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并非一个严格的断代概念，有人将其收得很窄，仅限于天启、崇祯两朝，也有人将其放得很宽，从成化、弘治一直延续到南明。较为通行的用法，是指称万历至崇祯这一时间段。当然，历史是一条连绵不断的河流，没有明显的起点和终点，晚明时代呈现的诸多现象和变动趋势，的确可以上溯到明代中叶，下延到清朝时期。

    晚明的时代特征，如果做一简单化的概括，似可归纳为两个字：“变”与“乱”。这是一个光怪陆离的时代，充满了张力和矛盾。从中既可以看到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又可以看到贫富分化的日益加剧；既可以看到为国为民的政治抗争，又可以看到结朋结党的宗派混斗；既可以看到改革志士的励精图治，又可以看到官僚群体的腐败无能；既可以看到个性的空前张扬，又可以看到欲望的极度膨胀……

    挣脱束缚：晚明的变化与活力

    肇建大明王朝的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出身最为低微的皇帝。他在继承融汇前代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颇能体现其个人性格的国家体制和治理模式。“洪武体制”的特征，一是加强君权，即通过废除丞相制、分立五军都督府、地方上设置“三司”等办法，将军政权力集中在皇帝手中，消除威胁皇权的各种潜在因素；二是固化社会，即通过推行里甲、户役、路引等制度，强调邻里之间的监督责任与扶助义务，严格限制人口迁移与流动，尽量使百姓的居住地和职业保持稳定；三是钳制思想，即通过宣讲“六谕”、移风易俗、学习《大诰》等活动，力图实现社会风习的纯美和思想意识的统一。朱元璋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统治有序、安土重迁、邻里相助、稳定和谐的理想社会；他确实获得了部分成功，但这种“画地为牢”的统治模式，也不可避免地带来社会凝固、思想僵化等负面影响。滥觞于明代中叶，至晚明臻于极致的各种变化，其总体特征就是对“洪武体制”的背离和挣脱。

    初期的明朝，基本上是一个纯农业国家，工商业所占比重很小。朱元璋虽然并不否认商业具有“通有无”的作用，但却强调“崇本而袪末”，以严刑峻法打击“游民”，要求出外经商者必须申领“路引”，不许商人之家穿着绸、纱。这些规定和限制，在他死后逐渐松动和废阁，到晚明时代，商品经济空前发达，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量。如在江南经济中心的苏州，“商贩之所走集，货财之所辐辏，游手游食之辈，异言异服之徒，无不托足而潜处焉”（姜良栋《镇吴录》）。处在辇毂之下的政治中心北京，也呈现出同样的情景，“市肆贸迁，皆四远之货，奔走射利，皆五方之民”（谢肇淛《五杂俎》卷3）。商人的社会地位大为提高，“士而商”、“商而士”现象日益普遍，以致发出“良贾何负闳儒”的呐喊（汪道昆《太函集》卷55）。在许多地区，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形成了重商崇利的社会氛围。

    朱元璋着力打造的凝固化、扁平化的社会结构，到晚明时代也变得面目全非。在追逐商业利益、寻求生存机会、逃避赋役负担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人口流动性越来越大，里甲组织已难以维持空间的稳定性和户数的完整性，基本丧失了基层组织的功能。依存于里甲制度的粮长、里长、老人等“职役性地方精英”，难以保持原有的社会经济地位，而以绅士为主体的“身份性地方精英”，成为乡村社会的支配阶层。这一方面提高了社会自我管理能力，另一方面也给地方治理制造了不少障碍。晚明另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民间组织广泛兴起，既有半官方性质的保甲、乡约，也有纯民间性质的宗族。此外，文人结社遍地开花，就连光棍流氓也成立了“打行”、“访行”等组织。晚明的社会风尚，与明代前期也迥然不同，侈靡风气弥漫社会，人们不再恪守传统的礼仪规范，安于既定的社会秩序，正如万历《重修昆山县志》所描述的：“邸第从御之美，服饰珍羞之盛，古或无之。甚至储隶卖佣，亦泰然以侈靡相雄长，往往有僭礼逾分焉。”

