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中的 自愿可持续性 标准贸贸 易易 和和 发发 展展 会会 议议 联合国日内瓦，2022年国际贸易中的自愿可持续性标准贸 易 和 发 展 会 议贸 易 和 发 展 会 议联合国 2023年，联合国 全球版权所有若需摘录或影印，请发送请求至版权许可中心，网址为。关于版权和许可证(包括附属权利)的所有其他问题，请咨询：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405 East 42nd Street,New York,New York 10017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电子邮件：publicationsun.org 网站：https:/shop.un.org/本出版物所采用的名称及其图表内的材料的编写方式，并不意味着联合国对于任何国家、领土、城市、地区或其当局的法律地位，或对于其边界或界线的划分，表示任何意见。本出版物所载调查结果、解释和结论仅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并不一定反映联合国、其工作人员或会员国的意见。本出版物提及任何公司或特许程序，并不意味着联合国对其表示认可。本出版物经外部编辑。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印发的联合国出版物UNCTAD/DITC/TAB/2022/8 eISBN:978-92-1-002279-8 致谢本报告由鲁汶大学鲁汶全球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Axel Marx 博士和鲁汶全球治理研究中心的 Charline Depoorter 女士共同编写，贸发会议的 Santiago Fernandez de Cordoba 和Niematallah E.A.Elamin 提供了协作。报告以鲁汶大学的在线 edX 课程“可持续贸易”为基础。作者感谢 Ralf Peters 和 Alessandro Nicita(贸发会议)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Jenifer Tacardon-Mercado(贸发会议)负责报告的排版。iii致谢目录致谢.iii导言：贸易和可持续发展.1第一章 自愿可持续性标准.5A.导言.6B.自愿可持续性标准的出现和演变.6C.自愿可持续性标准兴起背后的推动力.71.消费者的认识(需求).82.公司采用自愿可持续性标准的动机(供应).93.对多边监管工作失败的回应.104.对出现其他自愿可持续性标准的回应.105.政府对自愿可持续性标准的参与.11D.自愿可持续性标准的增加停滞.11第二章 自愿可持续性标准的工作原理.13A.制定可持续性标准.14B.确保遵守标准.161.合规性评估：自上而下的核查.172.自下而上促进合规：投诉制度.19C.供应链追踪.20D.自愿可持续性标准体制设计的多样性.21第三章 自愿可持续性标准的有效性.23A.通过采用自愿可持续性标准产生影响的途径.241.自愿可持续性标准对可持续性的影响：经验证据.252.社会经济影响.263.环境影响.27B.VSS对自愿可持续性标准的接纳.281.采用自愿可持续性标准的障碍.30第四章 自愿可持续性标准与公共政策.33A.市场准入条例.34B.贸易政策：自由贸易协定和普遍优惠制.35C.可持续公共采购.36D.尽责条例.361.出口促进政策.37结论.38参考文献.39v目录国际贸易中的自愿可持续性标准表目录1.按类型分列的正面、中性和负面影响数.26图目录1.VSS可能对贸易产生影响的渠道.32.VSS数量演变，1942-2022年.73.1990至2010年代期间促使VSS数量激增的因素.84.VSS在各部门的分布.125.VSS的标准制定过程.146.VSS要求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关联.157.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合规性评估.178.追溯体系.219.VSS发挥影响的路径.2410.按国家分列的VSS采用情况得分(一国VSS占VSS总数的比例).2811.认证初级商品产量占总产量份额，2008年和2020年.3012.采用VSS的障碍.3113.将VSS纳入不同公共政策.34vi导言贸易和可持续发展国际贸易中的自愿可持续性标准导言：贸易和可持续发展过去几十年，国际贸易大幅扩张，背后的推动力是全球供应链或价值链的崛起。1990 年后的增长特别迅速，2021 年达到创纪录的 28.5 万亿美元(UNCTAD,2022)。贸易也使经济活动真正实现跨国化(Hoekman,2014)。而更重要的是，随着全球价值链的出现，国际贸易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各种零部件在组装成最终产品之前在各国之间多次转手(Hoekman,2014)。事实上，今天约 70%的国际贸易涉及全球价值链(OECD,2020)，而全球价值链可提高各国利用其比较优势的能力(UNCTAD,2021a)。国际贸易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和增加收入、减少贫困、扶持创新、创造就业、扩大消费选择和促进和平关系，继续为许多国家及其人民带来巨大的惠益(Irwin,2020)。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030年议程)及其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 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都确认，总体而言，贸易可以成为包容性经济增长和减贫的引擎，有助于促进可持续发展(UNCTAD,2021b；WTO,2018；WTO,2022)。此外，有人认为，贸易增加可以促成各国在改善社会和环境保护方面“力争上游”(Vogel,2005)。正如 Bradford(2020)所强调的，跨国公司和全球价值链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更严格的社会和环境标准。然而，国际贸易也制造了重大的环境和社会经济关切。它助长了环境破坏，包括毁林、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Deere Birkbeck,2021)，还由于制造了某种“污染避风港”而被视为导致污染增加的原因之一。在与贸易增加相关的社会经济关切中，尤为突出的是对劳工权利的侵犯，特别是以降低劳动力成本为目的而造成的侵犯，包括童工、工资不足、奴役和强迫劳动、工作时间过长或不健康和不安全的工作条件。国际贸易让许多人摆脱了贫困，但同时也加剧了国家内部的不平等(UNCTAD,2019)。因此，全球贸易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潜力是巨大的，但必须对全球贸易进行管理以减轻对可持续性的一些负面影响。为此制定了许多倡议，寻求以一种更可持续的方式来管理全球贸易。其中一项重要举措是制定和实施与产品和生产流程相关的自愿可持续性标准(以下简称 VSS)。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标准论坛(UNFSS,2013:3)将 VSS 定义为“具体列出可要求生产商、贸易商、制造商、零售商或服务供应商达到的规定的一套标准，涉及广泛的可持续性衡量指标，包括对基本人权的尊重、工人的健康和安全、生产对环境的影响、社区关系、土地使用规划等”。换言之，VSS 规定了一套经济行为体可自愿遵守的社会、经济和/或环境要求，目的是让生产和加工做法更具可持续性。VSS 为经核查已满足规则的行为体颁发认证或标签作为证明。理论上，这种认证或标签可以通过便利市场准入和创造商品或服务溢价来奖励以可持续方式生产更多商品或服务的经济行为体(Auld et al.，2008a；Estrella et al.，2022)。研究人员试图分析 VSS 对贸易的影响(Grassnick and Brmmer,2021；Guan and Ip Ping Sheong,2019)。这个问题对中低收入国家的出口尤为重要，因为在这些国家，贸易被视为包容性经济增长和减贫的重要引擎。此外，咖啡、可可和棕榈油等热带农产品的 VSS认证最为普遍，而发展中国家是这些产品的主要生产国。如图 1 所示，VSS 可以对贸易2产生各种影响。它们可以作为贸易催化剂产生促进贸易的效果，也可以作为贸易壁垒产生减少贸易的效果。一类文献认为，VSS 通过若干机制促进贸易，如确保市场准入和溢价，减少信息不对称和降低交易成本，以及通过改进农业工艺、培训、投入使用方法和技术转让提高生产力。第二类文献指出，VSS 会阻碍贸易，尤其是低收入国家的贸易。与认证、合规和监测相关的费用使得一些生产者，特别是小农户很难获得认证。除了成本之外，生产者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者 可能不具备满足 VSS 要求的技术资源。此外，如文献中所述，溢价并没有保证，而且即使获得溢价，多出的收入也未必能层层渗透到生产者手中，而是往往被全球价值链上的强势行为方捕获。因此，生产者因认证产生的成本无法获得补偿 Ponte(2019)称之为“可持续发展驱动的供应商挤压”。而采用 VSS 方面的这些障碍会将生产者，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者排除在价值链之外，因为认证在价值链中越来越具有事实上的强制性。图 1VSS 可能对贸易产生影响的渠道.自愿可持续性标准催化剂通过产品差异化和释放信号增加市场准入和需求溢价减少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提高生产力壁垒认证成本高合规性或执行成本监测成本执行 VSS 要求的技术成本溢价捕获排他性效果贸易额和贸易量资料来源：作者。3导言：贸易和可持续发展国际贸易中的自愿可持续性标准就VSS对贸易的实际影响进行的实证研究很少。Elamin和Fernandez de Cordoba(2020年)就VSS对贸易影响的经验证据进行了文献回顾，结果发现这一领域的研究文献只有9份。虽然文献大体均指向 VSS 对贸易的促进效应，但必须谨记一些相关的细微差别。特别是，审查的研究得出的结论相互矛盾，而且具有高度的个例性质，仅关注很少的 VSS 和产品。例如，Grassnick and Brmmer(2021)的一项研究发现，UTZ 认证促进了可可豆和可可糊的出口，但削弱了深加工可可产品的出口业绩。同样，Guan et al.(2019 年)发现，森林管理委员会认证(一项关于森林可持续管理的 VSS)对贸易的影响取决于出口木材产品的类型。因此，有必要就 VSS 对贸易产生的效应开展更多研究。本报告介绍了作为提高国际贸易可持续性的工具的 VSS。第一章描述了 VSS 是如何出现和演变的。这一章表明，从 VSS 的数量、VSS 活跃的部门和商品的数量以及一些关键初级商品中认证产品的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比例来看，VSS 作为跨国治理的工具已经有了显著发展。第二章深入探讨了 VSS 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这一章详细描述了VSS 如何运作，以及认证过程中涉及的不同行为方。这一章还强调了 VSS 的高度多样化。第三章盘点了关于 VSS 有效性的现有文献和证据。对有效性的分析涉及两个层面。一个层面侧重于对 VSS 的使用或接纳。另一个层面侧重于 VSS 对不同可持续性指标的实地影响，特别关注其社会和环境影响。第四章介绍了贸易相关政策工具对 VSS 的使用。这一章详细介绍了如何将 VSS 融入公共政策，作为实现公共政策目标的补充工具。4第一章自愿可持续性标准国际贸易中的自愿可持续性标准第一章 自愿可持续性标准A.导言VSS 已成为管理全球价值链和解决相关可持续性关切的重要工具(Marx and Depoorter,2022)。