西亚乱局,而且给伊斯兰国（ISIS)极端组织异军突起提供了可乘之机。现在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等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有增无减,并向全球范围肆意外溢,特别令欧洲（如法国）成为恐怖主义袭击的重灾区。第二则是印太海上交通线日益延长的重要性及面临的安全挑战。进入21世纪后,诸如索马里附近海域、马六甲海域等的海盗活动一度十分猖獗,这令国际社会关于印度洋海上通道重要性的认知日益强化,此后各国联合护航、打击印度洋海盗成为国际安全治理中的重要内容,印度洋也因此更为世界所关注。当然,相对于非传统安全问题,大国不断调整自身的印度洋战略、优化在印度洋的战略存在等大国博弈态势,才是印度洋战略地位提升的最为重要的方面。

 （二)到目前为止印度洋并未构成全球政治经济之中心舞台或战略重心'

  随着印太概念勃兴,近年来印度洋构成21世纪中心舞台的论点不胫而走,更是被中国学者加以广泛援引用来证明印度洋的战略地位以及中国缔造自身印度洋战略的紧迫性。

  然而,国人对印度洋地区在国际社会现实中的战略地位仍需要一些更深人的观察和思考,固然需要重视印度洋地区战略地位的提升,但也不能过分夸大印度洋的战略地位。其实,倘若印度洋地区已如此之重要,战略地位已经处于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之重心,那么美国近年来的战略调整为何不干脆称为重返印度洋或印度洋再平衡,而要界定为重返亚太,大搞亚太再平衡?印度的地缘战略设计又为什么还要以东向战略剑指亚太?而俄罗斯显然也并没有对印度洋表现出十分积极的战略关切,固然可以解释说这是地理限制及其自身战略能力之缘故,但如果印度洋是全球政治经济的中心舞台,难道是俄罗斯这个有着全球视野的不容忽视的大国现在宁愿被边缘化?

  固然,对印度洋区域的域外联结性和影响力在快速提升的事态必须承认和重视,然而认为印度洋地区已经处于全球政治格局和经济体系之核心地位则显得激进。国际社会的现实状况并不乏推翻印度洋已成为全球政治经济之中心舞台或者地缘重心这类论断的客观依据。不论是从经济层面、政治层面的现状分析还是未来展望看,印度洋地区都难以成为名副其实的战略重心或全球政治经济重心。

  从经济层面来看,据国外学者Christian Bouchard 和William Crumplin的统计数据,印度洋地区总面积为1020000平方公里（2/3为海洋,1/3为陆地),占全球面积的20%;2009年人口为26.5亿人,占世界人口的39.1%。然而按购买力平价比计算的生产总值为100813亿美元,仅占世界的15.4%;国际贸易总额为45440亿美元,仅占世界的14.2%。①分析这组数据很容易发现,虽说印度洋地区拥有近四成的世界人口,但是该地区的国际贸易总额不足世界的1/7,显然它并不具备构成全球经济中心所需的经济体量规模。

  再从政治状况来看,印度洋区域显然也并不具备构成全球政治中心的国际权势基础,对相关重大国际议题更没有什么话语权和主导议程的能力。其一,印度洋地区在地缘政治方面表现出破碎地带属性①;其二,域内区域及跨区域政治经济合作困难重重,缺乏有效机制,环印度洋区域合作更多只是一张画饼②;其三,印度洋地区常常也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问题丛生和相当危险的区域之一③,落后和混乱仍然是大部分印度洋地区的明显特|征;其四,南亚和印度洋区域并未成为全球主要战略体地缘战略的重心。鉴于此,中国学者叶海林认为,或许可以将南亚及印度洋区域描述为'未来可能重要的区域'④,言下之意强调了绝不是现在。

  美国相关学者关于印度洋已成为或即将成为21 世纪的中心舞台之论断,本质上只是其为美国权力的未来所预想的一种战略环境,或者 说是卡普兰等人针对中印崛起带来的变化,为配合论述其战略主张的一种自圆其说。⑤ 卡普兰认定印度洋将成为21世纪全球竞争的中心舞台并判断印度洋关乎美国权力的未来——因为可以控制中东地区、牵制亚太局势、防范中国影响力扩散,所以对美国而言,控制印度洋或许可以构成战略制高点。但是,国外学者基于自身视野大谈特谈印度洋重要战略意义和严峻挑战时,中国学者需要以战略理性认清其立场和战略考量,并且对此类论断应有自己的学理辨识,而不是人云亦云。

  四一带一路在印度洋方向的地缘风险

  从历史进程观察,今天的印度洋地区,进入了一个十分特殊而且微妙的历史发展阶段,不仅正遭遇国际体系结构渐变的牵引,而且经历着印度洋和太平洋海洋秩序重构的洗礼,加之域内固有的地缘政治经济特征,这种特殊时期的特殊地缘环境,也为一带一路的建设与推进带来了相关地缘风险.

