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俄语“共产党情报局”的缩写，该局成立于1947年9月。

[2] 这些数字和后文所引的共产党员数目，除另有说明者外，均来自前几章曾提到过的布·拉齐什著《欧洲的共产党》。该书的材料引自共产主义运动的官方文件和苏联一批作者合编的《国际工人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史》，这是一本论述国际劳工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专著，由莫斯科思想出版社出版，苏共高级党校曾用作教科书，全书共三卷，这里引用的是1966年版第三卷的材料，时间从1939年起到1955年止。后面再引用这本书时，将用《革命运动史》这个书名。

[3] 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第76页，88页（1937年和1945年的数字）；《毛泽东选集》第4卷。

[4] 按国别来说，增加的数目如下：

[5] 见本章注144。

[6] 引自白劳德1944年1月4日给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引文系根据西班牙共产党刊物《我们的旗帜》，图卢兹版，1945年第3期第27—28页所载雅克·杜克洛：《对于解散美国共产党的意见》。白劳德在1944年5月22日给新成立的共产主义政治协会的报告中曾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必须学会消除昔日的鸿沟与偏见，使积怨甚深的仇敌亲如兄弟。我们必须跨越政党之间旧有的界线，把过时的阶级对抗抛在身后。我们必须清除新政支持者和旧政支持者之间的积怨，使美国的爱国者比目前团结得更紧，（《我们的旗枳》墨西哥版，1944年第7期第33页。）由于执行了这样一条极端改良主义的路线，共产主义政治协会才得以使党员人数有所增加——按照美国共产党所提供的材料，党员人数达几十万人——，并对一些大工会有一定影响。1945年4月白劳德路线受到莫斯科的谴责——其原因以后再谈——，在以后的几个月中重建美共，但许多党员没有再回到党内来，党很快就失去了在工会中的地位。

[7] 《参议员范登堡的私人文件》，伦敦，哥兰奇公司，1953年，第219页。

[8] 所谓“秘密”，就是说没有预先宣布举行这次会议，会议的讨论是严格保密的，讨论的某些内容从来没有透露过。但后来有些参加会议的人同斯大林或者同他们自己的党闹翻了（例如南斯拉夫人和意大利的E·雷阿尔），把会议的内容泄露出来了。10月初，会议发布了一个简短的公报，宣布举行了会议，后来又公布了某些经过适当修改和更正的报告文本。

[9] 《季米特洛夫选集》，巴黎，社会出版社，第195页。

[10] 《意大利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社会文化出版社，1951年，第22页。

[11] 《法国共产党（统一）党史》第1卷第236页（见本书上册第四章注117）。马塞·加香9月6日给他的参议院全体同事的信中有这样一段：“我们重中，法国共产党人现在是、将来也是站在消灭〔希特勒〕这个穷凶极恶地威胁着和平的罪魁的战斗前列。一切适龄服役的法国共产觉议员在莫里斯·多列士的率领下，已经参加部队作战了。”（同上，第237页）。这本书还描绘了苏德条约在党内和在党的最亲密的同盟者中间所引起的混乱和狼狈的情况。例如，皮埃尔·科特在报刊上写道，斯大林“已经成了希特勒的同盟者……甚至工人们也对他们的共产党员同志埋怨苏联的背叛（同上，第231页）。

[12] 还有两种因素助长了镇压，这就是党在国家和地方的政治生活中进行二十年的公开活动之后，缺乏地下活动的准备；而后来战败以后，又由于苏德条约而产生了这样的幻想：也许占领当局会对党的活动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宽容。1941年5月，党印制了一种明信片，打算寄给希特勒派驻维希政府的大使“奥托·阿贝茨阁下”，明信片上印好的文字如下：　　“阁下：　　“法国共产党员议员们，由于反对战争，由于从1939年10月以来一直坚持主张除非经过议会讨论不得拒绝任何一项和平建议，因而被当作德国间谍来惩处，被判处了总计达数百年的徒刑。　　“他们中间有下列人员被囚禁在阿尔及利亚的加雷监狱，还面临着被放逐去撒哈拉荒野的威胁。〔以下是被囚禁的议员名单一份〕”　　接着，是一份“为了执行人民委托给他们的使命，一直被迫处于非法状态的议员”〔多列士等人〕和囚在巴黎桑特监狱的议员的名单。这份材料接着说：共产党议员们引以为荣的是，他们二十年来在坚持反对可恶的《凡尔赛条约》、反对占领莱茵区和鲁尔区的斗争之后，现在又在为反对战争而奋斗，并为此而遭受监禁之灾。　　“这是可耻的、不公正的行为，必须立即释放他们。　　“阁下，请行使您的一切权力，使他们早日获释，这是您的责任。　　“如果您办不到，那么人民将奋起反抗，誓必恢复他们的自由。”　　这张明信片的内容无须加以评论，但有一件事特别奇怪，就是居然有人劝说党员和党的同情者在明信片上签名并写上自己的住址——这也是根据《法国共产党（统一）党史》的记载。签名的人由于听从了这一劝告，以致付出了自由甚至生命的代价。（同上，第50页）　　幻想德国占领当局会以同情的态度来对待党的另一个例子，是企图合法地出版《人道报》。法共党史的有关卷册中对此事曾有详细的描述（第2卷第20—28页）。长期以来，法共领导企图隐瞒这一事实，直到最近出版了雅克·杜克洛主持编写的抵抗运动时期的党史之后，他们才终于承认了这一点。　　《法国共产党（统一）党史》的作者们解释了企图把《人道报》合法化以及这一时期党的领导方面的类似行动，认为这只是证明“共产国际执委会在斯大林的错误领导之下，曾经希望看到希特勒占领下的国家能够允许共产党从事合法活动。”（第2卷第23页）。

[13] 《法国共产党（统一）党史》第2卷第59—61页、68页。但注12中所提到的法国共产党在抵抗运动时期中的正式党史（《抵抗运动时期的法国共产党》，社会出版社，1967年），并没有谈到这一文件，也没有谈到《法国共产党（统一）党史》中所提及的其它一些文件和事实。