VSS 的目标是确保产品和生产流程符合一系列社会、经济和/或环境要求，以提高全球生产的可持续性，因此它们日益被视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跨国治理工具。从农业和林业，再到矿业和电子业，VSS 在众多行业均很活跃。然而，对 VSS 使用最广泛的是热带农业初级商品部门，包括香蕉、可可、咖啡、棉花、棕榈油、大豆、甘蔗和茶叶，这些产品大多由发展中国家生产并出口。一些 VSS 已经获得广泛认可。例如，森林管理委员会(FSC)是一个全球性的非营利多利益攸关方组织，它制定标准，使森林管理对环境负责，对社会有益，并在经济上长期可行。海洋管理委员会(MSC)是另一个多方利益攸关方组织，其代表来自海产品行业、环境非政府组织和学术界，该组织制定渔业作业标准，以保护海洋和保障海产品供应。公平服装基金会(FWF)是一个与服装行业、工人和行业影响者合作的独立组织，宗旨是改善服装行业的劳动条件。良好棉花倡议(BCI)旨在通过减少棉花生产对环境的影响，改善产棉区的生计和经济发展，使棉花成为可持续的主流商品。非政府组织雨林联盟成立于 1987 年，促进负责任的商业做法，并为可持续林业和农业提供认证，以咖啡、可可、茶叶、榛子和香蕉部门为主，但也为可持续旅游业提供认证。国际公平贸易组织是一个多利益攸关方的非营利组织，活跃在各个农业部门，为劳工和合作组织制定标准，以提高农民和工人的收入。VSS 并不是一个新现象，但其数量在过去几十年中激增。根据所查阅的数据库，目前VSS 的数量在 300 个(ITC Standards Map,2022)到 450 多个(Ecolabel Index,2022)之间。本章追溯了 VSS 的出现和演变，并提出了推动 VSS 发展的一些因素。B.自愿可持续性标准的出现和演变VSS 的出现可以追溯到 1928 年，当时为生物动力农场认证创造了德米特(Demeter)标识(Marx and Wouters,2015a)。从这个意义上说，VSS 的历史相对来说已经非常悠久。然而，过了很多年才有其他的 VSS 创立，最开始是 1954 年为推广可持续玩具创立的 Spiel Gut 标签。到了 1970 年代，出现了一些新的生物农业标签，如 1971 年的 Bioland,1973年的加州有机农业认证(California Certified Organic Farmers)，以及 1973 年的土壤协会有机标准。1978 年，德国出现了第一个由政府主导的自愿性可持续标准“蓝天使”(Blue Angel)。在此之后，创建的其他 VSS 数量迅速增加。图 2 根据两个数据库 国际贸易中心标准地图和生态标签指数 绘制出了 1942 年至2022 年的 VSS 数量变化。该图所依据的是各种 VSS 项目报告的创建日期，并且仅包括2022 年仍在运营的项目。该图显示，1980 年代初，每年只有三到四个新创的 VSS,但从1990 年代中期开始，其数量迅速增加。6图 2 VSS 数量演变，1942-2022 年050100150200250300350400450500194219521962197219821992200220122022生态标签指数国际贸易中心标准地图VSS数量资料来源：作者基于国际贸易中心标准地图(2022)和生态标签指数(2022)绘制。由于计算方法和甄选标准不同，国际贸易中心标准地图和生态标签指数在数字上存在差异，但仍然可以看出两个有意思的共同趋势。首先，虽然 VSS 的概念相对历史悠久，但其数量激增是最近的事：VSS 真正兴起于 1990 年代，且其数量持续增长，直到 2010年代初。其次，近年来活跃 VSS 数量的增长一直在放缓，自 2017 年以来已经趋于稳定。下一节探讨了 1990 年代推动 VSS 激增的因素，接着分析了近年来其增长停滞的可能原因。C.自愿可持续性标准兴起背后的推动力有若干因素促成了 1990 年代至 2010 年代期间 VSS 数量的激增，涉及消费者需求、公司的动机、政府的参与、多边监管工作的失败以及来自其他 VSS 的竞争(图 3)，下文将作进一步讨论。7第一章 自愿可持续性标准国际贸易中的自愿可持续性标准图 31990 至 2010 年代期间促使 VSS 数量激增的因素VSS数量激增对出现其他VSS的回应对多边监管工作失败的回应政府对VSS的参与消费者对社会和环境问题的认识提高公司方面的动机，例如品牌保护、溢价和市场准入1.消费者的认识(需求)从 1990 到 2010 年代，推动 VSS 激增的一个因素是消费者的需求。近几十年来，消费者对可持续性问题的认识日益提高，相应地，他们已根据对产品可持续性的认识调整了购买行为(ORourke,2012)。在这方面，VSS 通过使用标签提供关于产品可持续性属性的信息，对消费者关切的问题作出了回应。消费者通过多个渠道促成了VSS的出现。首先，除了价格考量之外，无论是否有意为之，道德考量都在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中发挥着一定作用。例如，正是出于可持续发展的考虑，一些消费者成为了素食主义者，而另一些消费者选择只在自己的社区购买当地产品，还有一些消费者决定抵制涉嫌强迫劳动或使用童工的服装公司。许多消费者会查看产品上是否有 VSS 标签。因此，道德考量创造了对可持续产品的需求，而 VSS 的目标就是提供这类产品。除了这些道德考虑，生产商和零售商也日益意识到消费者对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方式有一定的影响力。消费者可能决定抵制某些产品，或者反过来购买可持续产品“以购买支持(buycott)”(Bartley et al.，2015)。这些消费选择对价值链中的生产者和经济行为体都会产生影响，它们可能会因此增加使用 VSS,以避免抵制或增加销售。文献记录显示，道德消费主义在北美和欧洲已经非常普遍，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些地区之外的消费者不会做出道德驱动的消费选择。然而，道德消费主义的现实情况和可持续产品消费市场的存在仍然存在争议。尽管如此，某些部门认证产品的市场份额的增加证明了对可持续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虽然关于认证产品销售的系统数据仍然很少，但8还可以找到一些例子。例如，2010 年，荷兰市场上销售的咖啡有 45%获得了认证，而2001 年时的比例只有 2.9%(Ingenbleek and Reinders,2013:467)；公平贸易认证产品的全球零售额增长了 125%，从 2010 年的 43.6 亿欧元增加到 2018 年的 98 亿欧元(Fairtrade,2019；ITC,2019)。另一方面，可持续产品市场的实际规模仍不清楚。一些研究强调，存在对 VSS 认证商品的需求，消费者(主要是欧洲和北美的消费者)会有意识地选择这类商品，但前提是其价格没有更高(Hainmueller et al.，2015)。另一些研究表明，消费者对可持续产品的需求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年龄、教育、预算、国籍、关于可持续性和可持续性标签的知识，或习惯的力量(Taufique et al.，2017；Thgersen at al.，2017)。因此，对可持续和认证产品的需求主要取决于特定的社会经济和人口属性。此外，研究指出，存在一种“态度行为差距”，意思是人们对可持续性问题的认识及其购买可持续产品的意图未必会表现为购买可持续产品的行为(Grabs et al.，2020；Hainmueller et al.，2015)。此外，研究表明，消费市场上类似VSS的可持续性标签的激增，让消费者对各种 VSS 的宗旨、它们之间的差异及其有效性产生了困惑，因而削弱了消费者对此类标签的信任(Marx and Wouters,2015a；Schleifer et al.，2019)。消费者往往很难确定什么才是“应该做的正确的事”，尽管民间社会通过提供信息或编制良心企业日益发挥着引导作用。最后，研究表明，由于消费者的需求跟不上供应，一些市场上认证产品供过于求，因此一些认证产品被作为非认证产品出售，例如咖啡行业就存在这种情况(Tayleur et al.，2017；Garrett and Pfaff,2019)，这也表明消费者对认证咖啡的需求有限。2.公司采用自愿可持续性标准的动机(供应)推动 VSS 出现的第二个因素在于公司采用认证的不同动机。下文着重指出了五个主要动机。首先，一些公司试图通过采用 VSS 来保护其品牌并降低声誉风险(Auld et al.，2008a；Gereffi et al.，2001；Marx,2008)。品牌保护确实已经成为许多领先公司的主要关切。非政府组织常常通过媒体宣传和抵制活动直接针对公司，迫使这些公司考虑到民间社会的关切，并引导它们与非政府组织合作采用 VSS。例如，Bartley(2003)指出，一些工商企业由于没有在其价值链中贯彻劳工标准而成为直接目标。起初，这些公司的应对举措是宣布采用行为准则来解决贯穿整个供应链的劳工问题。但这些行动非但没有平息抗议，反而引发了更多的质疑和指控，称这些企业没有遵守自己的行为准则。Gereffi et al.(2001)在千年之交指出，针对品牌零售商的抗议和直接行动只有 10 年的历史，但正如一位绿色和平组织活动人士所说，“这就好比发现了环保主义者的火药”。由此，抗议成为迫使零售商和公司考虑环境、社会和安全问题并开发 VSS 等新工具的有力手段。公司与 VSS 合作的第二个动机在于 VSS 可以为生产商或公司带来的溢价，因为认证产品的售价可能更高(Auld et al.，2008b；Marx and Cuypers,2010)。然而，研究还表明，溢价并没有保证(Garrett and Pfaff,2019)。而且生产商和供应商未必总能从认证中获益，因为往往是价值链中的强势行为方捕获溢价(Grabs,2020)Ponte(2019)称之为“可持续发展驱动的供应商挤压”。9第一章 自愿可持续性标准国际贸易中的自愿可持续性标准第三，生产商或公司与 VSS 合作，以获得或增加进入全球价值链和更高价值市场的机会。VSS 可以通过两种渠道增加市场准入。首先，作为一种差异化机制，它们可以改善认证产品进入对环境和社会问题具有敏感意识的市场的机会。其次，当市场准入附有需符合具体可持续性标准的条件时，VSS 可以提供符合这些要求的证明。事实上，随着人权尽责领域出现新的监管措施，后者(提供合规证明)可能会变得越来越重要(Bright et al.，2020；UNFSS,2022)。第四，全球价值链上的生产商或公司采用 VSS 可能是受它们对可持续性和道德价值观之承诺驱动(Faggi et al.，2014；Takahashi,2001)。公司做出这些承诺是为了回应股东/利益相关方的要求，以便能够吸引更优秀的员工，也可能是为了改善或保护公司的声誉(Galati et al.，2017)。公司和生产商采用 VSS 的最后一种动机是创新的机会。VSS 可以促进关于更可持续实践的知识转移和学习，有时还能提高效率(Auld et al.，2015；Rickenbach and Overdevest,2006)。例如，Galati et al.(2017)研究了意大利林业企业采用森林管理委员会认证的动机。虽然释放信号和差异化动机、道德层面、市场惠益和更强的合规能力在公司决定寻求认证时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但作者发现，这些公司参与认证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学习，以便提高产品质量，提高工艺效率。3.对多边监管工作失败的回应1990 年代促使 VSS 兴起的因素除了需求(消费者的认识)和供给(公司的动机)之外，还有一个因素是多边监管工作在解决可持续性问题上不断失败。例如，布伦特兰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以及 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又称地球问题首脑会议)将毁林确定为一个关键的环境问题。然而，首脑会议并未能就解决毁林问题做出具有约束力的承诺。因此，私营森林认证成为解决与林业有关的可持续性问题的工具。正如 Bartley(2011)指出的那样，“许多非政府组织也将私营部门的努力视为绕过政治障碍的一种方法”。4.