  (一）印度洋海上通道安全问题并不是主要的地缘风险

  近年来,中国在印度洋呈现积极进取的战略新姿态,相关中国与印 度洋课题研究在区域战略研究以及国家海洋战略研究中的地位不断提升,经略印度洋已成为当前中国国际战略的一个新注目点。然而,无论如|何,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即便印度洋战略地位上升,中国在印度洋方向日益积极进取,印度洋方向也只是中国地缘战略的一个次要方向。当然,即便印度洋方向只是作为次要战略方向,一带一路在此的建设与推进也是具有其战略意义的。与此同时,有必要指出,印度洋海上通道安全问题不是一带一路建设在印度洋地区所面临的主要地缘风险。

  长期以来,诸如马六甲困境、海上生命线风险、海外能源供|应、运输安全等问题一直是国人关注印度洋的重要原因,也是许多学者研 究的首要着眼点。在很大程度上,如何对此类问题出谋划策从而增进中国的战略利益,构成了相关学者研究的驱动力。在大部分讨论印度洋安全问题的国内文章中,对印度洋战略环境严峻、中国战略利益面临紧迫挑战的判定,确实颇具代表性。许多学者用以支撑上述观点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背景:第一,印度洋是世界重要咽喉水道相对集中汇聚之所在,也是世界油气资源最为富集地带之所在;第二,中国石油进口和海外贸易的一些重要运输线路需要通过印度洋。上述两种背景下,在一些论述中,马六甲困|境似乎从来就是个不证自明的问题,海上交通线似乎亘古不变地处于制海权拥有者或占据战略要塞者的威胁之下,而中国能源供应被中断似乎就像关闭水龙头或者捏紧医疗输液管一样简单,针对中国的袭商战似乎就在眼前。

  然而,第一,在当今社会,印度洋战略通道危险论是经不起逻辑推敲的。

  首先,印度洋通道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一个事物的重要性与不安全性是没有必然联系的。举例而言,银行把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十分重要,但一般而言,银行甚至是一国安全系数最高的地方。所以,在当代社会,战略通道重要但并不等同于战略通道必然危险。其次,印度洋通道的重要性与它能否构成战略手段也是没有必然联系的,战略通道重要并不等同于战略通道在实现中具有可以用之针对竞争对手的战略价值。换言之,一个事物的重要性与其能否构成战略手段也是没有必然联系的。

  尤其是在当今国际社会,一种因素的重要性映射到其作为战略手段的战略价值,不仅需要客观条件,而且要符合国际法理。固然,在经典的海权理|论或海战理论中,海上战略通道的战略价值向来被推崇。比如马汉的海权论以及朱利安·科贝特的《海军战略的若干原则》一书中都曾强调海权国在战时以制海权控制战略通道具有决定性意义①;而卡斯泰的《战略理论》② 则认为对于海权薄弱的国家而言,破坏海上交通线如袭商战具有重要战略价值。但是,在早已远离近代海洋战争场景的当代国际社会和平时期,在很大程度上,战略通道对于当代国家的战略价值,即使不是一个悖论①,也需要用新眼光去审视。在和平时期,印度洋战略通道的重要性并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战略通道具有可以用之针对竞争对手的战略价值。例如,我们承认美国基本上掌握了印度洋的制海权,但美国显然也还不能对战略通道这样的全球公域随心所欲,因为当代社会有足够的制约力量。再如,从日本到印度洋,需要经过邻近中国的大片海域,但如果不是战争爆发,在和平时期中国将阻止航线通行作为针对日本的战略手段同样是不可想象的。

