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英】弗兰克·菲雷迪（Frank Furedi）

很多世纪以来，对未知和未来的恐惧一直是社会恐惧文化脚本的核心议题。很显然，尽管启蒙思想家以及乐观主义的评论家表达了希望，但是人类对未知的恐惧仍未被克服。事实上，当前的舆论引导者、科学家、政客在谈到将来时，经常一致地传达出耸人听闻的恐惧语气。

针对未来的恐惧用语最引人入胜的特征之一便是看似随意实则混乱不堪的表达方式——将有关全球性大灾难的预言劈头盖脸地向大众扔去。甚至连备受敬重的科学家在采用职业危言耸听者的伎俩时也轻松自然、毫无顾忌。

在标题引人注目的《时终》（Our Final Hour）一书中，宇航员马丁·J.里斯(Martin J. Rees)告诉读者，人类能够幸存到2100年的概率只有“50%”。认为人类在不远的将来很可能灭绝这个令人胆寒的断言暗指，如果把赌注押在人类的幸存上纯粹是有勇无谋。从历史上看，人类毁灭的预言是以沉重的、严峻的、阴沉的口吻提出的。然而，像21世纪的许多恐惧推手一样，里斯用一种讲述事实的态度传达了他的世界末日论。

在《时终》里，里斯说，他押 1000美元，打赌“到2020年，一起诸如生物失误或生物恐怖之类的事件将夺去百万人的性命”。

里斯并非是唯一用轻松的方式预言厄运之人。在2005年流感肆虐之时，职业“媒体医生”科波菲尔医生在《泰晤士报》上写道：

现在媒体上大量数据纷纷指出，禽流感病毒‘不可避免’地在世界范围内爆发，并且病毒活动突破了物种界限，开始感染人类。是的，伙伴们。忘掉市值蒸发的养老金，在即将爆发的流感中，反正人们都要死的。如果从好的方面看，禽流感的爆发延迟了20年，我们已经幸运地多活了这么多年。

科波菲尔德对待大规模死亡的方式朴素而且诙谐，反映出当今用随意且轻松的态度看待灾难的趋势。甚至并不具备任何科学地位的名人也觉得自己被赋予了用轻松的态度散布危言耸听式言论的权利。因此，前流行歌手鲍勃·吉尔道夫（Bob Geldof）在2013年预测，距一起“大规模灭绝性事件”仅有17年多的时间了。

恐惧表演

关于人类灭绝、地球毁灭、大规模种族灭绝预言的扩散，在学术研究中经常被阐释为恐惧文化的威力战胜人类想象力的最重要症状。毋庸置疑，经常性的末日言论传播对人们现在及将来的人生观都有影响。然而更重要的是，不要将恐惧话语与人们对耸人听闻者的真实信念和回应相混淆。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里斯、科波菲尔或吉尔道夫的言论都应看作是表演性的——恐惧表演。如“我害怕”这类表达恐惧的表述并非单单意味着某人真的害怕；这种表述经常用来引起人们对某个问题的关注。这同样表明，某人心生畏惧、有责任心——与他人不同——认真看待某个具体威胁，正如历史学家威廉·雷迪（William Reddy）指出，“说某人害怕”“本身就是个人能动性的表演行为”。

恐惧表演的一个常见例子便是恐怖电视节目结尾的旁白。这些旁白通常是公众服务信息，为那些观看节目后感到害怕、沮丧或精神受到创伤的人们提供救助热线。然而，它传达的要点是你理应在观看节目后感到害怕。

在某些圈子里，表达恐惧是一种装模作样，是为了表现出对人们面临的许多隐蔽的危险的敏感性。承认恐惧是为了展现自己敏锐的领悟力。这种自发自觉的装模作样并不意味着人们一定比以前更恐惧，它只是表示人们理应如此。

竞选者非常珍视表现焦虑及恐惧的表演机会，他们认为其事业的严肃性要求他们用夸张的表演来吸引人们对其信息的关注。从这个角度看，吓唬公众就等同于履行公民责任。比如美国政治学家乔治·马库斯（George Marcus）宣称，焦虑帮助个人成为更加知情的公民。他说，“大多数美国人对政治不太了解，或是对候选人在各色事务上的态度了解甚少”——然而“心中充满焦虑的公民往往更知情，因为情感激励促使他们在充满不确定的时刻抓住问题的重点”。

战略性的恐惧诉求

大多数的恐惧表演不大可能是由坚定不移地相信世界末日预言激发起来的。恐惧诉求经常被用作一种战略——为的是引起人们对某个问题的关注的，以及敦促人们赶紧付诸行动。这些如今已作为影响人们行为的合法工具得到了宣传家、选举操盘手、政客及恐惧推手的广泛认可。