对出现其他自愿可持续性标准的回应VSS 数量的激增也可以被解释为对其他 VSS 的出现和兴起的回应。有时，针对非政府组织牵头的 VSS,行业会牵头制定新的 VSS,反之亦然，导致同一个市场中常常有不同的VSS 在相互竞争。例如，行业牵头的 VSS 森林认证体系认可计划(PEFC)就是为回应非政府组织牵头的森林管理委员会而创建的，旨在更贴近林业公司的现实。这样的动态关系导致出现了专注于同一初级商品的多个 VSS。另一些 VSS 是在其他部门取得成功后成立的，其领导组织也是同样的机构，如同样在世界自然基金会(WWF)领导下成立的海洋管理委员会(MSC)或可持续棕榈油圆桌会议(RSPO)。这样的动态关系有助于认证模式在部门间的传播。虽然一些 VSS 以合并的形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整合，但仍然存在一些重要的竞争态势(Fransen,2011)，同时 VSS 市场不断有新人加入。除了非政府组织牵头的和行业牵头的VSS 之间存在竞争之外，世界各地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公共部门 VSS。在发展中国家或地10区，这正在成为一项重要的趋势(UNFSS,2022)。这些 VSS 试图调整它们的标准以便更加适应本地或区域特性。例如，针对可持续棕榈油圆桌会议(RSPO)关于可持续棕榈油治理的国际多利益攸关方 VSS,出台了印度尼西亚可持续棕榈油和马来西亚可持续棕榈油(公共部门)国家标准。虽然源自发达国家的 VSS 比源自发展中国家的 VSS 更多(Schleifer et al.，2019)，但这种动态关系有助于 VSS 数量的总体增长，并且在近几年变得愈加重要。5.政府对自愿可持续性标准的参与促使 VSS 数量激增的最后一个因素是政府越来越多地参与 VSS。政府法规一直是制定和采用 VSS 的一项主要驱动力，现在依然如此。关于 VSS 和公共政策的章节深入探讨了不同类型的公共政策工具如何整合 VSS 或以某种形式提及 VSS。其中包括在产品不符合贸易政策(包括出口促进政策工具)和公共采购政策中的特定(可持续性)要求时限制市场准入的法规，以及基于尽责要求的法规。D.自愿可持续性标准的增加停滞上述因素结合起来，推动 VSS 在 1990-2010 年期间迅速增加，但近几年，VSS 的数量基本保持稳定(图 2)，这其中有多重原因。首先，前文所述的各种因素推动了认证模式在不同经济部门和商品中的传播，促进了VSS 的增加。然而，这种传播似乎已经达到了极限。而且，VSS 可能并不适用于所有或其他商品和部门。现有的 VSS 集中在数量有限的部门，如农产品和粮食初级商品、纺织品和林业产品(图 4)。对于其他一些部门和初级商品而言，实行认证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或更加困难。以橡胶生产的可持续管理为例，由于橡胶价格波动大、价值链复杂且缺乏对可持续橡胶的需求，似乎很难为该部门制定 VSS(Depoorter et al.，2021)。其次，对于那些 VSS 活跃的部门，由于 VSS 市场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整合，增长已经放缓，难以出现新的 VSS。推动整合的有两股力量。在林业等特定部门，一些 VSS 已经占据主导地位，如森林管理委员会和森林认证体系认可计划，留给其他 VSS 的市场机会很小。此外，虽然不太常见，一些主要 VSS 正在合并或紧密合作。例如 UTZ 和雨林联盟在 2020 年合并，产生了目前运营的规模最大的 VSS 之一。第三，增长停滞可能与数据库测量 VSS 数量演变的方式有关。这些数据库可能会遗漏一些进展，如区域或国家 VSS 的创建，特别是考虑到这些标准的地理范围和获认可程度有限。数据库在决定纳入哪些 VSS 时也可能变得更加严格。因此，观察到的停滞现象可能是数据收集的结果，而不是真正的停滞。11第一章 自愿可持续性标准国际贸易中的自愿可持续性标准图 4VSS 在各部门的分布34293335383844465656737577152珠宝电子工业产品采矿业玩具能源森林鱼类(野生捕捞)服务业鱼类(水产养殖)畜牧业纺织品/服装消费品加工食品农业VSS数量资料来源：作者基于国际贸易中心标准地图的计算。尽管目前 VSS 数量增长停滞不前，但在若干部门，特别是林业和农业部门，它们已成为提高全球价值链可持续性的一种主要治理工具。不过，市场上大量存在的 VSS 和其有限的相互承认机制给消费者和全球价值链上的其他行为方造成了困惑，因为很难区分哪些 VSS 可信，哪些不可信。如国际可持续标准联盟(ISEAL Alliance)之类的倡议，基于关于可信标准的准则对 VSS 予以认可。2020 年，欧盟委员会发起了一项倡议，就可持续性标签的体制设计制定最低标准(European Commission,2022)。下一章分析了 VSS的工作原理，以及 VSS 之间的区别。12第二章自愿可持续性标准的工作原理国际贸易中的自愿可持续性标准第二章 自愿可持续性标准的工作原理各种 VSS 项目在所确立的标准、如何制定和执行这些标准、以及如何追踪认证产品贯穿全球价值链的路径方面各不相同。但是它们在这些方面的运作方式也有一些相似之处。A.制定可持续性标准标准制定工作的实质性和程序性层面对于制定具有相关性和包容性的可持续性标准都很重要。VSS 组织成立的基础便是对可持续性的明确承诺，它们通过三个不同步骤来实现这些承诺(图 5)。图 5VSS 的标准制定过程编写总体原则除其他外，多基于国际条约和公约将总体原则细化为更加具体的标准和准则通过一个或多个具体且可衡量的指标落实标准123首先，VSS 组织编写总体原则，这些原则代表它们的宗旨或它们努力实现的宽泛的可持续性目标。许多 VSS 力求涵盖可持续性的所有方面，但有些更侧重于解决环境关切，而另一些则更侧重于社会问题。VSS 的总体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基于现有的与可持续性问题有关的国际规则和协定，这些规则和协定往往是在多边背景下制定的。VSS 实体将这些公共国际规则和标准融入自己的程序(Marx,2017)。相关的国际协定包括：西半球自然保护和野生生物养护公约、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和 1998 年国际劳工大会通过的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等等。接着，VSS 将总体原则细化为更具体的标准或准则。每项原则通常包括若干标准，以便于开展合规性评估。例如，许多 VSS 致力于保护工人的权利和改善就业条件。这项承诺被细化为各种标准，包括结社自由、集体谈判权、废除强迫劳动和童工、打击歧视、促进性别平等、卫生和安全做法以及最低工资等等。第三步，将这些标准中的每一项都落实为一个或多个具体且可衡量的指标。借由这些指标可以开展额外的合规性评估以及标准化。例如，将促进性别平等的承诺落实为不同的可衡量指标，以便对这些指标进行监测以确保合规，包括男女同工同酬，向职业妇女直接支付工资以确保她们能获得并留住工资，分娩后的产假不少于六周，或男性可以休陪产假，并且不会因休陪产假而受到处罚。14这三个层面 原则、标准和指标 使VSS力求实现的总体可持续发展目标得以落实，其中许多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一致(插文 1 和图 6)。可持续发展目标绘制了到 2030 年为全世界人民带来和平与繁荣的共同蓝图。人们在讨论 VSS 时将它作为落实2030 年议程的一种可能机制(UNFSS,2016)。除了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12(负责任的消费和生产)直接相关之外，VSS 还与其他一些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大量政策目标相一致，如粮食安全、性别平等和气候行动等等(Marx and Depoorter,2021)。然而，这一领域的实证研究仍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一方面，有人认为“可信的”自愿性标准体系有巨大的潜力可在这一领域发挥重要作用(WWF,2017)。其他人则不那么乐观，指出 VSS 作为可持续治理模式存在缺点和局限性(Bartley,2010；Bennett,2018)。Bissinger et al.(2020)发现 VSS 和 SDG 之间有显著的一致性。他们观察到，希望在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领域创造协同效应的政策制定者有大量相关的 VSS 可以使用。利用来自国际贸易中心可持续性地图的数据，他们对 232 个 VSS 和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其具体目标之间的相互联系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见图 6)表明，VSS 涵盖最多的三个目标是可持续发展目标 8(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目标 12(负责任的消费和生产)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2(零饥饿)。而且，他们发现这三个目标中的每一个都有超过 200 个 VSS 与之关联。这些标准也与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包括可持续发展目标 16(和平、正义与强大机构)、可持续发展目标 15(陆地生命)、可持续发展目标 5(性别平等)、可持续发展目标9(产业、创新和基础设施)、可持续发展目标 7(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10(减少不平等)。VSS 的相关性有进一步提高的潜力。概括来说，VSS 可以作为政府和国际组织角色的补充，从而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这具有重大价值，特别是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更好地理解可持续发展目标，理解 VSS 如何促进它们努力实现这些目标。VSS 要求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关联18020719419113619812522212911220021419611581650050100150200250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 VSS数量可持续发展目标资料来源：Bissinger et al.(2020).15第二章 自愿可持续性标准的工作原理国际贸易中的自愿可持续性标准VSS 应遵循一套程序准则制定其原则、标准和指标。它们应该通过公开、透明和基于共识的程序来制定标准，考虑到各利益攸关方的关切和利益。关键利益攸关方群体应包括直接受影响的利益攸关方(标准实施后将受到影响的利益攸关方)，也可包括间接受影响的利益攸关方(那些与标准的适用有利害关系的利益攸关方)，如非政府组织、企业、生产者、消费者和其他一些群体的代表。公开的磋商进程应保证所有利益攸关方都能够参与标准制定活动。要确保纳入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是件难事，为克服这一困难，标准制定组织应努力通过利益攸关方识别(或绘图)进程来识别这些利益攸关方。Bennett(2017)明确指出了纳入所有利益攸关方的挑战，她试图查明都有谁参与了标准制定过程。Bennett 观察到，VSS组织通常被认为具有多利益攸关方治理结构，其中包括认证产品的生产者(例如农民、手艺人和工人)。然而，她对 33 个 VSS 组织的研究表明，标准制定过程并非总有生产者的参与。生产者拥有投票权或席位的情况仅占四分之一，生产者拥有否决权的情况仅占 20%，而否决权对于影响决策至关重要。B.确保遵守标准VSS 组织制定了标准之后，生产者或全球价值链上的其他行为方就可以向 VSS 组织提出申请，申请意味着承诺其生产实践符合 VSS 组织的可持续性标准。