  在战争时代,对海洋通道的控制无疑是重要的,但是在和平时代,这已经不符合客观战略形势。对依赖印度洋航线的诸多国家而言,彼此的脆弱性并无太大差别。基于印度洋通道对中国的重要经济意义,现在有许多论述认为中国的印度洋航线处于危险之下,不过以这样的逻辑来判断,日本、韩国、印度等,哪一个国家的印度洋航线不处于危险之下呢?事实上,在这种状况下,印度洋战略通道的国际重要性和脆弱性反而有助于各方形成安全共识或者令任何一方不会轻举妄动。固然一个国家要想凭一己之力去控制漫长的印度洋航线很难,但是一个国家如果要实施报复的话则大有可能凭一己之力集于某一个点上而中断整条航线。在现实国际社会中,国家间相互依存而又互有威慑的复合型相互依存关系几乎为一种常态。如此,印度洋航线的重要性和表面显见的脆弱性反而会提升其自身安全系数。

  所以,对当代中国而言,印度洋特殊的地理联通性以及印度洋区域所关联的能源供应,其战略意义和战略要求并不意味着中国必须发展出足以抗衡美国的海权力量,去争夺印度洋之制海权,又或者紧张于印度海军发展,为印度航母的下水而不安。正因为这些海上通道如此重要、水域要塞如此脆弱,那么中国只需有限存在于此,便足以产生威慑效果。实际上,印度洋危险与否,不仅在于外界战略环境,而且与中国持有的战略理念、确立的战略目标以及具备的战略能力相关。中国以和平、合作的参与者身份进入印度洋,自身处境并不会那么危险。倘若中国要在这些敏感区域寻求制海权,或者去控制某战略要塞,对外界刺激过于强烈,就有可能适得其反,如果形成安全困境,势必让印度洋危险预言自我实现。

  第二,对中国而言,印度洋战略通道危险论是经不起事实检验的。

  印度洋战略通道危险论,不仅与中国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立项事实不符,而且与中国的海外利益不断增长以及印度洋战略航线几十年来一直保持通畅的客观历史都是相悖的。

  首先,过分强调印度洋危险,与中国的印度洋战略航线几十年来一直保持通畅的客观事实是相悖的。迄今,除了印度洋大海啸外,中国在印度洋航线并没有被任何势力人为恶意中断的先例。对中国而言,倘若印度洋如此危险,既有战略航线如此不安全,中国战略利益状态如此紧迫,而中国战略能力又相对不济,那么中国既有的巨大海外利益从何而来?又如何还能不断增长?

  其次,当前国际社会最为瞩目的一个战略议题可能莫过于中国所倡导的|共建一带一路,但倘若印度洋如此危险,既有战略航线如此不安全,中国战略利益状态如此紧迫,而中国战略能力又相对不济,那么当前中国以互联互通为基础的一带一路倡议又何以立论?不难推测,如果印度洋一直危机四伏,那么中国倡导的互联互通建设显然不具备安全前提,如果既有海陆通道已经处于巨大安全风险下,一带一路不啻为空中楼阁,而中国以及相关国家要为此投人巨量资金显然就是不负责任的儿戏。如果战略通道安全问题已如此紧迫,那么强调军事力量的运用和布局就显得极端重要,而期望主要依靠经济手段促进共同发展和互利共赢就显得临渊羡鱼或是|南辕北辙。

  认为中国主要是因印度洋危险而进入印度洋的因果判断,也不符合趋利避害的基本逻辑,因为如果印度洋区域内处处枪林弹雨而安全环境全面失控,中国要做的其实不是进人印度洋,而是要尽快撤离其间,即使进入也只应是维和部队的行动,比如近年来利比亚以及也门局势动荡,在现实地区威胁面前,中国选择主动撤侨——这是避害的逻辑。

  卡普兰说,美国权力的未来在于印度洋,如果说中国权力的未来意义上成为一个印度洋国家①恐怕也很难实现。

 （二)一带一路印度洋方向的两大主要地缘风险

  在印度洋地区,一方面,全球主要大国在印度洋地区都有各自不同的战略利益或经济利益,它们围绕相关战略目的,纷纷在此纵横捭阖,优化自身在印度洋的存在,塑造有利于自己的战略态势;另一方面,域内动荡混乱、贫富分化、矛盾众多、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成为本地区的一大明显特征。上述两个方面在印度洋地区并行不悖,故而地区事务复杂而域外大国积极介入也成为显而易见的常态。而这种常态,构成中国一带一路印度洋方向具体的地缘风险的主要来源。换言之,大国深度介入地区事务并将印度洋方向作为遏制中国影响力的重要方向之一,使国际体系层面大国结 构性矛盾地区化。与此同时,区域内地缘政治生态复杂而脆弱,必然带来不 稳定性和多发、突发的地缘政治事件。正是这两者构成了中国一带一路印度洋方向所面对的最主要的地缘风险。