[14] 出处同上。

[15] 《法国共产党（统一）党史》第2卷第60页。

[16] 安德烈·方丹：《冷战史：从十月革命到朝鲜战争，1917—1950年》，伦敦和纽约，塞克·沃伯格出版公司，1968年，第195页。

[17] 《法国共产党（统一）党史》第2卷第134，136页。《抵抗运动时期的法国共产党》谈到了党同戴高乐的代表早在1942年夏天，即在戴高乐—莫洛托夫会谈后不久，就开始接触了。但这本书没有指出这次会议的重要性。戴高乐给党的领导的信件虽然公布了，却被删掉了一段话，即戴高乐表示深信共产党对他也会恪守党内生活中那种“忠诚的纪律”的。书中也未提及费尔·南·格勒尼埃发表在《人道报》上的文章。

[18] 《抵抗运动时期的法国共产党》第234—236页。

[19] 参阅雅克·福韦：《法国共产党史》（前几章提到过此书）第2卷第127—128页。照这本书的说法，党终于参加了政府，但没有从戴高乐那里取得一点哪怕是形式上的让步。《抵抗运动时期的法国共产党》对让步只字不提，从而含蓄地证实了这一说法。因为如果有过任何让步的话，书中一定会提到的。

[20] 《抵抗运动时期的法国共产党》第241—242页。

[21] 《抵抗运动时期的法国共产党》（286—328页）详细记述了这次全国性起义的情形，清楚地表明法国大部分国土是通过“武装的和非武装的人民群众”的战斗而得到解放的（第329页）。艾森豪威尔虽把法国抵抗运动战士支持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战斗中所作的贡献，比作15个师的兵力。这种估算，还只不过考虑了抵抗运动配合盟军反攻的那一部分武装力量，而没有考虑四年来的敌后游击斗争和政治攻势对占领军的士气和实力所产生的日积月累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按几何级数增加着的。同时，这种估算也不能反映出紧接在盟军登陆之后发生的大规模政治反抗行动的作用。

[22] 雅克·福韦在论述解放前夕法国共产党究竟代表何种力量时说：“党是法国领土上各种抵抗运动中最强大、最坚韧不拔、和唯一力置遍及全国各地的抵抗力量。”（《法国共产党史》第2卷第59页）。安德烈·方丹谈到解放运动本身时指出：“当时各地的政权已经在它伸手可及的范围之内了。”（前引书第197页）

[23] 戴高乐：《战争回忆录：团结》，伦敦，魏登菲尔德·尼科尔森出版公司，1955年，第292—293页。

[24] 《法国共产党（统一）党史》，第2卷，第246页曾提到杜克洛的讲话。这部书里对此事的报道是由当时担任重要职务、而又绝非“左倾”观点的党员所写的，报道毫不含糊地表明：当时党的领导承受着许多党员和一般人民群众的强大的压力，他们要求党的政策具有进攻性质。各地解放委员会内部也出现了一种倾向：坚持要求委员会发挥政权机关的作用。1944年10月来自法国南方40个省、区的解放委员会代表齐集在阿维尼翁开会，作了一个决定，要求地方委员会“在城镇和乡村召开群众爱国大会，解释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的行动纲领，并制订适合地方情况的详细计划。地方委员会的组成及其活动都须经过人民群众批准。”12月9日和10日，塞纳河区的地方解放委员会在巴黎维勒旅社举行会议，他们响应南方的倡议，建议爱国大会应该筹备一个代表各阶层人民的大型的政治团体会议。后来在巴黎举行了一次这样的会议，但党的领导所执行的总路线却使这一行动夭折了。因为正如我们后来将看到的那样，这条总路线要求解放运动绝对服从法国中央政府的领导。

[25] 《法国共产党（统一）党史》第2卷第247—251页。据这部书的作者们说，多列士对于戴高乐回忆录中这些说法和许多其它的说法，从未加以驳斥。

[26] 《多列士全集》第20卷第181—182页，第187—188页。

[27] 戴高乐对他的莫斯科之行是这样解释的：“为了从共产党那里取得为期一年的喘息时间，以便把局势控制住，我不得不去莫斯科签订一个协定。”（福韦引文，见前引书第148页。正如福韦十分准确地指出的那样，这不可能是他去莫斯科的唯一理由，但无疑是此行的主要目的之一。但是，我们找不到证据来证实福韦这样的观点：多列士在抵达法国时，是赞成加强解放委员会的权力、保留国民军等项主张的，只是在戴高乐会见斯大林之后，他才改变他的路线。事实上，多列士一到法国（甚至在他回国之前在莫斯科电台发表声明时），就为了给旧资产阶级民主国的复辟开绿灯，而支持放弃抵抗运动和解放时期建立起来的独立自主的政权。他回国后，立即提出这样一个公式：“一个国家，一支警察部队，一支国防军”，就十分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法国共产党（统一）党史》第2卷第247页）。鉴于当时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起着支配作用的那种精神状态，在这个国家里，小心行事是必要的。多列士虽然一开始盛赞解放委员会所起的作用，但同时却又坚持委员会要服从新的国家机关：这就是1944年12月14日他在冬季赛车场集会上讲话的要旨。他借助于戴高乐—斯大林协议，使这条路线更加强硬起来，在1月举行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上，他终于以一种明确的最终的形式宣布了这条路线。

[28] 关于伯努瓦·弗拉雄的报告，见《法国共产党（统一）党史》第2卷第262—264页。

[29] 见《多列士全集》第21卷第57页、100页、118页、127—129页；第20卷第183页。

[30] 《多列士选集》，1966年，第2卷第399页。

[31] 《多列士全集》第22卷第141页。

[32] 这是福韦的说法，见《法国共产党（统一）党史》第2卷第172页。

[33] 见前引戴高乐所著书。

[34] 《多列士全集》第22卷第105页。

[35] 《法国共产党（统一）党史》的作者们对法国共产党和法国社会党（又名“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两党之间关于团结问题的协商是这样叙述的：1944年11月社会党公布了一项决议，其中有这样一段声明：“社会党庄严地重申它在地下斗争时期曾向法国共产党提出过的团结一致的建议。”此后不久就成立了一个“了解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起草一个备忘录，为社会党—共产党的团结作好准备。可是，法国共产党参加这个委员会的代表们所提出的建议，却表现出一种死板的毫不妥协的态度，这同他们为了和戴高乐搞好关系并参加法国政府而作出的原则性让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们甚至坚持在同社会党订立的团结宪章中应该包括这样一段话：无条件地赞成苏联的立场，并且承认联共（布）拥有最高的权力。总之，他们要求社会党人变成效忠于苏联共产党和斯大林的共产党人（同上，第2卷254—255页）。

