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黛玉和薛宝钗写过“应试诗”吗？人生处处是考场，元妃省亲命众姊妹一题一咏，岂不就是以元春为考官的命题作文吗？

科举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考诗赋，其中的诗就是试帖诗，这一传统一般认为从唐朝开始。《新唐书·选举志上》中认为其始于唐高宗永隆二年（681）：

永隆二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建言，明经多抄义条，进士唯诵旧策，皆亡实才，而有司以人数充第。乃诏自今明经试帖粗十得六以上，进士试杂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后试策。

北宋王溥撰《新编唐会要》卷七十六《制科举》认为其始于天宝十三年（754）：

天宝十三载十月一日。御勤政楼。试四科举人。其辞藻宏丽。问策外更试诗赋各一道。（注云：“制举试诗赋从此始。”）

这些史籍记载虽然具体年份有出入，但都承认自唐代开始。南宋诗人严羽甚至认为这是造成宋诗不如唐诗的原因之一：“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

《镜花缘》记载武则天曾开科考试才女，录取百人，才女们欢聚“红文宴”。唐中宗复位后，武则天依然被尊为“大圣皇帝”，她下诏次年仍开女科，并命前科百名才女重赴“红文宴”。

试帖诗是标准的格律诗，有五言律诗，也有七言律诗。元妃省亲时黛玉写的是五言律，宝钗写的是七言律。看完众姊妹的诗作之后，元春称赏一番，又笑道：“终是薛林二妹之作与众不同，非愚姊妹可同列者。”类比而言，红楼夜宴元妃命作诗，岂不也是贾府才女们的“开女科”吗？

但是，倡言薛林秀出的元春，显然有所偏倚。看看端午赐节礼，宝钗和宝玉的相同，黛玉的却次一等，和迎春、探春、惜春相同，便可知元春当初所说的“薛林”，并非仅出自年龄长幼，而是已有权衡。很多学者认为元春原非在诗道上见长，且明显林诗清新自然强于薛诗矫揉造作，薛上林下，显失公允。但是，若我们从“试帖诗”的角度来看，恐怕结论就大不相同了。

首先，在拿到元春“妹辈亦各题一匾一诗”的命题之后，林黛玉的态度是“安心今夜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不想贾妃只命一匾一咏，倒不好违谕多作，只胡乱作一首五言律应景罢了”。请注意，是“胡乱作一首”，这种态度决定了林黛玉根本没有拿出最佳水平。大家都知道第一印象的重要性，第一印象不好，以后再扭转非常困难。然而，这是元春和她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所以林黛玉几乎没有机会再补救。这又和高考何等相似，你的作文与当年的高考阅卷老师亦是第一次和最后一次见面，难道你能指望随便写写就能让老师看出你的最佳水平？苍鹰搏兔，亦用尽全力，而黛玉却在人生关键时刻松懈，殊不知机会转瞬即逝，亦当为今之学子戒。

转而看薛宝钗。有人说书中没写宝钗的态度，然而宝钗为宝玉改一“蜡”字，宝玉喜得称“从此后我只叫你师父，再不叫姐姐了”，宝钗对答“那上头穿黄袍的才是你姐姐”，可知宝钗眼中、心中俱是元春，所以宝钗之作必然经过了精心的琢磨，不仅是格律和内容上的，更有对人心的。这一点颇像张爱玲，她在香港大学的各门功课成绩总是十分优秀，她自己道破秘密，认为只是自己善于琢磨每个教授、每位老师的心思，知道他们想要什么样的学生，投其所好罢了。

我们先看林黛玉的《世外仙源》： 　　名园筑何处，仙境别红尘。 　　借得山川秀，添来景物新。 　　香融金谷酒，花媚玉堂人。 　　何幸邀恩宠，宫车过往频。

这首诗用典太过普通，金谷酒用晋代石崇于金谷园宴请宾客的典故，玉堂人化用李白《清平调》之“若非群玉山头见”“一枝红艳露凝香”“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之意。这些典故既耳熟能详，又是用名花美酒佳园来比拟名花美酒佳园，确实写得太过随意。而最大的问题在结尾，好的结尾要像豹尾一样干脆有力，如“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如“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如“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可是黛玉之诗竟用“何幸邀恩宠，宫车过往频”的普通陈述句作结，既没有升华，也没有余味，言尽意止，显见“手滑”。

再看薛宝钗的《凝晖钟瑞》： 　　芳园筑向帝城西，华日祥云笼罩奇。 　　高柳喜迁莺出谷，修篁时待凤来仪。 　　文风已著宸游夕，孝化应隆归省时。 　　睿藻仙才盈彩笔，自惭何敢再为辞。

