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宋史》记载，北宋元丰二年三月，己未科殿试“赐进士、明经诸科开封时彦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同学究出身总六百二人”。在这602个金榜题名的幸运儿当中，获神宗钦点第三名的陈瓘可谓少年得志：这位新科探花郎生于嘉祐二年，此时年仅二十二岁。陈瓘自此宦海浮沉四十五载，于宣和六年二月在楚州逝世，“敕葬广陵”。

陈瓘字莹中，号了翁，曾与王安石、蔡京等同朝为官；他学问渊深，著述颇丰，“在徽祖朝名重一时”。他去世整整二十二年以后，也就是南宋绍兴二十六年七月，高宗因“近览瓘所著《尊尧集》，无非明君臣之大分，深有足嘉”，于是“诏故赠右谏议大夫陈瓘特赐谥忠肃”，后人因此尊称其为“忠肃公”。但陈瓘在清朝以后的声名，却主要来自《宋稗类钞》上一则流传甚广的传说。

这则传说出自《宋稗类钞》卷一“遭际类”，全文如下：

陈了翁之父尚书与潘良贵义荣之父，情好甚密。潘一日谓陈曰：“吾二人官职年齿，种种相似，独有一事不如公，甚以为恨。”陈问之，潘曰：“公有三子，我乃无之。”陈曰：“吾有一婢，已生子矣。当以奉借，他日生子即见还。”既而遣至，即了翁之母也。未几生良贵。后其母遂往来两家焉。一母生二名儒，前所未有。

由于潘良贵也是宋代名臣，这个匪夷所思的故事无疑是绝佳谈资，甚至连袁枚也在《随园诗话》中予以引用，感慨“此事太通脱，今人所断不为”。

然而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宋稗类钞》在很大程度上是潘永因的虚构作品，视之为小说家言则可，信以为真容易以讹传讹。《四库全书》提要中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指出此书辑录内容“皆不著所出”，可惜纪昀、陆锡熊等又强作解人，辩称“盖明人编辑旧文往往如是，永因尚沿其旧习也”。其实陈、潘两家世代为官，假设真有“宋稗”，亦即时人撰写的关于这两个望族的文章，理应不会出现基本事实错误。但这个传说破绽百出，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它是不通宋史的潘永因杜撰出来的。

陈瓘之父陈偁“官至知洪州”，从未当过尚书，祖父陈世卿倒是人称“陈尚书”，但那是因为他知广州任上病殁以后，朝廷念其政绩斐然，追赠了吏部尚书的官职。潘永因显然混淆了这里面的关系。更大的破绽来自陈瓘和潘良贵的年龄差距。潘良贵生于绍圣元年，比陈瓘小了三十七岁，两人当然不可能是同母异父的兄弟。

袁枚见闻广博，才情绝代，实乃清初大儒。尽管他轻信这则纯属虚构的轶事，我们现在倒也不便责之过苛，顶多只能说他对宋朝历史所知甚少；因为一女事二夫固然荒谬，当时却并非绝无可能。中国古代女性处境十分悲惨，她们缺乏独立的经济来源，数千年间总是男性的附庸，最明显的证据莫过于一妻多妾的婚姻制度。袁枚的时代比陈瓘晚了将近八百年，但在所谓的康乾盛世，女性仍然没有脱离任人摆布的命运。这位以《随园诗话》和《随园食谱》享誉后世的诗人不仅妻妾成群，还曾接受友人陶夔赠送的婢女，不过带回家后发现有孕在身，这才赶紧将其送回去。

古代女性备受欺凌，不独中国如此，英国亦然。两国不同之处在于，前者要到1950年废除一妻多妾制以后，妇女才能够“顶半边天”，至少在政治权利上终于和男性平起平坐；至于英国女性，则早在袁枚的时代便已开始觉醒。

袁枚的时代结束于嘉庆二年，亦即公元1797年。这年11月1日，英国汉普郡斯蒂文顿堂区司铎乔治·奥斯汀写信给伦敦出版商托马斯·卡德尔（Thomas Cadell），提及他手头有一部小说稿，想知道对方是否感兴趣，“如果作者自费出版需要多少钱，如果你看过以后认为值得出版，愿意出多少预付金”。小说稿的名字叫做《第一印象》（The First Impressions），主题与卡德尔先前出版的畅销书《西希丽娅》（Cecilia）相同，也是关于当时英国女性的家庭和婚姻。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18世纪英国女性比中国女性幸运一些，因为英国信奉基督教，实行一夫一妻制，即便贵为国王也不能在原配之外再拥有侧室。但这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该国隐婚和重婚历来极其普遍，乃至下议院在1753年通过新《婚姻法》，以便杜绝这种现象。该法规定，凡男女结合，均需刊登结婚启事，并于教堂举办婚礼，否则婚姻无效，但获得坎特伯里大主教颁发特别证书者除外。这部《婚姻法》彻底否认事实婚姻的法律效力，导致那些在婚前发生性关系乃至生子的女性被污名化。当时英国男性，尤其是中上层阶级男性，享受着和袁枚大致相同的优待，他们可以嬉游章台，包养情妇，甚至强暴女佣，但在世人眼里依然是可敬的绅士。至于女性，如果最终没能嫁给那个与其发生性关系的男人，那么将会悲惨地背上骂名，其中绝大多数人的下场不是自绝于人世，便是沦落为娼妓。有的学者因此将1753年的《婚姻法》称为“在两性平等方面最糟糕的法案”。