  1.相关地缘风险案例回顾

  在展开分析之前,不妨回顾一下相关地缘风险案例。2009年12月,由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承建的密松水电站项目正式开工建设。2011年9月30日,缅甸突然单方面宣布搁置密松水电站项目,而事件背后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煽动。②2011年,利比亚国内局势恶化,中国海军护航编队赴利比亚海域执行了第一次撤侨任务。2015 年3月,也门动荡,中国海军护卫舰停靠也门港口亚丁,开展第二次撤侨行动。利比亚、也门形势动荡,与国内政治势力斗争及域外大国的介入有直接关联。虽然中国海外公民的人身安全因撤侨行动而得到保护,但中方企业仍然在这些突发局势中蒙受损失且难以挽回。

  2015年1月,在斯里兰卡总统大选中被认为亲华的拉贾帕克萨意外落败,而西里塞纳新政府上台伊始首访印度,同时叫停由中国交通建设集团参与投资的科伦坡港口城项目,此背后印度因素的影响已经昭然若揭。

  2015年1月14日,缅北局势因武装冲突在平静了两年后再次紧张。①现在,不少分析认为,国人对缅甸成为中国开拓印度洋的出海大通道的期望或许很难成真——一方面是缅甸这种反复动荡的形势使然;另一方面是美印等国针对缅甸的特殊战略位置纷纷调整与缅关系,也扩大了缅甸外交选择的空间。

  事实上,近年来印度加大了与缅甸各方面的合作力度,如在缅甸的实兑港开发工作,又如在缅甸的民生方面提供低息贷款,早在2011年印度便宣布向缅甸提供5亿美元贷款,帮助其发展灌溉工程等项目。2017年莫迪总理访问缅甸内比都期间,宣布印度对缅甸公民提供免签服务,印方表示要致力于扩大与缅甸的空中、陆地和海上航线,以加强与缅甸的贸易联系并建立印度至缅甸的天然气管道。在罗兴伽难民危机爆发之际,印度总理莫迪于2017年9月高调访缅,印媒宣扬印度才是缅甸真正的朋友,并毫不避讳地称印度发展印缅关系是为制衡中国影响。②2018年12月,印度宣布将向缅甸赠送6架教练机及派遣技术人员赴缅,以最大限度地帮助缅甸发展,|被视为两国友好关系的见证。③诸如此类的事态,应该引起中国重视。

  这些地缘风险背后有两条主线:一是国际体系层面大国结构性矛盾的地区化;二是地区本身以及大国介入共同造就的地区内复杂而脆弱的地缘政治生态。

  2.国际体系层面大国结构性矛盾的地区化

  事实上,在地缘政治强势回归以及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的当今时代,那些具有全球视野的战略体显然无法忽视印度洋地区基于地理联通性和资源富集性而带来的经济利益与战略价值,也无法忽视印度洋区域内战略力量盛衰起伏所带来的机遇或风险。现实中,相关大国不断更新对印度洋的战略认知,调整自身的印度洋战略,优化在印度洋的战略存在;域外大国将印度洋方向作为遏制中国的重要方向之一,由此国际体系层面大国结构性矛盾—包括国际体系层面体系主导国（美国）与崛起国（中国）的结构性矛盾,以及崛起国的追赶者（印度)与崛起国（中国）的结构性矛盾——映射到地区层面。

  在已经开启的印太时代,印度洋具有战略价值,主要还是因为其同亚太地区战略态势联系在一起。确切地讲,印度洋的战略意义,已经同防范中国崛起联系在一起,这成为印太概念勃兴的主要战略着眼点。

  2013年,澳大利亚印度研究所（Australia India Institute）推出长篇报告《印度洋地区:21世纪的安全、稳定和可持续性》①,认为美国、印度、澳大利亚以及中国等战略体是影响印太地区均势变换的主要因素,但其提出的建立在海洋地区主义（Maritime Regionalism)基础之上培育印度洋集体安全的新模式,将中国排除在外并成为事实上的针对对象。而本身对中国在印度洋存|在充满戒备的印度,在特朗普政府印太概念的激励下,不仅强化了与美国合作制衡中国的信念,近年来与美国的防务合作也取得了历史性突破。

  因此,确切地讲,中国在印度洋方向面临的大国博弈所带来的战略风险主要来自美国因素和印度因素。

  其一,美国印太战略对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在印度洋方向构成强大战略牵制——体系主导国与崛起国结构性矛盾的地区化。