[36] 《多列士全集》第22卷第207页。

[37] 同上，第132页。

[38] 据本章注2《革命运动史》（莫斯科思想出版社）一书中所载数字为4万人。该书作者在谈到法帝国主义镇压阿尔及利亚起义时，没有提到法国政府中有共产党部长参加。

[39] 《多列士选集》第2卷第351—352页。文中提到的阿尔是指法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战前在这个城市举行的。

[40] 前引福韦所著书，第2卷第194—195页。《法国共产党（统一）党史》第3卷第31页曾提到要让“越南的捣乱分子”对战争负责的打算。众所周知，越南的独立和宣布在全国领土上建立民主共和国，是1945年8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起义获得胜利的结果。实际上，法国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是在当年夏天开始的。法国军队借口解除日军武装而登陆，重新占领了西贡，并迫使共和国当局转移到农村。1946年整整一年中，法国当局不断进行挑衅，并迅速采取一些旨在复辟殖民统治的措施。炮轰海防造成了6千人的死亡，这就标志着转入了公开战争。

[41] 见前引福韦所著书第2卷第195页。

[42] 1947年3月29日，为了镇压马达加斯加的民族解放运动，法国当局挑起了流血冲突。这个岛上的居民在许多地方用暴动来回答殖民者的镇压。这次起义最后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几位解放运动的领导者，其中包括四名参加法国国会的议员，被判处死刑。

[43] 《多列士全集》第21卷第63—64页（1945年6月在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选集》第2卷第452页；《全集》第23卷第10页、115页。

[44] 《多列士全集》第23卷第9页。莱昂·布吕姆的话，见前引福韦所著书第2卷第185页。在同一页上，还提到1946年7月17日《共产主义手册》上的一篇文章，批评社会党人在处理德国问题的态度上竟优先满足“国际主义”的要求，而不是“在目前这一时期，首先要从法国民族的立场来解决问题”。

[45] 引文见福韦所著书第2卷第198页。

[46] 《多列士全集》第23卷第121—122页（在法国共产党塞纳区委会大会上的讲话）。

[47] 引文见福韦所著书第2卷第199页。

　　原文缺注[48]——译者。

[49] 陶里亚蒂：《意大利共产党》，巴黎，马伯乐书店，1961年，第109—110页。

[50] R·巴塔利亚：《意大利抵抗运动史》，都灵，埃瑙迪出版公司，1955年，第83页。

[51] 参看巴塔利亚和加里塔诺合著：《意大利抵抗运动简史》，罗马，团结出版社，1965年，第36页。

[52] 隆哥在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会议上的报告，见《各国共产党代表情报会议》，莫斯科，1948年，第227—228页（这本书在以后引用时，将名为《1947年共产党情报局会议》）。

[53] 譬如说，可以参考亨利·米歇尔《欧洲地下运动》，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65年，第47—48页。在纪念意大利共产党成立三十五周年的大会上，陶里亚蒂谈到这一时期时说了这样一段话：“1943年3月，都灵工人为了反对残酷的剥削和法西斯战争政策，开始举行罢工。我提醒你们，这一运动的各个阶段都是由共产党人准备和组织起来的，是由以马索拉同志为首的意大利本国党内核心组织的同志们所领导的。这次罢工对于法西斯政权是一次致命的打击。7月25日，这个政权终于崩溃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旧基础包括军事组织也随之瓦解了。这时，意大利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人民起义就开始了。人民掌握了主动权，把国家未来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组织、建立了一支军队，选出了领导人，为拯救他们的国家免于毁灭和灾难而进行战斗。不错，当时带头的、站在战斗最前列的是我们，是我们这些老战士和新战士。”（陶里亚蒂：《为自由与社会主义奋斗的三十五年》，见《意大利共产党手册》，国际部，1965年，第14—15页。）

[54] 陶里亚蒂：《抗德战争中的意大利》，在1943年11月12日《真理报》。原文引自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陶里亚蒂选集》第1卷第274页。陶里亚蒂在该文中没有提到在三大国关于意大利的宣言中有这样一条规定，即只要战争还在继续，那么，一切真正的权力都将掌握在同盟国军事当局手中。意大利人民须待战争胜利后才能行使民主选举政府的权力。

[55] 引文见皮埃特罗·塞基亚所著《抵抗运动阶段中菲亚特公司的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载《社会主义史杂志》，1964年，第22期。

[56] 莱利奥·巴索在1965年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谈到墨索里尼垮台前不久在米兰举行的一次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共产党、社会党、行动党和天主教民主党。“马凯西同志（一位意共代表）在会上宣读了一份文件，竭力向资产阶级保证社会秩序不致发生任何混乱，（甚至关切地安慰工业家们说，反法西斯政府将赔偿他们在战争中的损失）我对他宣读文件时局促不安的神情记忆犹新。我记得当时有一位天主教民主党代表听完之后，朴实地评论说：‘我们天主教民主党人现在可比共产党人还要左得多呢！’”（莱利奥·巴索：《抵抗运动中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载《马克思主义评论》，1965年7、8月合刊）。

[57] 从德军占领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时起，意大利就有三个全国性的解放委员会。一个在北方，一个以罗马为基地——它在理论上具有最高的权威，而实际上并不能控制中部的解放运动，另一个在那不勒斯。

[58] 马切拉·费拉拉与毛里齐奥·费拉拉合著：《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巴黎，社会出版社，1954年，第339页。这本书是根据陶里亚蒂同作者的谈话和意共的有关文件编写的，并经陶里亚蒂本人校订和改正。因此，书中所述应视为陶里亚蒂对我们所讨论的事件的意见。

[59] 同上，第340页。

[60] 关于意大利共产党前领导人对陶里亚蒂的论点曾予以某种抵制的事实，是苏联共产党外事部门的官员们在情报局刚刚成立、并在会议上对意共的政策大张挞伐之时透露出来的。