    晚明的政治体制，也难以维持朱元璋原初的设计，皇帝的决策权受到官僚集团的很大约束，重大事务都要交付廷议，参加者包括六部尚书、都御史、大理寺卿、通政使以及科道官，但负责票拟的内阁大学士不能与会。遇到特别重大的事情，还要采用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晚明言谏之风甚盛，皇帝也常常受到激烈批评。一个广为人知的事例，是大理寺评事雒于仁竟然上疏指责皇帝嗜酒、恋色、贪财、尚气。这样的奏章，在其他时代恐怕很难出现。晚明党社之活跃、党争之激烈，在中国帝制时代也是罕见的，以东林党、复社为代表的清流派，举起“天下之公论”的旗帜，进行了长期的政治抗争。复社非常重视积累社会资源，开展了许多社会政治活动，甚至帮助周延儒谋得了首辅大位。在民间层面，晚明也是一个政治意识高涨的时代，社会舆论空前活跃，爆发了多次被称为“民变”的民众反抗运动。

    明初定于一尊的思想意识，从明代中叶逐渐打破，晚明思想界多元而活跃，理学与心学争鸣，玄谈与实学并立，中学与西学交融。兴起于明代中叶的心学，到晚明已是广泛流衍，激发出一股崇尚个性的自由精神，最终造就出李贽这样敢于“颠倒万世之是非”的异端思想家。晚明的文艺，也是异彩纷呈，风行一时的“公安派”重视个性与情感，提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袁宏道《叙小修诗》）。作为晚明标志性产品之一的“小品”，随兴漫笔，直抒胸臆，隽永有味，诙谐有趣，鲜明地显露出当时的文学趣味。最能反映晚明时代特征的，或许还是小说创作的繁荣，最为脍炙人口的当属长篇小说《金瓶梅》和短篇小说集“三言二拍”，这些作品满足了普通大众的阅读需求，反映了当时商品经济的繁荣、市民社会的发达、思想意识的多样和开放。

    由变生乱：晚明的失序与混乱

    变与乱似乎是一对孪生兄弟，凡是剧烈变动的时代，往往也是混乱失序的时代。不过，变与乱的结果往往差别很大。有些社会最终走过动荡的变革时期，逐步确立了新的体制和秩序；有些社会则缺乏变革因素的增量积累机制，无法形成新的体制和秩序，只能通过恢复旧秩序而结束混乱局面。晚明时代，几乎各个领域都出现了新因素、新趋向，在带来生机与活力的同时，也加剧了社会矛盾、贫富分化、政局动荡、道德失范。换句话说，晚明时代虽然出现了一些不可逆的新变化，却未能引发根本性的制度变迁，明朝在变与乱的交缠中走向灭亡。

    从经济方面观察，晚明商业虽然高度发达，但发挥的建设性作用不够充分。梁方仲曾经指出，明代商业资本“一马当先”、“一枝独秀”，远远跑在农业和手工业之前，因此是“虚有其表、外强中干”的“虚假的繁荣”（《明代粮长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P126-127）。这种看法是否完全妥当，当然可以讨论，但当时确实存在这种现象：商业经营积累了巨额利润，但转入生产性领域的数额却很小，大部分都消耗于生活性或奢侈性的消费。这并非是商人的短视，而是没有形成稳定的投资渠道与激励性的制度环境。大量金钱游离于非生产领域，滋养了穷奢极欲的生活态度和社会氛围，甚至贫穷人家也追慕仿效，造成“若狂举国空豪奢，比岁仓箱多匮乏”（崇祯《吴县志》卷10）的局面，给社会稳定造成很大挑战，所以张瀚叹息说：“今之世风，上下俱损矣！”（《松窗梦语》卷4）