  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宣誓就职,美国正式开启特朗普时代。

  特朗普执政以来,在表面凌乱的外交风格的掩盖下,实则延续了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所开启的印太战略视角以及将印度作为印太战略资源的重要增量来打造亚洲北约的战略思路。在接受并翻炒印太概念之上,特朗普的印太战略在2017年末已逐渐浮出水面。

  借亚洲之行热推印太愿景。2017年末至2018年初,特朗普首份全球战略性文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①、美国国防部新版《国防战略报告》②以及《核态势审议报告》③ 接连密集发布,而其中的印太叙事的核心要义乃强调中国不仅已成为对美国带来权力挑战的主要战略竞争者,而且已构成威胁印太地区和平稳定与经济秩序的修正主义因素。作为应对,美国需要联合盟友及新伙伴,通过权力制衡与制度约束双管齐下,将中国崛起既规制在由美国主导的安全秩序下,也规制在由美国主导的国际机制与制度框架内,从而维护和拓展美国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利益,并护持其全球霸权。

  随着《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核态势审议报告》等重要文件的出台,特朗普政府基本上完成了战略缔造的关键内容。这些关键内容包括对核心国家利益再定义、对战略环境重新评估、对战略对手重新界定、对战略目标重新设立、对同盟治理提出新思路以及明确美国军事改革相关规划等,由此,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整体框架和主要内涵基本上明晰。

  2017年12月18日特朗普提交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围绕美国的安全、繁荣以及在世界上的地位这一核心议题,定义了美国的四个核心国家利益:保护美国人民和国土安全、促进美国繁荣、以力量求和平以及扩大美国影响力。报告将中俄、伊朝以及国际恐怖主义列为美国面临的三大主要挑战,称中国和俄罗斯为主要的战略竞争者,伊朗和朝鲜是流氓政权,它们与企图对美国发动攻击的国际恐怖组织共同构成美国安全所面临的三大威胁来源。①紧随其后,《国防战略报告》②指出,国家间的战略竞争现在是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问题,而非恐怖主义,并专门提及中国作为战略对手,以掠夺式的经济活动胁迫其邻国,同时在南海实施岛礁军事化。

  不难发现,特朗普对奥巴马外交遗产有所扬弃,但对印太地区的战略关切、对华事务的基本立场、对印度战略角色的基本设定、对离岸平衡手|战略传统的继承,以及对伙伴关系管理与安全责任分担的强调,都有相对确定的趋势。在整个印太空间内,印太战略尤其强调军事力量的绝对| 优势以及提升战略威慑的有效性,事实上正在激发大国间的军备竞赛和制造安全困境;而强化同盟体系,美国不是在打造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而是在构建一个分裂与对抗的印太,其剑指中国,对中国一带一路在|印度洋方向的建设与推进也构成强大战略牵制。

  其二,印度积极寻求防范与反制中国在印度洋的存在——体系崛起国与其追赶者的结构性矛盾的地区化。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中印均由海洋大国崛起为海洋强国,海洋利益 和力量同步延展,在印度洋-太平洋海域出现互动。这种互动既有维护通道安全、打击海上非传统安全威胁等共同利益,也有因战略互信缺失而引发的海上安全竞争,中印在印度洋-太平洋的'海上竞争弧'隐现。①尽管中国并未将印度树立为战略对手,南亚地区甚至仍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一块洼地,印度洋方向也只是中国的一个次要战略方向。但是,当前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印两国的地缘战略布局正在陆地和海洋两大地理方向同时展开,呈现陆海交叠、迎头相撞的态势。

  当前中国地缘战略布局主要是围绕一带一路而展开陆海统筹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新布局,而印度地缘战略布局则是以南亚为中心,辐射印度洋,主要面向东、西两大战略方向拓展的综合性布局。就一带一路图景与印度地缘战略布局来看,两者已然不期而遇。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推进,中国因素已经并将继续对南亚乃 至环印度洋相关国家和地区形成强大吸引和推动。而在印度的一系列地缘战略布局中,包括经营南亚周边的邻国第一睦邻政策、联通中南半岛与密切同东南亚国家的东进战略,以及打造联通非洲亚非增长走廊、|经略印度洋的季风计划海洋花环计划蓝色经济计划等,都隐含希望稀释或阻止中国地缘影响力扩张的战略逻辑。事实上,正如前文所提及的,在印度看来,如何应对中国的一带一路,不是一个简单的外交表态问题或者一项纯粹的经济决策,而是一个事关地缘战略及大国博弈的问题。