[61] 见注58所引书第350页。

[62] 《苏联大百科全书》第19卷第86页。苏共高级党校所采用的现代史教科书中，对这件事甚至叙述得更加明确：“应苏联政府的请求，意大利问题协商委员会（由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的代表组成）通过了一项决定：由巴多利奥元帅组成一个包括所有反法西斯党派代表的政府。”（《现代史》，第二部分，莫斯科，1959年，第582页。）

[63] 关于斯大林向铁托施加压力的简略情况，见下面关于南斯拉夫革命的部分。

[64] 见注58所引书第362页。

[65] 陶里亚蒂：《共产党人的民族团结政策》（1944年4月11日的演讲），《马克思主义评论》1964年7至10月号第24页。

[66] 陶里亚蒂：《向民主前进！》（1944年9月24日演讲），同上，第74页。

[67] 前引巴塔利亚与加里塔诺合著书第192页。

[68] 见注58所引书369页。

[69] 同上，第369、371—372页。

[70] 同上，第369页（重点是我加的）。

[71] 《陶里亚蒂选集》（俄文版，见本章注54）第1卷，第379页。

[72] 见前引巴塔利亚与加里塔诺合著书，第189页。

[73] 同上，第91页。

[74] 同上，第202—203页。

[75] 敌人利用严冬气候，出动大批军队企图包围高山上的游击队，切断其与供应基地的联系。游击队决定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向山下平原前进。这种“向平原”（“pianurizzazione”，来自平原“pianura”一词）的战术，效果很好，它增强了可用于工业中心和大工厂武装斗争的部队。

[76] 隆哥的报告，见《1947年共产党情报局会议》第228—229页。

[77] 同上，第230页。

[78] 《现代史》第538页。

[79] 陶里亚蒂：《意大利的复兴》（在意大利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见《马克思主义评论》1964年7至10月号第66页。

[80] “管理委员会”是根据起义前不久北意大利全国解放委员会发布的一项指令成立的。它是一种代表工人、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团体，其任务就是协同政府特派员和厂商一道来管理工厂（见注76所引隆哥的报告）。

[81] 《再生》1945年5至6月号（重点是我加的）。

[82] 陶里亚蒂：《意大利的复兴》第99页。

[83] 马切拉与毛里齐奥·费拉拉合著：《意大利生活纪实（1944—45）》，罗马团结出版社，1960年，引文见1964年《国际研究》第44—45期的该书第7、8两章的法译本，第205页。

[84] 陶里亚蒂从解放到1946年6月2日选举任司法部长。该部的主要任务是清洗与处罚法西斯活动分子。党对这个问题的政策，是集中力量打击上层，打击真正的罪犯，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很难这么做到，因为资产阶级势力与盟国千方百计破坏清洗。党对这种破坏也并没有认真去进行斗争。甚至像莫里斯·沃萨尔这样的基督教民主党历史学家都指出来了这一点：“如果说清洗是敷衍了事的——的确如此，特别在南部尤其严重——，那部分地是由于盟军施加影响与右翼自由主义集团进行反对的缘故，但还要归因于被任命来进行清洗的人物，首先是相继担任这项职务的陶里亚蒂和南尼所表现的过度的迁就，他们也许意识到，不管他们的愿望如何，由清洗而空缺的职位，找不到更合适的人来填补。几次大赦做了剩下的事情，让罪大恶极的民主的敌人，例如瓦莱里奥·博尔杰塞王子和欧洲新纳粹运动领袖之一的外交官安富索，得以重新出头露面。”（M·沃萨尔：《基督教民主主义史》，巴黎瑟伊出版社，1956年，第275—276页）。

[85] 埃米利奥·塞雷尼：《反对派的高峰》，都灵，埃瑙迪出版公司，1948年，第60页。

[86] 《陶里亚蒂选集》，（俄文版）第1卷第463页。

[87] 前引沃萨尔所著书第275页。“三党执政”指的是主要由天主教民主党人、共产党人与社会党人组成政府的制度。

[88] 同上，第274、276页。

[89] 陶里亚蒂的两位传记作家承认，“宪法中加入社会内容是同一部分天主教民主党人士达成协议的结果”（见注58所引书《陶里亚蒂》第389页）。

[90] 意大利宪法中最“进步”的社会原则有：“意大利是一个基于工作的民主共和国”（第一条）；“共和国有义务消除经济与社会障碍，这类障碍通过实际上限制公民的自由平等，妨碍人的充分发展，以及所有工人真正参与国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建设”（第三条工人有按工作的数量与质量取酬的权利；无论如何，这种报酬都应能保证他和他的家庭过自由而体面的生活”（第三十六条）。按照陶里亚蒂的说法，这些载入宪法的“基本原则”，“意味着意大利旧的经济与政治制度的变革”，“指向通往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陶里亚蒂：《意大利共产党》第128页）。　　应该指出的是，这条“通往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主要是代表意大利上层资产阶级与梵蒂冈的党在迫使共产党部长退出政府之后六个月通过的。对一些条文特别是第一条进行研究之后，可以看出这种“社会内容”，同1931年的西班牙宪法的情况一样，是建立在文字游戏之上的，因为“工作”与“工人”这两个词，不加区别地用于工人与资本家、劳动农民与大地主以及他们各自的“工作”。1950年巴黎《政治科学全国基金会手册》所载的一组关于意大利宪法的论文，把这种意义不明确的说法很清楚地作了分析。

[91] 陶里亚蒂：《意大利的复兴》第115—117页。

[92] 巴黎《国际研究》第44—45期，1964年，第228页。

[93] 同上，第227页。

[94] 见注58所引书《陶里亚蒂》第388—389页。

[95] E·雷阿尔：《与雅克·杜克洛一同在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会议的被告席上》，巴黎普隆书店，1959年，第4页。