    更为重要的是，晚明经济的发展繁荣，并未使社会各阶层都得到实惠，反而加剧了贫富分化和社会对立。以绅士为主体的地方势力，利用投献、强夺、购买等手段，占据了大量田地，积聚了巨额财富。顾炎武根据亲身见闻指出：“自万历以后，天下水利、碾硙、场渡、市集，无不属之豪绅，相沿以为常事矣。”（《日知录》卷13）势豪大户千方百计逃避赋税，“膏腴万顷，输税不过三分”（《民抄董宦事实》），其负担都被转嫁到庶民百姓身上。在经济发达的江南等地，还兴起了蓄奴之风，豪奴与劣绅相济为恶，“倚势横行，里党不能安居”（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上）。当整个社会陷入“富者极其富，而每至于剥民；贫者极其贫，而甚至于不能聊生”（《崇祯长编》卷2）的境况时，要想保持稳定的统治已不可能，社会经济发展也丧失了渐进变革的机会。

    皇帝权威的下降和党社运动的活跃，也未能促进政治体制的变革，反而干扰了朝廷解决问题的能力。明遗民朱一是沉痛地说：“万历中，一二大君子研讲道术，标立崖畔，爰别异同。其后同同相扶，异异交击，有好恶而无是非，急友朋而忘君父，事多矫激，人用偏私，……道术流而意气，意气流而情面，情面流而货赂，狐城鼠社，蔓引茹连，罔上行私，万端一例。遂致事体蛊坏，国势凌夷，局改时移，垣垒石破。”（《为可堂集?谢友人招入社书》）这话虽然说得有点过于愤激，但确实点中了当时政局的要害。更加严重的是，晚明官僚集团出现了“结构性腐败”，“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3），给事中韩一良曾叹息说：“今之世局，何处非用钱之地？今之世人，又何官非爱钱之人？”（谈迁《国榷》卷89）很多地方官员“为民父母虎狼心”（辛升《寒香馆遗稿》卷3），不思兴利除害，专务刻剥聚敛。百姓揭竿而起，实属必然选择。

    晚明张扬个性、放纵情欲的思想潮流，其作用也是“破”大于“立”。它打破了传统礼教的束缚，肯定了人欲的正当，促进了思想的解放，但却未能形成一套有助于维持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的新价值观。一个社会要想富于活力而又保持稳定，必须在自由和秩序之间维持平衡。对个性与情欲的过分重视，很容易导致极端的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从而忽视甚至鄙夷自己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漠视甚至践踏社会所必需的伦理规范。比如李贽声称：“成佛征圣，惟在明心，本心若明，每一日受千金不为贪，一夜御十女不为淫也。”（周应宾《识小编》）在他自己，或许确有保持“童心”的自信与能力，但对信奉此语的大多数人来说，可能只是热衷于“受金”和“御女”，而早已将“明心”抛诸脑后。可以说，在晚明时代，自我意识的觉醒与伦理道德的崩溃，彼此纠缠，相互促动，其破坏性可能要大于建设性。

    复杂历史：对晚明的不同认识

    变乱交缠的晚明时代，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不同时代的人们，以及同时代的不同个人，自然会有不同的看法。有人看到了新时代的曙光，有人看到了旧时代的暮色，有人听到了新生儿的呱呱哭声，有人嗅到了木乃伊的浓浓腐味。各种看法相互矛盾甚至尖锐对立，可能都揭示了晚明的某个侧面。

    生活在晚明时代的人们，似乎不太欣赏当时的社会变化。歙县知县张涛曾以四季为喻描述说：明初到弘治年间，相当于“冬至以后、春分以前之时”，此时“家给人足”、“闾阎安堵”、“比邻敦睦”，一派盛世景象。正德、嘉靖年间，相当于“春分以后、夏至以前之时”，人们开始舍本逐末，出现了“东家已富，西家自贫”的社会分化，人心日坏，风俗日靡，“锱铢共竞，互相凌夺”。嘉靖末到隆庆初，相当于“夏至以后、秋分以前之时”，商品经济占据了主导地位，致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风俗更加窳坏，“诛求刻核，奸豪变乱，巨滑侵牟”。万历年间则进入“秋分以后、冬至以前之时”，社会完全被金钱主宰，人心道德彻底沦落，“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贫富分化更加怵目惊心，“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万历《歙州志》卷五《风土》）。可以看出，张涛完全是站在传统立场上，对明代社会变化进行猛烈抨击。这并非他个人的私见，而是当时很多人的共同看法。