  基于认为中国新一届领导人的外交努力和一带一路倡议布局看上去或将不可避免地稀释印度的地区优势,印度地缘战略布局即便不是全部针对中|国,也有较多对冲中国影响力扩散的用意。

  中印在陆地方向的战略相遇,主要体现为中国主导的丝路经济带在陆上向西而进,包括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平台及其构件,都与印度的势力范围和周边战略在地理区域有相关交叠。现在,不仅是中国促进同南亚区域合作的诸多外交努力正与印度政府强化自身在南亚地区主导地位的邻国第一周边政策迎头相撞,在边界问题、巴基斯坦问题上,以及在涉不丹、尼泊尔、孟加拉国等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经贸合作等相关事物上,中印之间已经有了诸多带有博弈色彩的内容。

  中印海洋方向的战略相遇,主要体现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印 度的海洋安全战略存在战略竞争。在海洋方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可视为中国海洋战略的生长点,一带一路建设可视为中国地缘战略的再平衡,作为中国和平崛起的谋势举措和博弈先手,其将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助力。① 但是,伴随中印两国对海洋利益以及发展海上力量的日益重视,在印太空间,彼此在对方利益攸关安全攸关海域的存在都明显增强,加之中印关系中固有的历史恩怨、领土争端、巴基斯坦因素等,印度的对华战略互疑自然延伸到了海洋战略空间。中国在瓜达尔港、科伦坡港、汉班托塔港的项目建设,中国潜艇在印度洋的活动,中国在吉布提的后勤保障基地建设,以及巴基斯坦向中国购买潜艇,此类事态都激发了印方的强烈焦虑。

  在战略认知上,印度认为中国正在西太平洋-印度洋关键位置建设有关战略支点,谋求权力投射。不少印度学者以及政府官员认为中国以珍珠链而增强印度洋海权,所以在现实对华海洋战略反制层面,2014 年莫迪政府上台后,印度海洋安全战略出现较大幅度调整,并集中体现在2015年版的《确保安全海洋:印度海洋安全战略》中。②此外,近年来,一方面,印度通过东进战略扩大同东盟国家的经济联系,为印度经济发展谋求东向空间;同时在积极互动中拉近同美日的战略关系,并借机加大了与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军事交流与合作力度,通过对外借力和布局调整以平衡中国在亚太空间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在印度洋方向,印度积极提升自己的战略能力和影响力,旨在确保自身在印度洋的优势地位。

  3.地区内复杂而脆弱的地缘政治生态

  在国家层面,印度洋地区长期存在极易诱发社会与政治紧张情势的当地因素,诸如国家普遍贫穷和民生艰难、政府治理能力薄弱或缺乏民主、社会中激进主义思想与恐怖主义行为盛行、地区间的资源争夺、人口众多以及生态环境恶化等。与此同时,在族群层面,不仅在民族组成和宗教信仰方面极具多样性,而且往往深受相关历史遗留问题影响,令不同族群对异质文化不宽容。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环印度洋地区国家的国内矛盾呈现得异常复杂,而社会关系结构比较脆弱。除此之外,历史上大国的多次介入也导致出现了一大批所谓的失败国家。

  一带一路在印度洋方向的建设与推进,事实上正深入接触这个复杂的谜团,而印度洋地区这种复杂而脆弱的地缘政治生态,对一带一路建设带来了地缘政治方面和地缘经济方面的风险。

  第一,全球地缘政治的破碎地带成为地缘政治风险的重要来源地。

  近年来,印度洋地区研究逐步成为区域战略研究以及海洋战略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然而,迄今印度洋地区是否构成国际问题研究中的一个地|区概念,以及到底包括哪些国家,国内外学界尚有争议。关于哪些国家属于印度洋地区至少有5个不同的版本,即36个、38个、51个、52个、54|个国家与地区的不同界定。①换言之,在不同学者看来,有些国家如约旦、以色列以及13个内陆国家,是否应该归入印度洋地区,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总的看来,印度洋地区内大部分国家集中分布在环印度洋的地理弧带上,这条地理弧带贯穿东非、中东、南亚、东南亚几大次区域,然而这些次区域地区,无论是政治生态还是社会生态均有显著差异,使其难以成为一个统一政治地理整体。同时,诸如南亚、西亚、北非和东非地区的内部国家都相对弱小,它们在政治、人口、文化、经济和环境方面存在巨大的多样性——在这种由众多较小的国家共同体现出来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之下,一个对应结果就是所在地区的一体化程度十分低下,区域内的经济发展和安全合作都严重滞后于世界其他地区。在这里,复杂的国家关系和国家内部争斗,以及脆弱的社会关系结构不仅带来了国家混乱与族群危机,而且便利了|外部势力的介入。