[96] 同上，第l35页。

[97] V·德迪耶尔：《铁托谈话录》，伦敦魏登菲尔德·尼科尔森出版社，1953年，第304页。

[98] 以下对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政策与斯大林的干涉的简短分析，主要根据卡德尔在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南斯拉夫党的活动的报告（《1947年共产党情报局会议》，第41—69页），德迪耶尔的书（《铁托谈话录》），以及费伦茨·费伊托：《人民民主国家史》，巴黎瑟伊出版社，1969年，第1卷，第66—69页。我也注意到了以本章注2所提到的教科书为代表的苏联的说法。苏联的说法没有提到斯大林在这个时期所进行的旨在改变南斯拉夫革命路线的干涉，但含蓄地承认了南斯拉夫的政策是对的。　　1964年出版的《国际研究》第44—45期，是一期研究从解放到“冷战”开始那段时期的专刊，其中载有关于法、意、匈、保、捷等国的论文，但对南斯拉夫一字未提。指出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法国共产党不愿提及南斯拉夫人民在解放时期进行革命斗争的榜样，它同法共所奉行的政策一比较会太令人难堪了。

[99] 卡德尔在（上面的注所提到的）报告中说，在1941年末和1942年初，游击队司令部就开始挑选最好的战士和最好的队伍，组成不固定在某一地区而能按照统一的作战计划行动的战术分队。这批队伍以后成了师和军团。这支革命正规军就纪律、作战经验、战斗力与作战方式来说，都有别于游击队，尽管游击队还在起很重要的作用。这两种斗争形式的结合，是南斯拉夫革命战争的特点之一。南斯拉夫人民所面对的敌人，并不比在法国或者意大利的敌人弱。德国人经常动用精锐部队，包括意大利、保加利亚与其他外国军队，为占领者雇用的一些傀儡政权的军队，以及米哈伊洛维奇的切特尼克分子。

[100] 德迪耶尔：《铁托谈话录》第175页。

[101] 同上，第179页。

[102] 同上，第207页。

[103] 同上，第208页。

[104] 前引费伊托所著书第79页；前引德迪耶尔所著书第220—224页。

[105] 斯大林与铁托会谈情况见前引德迪耶尔所著书第232—235页。关于在巴尔干半岛两国划分 “势力范围”的情况，见下面注144。

[106] 前引德迪耶尔所著书第237页。

[107] 前引费伊托所著书第83页，

[108] 引文见巴齐尔·达律瓦斯：《希腊：从抵抗运动到内战》，载《国际研究》第44—45期，（1964年）。丘吉尔的电报刊载在该杂志的第268页上。值得指出的是，法共的这份杂志援引丘吉尔关于斯大林让他“在希腊享有行动自由”的说法，而对这种说法的真实性一点也没有提出怀疑。

[109] 希腊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将该党于1944年和1945年初所犯错误列举如下：　　“（1）1944年5月签订的黎巴嫩协定。根据该协定我们作出了不能接受的让步，实质上帮助了英帝国主义者和希腊富裕的寡头复辟旧制度、阻碍希腊人民决定自己的前途。　　“（2）卡塞塔协定。它将希腊武装部队置于英国斯科比将军统率之下。　　“（3）党的领导对英帝国主义者及其雇佣军强加在我们头上的十二月战斗缺乏政治、思想、组织和军事准备。　　“（4）瓦尔基扎协定，这是一种不能接受的妥协，等于向英帝国主义者和希腊反动派投降。”（《希腊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希腊文本，巴黎1961年，第99页

[110] 引文见安德烈·凯德罗：《希腊的抵抗运动》巴黎，拉丰出版社，1967年。

[111] 见本章注95和注98，参见E·雷阿尔所著的书、卡德尔的报告以及德迪耶尔所著关于铁托的书。卡德尔的报告虽未点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的名，但它捍卫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政策，明显地是对其他各国党的批评。这种间接批评与雷阿尔注中的直截了当的批评，说法基本相符。

[112] 卡德尔的报告，见《1947年共产党情报局会议》第52页。

[113] 哥穆尔卡关于波兰共产党活动的报告，见《1947年共产党情报局会议》第79页。

[114] 关于杜克洛与隆哥对南斯拉夫批评的反应（我们已经看到，日丹诺夫“支持”这种批评），德迪耶尔作了如下的描述：“杜克洛和隆哥对南斯拉夫代表团的态度的反应是不同的：杜克洛很恼火，并且气忿地拒绝和任何人说话。会后他躲进公园，独自坐在一条长椅上，不停地摇晃着他那两条碰不着地面的短腿。隆哥则相反，他要求见见南斯拉夫代表团，更加详细地听取他们的批评。至于意大利共产党战时的政策，他说，那是奉莫斯科之命干的”（《铁托谈话录》第305页）。

[115] 本书上册第6—16页。

[116] 见本书上册“斯大林与修正主义者如出一辙：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和“人民阵线的经验教训”两节。

[117] 见本书上册“最后的行动”一节。

[118] “文件记录与研究”（《法国文献集》，1951年5月5日，第6页）。1946年12月21日埃利奥特·罗斯福会见斯大林元帅的情况，见1947年1月22日《每日邮报》。

[119] 九党声明，《1947年共产党情报局会议》第6页。

[120] 斯大林：《伟大卫国战争期间的战时谈话、命令及答外国记者问》1941年7月3日—1945年6月22日，（以下简称《战时谈话》——译者）伦敦，哈钦森出版公司，1946年第112页。

[121] 日丹诺夫的报告，见《1947年共产党情报局会议》第12—14页。

[122] 《1947年共产党情报局会议》第7页和22页。

[123] 苏联外交部：《斯大林与丘吉尔、艾德礼、罗斯福、杜鲁门1941—45年的通讯集》伦敦，1958年，第2卷，第202页（斯大林1945年4月1日接到罗斯福私人的密电）。安·方丹提到了罗斯福的这个电报（前引方丹书第236页）。（以下简称《斯大林同丘吉尔等人的通讯集》——译者）