为了确保获认证的实体正确适用这些标准，VSS 开发了评估合规性和监控持续合规的体系。经评估符合标准的行为方将获得证书，并获准在其产品上使用标签表明其生产符合可持续性要求。因此，VSS 证书提供了符合可持续性标准的证明，从而区别市场上的产品，向购买者和消费者传递信息，并提高复杂的全球价值链的透明度。图 7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合规性评估VSS 组织可持续性标准的具体规定鉴定机构质量控制认证机构合规性评估(审计)VSS采用者落实可持续性标准外部利益攸关方受VSS体系影响自上而下(事前)的合规性评估自下而上(事后)的合规性评估确定检查资质制定要求检查合规性可以提交投诉可以提交投诉可以提交投诉可以提交投诉资料来源：作者。16VSS 组织以两种方式确保其标准得到遵守：通过审计进行合规性评估(自上而下或事前合规性评估)，以及通过投诉或申诉机制(自下而上或事后合规性评估)。图 7 展示了VSS 体系的各种参与者，以及它们在合规性评估中的相互关系。蓝色箭头表示各行为方之间在自上而下的合规性评估体系中通过审计形成的关系，而橙色箭头表示它们在基于投诉和申诉机制的自下而上体系中的关系。以下各节将更详细地描述这两个评估体系。首先讨论了合规性评估或审计(自上而下)包括哪些内容，为什么这项体系有时会受到批评，以及 VSS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如何进行合规性评估。之后对投诉和申诉机制(自下而上)进行了描述。1.合规性评估：自上而下的核查VSS 组织在颁发证书前需确定潜在会员的做法是否符合其标准。因此，合规性评估可被称为事前核查体系，因为对是否符合标准的核查在颁发证书之前进行。这种评估采用自上而下的核查机制，由独立的第三方审计员进行。审计员从属于一个认证机构。如果经认定标准采用者遵守了各项标准，则由这个认证机构向标准采用者颁发证书。在 VSS 体系内可以开展不同类型的审计以确保合规性：认证、核查、突击和影子审计。审计包括分析文件，以及在实地访问期间使用调查、核对清单和有时进行的面谈收集关于 VSS 申请者做法的数据。因此，评估和审计程序会涉及若干行为方。图 7 总结了 VSS 认证的工作原理。认证机构所完成的工作由 VSS 指定的鉴定办公室通过鉴定程序进行检查。鉴定办公室，如鉴证服务国际(ASI)，核查认证机构是否有资格进行合规性评估。认证审计包括在认证和再认证过程中进行的审计。审计分三步进行。第一步，向 VSS提交申请的实体邀请一名审计员，该审计员就所审查的实体是否有可能获得认证进行预审计或可行性研究。第二步，通过现场实地访问进行真正的认证审计，对照 VSS 组织的标准和准则评估申请方的当前管理实践。这项审计完成后，审计员可以发布纠正行动要求(CARs)，指出申请方为获得认证而需要解决的已查明的不合规问题。其中通常会规定申请方需要在特定的时限内解决不合规问题。第三步，当申请方开展了所需的纠正行动并对审计进行评估之后，认证机构将进行新的审计，以核查不合规问题是否已确实得到解决，并可能发布新的纠正行动要求。在此基础上，认证机构决定是否可以授予证书。证书的有效期因 VSS 而异(例如 1 年、3 年或 5 年)，但可以通过重新认证审计进行更新。核查审计通常每年进行一次，以监测持续合规性。取决于不同 VSS 的要求，监督审计可以通过案头审计进行，而不必进行现场审计，也就是说审计员在办公室审阅获认证实体的相关最新文件，而不是通过实地访问来审计。可能会基于这些审计要求采取纠正行动，或者在严重和屡次不合规的情况下，可能会暂停甚至撤销认证。除了认证和核查审计，还可以由独立审计员、VSS 组织本身或鉴定机构进行其他类型的审计，以进一步确保合规性。例如，审计员可能会进行突击审计，即未事先通知，或者仅临时通知获认证实体的审计，目的是确保其持续合规性。另一个例子是影子审计，这种审计由VSS本身或鉴定机构进行，旁观认证机构进行的审计，以核查审计的质量。因此，17第二章 自愿可持续性标准的工作原理国际贸易中的自愿可持续性标准突击审计和影子审计提供了对标准遵守情况的额外检查。但是，并不是所有的 VSS 组织都要求甚至允许影子或突击审计。插文 2 介绍了实地的审计工作方式。虽然 VSS 依靠审计来确保对其标准的遵守，但这种审计因多种原因而受到批评(LeBaron et al.，2017；Power,1997；Strathern,2000)。首先，有人说审计在评估的问题方面是有选择性的，往往侧重于更容易衡量的结果标准，如工作时间或工资，而不太关注更难衡量的过程标准，如结社自由或劳工标准中的不歧视。其次，审计所收集信息的质量也受到批评。审计通常以清单和问卷为基础，以便实现量化和标准化，从而可以在获认证实体之间进行比较。通常情况下，审计缺乏对标准实施情况进行更偏定性的评估，并且未能考虑到当地利益攸关方、边缘化群体或工人本身的声音(尽管一些 VSS 要求审计员对工人进行访谈，有时也对外部利益攸关方进行访谈)(Marx and Wouters,2018)。第三，以审计为基础的合规性评估体系因没有充分考虑到某些部门价值链的复杂性而受到批评。在一些全球价值链中，外包或分包的比重很大，因此难以系统和足够频繁地监测价值链不同环节的运作。最后，由于开展审计工作的认证机构是由标准采纳者选择和支付的，因此可能会出现利益冲突，导致审计员少报不良做法，以留住客户(Marx and Wouters,2018)。在大多数认证体系中，证书持有人有责任从获得认可的机构名单中选择一个认证机构并与之签订合同。双方签署一份合同，合同中预先确定并商定了预计的审计费用。这些审计费用由证书持有人支付给认证机构。然而，这可能会产生利益冲突，因为认证机构有动机少报不合规情况，以免证书持有人与另一个认证机构签约。VSS 依靠审计来确保遵守其标准的做法也由于新冠肺炎疫情而面临挑战，因为封锁和旅行限制使审计员无法进行实地访问。对此，一些 VSS 决定暂停所有审计活动，并暂时延长认证的有效期。其他 VSS 选择以远程审计来继续监控合规性，包括通过电话访谈或电话会议收集数据，或审阅文件。因此，远程审计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使用。甚至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一些 VSS 就已经越来越多地使用技术工具来加强审计。例如，一些 VSS 已经开始使用卫星图像评估环境参数，如森林覆盖变化。虽然可以说，审计不应该完全依赖于技术，但技术仍然可以支持和加强审计，以更好地确保对可持续性标准的遵守，并提供关于 VSS 的可持续性影响的证据。182004 年，印度尼西亚的咖啡种植园 A 公司希望通过获得 UTZ 认证增加对欧洲市场的出口。它提出了 UTZ 认证申请，并与一家认证机构 Control Union 签订了初步审计的合同。在满足了所有认证前要求并制定了管理计划之后，A 公司获得了 UTZ 认证。该公司雇用了一名新员工，专门负责管理 UTZ 认证的所有行政事务。该公司每年都会接受监督审计，以确保继续符合 UTZ 的要求。2007 年，该公司决定也寻求雨林联盟的认证，因为其出口市场的主要买家一家日本公司开始要求其供应商提供雨林联盟的认证。雨林联盟允许的物料平衡体系使这家日本公司能够将 A 公司供应的认证咖啡豆与其他来源供应的咖啡豆混合，并以这种形式销售。A 公司与当时雨林联盟在印度尼西亚认可的唯一认证机构 Nepcon 签订了进行年度审计的合同。由于获得了 UTZ/雨林联盟的双重认证，A 公司每年必须接受两次不同的审计并为此支付费用。由于 UTZ 证书未能帮助增加公司进入欧洲市场的机会，2019年 A 公司决定不再更新 UTZ 认证，而是继续使用雨林联盟认证。后来，这两个认证计划合并。几年后，在对 A 公司的种植园进行监督审计时，发现了不合规的情况。例如，2019年的审计显示，种植园工人的工资没有按照雨林联盟标准要求的时间框架支付。A 公司解释说，这是因为雨林联盟的要求与印度尼西亚咖啡行业的传统工作方式之间存在差异。传统上，工资是在工人完成工作取得成果时支付，而雨林联盟则要求按日支付工资。认证机构和 A 公司商定了解决这一不合规问题的时间框架。最终，该公司按照雨林联盟的要求支付了工资，并进行了一次额外的审计，为此该公司必须支付的费用相当于年度审计费用的一半，审计后的结论是不合规问题已经解决。2020 年，其他认证机构获得了雨林联盟的认可，可以在印度尼西亚的咖啡行业开展审计。A 公司决定与另一家认证机构 SDS 签订合同，因为它更有竞争力。这个来自实地的案例说明了生产商如何采用认证，审计如何进行，以及不合规问题如何解决。它还表明，认证机构之间的竞争对于 VSS 采用者来说非常重要。此外，这个例子表明，有时当地的做法可能不同于跨国 VSS 组织的要求。2.自下而上促进合规：投诉制度除了通过审计进行自上而下的核查之外，一些 VSS 还建立了自下而上确保遵守其标准的机制，即投诉或申诉机制。审计是一种事先核查的形式，而投诉制度则涉及事后核查，因为在颁发证书后，对标准的遵守情况一直受到监测。投诉体系构成标准执行的补充机制。虽然不同的 VSS 实体的投诉机制可能在细节上有所不同，但总体而言，它们允许利益攸关方，如 VSS 成员组织、证书持有者、获认证业务的工人，以及来自更广泛社区的外部行为方，如非政府组织、政府、消费者和当地社区，就 VSS 实体的业务提出投诉，并对其决定提出质疑。通常，可以针对三类问题提出投诉：19第二章 自愿可持续性标准的工作原理国际贸易中的自愿可持续性标准第一类，VSS 组织的内部运作情况，包括与其原则、程序、如何制定标准以及谁参与制定标准或其他决策相关的问题；第二类，认证机构如何运作，如何进行审计；第三类，在明显存在不符合标准迹象的情况下作出的认证决定。然而，在 VSS 领域对投诉机制的使用存在一些缺陷。首先，并不是所有的 VSS 组织都有投诉机制。Marx and Wouters(2018)发现，根据 2011 年的数据，只有少数 VSS 组织建立了事后核查制度。他们指出，VSS 组织缺乏建立这种制度的激励因素，因为这需要它们调动资源并制定处理投诉的程序。此外，这种制度的存在可能会阻止潜在客户寻求获得认证，因为投诉制度可能会让客户的业务受到更严格的审查。投诉制度的设计可以多种多样，这决定了其作为核查机制的力度和可信度。首先，它们受理的投诉内容不同。一些 VSS 组织允许就广泛的问题提出投诉，而另一些组织则将投诉限制在对标准的解释和合规性评估的范围之内。第二，它们允许提交投诉的主体有所不同。一些 VSS 组织仅允许成员提交投诉，而另一些组织允许任何人提出投诉。对于这些制度及其结果的无障碍性存在一些批评，因为只有少数 VSS 组织在语言和程序方面做到了投诉制度和结果的公开和无障碍(Fiorini et al.，2019；Marx and Wouters,2015b)。对 18 个 VSS 进行的一次文献回顾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认为，这些投诉制度大多未能达到有效获得补救的国际公认标准(MSI Integrity,2020)；它们解决投诉的速度很慢，且无法从投诉人的角度令人满意地解决问题。C.供应链追踪VSS 组织运作方面的第三个重要问题在于它们如何通过追溯体系追踪认证产品沿全球价值链的移动路径。在产品到达最终消费者手中之前，通常要经过各种各样的中间商，它们为产品增值，并将生产者与消费者联系起来。因此，重要的是确保整个价值链中认证产品贸易的诚信，确保作为认证产品出售的产品确实是按照认证计划的可持续性标准生产的。为此，除了产品认证之外，许多 VSS 还开发了所谓的“监管链”(CoC)认证(或“供应链认证”)。监管链认证实现了对认证产品交易量的追踪，从而防止出现关于最终产品可持续性属性的虚假声明。监管链认证还有助于通过所谓的“追溯体系”追踪产品从获认证的业务部门(如农场)出来后贯穿整个价值链的移动路径。追溯体系通常在网上运行，由一系列文件组成，这些文件详细说明了产品的所有权情况和/或从一个经济行为者到另一个经济行为者的所有权转移，并以 VSS 证书的形式说明了其可持续性准则。追溯体系可以记录产品、零件和材料从供应商、加工到最终产品分销的路径(ISEAL Alliance,2016)。存在不同的追溯体系，其区别在于它们允许在价值链上对认证产品进行使用和处理的方式(ISEAL Alliance,2016)。三种最重要的追溯体系是：身份保留、产品分离和物料平衡(见图 8)。身份保留制度不仅确保认证产品在价值链的每个阶段都与非认证产品分开，而且确保产品来源可以追溯到其唯一的获认证生产商。