和古代中国的情况一样，这种两性不平等的根源在于女性从制度上被剥夺了独立的经济基础。1870年的《已婚妇女财产法》生效以前，英国女性婚后没有财产权，不仅嫁妆全归丈夫所有，婚后通过劳动、馈赠或者继承得到的钱物亦是如此。因而即便是顶层贵族出身的女性，也摆脱不了受制于丈夫的命运。倒不是说当时英国已婚男性均是冷落妻室的薄情郎和寻花问柳的登徒子，琴瑟和谐自然所在多有，但婚后生活不如己意的女性面临一种绝望的困境：她们的婚姻没有退出机制。18世纪的英国人理论上可以离婚，然而涉及程序极其复杂，须经国会批准才能生效，所以无论丈夫或是妻子，想要另谋幸福实际上无异于登天之难。根据现存历史文献，1700年到1749年，英国如愿离婚的夫妻仅有14对；1750年到1799年则是117对，每年平均仅2.3对。已婚妇女如果遇人不淑，惨遭无视甚至虐待，也只能忍受到死神将自己或者对方带走为止。

尽管如此，就18世纪末英国中上层阶级未婚女性而言，觅得门当户对的夫婿仍然是普遍的理想。当时英国并行两种田产继承制度：长子继承制和限定继承制。前者的规定是这样的：如果家里有男丁，活着的儿子当中，年纪最大者独享田产继承权；如果没有男丁，田产将会平均分配给所有活着的女儿。但这不意味着没有兄弟的女性一定能够得到父亲的田产，因为还有限定继承制的存在。这种特殊制度是对长子继承制的完善，目的也在于强化父系血缘的兴旺。凡属限定继承的田产，均不得变卖或抵押，只能传给和现任继承人血缘最近的男性亲戚。这种制度安排使得绝大多数中上层阶级未婚女性在父亲去世以后，不得不托庇于兄弟或其他亲戚。她们非但没有财产，而且缺乏自食其力的渠道。工业革命已经在英格兰北部创造了适合女性就业的岗位，比如纺织工人，但只有下层阶级女性才愿意做厂妹，中上层阶级女性仅有的选择是当塾师——替贵族或乡绅教育女儿。然而塾师的收入相对菲薄，年薪大约25英镑，社会地位也十分低微，和女佣、厨子等量齐观。所以中上层阶级女性通常希望尽早成婚，她们择偶的优先标准是丰厚稳定的收入；这样的婚姻固然未必鸾凤和鸣，但至少可以保证衣食无忧。

这种婚姻本质上就是生意。双方有意向后，开始商谈具体事宜，最终达成结婚协议，明文规定女方带来多少嫁妆、男方每年给女方多少零用钱、生儿育女以后财产如何分配等等，然后携手走进教堂。中上层阶级女性要找到理想的丈夫并不容易，因为和其他市场相同，这个婚姻市场也以等价交换为基本原则，不仅女方看重配偶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男方亦然。贵族家庭没有继承权的儿子希望找富商的女儿，以便改善经济状况；富商的儿子希望找贵族的女儿，从而提高社会地位；乡绅牧师家庭的男青年同样倾向于找条件对等的配偶。另外由于英国在18世纪末接连卷入美国独立战争和拿破仑战争，大量适婚男性被派驻海外参战，光是伤亡总数便多达三十五万以上；这造成了婚姻市场上男女供需关系的失衡，女性终身未婚的现象非常普遍。

中上层阶级女性结婚难的问题引起许多作家的关注；18世纪末出版的英国小说，尤其是女性作家撰写的小说，多以这种社会现象为主题，比如女权主义先驱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匿名出版的《玛丽》，安·拉德克利夫（Ann Radcliffe）的《犹多尔福的秘密》（The Mysteries of Udolpho），当然还有法兰西斯·伯尼（Frances Burney）的《伊芙丽娜》（Evelina）和《西希丽娅》。

