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教育史话】傅斯年：不拿学位的“读书种子”

３月２６日是著名语言学家、历史学家傅斯年先生诞辰１２０周年。傅斯年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国立台湾大学校长。他是胡适的学生，胡适说他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在胡适看来，傅斯年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

让我们来聊聊傅斯年的故事，走近这位胡适先生眼中的“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的人。

傅斯年（１８９６年３月２６日—１９５０年１２月２０日），初字梦簪，字孟真，山东聊城人。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傅斯年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国立台湾大学校长。他所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原则影响深远。

主要著作有：《东北史纲》（第一卷）、《性命古训辨证》、《民族与古代中国》（稿本）、《古代文学史》（稿本）；发表论文百余篇，主要有：《夷夏东西说》、《论孔子学说所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的缘故》、《评秦汉统一之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之想象》等。有《傅孟真先生集》六册。

作为民国时期学术界最活跃、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傅斯年名满天下，一生留下了数不清的趣闻轶事。

傅斯年出身名门望族，１９１３年入北大预科部，师从黄侃、刘师培等大师从而打下坚实的国学底子。１９２０年，傅斯年考取庚子赔款负笈欧洲，入伦敦大学跟随史培曼教授研究实验心理学，同时兼及哲学、历史、政治、文学、物理学、化学等。１９２３年９月，赴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研习相对论、比较语言学等。傅斯年留学海外七年，但却不拿一个学位，是真正的“读书种子”——一位在文化上承先启后、无功利之心的读书人。

“我是三等人才”

傅斯年被称为“学霸”，实际上他很看重有学问的人。傅斯年十分钦佩陈寅恪的学问，曾对人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抗战时，傅斯年与陈寅恪在昆明同住一栋楼。傅斯年住一楼，陈寅恪住三楼。每次“跑警报”的时候，别人争先恐后地往楼下的防空洞跑，傅斯年却摇晃着肥胖的身躯往楼上跑。他是怕陈寅恪睡觉听不见警报，加之陈视力又不好、行动不便，怕他遇到危险，所以急忙上楼搀扶陈寅恪下楼。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中研院筹备成立民族学研究所，拟聘史语所李方桂出任所长，李坚辞不就。中研院代院长朱家骅委托傅斯年前去说服。傅斯年不厌其烦地劝说，结果李方桂说：“我认为，第一流的人应当做学问，第二流做教师，第三流才去做官。”傅斯年听后不但不恼怒，反而立即躬身作了一个长揖，边退边说：“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

傅斯年疾恶如仇，人称“老虎”、“大炮”，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他不畏权贵，撰文弹劾孔祥熙、宋子文两位权贵。罗家伦曾说，傅斯年是唯一敢在蒋介石面前跷起二郎腿的人。事实上傅斯年是个很讲原则的人。抗战胜利后，他代胡适接管北大。对于那些在北大沦陷时曾出任伪职的职员，不论多么有名，傅斯年一概开除，并称“汉贼不两立”。晚年执掌台湾大学，为刹住招生说情之风，傅斯年多次在报纸发表声明，称假如自己以任何理由答应一个考试不及格或未经考试的学生进来，那就是对校长一职的失职。他奉劝至亲好友不要向他谈录取学生事，不仅如此，他还在校长室门前树一告示牌：“为子女说情者，请免开尊口！”

读书人的本色

傅斯年对西方汉学家，只佩服瑞典的高本汉和法国的伯希和，其余的他都称为“洋骗子”。留学不求名，做事不当官，正是读书人本色。

１９２６年冬，傅斯年学成回国，到广州中山大学担任教授，兼任文学院院长和国文系、历史系主任。傅斯年对自己的学生说，如果你希望自己将来能够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你就必须具备系统的专业知识，同时还要具备很好的个性，愿意与人合作。对于某些人把上大学当作求职敲门砖的行为，他很是不屑，觉得这种人目光短浅，没有梦想，特别没出息。１９２８年夏，中山大学应届毕业生请他为《同学录》作序。他写下这样的话：“读书只是一种路径，一种手段，并不是目的所在。”

１９２８年１１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广州成立，傅斯年担任该所所长。为了更好地工作，他辞去了中山大学的所有职务。在教学方面，傅斯年有自己的主张。他说，我们主张学校也是要“训练”的。但这种训练不是要把学生变成“艺徒”，而是要把他们培养成既有牢固的知识，又有诚实的态度，还有动手的能力，并且在离开学校以后能够服务于社会的人。

１９５０年，台大新生入学考试，国文试卷由傅斯年亲自命题，题目摘自《孟子·滕文公下》：“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是孟轲的夫子之道，也是傅斯年的做人之道。

建一流图书馆

傅斯年有一个观点：学术研究机构必须要有大量的藏书，要建一流的图书馆。傅斯年主持史语所２３年，最为得意的就是为史语所积累了二三十万册的藏书。西南联大时，北大、清华的图书来不及撤离，整个昆明就只有史语所的图书馆最完备。当时，好些人做学问都要仰仗史语所的图书，有的人为了做学问，甚至不惜调到史语所。

史语所迁往四川时，山高路远、行程万里，傅斯年亲自选择搬迁路径，并指定心细认真的那廉君负责护送，自己则时加监督。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将２１万册图书装进６００只大箱，先后装运火车、卡车、轮船甚至肩挑，五年间开箱上架下架多达１２次，但图书丝毫无损。

落户李庄后，傅斯年特意租用了当地大族的四座大院子，分门别类充作中文书库、外文书库、善本书库和中外文杂志库。当时史语所的这批藏书不仅供史语所同仁用，还供同济大学、北大文科研究所、营造学社、中央博物院等单位共同使用，为战时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

很少有人能想到，史语所的这些藏书很多是傅斯年亲自购买的。傅斯年有一个嗜好，每到一地就忙里偷闲找当地书铺为史语所采购。在南京、上海、北平等地，傅斯年和不少书铺老板成为朋友，这些人一有新书首先想到傅斯年，自己送上门来供傅斯年挑选。

（文章来源：现代教育报 文／史飞翔 钱浩宇文章如有转载请注明来源，谢谢合作！）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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