[124] 正值戴高乐将军重申他对雅尔塔会议划分“势力范围”的著名立场时，美国国务院于1968年8月25日发表了一份公报，说克里米亚会议上“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地都没有讨论势力范围”。1968年8月25日—26日《世界报》发表了雅尔塔各项协定的全文，想以此来支持国务院的观点。这项协定像三大国所有的公开协定一样，目的是向各国隐瞒这次“划分势力范围”的真相。要达到此目的，协定一方面在明确提到“划分”哪些地方的时候含混其词；另一方面对会上所订的秘密协定不置一词。第一种方法的一个例子，就是雅尔塔协定的正式文本在涉及南斯拉夫的时候，说三大国一致建议铁托和舒巴希奇将他们之间（上面已经提到）的协议立即付诸实施，但只字不提这个协定一方面是斯大林，另一方面是罗斯福和丘吉尔对南斯拉夫暗中施加压力后强加给南斯拉夫的，要南斯拉夫接受1944年10月斯大林与丘吉尔商定的在南斯拉夫秘密划分“势力范围”的条款。波兰以及其它许多地方的情况可以说也是这样。奇怪的是，共产党人竟会像国务院那样来看雅尔塔的或“三巨头”其他会议的正式协定。例如，塞尔季奥·塞雷在1968年5月4日的《马克思主义评论》上发表的论文和E·拉季奥尼埃里为团结出版社1965年出版的一本涉及“三巨头”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的官方报道的书所作的序言，居然都是这么看问题。

[125] 德波林《第二次世界大战》，莫斯科，1961年，西班牙文本，第214页。

[126] 艾登：《估计》，伦敦和纽约，卡斯尔出版社，1965年，第296页；参见前引方丹所著书第179页。

[127] 《国际工人运动史》，苏共高级党校教科书（见注2）第43—44页。

[128] 同上，见本书第14页。

[129] 前引方丹所著书第182页。

[130] 引文见皮埃尔·布鲁埃：《布尔什维克党》，巴黎子夜出版社，1963年，第433—434页。

[131] 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伦敦费伯公司，1937年，第189页。

[132] 引文见前引布鲁埃所著书第434—435页。

[133] 陶里亚蒂关于这一时期意大利群众运动、游击队活动以及国家危机情况的描述，见注53。

[134] 见前引方丹所著书第188页。斯大林开的玩笑见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5卷第72页。“各族人民的父亲”不知道他自己说得多对。

[135] 前引德波林所著书，第371页和399页。德波林的描述根据的是当时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的回忆录。据赫尔说，在魁北克会议上丘吉尔主张由巴尔干半岛开辟第二战场，因为“苏联人闯入”这一地区会严重威胁“英国和美国的利益”。赫尔：《回忆录》，伦敦，霍德与斯托顿公司，1948年，第1231页。

[136] 斯大林：《战时谈话》第94—95、111页。

[137] 西班牙共产党刊物《我们的旗帜》，1944年6月30日社论。

[138] I·马斯基：《第二战场问题》，在《国际研究》第9—10期，巴黎，1958年，第239页。

[139] 《苏联大百科全书》第7卷第181页。

[140] 前引德波林所著书第425页。

[141] 据罗斯福的儿子的记述，总统是在开罗会议上同英国首相的一次谈话（1943年11月22日）中说了这种看法。（埃利奥特·罗斯福：《如他所见到的》，纽约，迪尤尔、斯隆与皮尔斯公司，1946年，第156页）。

[142] 美国国务院：《马耳他和雅尔塔会议》，华盛顿，1959年，第539页及以后几页。

[143] 斯大林：《战时谈话》第94—95页。

[144] 当然，欧洲“势力范围”的划分一般都适当地考虑了适合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条件的外交形式；换句话说，就是用尊重各国的独立、尊重各民族的自决权之类的话来加以装饰。可是，有时也说得直截了当，下面这段话就是这样。这是丘吉尔叙述他同斯大林1944年10月9日的谈话。他说：　　“谈事务的时机到了，于是我说，‘我们来处理一下我们在巴尔干半岛的事吧。你们的军队现驻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我们在那儿也有权益，使命和代理人。我们之间不应该在小事情上闹矛盾。就英国和俄国来说，你们在罗马尼亚占百分之九十的控制权，我们在希腊占百分之九十，在南斯拉夫我们各占百分之五十，你看怎么样？’翻译这几句话的时候，我便在半片纸头上写了下来：

　　“我把这半片纸推过去给斯大林，他当时已经听完翻译。稍稍犹豫了一下，他就拿起蓝铅笔在纸上打了一个勾，表示同意，又递还给我们。这个问题没等记下来就全解决了。　　“……随后便是长时间的沉默。用铅笔划过的那半片纸摊在桌子中央。最后我说，‘如果我们处理这些与千百万人生死攸关的问题显得太随便的话，不会被认为是太玩世不恭了吧？我们把这片纸烧了吧。’‘不，你保存着’斯大林说。”（前引丘吉尔所著书，第6卷第19页）。　　讨论第二战场时又提出“划分势力范围”的问题。英国由于不言而喻的原因，战争期间一直坚持在巴尔干半岛开辟第二战场。苏联人由于同样可以理解的原因，坚定地反对这一点。双方都提出了取得军事效果的论据，然而真正的问题是哪个地区仍要归自己控制。　　应该强调指出的是俄国人从未否认丘吉尔的话。安德烈·方丹指出（见前引书第246页），俄文版的“三巨头”秘密通讯中删去了丘吉尔给斯大林的一份电报，此电直截了当地提醒俄国人关于1944年10月商定的在巴尔干半岛划分“势力范围”的事。但是，俄文版却收有一份丘吉尔1945年4月28日发给斯大林的电报，电文中说：“我还要指出，南斯拉夫事件的处理过程不符合按各占百分之五十的比例划分我们两国的利益的协定。”对丘吉尔的这种抱怨斯大林在回电中没有予以反驳。

[145] 斯大林《战时谈话》第111页。

[146] 见本书，第68页。

[147] 见前引方丹所著书第220页。工党为了自己的利益，着眼于即将来临的选举，才反对利用希腊事件。工党击败了丘吉尔之后，在希腊仍然遵循原来的政策。美国领导人已准备把英国人排挤出希腊，以便取而代之。