  从大多数地区国家的现状来看,环印度洋国家在经济层面有着不同的发展水平,整体上相对落后,不少地区存在大面积的贫困,发展问题在目前及未来长时期内对地区国家而言是至关紧要的问题。这体现在整个区域的一些经济数据上,该地区以全球近四成的人口数量,贡献了约1/7的全球产值和约1/7的贸易量,其中大部分还是石油领域贡献的产值和贸易额,这些统计数据无论如何都令人担忧。发展问题在目前及未来长时期内对地区国家而言至关紧要（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大多数印度洋地区国家对中国一带一路建设整体上是持欢迎态度的)。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ing lndex,HDI)报告,2017年在印度洋地区国家中,除了澳大利亚（HDI为0.939)在世界 189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位于挪威、瑞士之后居第3位外,阿拉伯联合酋长国(HDI为0.863)排名第34位,卡塔尔（HDI为0.856）排名第37位,沙特阿拉伯（HDI为0.853）排名第39位,其余再没有进入排名前50位的印度洋地区国家。超出世界平均人类发展指数的,也仅有阿曼、马来西亚、毛里求斯、塞舌尔、斯里兰卡等国,其余国家的指数都在世界平均人类发展指数之下,如巴基斯坦的HDI为0.562,列第150位。① 而在排名最后的30个国家中,除了非洲内陆国家,几乎全是印度洋非洲沿岸国家。由此可见,该地区国家间社会发展、经济水平极为分化,仅有少数国家十分富裕,大多数国家普遍存在贫穷落后和就业不足问题。

  在上述背景下,随着中国日益扩大在印度洋地区存在,本身就越发容易陷入伊斯兰世界的内部冲突、地区纷争之中。同时,地区内政权更迭、势力争夺及族群矛盾,也会诱使各种势力对中国因素加以正反利用;而地区形势又容易受到外来干扰及内部变动的影响,也极易波及中国在此的相关投资和项目建设。因此,在印度洋地区,中国如何同地区国家深入发展互信关系与战略合作,同时避免陷入地区内历史恩怨与现实矛盾交织的泥潭,是中国所面对的一项重大挑战。印度洋地区内部复杂而脆弱的地缘政治生态是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势必将长期面对的一项地缘风险。

  第二,地缘经济方面所面临的相关挑战和风险。

  环印度洋地区内经济环境有三种值得重视的变化,给一带一路建设带来了挑战。其一,地区国家对国际合作的政策变化。其二,大国在此的经济竞争较以前更加激烈,而中国的项目合作、投资活动受到一定挤压。其三,基于以前的经验总结,美国等域外大国开始在人权、民主等意识形态方面减少道德指责,并务实性地转为经济利益诉求,积极参与对地区国家的投资竞争、项目招标竞争,乃至炮制出债务陷阱新殖民主义等话语来污蔑作为竞争对手的中国的国际形象,对一带一路项目给出不符合实际的负面评估。不少美国智库机构,如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都是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为出发点来看待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的成就与问题的。即便是对外政策方面的主张已经变得比以前温和,CSIS 在2018年7|月25 日发布的重新连接亚洲项目报告也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主观上是服务中国的经济利益,客观上也确实使中国受益匪浅,主要是增强了中国与'一带一路'伙伴国的联系,收获了不少政治红利;对美国而言,真正值得担忧的地方在于这一由中国开启的新型全球化运动,将在很大程度上|采取不同于西方制定的全球化规则,导致对美国主导下的全球经济体系进行重构,致使美国丧失现有的权势。