在这一制度下，禁止混合不同来源的认证产品。因此，身份保留制度仅适用于在价值链的每个阶段都可以分开保存的某些商品，如鱼或木材。20产品分离制度类似于身份保留制度，因为它禁止将认证产品与非认证产品混合，但产品分离允许混合不同来源的认证产品。与身份保留制度一样，这一制度只能用于特定商品，如鱼或木材。物料平衡制度不一定要将认证产品与非认证产品分开；它们可以混合，其结果是最终产品包含百分比不定的认证和无认证成分。最终产品若想作为认证产品销售，卖方就必须说明其中所含认证产品的百分比。物料平衡制度通常用于茶叶、咖啡或棕榈油等商品，这些商品通常很难在整个价值链中始终与非认证产品分开。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应用新技术(如区块链技术)进行追溯的可能性和局限性。图 8追溯体系确保产品来源可追溯至单一获认证生产商确保认证产品在价值链每一阶段均与非认证产品分开产品分离最终产品含有一定百分比的认证产品和一定百分比的非认证产品物料平衡保留制度D.自愿可持续性标准体制设计的多样性前面几节已经凸显出，不同的 VSS 组织采用的标准制定程序、合规性评估机制和追溯体系可能存在很大差异。总体而言，这说明其标准设计的高度多样性。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因为 VSS 组织的体制设计会影响它们的可信度和有效性，下文概述的几项研究对此进行了分析。第一批早期的研究侧重于 VSS 作为跨国治理工具的合理性。为了将 VSS 的合理性概念化并予以分析，许多研究人员以 Scharpf(1999)的工作为基础，他引入了投入和产出合理性的概念。投入合理性侧重于规则制定或标准制定过程，可以通过检查在制定标准时是否遵照了一套程序要求来评估，如相关利益攸关方的代表性、包容性、透明度和审慎性(Auld and Gulbrandsen,2010)。这方面的研究特别关注哪些行为方参与了标准制定过程。一些作者认为，VSS 组织在标准制定方面非常民主和包容(Dingwerth,2007)，而其他人则持怀疑和批评态度，并强调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几乎没有生产者等关键行为方的代表(Bennett,2017)。21第二章 自愿可持续性标准的工作原理国际贸易中的自愿可持续性标准产出合理性涉及决策者在做出决定后可被问责的程度。它呼应了“以响应需求承担责任”的概念(Gulbrandsen,2004；2008)，其关注焦点是 VSS 组织与其各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Gulbrandsen,2008)。一些研究人员为了分析产出合理性，重点关注作为问责机制的投诉制度(Marx,2014)。其他研究人员对处理合理性的这些方法提出批评，因为这样做往往忽略与更广泛社会层面对一个组织的政策、结构和运作的接受程度相关的问题(Bernstein and Cashore,2007)。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学者们采用更符合社会学的方法对合理性进行了研究，并对相关机构所在社区的态度和看法进行了评估(Bernstein and Cashore,2007；Beisheim and Dingwerth,2008；Cashore,2002)。第二类研究侧重于标准的实质，分析了标准涉及哪些社会、经济和环境方面，以及这些标准的严格程度(Holvoet and Muys,2005)。这类研究还关注到了这些标准所依据的国际规范、公约和协定。一些作者认为，VSS 牢固地植根于现有的国际法，因此并没有创造新的规则或承诺；相反，如前所述，它们将现有的国际承诺付诸实施(Marx,2017)。然而，这样做产生了一个问题，即这样是会稀释或弱化标准，还是会强化标准，特别关注的是企业收买导致“漂绿”行为的情况(Auld,2014；Bennett,2018；Grabs,2020)。第三类研究关注标准的执行情况。大量文献讨论了独立第三方审计的使用，以及审计方法中的许多缺陷(Locke,2013；Marx and Wouters,2015b；Sabel et al.，2000)。这类研究也关注投诉和申诉机制(Marx and Wouters,2015b；Marx,2014)。第四类研究试图将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研究在特定 VSS 组织中体制设计的不同内容如何相互结合，或提供对若干 VSS 组织的体制设计的比较分析(Collins et al.，2017；Fiorini et al.，2019；Marx,2013)。这一系列研究表明，在如何制定标准、如何通过审计评估事前合规性、是否使用投诉制度以及透明度方面，VSS 机构的设计有很大差异。这种设计的多样性对其有效性影响重大。因此，研究人员也试图了解是什么影响了 VSS 的设计。Van der Ven(2019)认为，使用 VSS 的以消费者为导向的大型零售商会影响这些标准的设计和可信度，因为以这些公司为目标客户的VSS组织力求让它们免受严格审查。因此，它们制定了严格的制度，以向企业提供更多保证，确保它们在整个价值链中都遵守可持续发展承诺。虽然还不清楚 VSS 的体制设计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左右 VSS 所造成的影响，但许多影响研究均肯定了设计的相关性。下一章概述了 VSS 的有效性。22第三章自愿可持续性标准的有效性国际贸易中的自愿可持续性标准第三章 自愿可持续性标准的有效性鉴于 VSS 已成为促进全球价值链各个环节可持续性的重要治理工具，了解这些体系是否能有效实现积极的可持续性影响非常重要。许多因素决定了 VSS 的有效性，包括体制设计、标准内容以及落实标准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一般来说，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 VSS 的有效性：基于各种可持续性参数衡量它们的实地影响，以及 VSS 的采用情况。本章首先研究了 VSS 希望施加积极影响的途径，并概述了它们对各种可持续性层面的影响的现有证据。接下来，本章探讨了 VSS 有效性的第二个方面 采用情况，为此研究了可以分析 VSS 采用情况的不同方法，并查明了阻碍采用 VSS 的各种障碍。A.通过采用自愿可持续性标准产生影响的途径VSS 力求在实地产生影响，这样做有四种主要的途径或干预措施：监管干预、市场干预、能力建设和提高认识(图 9)。下文将更加详细地通过具体例子描述这些途径。图 9VSS 发挥影响的途径可持续性成果不尽如人意市场干预能力建设干预措施提高认识干预措施可持续性成果改善监管干预VSS童工低价和受限的市场准入生产力低妇女被排除在外没有童工，学校出勤率改善经济条件改善生产力提高妇女权能得到增强VSS要求：消除童工VSS 要求并提供关于良好农业做法的培训VSS给予优惠经济条件(价格、溢价、市场准入)关于性别平等的提高认识活动例如例如例如24首先，VSS 依赖监管干预来产生可持续性影响。在申请采用 VSS 时，参与者可能需要努力改变生产做法，以符合可持续性标准，例如实施废水管理系统或确保不雇用童工。生产者遵守标准后，环境和社会实践都得到改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VSS 就是监管干预的化身。比如说，生产者确保废水得到处理，避免使用有毒化学品，或避免雇用童工。这反过来又能改善环境和社会可持续性成果，例如，减少重要流域的污水径流，或改善儿童和青年的教育成果。第二，VSS 希望通过市场干预提高可持续性。在采用一项标准后，上游价值链行为方，如买方，可能会给予符合 VSS 标准的生产者更优惠的经济条件，例如通过增加市场准入或溢价的形式。市场准入有时以生产者为其产品获得 VSS 认证为条件，因为上游购买方，如零售商，通常要求提供这种认证才会购买它们的商品。由此，生产者的产品通常能卖出更高的价格，或者进入了以前无法进入的某些市场，生产者的经济条件因此得到了改善。生产者的经济条件改善后，反过来便有望增加家庭收入和福祉。此外，一般认为市场干预能为生产者采用和遵守 VSS 提供必要的激励。第三，VSS 依靠能力建设干预措施来改善可持续性。在采用 VSS 后，管理实体需要开展能力建设活动，例如向生产者提供关于良好农业做法或专业管理技能方面的培训。一些 VSS 实体本身经常组织这种培训。生产力因此获得提高。例如，良好农业做法方面的技术培训可以提高生产力，从而增加收入。因此，能力建设最终也可以与改善经济和社会可持续性联系在一起。最后，VSS 组织通过提高认识的干预措施改善可持续性。在采用 VSS 后，采用 VSS 的组织可能会受引导开展提高认识活动，例如关于性别问题的活动。因此，人们对一些重要社会问题(如剥夺妇女权能的问题)的认识会得到提高。这反过来有望改善社会行为和可持续性成果，因为妇女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可以得到改善。此外，VSS 组织本身可以提高对一些以前可能没有考虑到的可持续性问题的认识。专门评估VSS实地影响的文献越来越多。以下各节介绍了关于VSS总体影响的现有证据，更具体地说，是关于 VSS 对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层面的影响的证据。1.自愿可持续性标准对可持续性的影响：经验证据总体而言，证据表明，VSS 对可持续性不同维度的影响有好有坏。一些研究指出了认证的正面影响，另一些研究发现没有影响，还有一些研究 尽管只是少数 发现了负面影响。一般而言，研究结果的性质取决于 VSS、实施 VSS 的实地环境，以及衡量的指标和评估 VSS 影响的方法。尽管如此，Evidensia 数据库提供了一种了解关于 VSS 可持续性影响现有证据的方法，这个知识平台总结了关于 VSS 影响的可信证据。为了提供可比和可信的结果，在挑选纳入Evidensia 数据库中的研究时遵照了严格的研究设计质量标准。这些研究必须基于统计分析，以便实现对 VSS 影响的分离，并将治疗组(即认证组)与对照组(即非认证组)进行比较。研究还必须是近期开展的 时间不超过 10 年(Evidensia,2019)。该数据库列出了来自70多项不同研究的近450项VSS影响。对于每一项影响，数据库给出三种评定：如果认证组比对照组表现得更好，则 VSS 具有正面影响；如果认证组和对照组之间没有统计学差异，则为中性影响；如果对照组比认证组表现更好，则 VSS 具有负面影响。25第三章 自愿可持续性标准的有效性国际贸易中的自愿可持续性标准表 1 显示，在视觉化摘要列出的 447 项影响中，205 项为正面影响，211 项为中性。只有 31 项影响是负面的。负面影响的一个例子是 VSS 增加了生产成本。按影响类型即社会经济和环境影响分列来看，也可以观察到正面、中性和负面影响的类似分布。表中列出的对环境问题的影响有 94 项为正面影响，93 项为中性影响，仅有 9 项为负面影响。对于所研究的 VSS 的社会经济影响，Evidensia 显示，有 111 项正面影响、118 项中性影响和 22 项负面影响(Marx et al.，2021)。表 1按类型分列的正面、中性和负面影响数问题类型 正面中性负面环境94939社会经济11111822总计20521131资料来源：作者基于 Evidensia 数据库计算。重要的是，文献强调 VSS 的影响与具体情况高度相关。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以了解这些标准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产生正面影响，特别是在 VSS 的体制设计方面(Marx et al.，2021)。此外，在评估 VSS 影响时，可能会在可持续性的不同维度之间有所取舍。以下各节更加具体地就 VSS 对社会经济指标，以及对环境指标之影响的现有证据提供了一些见解。2.社会经济影响大多数 VSS 为认证产品的生产和/或贸易规定了一套社会经济要求。这些要求主要针对生产阶段，适用于初级生产者和雇佣工人(ITC,2021)。相比之下，只有数量有限的 VSS关注价值链的上游行为方，如贸易商和加工企业。为了评估 VSS 在生产阶段的社会经济影响，大多数研究侧重于可归入 Evidensia(2022)所确定六个不同专题领域的指标。