    明朝灭亡后，不少遗民进行了深刻反思，对晚明提出诸多批评。如顾炎武批评晚明“王纲弛于上，而私党植于下”（《日知录》卷5），认为士大夫集团已整体堕落，“衣冠而为囊橐之寄，朝列而有市井之容”（《日知录》卷3）。他尤其愤恨王学末流空谈性命、鄙薄实务的习气，“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日知录》卷7）。清朝的官方意识形态，对晚明也持否定态度。如《四库全书总目》严厉批评晚明玄虚放诞的风气，对于李贽更是痛加抨击：“贽书皆狂悖乖谬，非圣无法。惟此书排击孔子，别立褒贬，凡千古相传之善恶，无不颠倒易位，尤为罪不容诛。”该书还将党争视为明灭的祸根，严厉指责说：“门户角争，递相胜败，党祸因之而大起，恩怨纠结，辗转报复，明遂以亡。”到了清朝后期，政治氛围趋于宽松，士大夫集团重新焕发了对政治事务的责任感，东林党重新受到重视和肯定，不少人编书撰文，讴歌东林先辈的道德风范和救世精神（艾尔曼《经学、政治和宗族》，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P210-214）。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唤起了对于晚明时代的重视和肯定。周作人在1932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指出明末文学运动与五四文学运动“很有些相同的地方，两次的主张和趋势，几乎都很相同”。林语堂次年发表《有不为斋随笔》，也认为晚明公安派、竟陵派“已抓住近代文的命脉，足以启近代文的源流”。刘大杰1949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也认为公安派“重个性、重自由、重内容、重情感的新理论”，“与五四时代的文学运动精神完全相同”。嵇文甫则从思想史的角度对晚明作出高度评价，他于1944年出版《晚明思想史论》，对晚明思想进行了简明而系统的梳理，认为晚明“是一个动荡时代，是一个斑驳陆离的过渡时代，照耀着这时代的，不是一轮赫然当空的太阳，而是许多道光彩纷披的明霞”，“它把一个旧时代送终，却又使一个新时代开始”。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展的社会史论战，促使人们从社会形态转变的角度认识晚明时代。吕振羽在1937年出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中，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后期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到明清之际，布尔乔亚的都市经济的成长，已成为社会经济中一个重要因素。新中国成立后，“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蓬勃兴起，逐渐形成了一种综合性的经典认识，认为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市场经济的繁荣、自由雇佣劳动的发展，到明代后期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与之相适应，社会和思想文化领域也出现重大变化，表现在市民意识的觉醒、早期启蒙思想的出现、人文主义的兴起、通俗文学的繁荣等各个方面。9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萌芽”基本退出主流话语的行列，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因素”、“近代化萌芽”、“社会变迁”、“社会转型”等比较中性的概念，晚明被视为中国早期近代化历程的起点。

    当然，也有一些人对于这种经典看法提出质疑。如台湾学者龚鹏程怀疑学术界揭示的晚明“时代转变之事例与思想，乃是被‘制造’出来的。也就是说，当时未必有此，或虽有之而未必如是，然而在近代研究者特殊的关怀中，此一部分却被扭曲或放大了”（《晚明思潮》，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P4）。美籍华裔学者黄仁宇则彻底否定晚明的变化，认为晚明时代僵化得要死，“当时的士绅官僚，习于一切维持原状，而在这种永恒不变的环境中，形成注重内思的宇宙观，使今人看来，晚明时期显得停滞而无生气”（《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1997年版，P195）。 

    光怪陆离的晚明，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定会看到不同的样貎，不同的色彩。无论如何，只要翻阅一下晚明文献，就会发现那是一个踔厉风发、尚奇求怪、日变月异的时代。这可能是希望的欢歌，也可能是绝望的悲鸣，但终归活得有声有色，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者单位：北京行政学院，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