宝钗的诗也有毛病，歌颂得太过明显，而且有点刻意，不自然，比如“华日祥云笼罩奇”，七个字里连用“华”“祥”“奇”，祥瑞得有点太过了。但是，她的用典古雅，“喜迁莺”出自《诗经·伐木》“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凤来仪”出自《尚书·益稷》“箫韶九成，凤皇来仪”。更高明的是，句句都扣着元春升迁之喜与归宁之荣。并且，其中嵌入的“喜迁莺”还是一个词牌名，又极喜庆。宝钗的这首诗结尾“睿藻仙才盈彩笔，自惭何敢再为辞”太会奉承了，自己诗写得最好，却违心恭维不会写诗的元春把自己都惭愧得不敢提笔了，元春能不喜欢她吗？更厉害的是颈联“文风已著宸游夕，孝化应隆归省时”，元妃姐姐不是普通的回娘家，而是替圣上宣扬“孝化”！这句是整首诗的“王炸”，提升了元妃省亲的价值和意义，无异于称颂元妃此行足可彪炳史册。更妙的是，即使元妃自己来写，也不便如此定性，自己总不好给自己脸上贴金。可是，这是出自宝钗一个旁观者之手，显然是“客观”的。所以元春见了此句，只怕“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来的还觉恳切”！

元妃不仅让探春把当时的十数首诗另以锦笺誊出，而且回宫之后“次日见驾谢恩，并回奏归省之事。龙颜甚悦”。那么，元妃会在薛林中选择谁的诗作为压卷之作呢？答案不言自明。

说到此，可能有人会问，元妃省亲时薛林各写一诗，哪里来的三首呢？不要忘了黛玉还替宝玉写了一首《杏帘在望》，令元妃喜之不尽，指《杏帘》一首为四首之冠，并因此将“浣葛山庄”改为“稻香村”。

有人说，黛玉“吟成一律，写在纸条上，搓成个团子，掷向宝玉跟前”，元春看到了这种公然作弊行为，故而不喜黛玉。此说有待斟酌，因为众人在诗案之前作诗，离元春还有一段距离，元春如果看到了黛玉作弊，那么离得更近的宝钗、探春等应看得更为分明，如果在此情况下元春还如此公然揄扬宝玉，显然太失身份，所以很可能元春对“代作”并不知情。

更麻烦的是，黛玉替宝玉作的这首《杏帘在望》和宝钗所作的《凝晖钟瑞》形成了珠联璧合的对仗。 　　杏帘招客饮，在望有山庄。 　　菱荇鹅儿水，桑榆燕子梁。 　　一畦春韭绿，十里稻花香。 　　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

黛玉的这首诗写得清新流畅，全诗自然天成，没有用典，这是古人写诗推崇的“芙蓉出水”境界。从魏晋六朝开始，逐渐形成了认为“初发芙蓉”之美高于“错彩镂金”之美的共识。《南史·颜延之传》：“延之尝问鲍照，己与灵运优劣，照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诗品》总结为“谢诗如芙蓉出水，颜诗如错彩镂金”。南宋词人张炎在《词源》中评价姜夔的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而吴文英的词则“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其实也是“芙蓉出水”和“错彩镂金”风格的高下对比。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结语“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化用了先秦古诗《击壤歌》之意：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击壤歌》展现了上古先民农耕时节自由安闲和自给自足的简单快乐，以至于“帝尧之世，击壤而歌”成了太平盛世的一个典故，如清方贞观《出宗阳》诗：“生逢击壤世，不得守耕桑。”所以“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说的就是因为躬逢太平盛世，百姓不需为耕织奔忙，颂扬得何等高古雅致、不留痕迹，又何怪以为是宝玉之诗的元春如此惊喜——“果然进益了！”

宝钗之诗如此巧妙地颂了妃，“宝玉”之诗如此巧妙地颂了帝，这两首诗简直像是天作之合，古人最爱“诗谶”，即认为所作诗会无意中预示后来发生的事，又怎么能怪元春不期然把心里的砝码偏向宝玉、宝钗的“二宝之合”？

可见，黛玉不是不能体察人心，想她初进贾府饮茶之聪慧可知端的；也不是不会迎合别人，比如写一首投合元春心理的颂圣诗。但是她心高气傲，不肯卑词下意讨好尊长，故而难免前路坎坷，毕竟个人命运乃多方合力的角力结果，并非高绝才华一端可定。

林黛玉作诗一事对当今学子有什么启示呢？和林黛玉此事相似的是温庭筠，《登科记考》记载，大中九年（855），温庭筠竟然在主考官眼皮底下，通过“交头接耳”“眉目传情”等方式神不知鬼不觉地替八个人完成答案传送，《新唐书》也证实他“私占授者已八人”。然而，温庭筠自己却科举之途坎坷，屡试不第，直到去世34年后，由韦庄请奏补录，才得了个进士虚名。所以，学子们千万不要代人作弊，以免像林黛玉和温庭筠那样，莫名其妙地损了自己的“福报”。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饶宗颐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