这些领域包括参与者的成本和收益(包括投入成本、净收入、价格、产量、认证市场准入、知识和培训)、儿童权利和福祉(包括童工和教育问题)；健康和福祉(包括粮食安全、医疗保健的获取、营养、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以及废物处理)；生计(包括信贷的获取、土地的获取、资产、贫困和性别平等)；工资和工人权利(包括工资水平、工作时间、职业健康和安全措施、健康保险、工作合同的永久性、当地就业机会、强迫劳动、结社自由、申诉补救、工作满意度和工人赋权)；土著和地方社群的权利(包括他们对决策的参与情况、社区的基础设施发展如道路建设、社会保护如解决冲突的做法以及对土地权的承认)。相比之下，用于评估 VSS 对价值链的社会经济影响的主要指标是可追溯性、收入和成本(Evidensia,2022)。为评估 VSS 的社会经济影响已经开展了大量研究，尽管研究的范围各不相同。其中大部分研究关注的是经济影响，而往往忽视社会(和环境)影响，尽管这三大支柱对研究可持续性问题和最终提高可持续性同样重要(Traldi,2021)。此外，大多数现有研究集中在农业部门，目前有 100 多项研究发表在优质同行评审期刊上，其次是(按降序排列)林业、渔业、能源和其他部门(Evidensia,2022；Traldi,2021；Meemken,2020；Oya et 26al.，2018)。对农业部门的研究侧重于咖啡，而对棉花、糖、可可、大豆和棕榈油的研究不足。地域不平衡同样存在。大多数研究以非洲为对象，其次是拉丁美洲和亚洲。虽然在北美和澳大利亚也有认证活动，但是还没有以这些地区为对象的研究。此外，大多数研究侧重于公平贸易、雨林联盟或 UTZ 认证，而侧重于有机认证的研究不足。在研究结果方面，最近对以定量方式衡量影响的研究的回顾显示，VSS 的影响有好有坏，这意味着研究主要发现了正面影响，同时另一些研究发现 VSS 没有影响，甚至有负面影响(Oya et al.，2018；Traldi,2021；Meemken,2020；DeFries et al.，2017；UNFSS,2022)。可能的负面影响通常与可持续性的经济层面有关，涉及生产者成本的增加。结果还取决于所调查的指标和审查的研究背景。总体上，就经济影响而言，约一半的研究发现了 VSS 的正面影响。三分之一认为 VSS没有重大经济影响，约十分之一认为有负面影响。就社会影响而言，大多数研究(约三分之二)没有发现 VSS 有重大影响，而三分之一的研究发现了正面影响，少数研究发现了消极影响(Traldi,2021)。此外，对经济指标的影响似乎比对社会指标的影响更积极。大规模农工综合农场受到的影响似乎比小农户更大(UNFSSS,2022；Meemken,2020)。然而，由于目前的研究大量关注少数作物、部分 VSS 或部分国家，在解读这些研究结果时应保持谨慎，因为它们不能普遍适用，特别是考虑到影响往往取决于具体情况。3.环境影响在意图如何减轻生产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及其环境标准的严格程度方面，VSS 各不相同。已经开展了许多研究来评估它们对环境的影响。其中大多数侧重于可归入五个专题领域的指标(Evidensia,2022)：气候变化(包括调整耕作技术以提高作物的抗旱能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转向可再生能源)；森林和其他生态系统(包括原始森林和保护区的保护，生长在树荫下的初级产品所需的最低树冠覆盖率，将土地恢复到自然状态的努力)；淡水和海洋(包括在河流周围建立缓冲区，监测水的使用，减少水的消耗和处理废水)；杀虫剂、肥料和土壤(包括使用有机肥料，减少化学杀虫剂和除草剂的使用，防止土壤侵蚀，改善健康)；植物和野生动物保护(包括保护受威胁和濒危物种以及保护植物和野生动物的生境)。大多数评估 VSS 环境影响的研究都基于案例研究(主要涉及咖啡认证)，主要侧重于拉丁美洲和非洲。比如 Takahashi and Todo(2013；2014)分析了埃塞俄比亚的咖啡认证，分析显示认证降低了毁林的可能性。在一项比较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和危地马拉的有机和非有机农场的研究中，Haggar et al.(2015)发现获认证农场的树木多样性更丰富。Carlson et al.(2018)发现，印度尼西亚获 RSPO 认证的棕榈油种植园比未获认证的种植园毁林更少。Traldi(2021 年)总结了 45 项关于 VSS 认证环境影响的研究结果：47%的研究报告了正面影响，另外 47%报告称认证组和无认证组之间没有区别，6%报告了负面的环境影响。DeFries et al.(2017)回顾了关于热带农业初级商品认证对小规模生产者实现可持续性目标之影响的 24 项研究的证据，并汇报称正面影响占 36%，中性影响占 64%。因此，迄今为止关于 VSS 对可持续性影响的证据仍然是有好有坏，尽管总体而言其影响多是正面或中性的。27第三章 自愿可持续性标准的有效性国际贸易中的自愿可持续性标准B.VSS 对自愿可持续性标准的接纳衡量 VSS 有效性的第二个维度是它们的采用或接纳情况。采用情况属于有效性的一个相关层面，是因为 VSS 得到的采用越广泛，它们改善可持续性的可能性就越高。如果只是少数人采用 VSS,它们让全球价值链中的生产流程变得更可持续的潜力是有限的。可以用不同指标来衡量 VSS 的采用情况，如不同国家活跃的 VSS 数量、VSS 在各部门的分布、获得认证的生产者或公司数量、获认证的产量占总产量的比例以及获认证生产用地占总生产用地的份额。第一章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球范围内活跃的 VSS 组织的数量大幅增加。然而，它们在各国、各部门和各种商品之间的分布并不均匀。首先，VSS 在国家一级的采用情况各不相同。联合国可持续性标准论坛第四份旗舰报告(2020)根据国际贸易中心标准地图的数据计算了各国 VSS 采用情况的得分，计算方法是将在一国活跃的 VSS 组织数量除以世界范围内现有的 VSS 组织总数。这个得分可以表明 VSS 组织在哪里最活跃。图 10 显示了各国的 VSS 采用情况得分排名。从下图中可以观察到几个要点。图 10按国家分列的 VSS 采用情况得分(一国 VSS 占 VSS 总数的比例)28292929292930303031313131323232323233343434353535353637373738383939414243434446尼加拉瓜埃塞俄比亚危地马拉瑞典日本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洪都拉斯斯里兰卡波兰澳大利亚奥地利丹麦马来西亚肯尼亚葡萄牙智利厄瓜多尔瑞士哥斯达黎加阿根廷比利时加拿大南非法国意大利土耳其西班牙联合王国荷兰泰国哥伦比亚越南德国秘鲁墨西哥印度尼西亚中国印度美利坚合众国巴西252525252626262626262727272727272727282828282121212222222323232323232323232424爱沙尼亚巴拿马塞尔维亚拉脱维亚津巴布韦科特迪瓦新加坡赞比亚孟加拉国萨尔瓦多毛里求斯大韩民国斯洛文尼亚立陶宛斯洛伐克乌拉圭新西兰俄罗斯联邦巴拉圭柬埔寨克罗地亚多民族玻利维亚国芬兰马达加斯加挪威突尼斯乌干达加纳巴基斯坦罗马尼亚捷克多米尼加共和国匈牙利摩洛哥保加利亚菲律宾埃及希腊爱尔兰151515151516161617171717171717171718181818181818191919191920202020202020202021阿尔及利亚斯威士兰圭亚那哈萨克斯坦摩尔多瓦共和国阿尔巴尼亚牙买加沙特阿拉伯纳米比亚阿曼刚果海地多哥布隆迪黎巴嫩马耳他北马其顿约旦马里缅甸尼日利亚苏里南伯利兹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莫桑比克刚果民主共和国卢森堡尼泊尔塞浦路斯卢旺达塞内加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布基纳法索喀麦隆巴布亚新几内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马拉维以色列121212131313131313131313131313131313141414141414141414151515151515151515151515卡塔尔所罗门群岛东帝汶亚美尼亚佛得角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毛里塔尼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格林纳达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莱索托苏丹塔吉克斯坦巴巴多斯白俄罗斯圣卢西亚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安哥拉古巴加蓬几内亚利比里亚塞舌尔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冈比亚巴哈马巴林马尔代夫尼日尔塞拉利昂乌兹别克斯坦贝宁博茨瓦纳斐济格鲁吉亚冰岛蒙古8999910101011111111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瑙鲁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帕劳汤加图瓦卢马绍尔群岛安道尔基里巴斯萨摩亚瓦努阿图不丹文莱达鲁萨兰国吉布提赤道几内亚伊拉克利比亚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索马里乍得科摩罗厄立特里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也门阿富汗安提瓜和巴布达中非共和国多米尼克21乌克兰15特立尼达和多巴哥12几内亚比绍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可持续性标准论坛第四份旗舰报告(2020)制作。28首先，似乎所有国家都有 VSS 组织运营，但各国之间的数字差异相当大，鉴于各国经济规模的差异，这大体是可以预期到的。第二，采用情况得分的变化似乎或多或少与收入水平一致。低收入国家 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中低收入国家 的 VSS 数量往往比高收入或中高收入国家要少。但也有例外。例如，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等一些中低收入国家得分很高。因此，收入水平不一定能预测 VSS 的采用率。相反，得分较高的中低收入国家通常是那些奉行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政策且出口多种产品的国家。最后，甚至一些低收入国家的得分也相当高，如埃塞俄比亚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国家得分相对较高，是因为它们的出口初级商品，如咖啡，往往得到多个 VSS项目的认证。VSS 除了在各国之间分布不均，在各部门之间也分布不均。上文图 4 表明，VSS 主要活跃在农业部门、消费品、加工食品和服装部门。相较而言，只有少数 VSS 活跃在电子或珠宝等部门。然而，仅凭某一部门活跃的 VSS 数量并不能说明该部门经济行为方采用 VSS 的程度。因此，要更好的了解 VSS 的采用率，就需要分析其他指标。调查证书持有者的数量将有助于评估采用情况。然而，这个数字很难评估，因为并非所有 VSS 都披露了所颁发证书的数量。此外，证书持有者的数量并不能提供关于其获认证业务规模的信息。因此，需要其他指标，如认证商品(产量)占商品总产量的份额，以及获认证生产区域面积占总生产面积的份额。在这方面，国际贸易中心与有机农业研究所(FiBL)和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IISD)合作的可持续市场状况年度报告从 2008 年开始对全球认证商品进行了最全面的测绘和演变追踪。这些报告汇编了来自全球 14 个主要 VSS 组织的数据，涵盖八种农产商品：香蕉、可可、咖啡、棉花、棕榈油、大豆、甘蔗和茶叶，外加林业。