  缘于印度洋地区国家经济基础的差异性,存在相关的投资和贸易壁垒。

  同时,中国与印度洋不少国家还缺少投资和贸易的相关保护协定,由此带来了地缘经济方面的三种相关风险。首先是投资方面的挑战和风险。印度洋地区不少国家经济增长缓慢或者市场发展不成熟,市场潜力理论上巨大,但现实中仍比较有限,带来相关投资风险。第一,投资回报不足的风险;第二,一些国家的债务无法偿还风险;第三,既有投资形成了人质效应,需要源源不断地增加投资,而撤资则意味着前功尽弃。其次是国际贸易方面的挑战和风险。中国同印度洋地区国家有着普遍的贸易失衡。贸易失衡体现在地域、贸易结构、国际收支等方面。最后是项目合作方面的挑战和风险。环印度洋地区主要依靠资源产业,其他工业相对落后。除了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类富裕的石油国家,多数印度洋地区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十分落后,这就限制了相关项目落地和推动合作进程。而且基础设施的投资需要大量资本,建设周期一般也较长,较难在短期内有很大改观,所 以中国也不宜铺面太广。此外,达成意向的项目投资和项目建设,如果不能较快改善就业和民生,又或者出现生态问题、环境问题、产品市场竞争,当地民众往往迁怒、归咎于中国企业,而不是反思本国政府、职能部门的组织不利和治理缺失。

  第三,中国在印度洋地区面临的文明冲突方面的地缘风险相对较小。

  从印度洋地区内大规模的文化特征来看,环印度洋沿岸几乎涵盖了整个伊斯兰世界（即便是作为世俗国家的印度,也拥有占人口总数11.4% 的穆斯林）,所以这是一条伊斯兰之弧（Arc of Islam)。①这里的伊斯兰世| 界涵盖从东非海岸至东北非、整个中东和南亚及东南亚的大片区域,穆斯林| 文化构成了印度洋地区最大规模的文化特征。与这种大规模文化特征共存的是,这里拥有成千上万的种族群体、部族以及千差万别的语言和宗教（派别),由此产生的冲突成为许多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常见现象。

  需要承认的是,一带一路在印度洋方向的建设与推进,事实上突破了不同文明的交界线,同时中国在与伊斯兰文明进行交流与互鉴时,也难以彻底回避异质文明间的一些差异乃至摩擦。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中国面临的文明冲突方面的地缘风险相对较小,而当前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的文明冲突才是真正的文明冲突。

  五结论

  在中国崛起的全局中,就战略利益轻重缓急的排序而言,印度洋方向仍需要定位为次要战略方向,太平洋方向乃是中国真正的核心利益区和地缘战略重心。对一带一路在印度洋方向的建设与推进而言,一方面,印度|洋地区地缘环境是不得不察、不得不面对之客体;另一方面,从一带一路图景设计涵盖印度洋地区伊始,中国自身已经是印度洋地区整体地缘战略环境的一部分了。换言之,外部环境与自身行为策略,共同决定中国在此到底安不安全。

  未雨绸缪,未来一带一路在印度洋方向的建设与推进所面临的风险与挑战比较可能来自两大层面,即国际体系层面大国结构性矛盾的地区化以及地区层面域内复杂而脆弱的地缘政治生态。首先,若中国太急于强化在印度洋的海权,有可能激化崛起国与体系主导国之间爆发冲突,即所谓修昔底德陷阱首先在一个次要战略方向出现。中国在海洋方向上的崛起势头已经引起了现有海洋安全秩序主导国和相关沿岸海洋国家的警惕,担心中国海权的发展与布局实施会导致海洋秩序混乱,于是倾向于遏制中国在海洋方向的崛起势头,而印度洋方向也在其中。同时,中国扩大在印度洋地区存在,也可能激化域内印度洋安全利益攸关者对自身的战略制衡。基于传统国强必霸的地缘政治认知以及避免受制于人的战略思维,印度洋沿岸一些国家仍旧会倾向于把一带一路看作中国的区域扩张计划,或担心自己的地缘政治空间因此受到挤压,又或担心国家经济遭受重大冲击而陷|于依附论。尤其对于印度而言,虽然所谓中国的珍珠链战略并不存在,然而时至今日,这一判断在印度仍有国内市场。印度政府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仍然保持警戒的姿态,对中巴经济走廊更是直接公开抗议,对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消极搁置,并出台和推进自身与相关国家的互联互通项目。此外,一带一路的建设与推进,还需面对来自印度洋地区中小国家的相关挑战。这些分布在破碎地带上的国家,在发展程度、治理模式、民族关系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高度复杂性,又容易受到美国印太战略、印度地缘政治经济力量的影响,加之相关国家民粹主义浪潮下往往把自身的发展挫折归咎于中国因素,在上述共同因素的作用下,中国欲与它们共建、维护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扩大在印度洋地区存在,必|然要付出相关战略成本和更多外交努力。

  文章来源于:《印度洋发展报告2019》

   作者：冯传禄  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南亚地缘政治、印度洋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