一项研究显示，恐惧诉求“被实证研究者认为是一种独特的论证方式，用可怕的结果(最典型的便是死亡的可能性）来恐吓目标读者，以此来让读者采取所推荐的反应”。正如柏拉图所说的“高贵的谎言（noble lie)”，无论是否与事实相符，恐惧诉求都具有合理性，因为它们揭示出更高的真理。鼓吹恐惧之所以大受追捧是因为“恐惧不仅有助于鼓励人们用更安全的方式行动，而且可以敦促人们采取‘更加文明’的行为。比如，反酒驾及戒烟运动经常使用死亡恐惧来阻止人们的反社会或自残行为”。

一些致力于提高人们对全球变暖问题意识的活动家采取了类似的态度。气候学家斯蒂芬·施奈德（Stephen Schneider）用下面的言辞为其在事业中的证据失真开脱：“因为我们不仅仅是科学家，我们也是人……我们需要……激发大众的想象力。”他补充说明：“我们必须提供可怕的情境，使用简单化的戏剧性表述，并且甚少表露出我们的怀疑。”同样地，他的同事大卫·瓦伊纳（David Viner）指出电影《后天》“有很多细节方面的错误”，但是，电影“提高人们对气候变化的意识，这便是好事”。一部讲述超级风暴之母引发一系列灾难性事故的典型的好莱坞魔幻电影也能够服务于“提高人们对气候变化的意识”的工程！

网上世界末日场景

恐惧诉求是否真的奏效是个饱受争议的话题。还有一个持续不断的辩论是，可怕的“网上世界末日场景”是否在教育或激发人们严肃看待网络安全问题。

批评者认为，“虚拟的网上世界末日场景”有“破坏旨在对付真正的网络安全挑战的富有成效的辩论的可能性”。也有人批评环保活动家，指责他们夸大了气候变化的破坏性结果。批评者认为，无休无止的关于地球未来的毁灭厄运预言，不但没能激励人们采用明智的方式来抵消气候变化的消极影响，反而使人们失去了兴趣。与此相反，一项公共卫生领域的恐惧诉求研究则认为，“强大”的——也就是危言耸听的——恐惧诉求“比起低阶的或虚弱的诉求更具说服力”。

恐惧诉求及持续不断的世界末日言论日积月累，对个人行为的直接影响比不上对大众文化态度及认识的间接影响。有关未来的负面言论不断传播不可避免地影响人们的心态及对未来前景的预期。正如本书第四章观察到的那样，这会破坏人们对应对所遭遇风险能力的信心。当个人都被描述为嘀嗒作响的定时炸弹时，爆炸与未来景象的联系很显然已经被下意识地内在化及规范化了。毁灭的目的论以不言而喻且内敛含蓄的方式深深印刻在公众对未来的审视中。

个人色彩浓郁的“未来恐惧”

在社会有关不确定性的文化脚本中，目的论最重要的角色被概括为赋予“未来恐惧（fear of future）”这个词语典型的21世纪色彩。在提到未来恐惧时，18世纪和19世纪倾向于着重宗教主题，如未来的惩罚或未来的地狱。20世纪几十年过后，未来恐惧被重新定位，更多地指向世俗之事，并且显然获得了更具个人色彩的形式。比如，让我们看看人寿保险从业者是如何描述未来恐惧的。美国保险业刊物《保险业周刊》（The Weekly Underwriter）在1949年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脚踏实地的、世俗的、极具个性化的未来恐惧版本：

事实上，首先让我们想想为什么大多数人购买人寿保险。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对自己及家人的未来感到恐惧。害怕伤残，害怕急需用钱时却没钱，害怕死亡，也害怕寿命太长，害怕未及时完成教育计划……

此刊把未来恐惧看作商业机会，因此，它委婉地提出了如下问题：“你是否会用‘恐惧’来达成交易？”

《保险业周刊》呈现的未来恐惧的世俗版本聚焦在意料之外的个人问题和危机以及未能实现或被扰乱的个人规划上。但是，这些并非对未知的恐惧，而是社会成员都面临的可以立即识别出来的危机。这种未来恐惧的世俗版本持续至今，只不过其中对未来威胁的描述远不如《保险业周刊》里的那么具体。最终这些未来恐惧超越了未来恐惧的传统观念，指向了未知的威胁。在当今时代，不仅是一些意料之外的威胁，就连未来本身都被描绘为恐惧之源。

（文章节选自《 恐惧：推动全球运转的隐藏力量》，内容有删节）

联合读创 | 2019年12月出品

【关于本书】

20年间，菲雷迪教授关于“恐惧”的预言不断被验证。如今，雨林焚毁带来的末日言论，疫苗接种安全事件后的社会阴影，“经济严冬”下的人心惶惶，极端势力不断扩大的威胁……

在这越来越疯狂的世界，菲雷迪教授再次探讨“恐惧”：去伪存真，我们还有光明之路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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