2020 年报告的主要结论显示，过去十年中，无论获认证商品在各自市场所占的份额，还是获认证生产区域所占份额，都有所提高。首先，关于认证产量在总产量中所占的份额，报告发现，在研究的八种商品中，获得认证的比例与日俱增(大豆除外)，尽管增幅因商品而异(图 11)。据估计，全球认证咖啡产量占比从 2008 年的 9%增加到 2020 年的 20-40%，认证可可产量占比从 2008 年的3%增加到 2020 年的 26-44%，认证棕榈油产量占比从 2008 年的 2%增加到 2020 年的15%，认证茶叶产量占比从 2008 年的 6%增加到 2020 年的 16-22%，认证棉花产量占比从 2008 年的 1%增加到 2020 年的 18-20%，认证香蕉产量占比从 2008 年的 2%增加到2020 年的 6-10%，认证甘蔗产量占比从 2008 年的 1%增加到 2020 年的 7-8%。只有大豆显示出了下降的可能，从 2008 年的 2%下降到 2020 年的 1-2%(Meier et al.，2020)。此外，2020 年，约 10%的全球森林得到了森林管理委员会和/或森林认证体系认可计划的认证，而 2008 年为 7%。然而，这种总体趋势掩盖了国家一级的显著差异，在一些情况下，采用率大幅上升，而在其他情况下，采用率下降(Depoorter and Marx,2022)。总之，在一些领域，VSS 已经成为主流。29第三章 自愿可持续性标准的有效性国际贸易中的自愿可持续性标准图 11认证初级商品产量占总产量份额，2008 年和 2020 年72121623910.41.67.46.018.216.115.326.820.7森林大豆甘蔗香蕉棉花茶叶棕榈油可可咖啡2020年2008年然而，这份报告同样显示，VSS 仍有进一步扩张的巨大潜力。就认证生产面积在总生产面积中所占份额而言，该报告估计，12 个主要农业 VSS 认证的生产土地面积仅占全球农业土地总面积的 1.94%。然而，这一百分比正在增加，Tayleur et al.(2017)也确认了这一点，他们绘制了 12 个主要农业 VSS 的覆盖范围，发现认证耕地每年增长约 11%。他们观察到，在农产品生产大国，认证耕地的比例更高。更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发现即使只关注主要农产品生产地区或国家，认证的分布也并不均匀。例如，虽然许多热带国家都生产香蕉、可可、咖啡、棕榈油、大豆和甘蔗，但它们的认证却集中在特定的国家或国家的特定区域。拿香蕉来说，认证在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和洪都拉斯的某些地区最为密集。认证可可主要集中在科特迪瓦，认证咖啡集中在巴西、中美洲和哥伦比亚，认证棕榈油集中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认证大豆集中在阿根廷和巴西，认证甘蔗集中在巴西。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存在许多 VSS 的初级商品主要生产国的身份可能是一个因素，但其本身并不足以解释 VSS 的采用率。1.采用自愿可持续性标准的障碍上一节表明，各国采用 VSS 的情况不均衡，并指出在采用 VSS 方面仍然存在障碍。从相关的学术文献中可以找到阻碍采用 VSS 的四个主要障碍：获得认证的费用、缺乏采用 VSS 的激励因素、治理差距和对 VSS 的社会政治阻力(图 12)。通常面临这些障碍的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小农生产者。30图 12采用 VSS 的障碍认证成本缺乏参与认证的激励因素治理差距社会政治阻力认证成本获得认证所涉及的成本有两种：认证成本和合规成本(Schleifer et al.，2019)。认证成本是认证程序不同环节所涉及的成本。这些成本包括审计成本(必须由标准采用者支付)以及与认证决定相关的成本，因为一些 VSS 组织对证书收取费用。VSS 申请方还需要为获得认证制定管理计划，就投入的时间和需要提供的数据而言，审计是高强度的。申请方需要收集并提供与所有要求相关的数据。但要获得这些数据往往并不容易，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除了认证成本之外，生产者在使生产做法符合 VSS 要求时还会产生合规成本。这可能需要大量投资，还需要获得专门知识，特别是对于过去缺乏合规能力的生产者而言(通常在发展中国家)。缺乏参与认证的激励因素经济利益是生产者寻求认证的重要激励因素，但当不确定这种利益是否会增加时，就没有什么采用 VSS 的动因。在某种程度上，获得认证所产生的成本需要通过额外的收入来补偿。与认证相关的经济利益有两种形式：溢价和增加市场准入。但是，当这些激励措施没有保证，就可能会阻碍 VSS 的采用。关于溢价，公平贸易等一些 VSS 组织保证获得其认证的商品的生产者能获得产品溢价或更高收入。这种形式的直接额外收入可以激励生产者采用 VSS。然而，一般来说，溢价是没有保证的，其存在取决于市场动态关系。消费者可能愿意也可能不愿意为认证产品支付溢价。此外，即使消费者愿意支付溢价，生产者和供应商也未必能拿到溢价，因为它们需要与买家谈判溢价。通常，小规模生产者，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小规模生产者谈判能力较低，这导致往往是价值链中的强势行为方捕获溢价(Grabs,2020；Ponte,2019)。31第三章 自愿可持续性标准的有效性国际贸易中的自愿可持续性标准VSS 可以发挥促进贸易的作用，因为它们可以通过提供关于商品生产和销售方式的信息来增加需求。然而，只有当国家可供出口的有可能获得 VSS 认证产品足够多(就价值和数量而言)，并且存在 VSS 认证产品的市场时，这种激励因素才能发挥效力。如果出口始终有限，或者如果认证产品没有市场，那么认证的积极性将仍然很低。治理差距若干项研究强调了使用 VSS 的政治和体制环境的重要性，并指出治理差距可能是采用VSS 的另一项重大障碍。对 100 多项研究的文献回顾认为，使用 VSS 的一个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是存在为遵守标准提供支持环境的国家体制(Loconto and Dankers,2014)。这意味着治理结构有效和运转良好的国家能为采用 VSS 提供更好的体制环境。这可能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生产者比治理结构较弱的国家的生产者更习惯于遵守规则，因此遵守 VSS要求的难度较低。相比之下，在治理结构较弱的国家，例如许多发展中国家，政治和体制环境可能由于治理差距而构成采用 VSS 的障碍(Auld et al.，2015)。在这种环境中，公共法规和 VSS 要求之间可能存在差异，不仅表现在它们所规定规则的严格程度上，也表现在它们的执行力度上。在一个公共法规不太严格或执行不力的国家，经济行为体不太习惯于遵守规则。因此，遵守 VSS 要求它们付出更多努力。这种治理差距由此可能构成采用 VSS 的障碍。社会政治阻力一些作者报告说，VSS 有时被视为全球价值链上的主导企业强化现有权力关系的机制，许多这种主导企业都位于发达国家。这些企业从自身的视角和利益出发来定义可持续发展，并要求所有供应商都采用这种方法。如果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生产者认为发达国家的标准是强加给它们的，就会产生对采用 VSS 的抵制(Auld and Renckens,2021；Levy et al.，2016)。对 VSS 的抵制可能来自个体生产者，也可能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这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或分歧可能成为阻碍采用VSS的因素。不仅如此，这种情况还可能促使采用替代性的、更加本地化的体制安排。这些对采用 VSS 的障碍若持续存在，会造成严重的排斥效应，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小规模生产者而言。32第四章自愿可持续性标准与公共政策国际贸易中的自愿可持续性标准第四章 自愿可持续性标准与公共政策第二章探讨了，导致 VSS 数量激增的一项因素是政府对它们的日益认可，并将它们纳入公共政策。本章探讨了 VSS 已经(或可能)被纳入的不同类型的公共政策，包括市场准入条例、贸易政策、公共采购政策、尽责条例和出口促进措施。图 13VSS 纳入不同公共政策的情况市场准入要求政府通过以下政策使用或促进使用VSS贸易政策自由贸易协定和优惠贸易协定公共采购可持续性尽责出口促进A.市场准入条例市场准入条例中越来越多地使用 VSS,决定哪些产品可以进入市场的条例也提及 VSS。VSS 由此成为强制性市场准入要求。没有数据表明有多少条例以 VSS 为基础或提及VSS,但下文提供了一些近期的例子，以说明 VSS 被纳入市场准入条例的情况。大韩民国木材可持续利用法(2017 年)明确认可 VSS 是符合合法性要求的证明(Korea Forest Service,2017)。这项法规旨在解决非法毁林问题，并防止非法砍伐的木材在该国市场上出售。所有打算在大韩民国开展活动的木材经营者或贸易商都必须遵守该法。木材进口商在将木材进口到该国之前，应准备好所有的合法性保证文件。韩国林业局在检查机构韩国林业振兴研究院的协助下，通过进口前的检查来监督木材进口的合法性。该研究院查看合法性保证文件，并决定有关木材是否可以进入该国。该法的实施得到了 进口木材和木材产品合法性详细标准的支持，这套标准规定了进口和国内生产的木材和木材产品必须满足的要求。标准载有大韩民国承认的确保木材采伐合法性的文件和证书的详尽清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件明提及了 VSS 以及来自森林管理委员会和森林认证体系认可计划的证书可作为合法性证明(Korea Forest Service,2018；UNFSS,2020)。欧盟的可再生能源指令(RED)提供了另一个 VSS 在市场准入条例中发挥作用的有趣例子。该指令旨在实现一些强制性目标，以促进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包括使用作为可再生能源的生物燃料。为了确保欧盟进口可持续生物燃料，可再生能源指令制定了一套生物燃料的可持续性准则，而 VSS 认证可以提供符合这些准则的证明。虽然 VSS 组织认证了欧盟市场上的大部分可持续生物燃料，但并非所有组织都能提供进入该市场所34需的合规证明，因为在如何制定标准以及制定哪些标准方面并非所有 VSS 组织都一致。在这方面，可再生能源指令的一项关键内容便是一个基于实质性和程序性要求的认可系统，VSS 实体需要满足这些要求，其证书才有资格作为符合可持续性标准的证明。目前，欧盟认可了大约十几个 VSS 实体，包括负责任大豆圆桌会议(RTRS)和可持续生物材料圆桌会议(RSB)。然而，欧洲审计院对可持续生物燃料认证的评估发现了可再生能源指令体系中的一些缺陷(见 UNFSS,2020)，这揭示了将 VSS 纳入市场准入条例时会出现的挑战。欧洲审计院(2016)发现，欧盟认可 VSS 的评估程序没有充分考虑到生物燃料可持续性的一些重要方面。一些获得认可的 VSS 没有充分解决强迫劳动、童工和土地保有权冲突等社会经济问题。它还发现，一些 VSS 组织不够透明。最后，它指出，一旦 VSS 组织得到正式认可，欧洲联盟没有充分检查它们是否确实适用了在申请认可时承诺实施的认证标准。B.贸易政策：自由贸易协定和普遍优惠制VSS 也可以在贸易政策中发挥作用，更具体地说，是通过两种贸易文书：自由贸易协定(FTAs)(UNFSS,2020)和优惠贸易协定(PTA)(Marx,2019)。自由贸易协定在关税、贸易相关法规和其他问题上为两方或多方之间的贸易规定条件。目前，已生效的自由贸易协定有数百个。过去二十年来，自由贸易协定的内容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地纳入了非贸易条款，如可持续发展条款或社会和环境保护条款。