[148] 解放前夕，民族解放阵线的队伍中，男女合计已超过一百五十万人。方丹描述了雅典战斗之后说：“人民军离胜利只有一发之差了……圣诞节〔丘吉尔〕亲自飞抵雅典，不知这样一来他本人倒注定了人民军暴动的失败。人民军那天确实已准备炸掉大不列颠旅馆——英希军事参谋部和帕潘兹雷欧‘政府’所在地（这个‘政府’最多不过在那个建筑物以外几百平方英尺的范围内有管辖权），接着要利用爆炸引起的混乱发动总攻。由于丘吉尔的到来，也由于他同意同人民军的代表协商，人民军便放弃了自己的计划。”（前引书第216页）。真正摧毁民族解放阵线的是希腊共产党迫不急待地想要同丘吉尔和解，这样来适应斯大林的政策。

[149] 据苏联历史学家说，德国的计划是要占领盟军的一个主要供应基地——安特卫普港，切断并打垮盟军的这支精锐部队，以至使盟国的进攻计划落空。

[150] 《斯大林同丘吉尔等人的通讯集》第1卷第295页。

[151] 古德里安：《装甲部队的将领》，伦敦约瑟夫公司，1952年，第393页。

[152] 前引德波林所著书第425页。苏联历史学家当然使用能提供证据证明这实际上是盟国的目的的秘密文件，以及这些事件中英、美的一些主要当事者的回忆录。但是，苏联历史学家把这些材料拿来只不过作为旁证而已。苏联官方历史所作分析实际是基于斯大林和苏联领导人战时所熟知的事实与行动，还有当时根据英、美领导人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对这些事实与行动所作的解释。例如我们常常援引的德波林与I·崔可夫少将合写的书，就是对官方观点的最有代表性的一本。（见该书的西班牙文本。）　　该书第337页及以后几页上有关于盟军1942年在北非、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的作战计划的分析。分析表明，只要把美国报刊查阅一遍，稍作研究，就可以透过这些计划看到这两个国家垄断集团的利益。第344页上提到美国在北非登陆之后“支持纳粹德国的走狗法国反动派”。第350页上提到瓦尔特·李普曼1943年的文章，文中提出一个想法，要把“大西洋共同体”作为美国称霸世界的一个工具。第354页上提到，根据当时公开的消息，伦敦和华盛顿政府公开庇护法国。第395页上把盟国军事当局在南意大利解放区建立的控制描写成殖民地制度。第399页上解释说，苏联代表团之所以在德黑兰会议上反对英国在巴尔干半岛登陆的计划，是因为计划的真实目的——正如德波林在第337页及以后几页上解释的那样——是要“把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强加给这些民族，并重建反苏防疫圈”。正文中关于盟军在诺曼第登陆的真实目的那一段引自该书第425页。第474页及以后几页上对英国干涉希腊提出了极其尖锐的批评，反映了“英国军队占领希腊引起全世界民主舆论的极大义愤”的情况。（我们可能注意到这里忽略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即德波林只字未提苏联报刊和苏联官方文件是如何反映这次普遍的义愤的，如果他能引述这方面情况的话，他是一定会引述的。）

[153] 斯大林一定知道在意大利的盟军往希腊运送部队的情况，因为雅典有苏联的一个军事代表团紧挨着英国远征军司令部。

[154] 前引德波林所著书第485页。

[155] 前引德波林所著书第481页。

[156] 恩格斯：《在土耳其的真正争论点》。

[157] 见本书第67页前引德波林所著书第378页。

[158] 前引F·费伊托所著书，第1卷，第57页。这里详细描述了以下情况：“1939年东波兰刚刚被苏军占领，就被迅速而又残酷地纳入苏联轨道：镇压所有波兰、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犹太政党，逮捕成千上万的社会党人和农民党党员；除监禁和拘留了二十五万波兰士兵外，还流放了一百二十万波兰公民。德国进攻苏联之后，波兰流放者获释，但其中二十万人已失踪了。1941年获释的一些政治领导人再次被捕，其中有两个是犹太社会党——崩得——的主要领导人亨里克·埃利赫与维克托·艾德勒。波兰西部被纳粹占领后，这两位领导人一直在东部避难。1941年他们接受苏联政府关于组织一个世界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建议，并把一份章程草案呈送斯大林。莫斯科于1941年10月疏散后，他们被送往古比雪夫等候斯大林的回音。12月3日他们被捕，然后被处死。

[159] 前引书第56—57页详细叙述了与流亡政府有联系的波兰抵抗运动的重要性。1944年8月1日，遵照流亡政府的指示，抵抗运动发动华沙起义，其目的显然是想在苏军（已迫近华沙）到达之前解放首都，建立起自己的权力机构。起义期间苏军抵达华沙郊区的维斯杜拉河对岸，他们只炮轰德国人而不发起进攻，虽然与抵抗运动的起义共同发起进攻定能将德国人打败。华沙人民经过两个月的浴血奋战后，被迫在这座城市的废墟上投降。苏联人以技术上的理由来为他们的这种消极态度作辩解。

[160] 《斯大林同丘吉尔等人的通讯集》第1卷第347页。

[161] 同上，第2卷第202页；前引方丹所著书第236页。

[162] 《斯大林同丘吉尔等人的通讯集》第2卷第206页。

[163] 引文见前引方丹所著书第239页。

[164] 《斯大林同丘吉尔等人的通讯集》第1卷第331页。1944—45年冬，比利时的抵抗运动也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

[165] 见K·S·卡罗尔：《去波兰的签证》伦敦，麦吉本与基出版社，1959年，第82页。

[166] 这是议定书的第3条。该计划后来放弃了。

[167] 见前引方丹所著书第243页。

[168] 引文见罗伯特·墨菲《行武出身的外交家》伦敦，柯林斯公司，1964年，第259页。

[169] 见本书，第97—98页。丘吉尔在他5月12日给杜鲁门的电报中说：“俄国人能够在很短的期间里打到北海和大西洋水域，如果他们想那么办的话。”（前引方丹所著书，第243—244页）。