新的贸易与环境数据库(TREND)显示，提及环境保护(体现在规定、条款或规则中)的自由贸易协定数量在 1970 年代开始增长，并在 1990 年代激增(Morin et al.，2018)。自由贸易协定也越来越多地提及 VSS。联合国可持续性标准论坛第四份旗舰报告指出，至少有 19 项自由贸易协定以推广的方式提到了 VSS,以鼓励就 VSS 的实施和后续行动进行信息交流和合作(UNFSS,2020)。在一些特殊情况下，VSS在自由贸易协定中的角色可能更为突出。例如，在欧洲自由贸易区(EFTA)和印度尼西亚签订的新自由贸易协定中，VSS 认证的棕榈油产品比无认证的棕榈油产品享有更低的关税或税率，以促进棕榈油的可持续生产。VSS 也可以纳入普遍优惠制(普惠制)。普惠制是一种优惠贸易安排，根据这种安排，一国向原产自发展中国家的商品提供单方面和非互惠的优惠市场准入。优惠的形式是对受益者部分或全部免除进口关税。在确定受益国时依据的是其经济发展水平。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一国满足了关于可持续发展的一套额外要求，例如批准和执行了一些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公约，就会得到额外的优惠。VSS 和普惠制方案都有一部分目标是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善政。例如，在欧洲联盟的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善政特别奖励安排(普惠制 )中，承诺批准和执行 27 项有关人权和劳工权利、环境保护和善政的国际公约的国家可享受额外的关税优惠。因此，一些作者探讨了将 VSS 纳入欧洲联盟普惠制的可能性，因为 VSS 或能有助于更好地履行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国际承诺(Marx,2019)。赞成这样做的一个主要论点是，这样一来可以通过区别对待的方法促进遵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因为个体经济经营者而不是国家将获得直接的奖励(或惩罚)。35第四章 自愿可持续性标准与公共政策国际贸易中的自愿可持续性标准C.可持续公共采购政府也可以通过其采购或公共采购政策参与 VSS。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估计，政府采购最高可占一个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的 15%，这使政府成为超级消费者。考虑到公共采购的规模，政府购买力推动市场实现更高可持续性标准的潜力巨大。在这方面，越来越多的证据(Martin-Ortega and OBrien,2019；UNFSS,2020)表明，世界各地的公共主管部门越来越多地采用可持续的公共采购政策。这指的是有利于社会和环境的公共采购政策，例如公共主管部门要求所购买的木制品必须由合法采伐或可持续的木材制成，公共建筑必须符合生态标准，公共部门雇员的服装必须是在没有童工的健康劳动环境中制作，公共机构供应的咖啡必须在公平的条件下生产。因此，可持续公共采购是确保公共合同促进政府更广泛的环境和社会政策目标的一种手段。VSS 发挥着特殊的 而且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因为它们经常参与可持续公共采购实践的落实(UNFSS,2020)。然而，制定可持续的公共采购政策并不意味着政府直接或自动认可 VSS(Marx,2019)。在大多数公共采购法律框架中，平等待遇和不歧视原则不允许签订合约的主管部门在公共采购招标中提及任何特定的 VSS 组织或标签。但是在可持续的公共采购中，可通过在公开招标中纳入与特定 VSS 组织所制定的标准类似的可持续性准则，或通过在采购指南中提及一些具体的 VSS,作为符合招标规定准则的一种证明形式，来间接提及 VSS。因此，在日常采购实践中，VSS 可作为社会和环境绩效的指标，并可用作评估投标人资格的便捷手段。D.尽责条例VSS 可以发挥作用的第四个公共政策领域是所谓的尽责条例。更具体而言，是人权尽责法律。人权尽责的概念最初在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中提出，作为确保公司履行尊重人权责任的一种手段。它指公司需要通过其政策和程序采取一些积极举措，以确定、防止、缓解并说明通过自身活动可能造成或加剧的或因商业关系而与其业务、产品或服务直接相关的负面人权影响。人权尽责以及环境尽责的理念已被纳入若干其他国际文书，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制定的跨国企业准则。此外，过去十年里，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采取立法措施，要求公司报告为解决特定人权问题而采取的举措，以促使公司采取尽责程序。这方面的例子包括联合王国的现代奴隶制法、荷兰的童工尽责法和法国的警惕义务法。在欧洲一级，通过了各种引入特定人权尽责义务的文书，欧洲联盟最近还提出了一项关于公司可持续性尽责的指令草案(Bright et al.，2020)。为了遵守尽责程序的不同步骤，一些公司正在将 VSS 纳入其尽责计划和管理系统，以便通过监测和投诉制度发现和解决对可持续性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在许多这类管理系统中，VSS 被用来治理价值链，关于尽责的若干不同参考文件都认可了 VSS 的作用，指出一些VSS实体在供应链不会助长严重侵犯人权行为方面可以提供可信的保证。因此，VSS 可以为公共监管提供补充性的执行机制，而尽责条例的新趋势可能会促成未来 VSS的进一步发展和采用。361.出口促进政策政府参与 VSS 的另一个目的是通过出口促进措施刺激经济发展，特别是在 VSS 能够帮助增加出口市场准入的情况下。没有关于将 VSS 与出口促进相融合措施的数量和性质的数据，但有几个国家试图通过采用 VSS 促进其主要出口产品的例子。加蓬提供了利用VSS 促进出口的有趣案例，该国希望通过认证增加木材出口(UNFSS,2020)。加蓬的森林覆盖率为领土面积的约 90%，40 个林业特许区占据约 60%的森林面积。虽然林业对加蓬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在过去几十年有所下降，但木材产品仍占该国出口的10%左右。近年来，付诸实施的确保森林得到可持续管理的法规越来越多，其目标很明确，就是促进木材出口。最重要的是，2018 年 9 月，加蓬总统宣布将撤销所有未经森林管理委员会认证的林业经营者的林业许可证。宣布这一消息之后，森林管理委员会和加蓬政府签署了一项协议，旨在“促进加蓬森林的可持续管理，改善加蓬经森林管理委员会认证的木制品进入国际市场的机会”(UNFCCC,2021)。37第四章 自愿可持续性标准与公共政策国际贸易中的自愿可持续性标准结论可持续发展目标强调可持续性的诸多维度，并强调国际贸易和贸易政策对实现其目标的重要性。国际贸易给人民和国家带来了诸多好处，但也可能带来重大挑战。本报告讨论了VSS作为提高贸易可持续性的工具的重要性。除了解释VSS并讨论其成果和挑战之外，本报告还查明了它们与其他政策工具的关系。每一章都提供了一些关键的信息。导言讨论了国际贸易的重要性和不断变化的本质，而全球价值链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这一章说明了 VSS 如何能够努力提高国际贸易的可持续性，并研究了它们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这一章还讨论了 VSS 如何在为发展中国家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应对这些挑战在一定程度上将影响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经济的能力。第一章先描述了 VSS,以及它们的出现和演变过程。这一章指出，从 VSS 的数量、VSS活跃的部门和商品数量以及一些主要初级商品的认证产量在其全球产量中所占的份额来看，VSS 作为一种跨国治理工具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过去十年间，一些 VSS 已经成为主流，成为全球价值链常用的治理工具，特别是在农业和林业部门。第二章深入探讨了 VSS 如何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服务。这一章详细描述了 VSS 是如何运作的，以及认证过程中涉及的不同行为方。这一章解释了如何通过不同的程序和流程来评估对可持续性标准的遵守情况，以及 VSS 组织可能有哪些不同的工作方式。这一章指出，对于一些成熟的 VSS 组织而言，早期关于 VSS 是“漂绿”工具的担心是误判。然而，鉴于 VSS 的数量和种类之多，对其可信度的怀疑仍然存在。如果存在对可信的VSS 的国际认可，就可以打消这些顾虑。第三章盘点了关于 VSS 有效性的现有文献和证据。从两个层面考量了 VSS 的有效性。一个层面侧重 VSS 的使用或接纳。第二个层面侧重于 VSS 的实地影响，特别关注其在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方面的影响。VSS 的使用越来越多，但最不发达国家在参与可持续性市场方面举步维艰。这一章还列出了证据，表明 VSS 产生了积极的可持续性影响，但指出这些影响高度依赖具体环境。此外，仍然存在改进的余地，在环境和社会影响之间可能需要有所取舍。还强调需要更好地理解导致不同影响的机制。第四章讨论了各种贸易相关政策工具对 VSS 的使用情况。这一章解释了 VSS 作为全球贸易治理的补充工具是如何或可以如何被纳入公共政策。这种结合可采取不同的形式，且预计未来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多，因为世界各地都正在推出关于全球价值链可持续治理的若干新举措。VSS 为对全球价值链和贸易进行跨国管理从而促进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潜力。但挑战同样存在，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者而言。本报告着重指出了与遵守标准的资金和技术能力以及促进对 VSS 在治理全球价值链中作用的理解相关的一些挑战。应对这些挑战是一项集体责任。包括国际组织在内的若干行为方可以为采用VSS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并为遵守可持续性标准开展能力建设，从而在应对挑战方面发挥积极作用。38参考文献Auld G(2014).Constructing Private Governance:The Rise and Evolution of Forest,Coffee,and Fisheries Certification.Yale University Press.New Haven,CT.Auld G,Bernstein S and Cashore B(2008a).The new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Annual Review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33:413435.Auld G,Gulbrandsen LH and McDermott CL(2008b).Certification schemes and the impacts on forests and forestry.Annual Review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33:187211.Auld G and Gulbrand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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