[170] 《泰晤士报》，1945年8月10日。

[171] 斯大林同《真理报》记者的谈话。（《我们的旗帜》1946年第5期。）

[172] 《会见斯大林元帅（1945—1951年）》，《法国文献集》，1951年5月5日，第3—7页。

[173] 前引德迪耶尔所著书第331页；前引吉拉斯所著书，伦敦，1969年，第141页。

[174] 前引《毛泽东选集》第4卷。

[175] 《会见斯大林元帅（1945年—1951年）》第4页。

[176] 1968年巴黎“五月事件”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法共一个党员向《人道报》写信提出他的看法说，如果党不是由于斯大林的反对和害怕美国干涉而退缩了，1944—45年革命是可能发生的（见1969年1月24日《人道报》上刊载的马塞尔·韦里尔的文章）。《人道报》不得不对此作出答复。萨特与《明镜周刊》记者谈话时也论述了这个问题，（1968年迪迪埃把谈话记录以小册子形式在巴黎发表，标题是《共产党员害怕革命》）据萨特看，1944—45年共产党人之所以作出让步，就是因为“他们的目的不是要发动革命”（第14页）。　　1965年在意大利杂志《马克思主义评论》讨论全国人民阵线的政策时也涉及到了这个问题，虽然涉及的范围有限。莱利奥·巴索决不是一个极端分子，可是他认为雅尔塔协定使革命难以达到社会主义的结果。他说，“1945年之后，在实行社会主义还是‘复辟’这两种解决办法之间，还有许许多多的解决办法。直到如今我还认为，假如在抵抗运动以前或以后的时期中，工人运动没有接受一系列使复辟易于进行的妥协条件以保证反法西斯的团结，它是可以从中找到一种使运动大大前进的解决办法的”。（见《马克思主义评论》，1965年7—8月合刊第17页）。

[177] 法国共产党对这个问题论述得最彻底的文件是政治委员会1952年10月3日就安德烈·马尔蒂和夏尔·狄戎事件通过的文件（《共产主义手册》，1952年10月）。与这两位党的领导人争论，源出对抵抗运动时期以及解放以后所采取的政策看法上的分歧。马尔蒂和狄戎（狄戎曾是抵抗运动的军事领导人之一）认为党推行了机会主义政策，坐失了良机，这是争论的中心。法共领导用老办法把讨论压了下去，甚至对马尔蒂加以诽谤，把他开除出党。狄戎虽留党内，但政治生命结束了。政治委员会的文件中有如下内容：夏尔·狄戎最近在德朗西的一次会议上说：指控我们想在去年5月28日夺取政权是可笑的，因为1944年本来是可以夺取政权的，但没有这样做，为的是要信守诺言。夏尔·狄戎这样说，没有解释1944年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必要条件并不具备这一事实，反而暗示党背着工人阶级和人民许过什么愿。　　政治委员会接着作了解释：　　“1944年8月，战争尚未结束。联盟可能破裂，资本主义强国可能纠集在一起来对付苏联。在最后一分钟以战士身分来到法国的美国人，由于害怕苏军向西方推进得太远，如果能得到一点借口，就会毫不犹豫与欧洲的希特勒、亚洲的日本结盟，以便纠合国际资本主义的全部力量对准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　　“就法国本身而言，虽然党的影响有很大增长，但若不继续进行反对希特勒的战争而走上别的道路，它立刻就会孤立起来，结果只能是惨重的失败。戴高乐就会找到借口用英、美军队摧毁工人阶级，与贝当达成协议，接过盖世太保的衣钵，干罪恶的勾当。　　“党的英明而有远见的政策不允许这样做。共产党人是革命者，不是冒险主义者。”接着又说，“各国党对苏联的态度是检验它们是否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民族独立的合理政策的试金石。”　　既然本书目的就是针对这些论点作出回答，因而这里不必多谈。但必须指出政治委员会进行论战的几种手法。　　（1）政治委员会把问题说成是要在1944年8月夺取政权的问题。其实，即使要等到1945年4月才夺取政权，谁也不会着急，因为到那时，联盟破裂的危险不存在了，而且夺取政权还可以与意大利北部的大起义相配合。不过，1944年8月党就应当加强和扩大由于解放而产生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换句话说，为在适当时候夺取政权准备条件。　　（2）政治委员会把问题说成是，要么夺取政权，要么继续打德国人，似乎进退两难。可是，假设夺取政权是可能的，那么，为什么这只能是意味着对德战争的结束而不能把对德战争转变为保卫新政权并使希特勒主义彻底失败的人民革命战争呢？而且，最重要的，为了继续领导反对希特勒的战争，难道只能像党的领导作的那样，使自己屈从于戴高乐和美国人的权威，解散抵抗运动的武装力量，使解放委员会纯粹成为一种摆设，而没有别的路可走吗？　　（3）政治委员会提到联盟破裂，盟友变敌人的危险，似乎罗斯福与希特勒和日本之间，与戴高乐和贝当之间的联盟，在1944—45年的形势下，已是十分容易办到的事了。这样说，只看到了党有孤立的危险性，没有看到美国人和戴高乐有孤立的危险性。　　它说：“对苏联的态度是共产党的试金石”，这倒是无意之中泄露了它政策的奥妙所在。正是苏联，至少也是斯大林不让多列士去探讨解放以后革命有爆发可能的问题，哪怕稍稍探讨一下都不行。

[178] 见注53。

[179] 美国历史学家约瑟夫·R·斯塔罗宾所撰《从共产党方面看冷战的根源》一文中所引，载《外交季刊》1969年7月号，第685页。

[180] 托洛茨基：《列宁逝世后的第三国际》，纽约先锋出版社，1936年，第68—73页。

[181] 多伊彻：《斯大林》，第十二章。他在最后一部著作《未完成的革命》（牛津大学出版社，1967年）中说：“蕴含着巨大社会主义革命可能性的国际性内战在世界大战内部展开。可是斯大林主义仍死死抱住传统安全、raison d’etat（国家利益）和神圣的民族利己主义不放。斯大林主义把这次战争看成是1812年那样的又一次卫国战争，而没有把它看成是欧洲的内战。斯大林主义并没有用国际社会主义和革命的思想对抗纳粹主义。斯大林本人认为这种思想并不像外国干涉时期那样能鼓舞军队的斗志，感染或瓦解敌军。他鼓励各国共产党领导的欧洲抵抗运动只为民族解放而斗争，不要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第73页）

[182] 多伊彻：《斯大林》，英国企鹅图书公司，1966年修订版，第549页。

[183] 巴甫连科与V·克涅任斯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关系》，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1962年（俄文版）。引文引内《国际研究》，1964年，第44—45期刊载的该书第十三章，第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