《西希丽娅》讲述的是一个富裕的上层阶级少女如何把自己嫁出去的曲折故事，1782年由托马斯·佩恩（Thomas Payne）和托马斯·卡德尔联合出版，上市以后特别畅销，到1796年总共刊行了六个版本。卡德尔是爱德华·吉本、大卫·休谟、亚当·斯密、罗伯特·伯恩斯和萨缪尔·约翰逊等文坛巨擘的出版商，在业界声誉卓著，乔治·奥斯汀自然希望《第一印象》的手稿能够得到他的赏识。

怎奈事与愿违，卡德尔甚至连读一下小说稿的兴趣也没有，直接拒绝了乔治·奥斯汀。但收到卡德尔的拒信之后，最失望的恐怕不是这位圣公会牧师，而是其女儿简·奥斯汀，因为她才是《第一印象》的作者。

奥斯汀家族祖上靠羊毛生意发迹，买地当上食租的乡绅，但到乔治·奥斯汀这一代已经没落。乔治·奥斯汀是独子，1731年出生时母亲去世，八岁那年父亲续弦，隔年撒手人寰，继母不愿抚养他，幸亏亲戚伸出援手。凭借聪颖的天资和不懈的努力，他考取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奖学金，就读期间邂逅贵族出身的卡桑德拉·雷。奥斯汀先生毕业后加入英格兰圣公会，隔了几年获富豪亲戚托马斯·奈特提携，成为汉普郡斯蒂文顿和迪恩两个堂区的司铎，然后在1764年和雷小姐结为伉俪，生下六男二女，1775年12月16日出世的简·奥斯汀是倒数第二个孩子，也是最小的女儿。

奥斯汀先生九岁便成为孤儿，却是一个十分成功的父亲。六个儿子当中，除了残疾的二子乔治，其他都是出人头地的俊彦：长子詹姆斯也是圣公会牧师，三子爱德华过继给托马斯·奈特，官至肯特郡治安总长（High Sheriff），四子亨利曾在伦敦开办银行，1816年破产后回到斯蒂文顿担任堂区司铎。按照世俗的标准，两个小儿子最有出息：六子查尔斯在海军历练多年，1846年升任少将，四年后（即道光三十年）执掌大英帝国侵略中国的主力先锋东印度和中国舰队；五子弗兰西斯更是功高望重的将领，1863年晋升为海军元帅。

与少小离家各奔前程的兄弟不同，在1797年，已经二十二岁的简·奥斯汀和二十四岁的姐姐卡桑德拉仍然寓居于汉普郡斯蒂文顿的牧师公馆，随父母一起过着安宁平淡的乡村生活。身为女性，她们既没有资格像詹姆斯和亨利那样去圣约翰学院进修，也没有机会像爱德华那样成为其他家族的继承人，更没有可能像弗兰西斯和查尔斯那样，通过亲戚关系加入海军，自此踏上平步青云之路。她们最好的出路和当时绝大多数女性相同，就是找个如意郎君把自己嫁出去，但这对家境欠佳的她们来说极其困难。

除了担任斯蒂文顿堂区和相邻迪恩堂区的司铎以外，乔治·奥斯汀在家开办寄宿学校，还种植一些农作物，相对普通人而言，其收入已经颇为优裕，但仍不足以为两个女儿提供丰厚的妆奁。简·奥斯汀曾在1796年由于这个原因错失一段美好姻缘。那年1月，过完二十岁生日不久的她认识了邻居埃萨克·勒夫罗伊牧师的侄儿托马斯。托马斯比简小一岁，刚从都柏林三一学院毕业，即将赴伦敦林肯律师学院进修，因为尚未开学，所以先到叔父家做客。他们在公共舞会上倾盖如故，此后数次相逢情投意合，以至于简在写给卡桑德拉的信里提到，她认为托马斯很快将会向她求婚。但勒夫罗伊太太发现两人相见恨晚以后，唯恐每年只有20英镑零用钱的简·奥斯汀拖累侄子，立刻将托马斯打发去伦敦。托马斯·勒夫罗伊很快移情别恋，三年后迎娶某个富家女，事业蒸蒸日上，于1852年就任爱尔兰王座法庭首席大法官。简·奥斯汀对这段恋情久久不能忘怀，直到1798年11月17日，她还向姐姐抱怨勒夫罗伊太太前来做客，却一次也没有提到其侄子的名字，她自己则“骄傲得什么也没问”。卡桑德拉的境遇本来要好得多，因为她已经在1792年和托马斯·福勒订婚。但在简情场失意之后不久，1797年春天，西印度群岛传来噩耗，正在皇家海军服役、原定复活节前归国完婚的托马斯·福勒不幸染上黄热病，葬身汪洋大海。此后她们分别有过几段恋情，可惜均是无疾而终，不得不成为备受歧视的spinster，也就是现在所谓的“剩女”。

但和其他终身未婚的女性相比，奥斯汀姐妹是幸运的，因为她们毕竟有父兄可以依靠。她们在斯蒂文顿住到父亲退休，于1801年5月随父母移居著名旅游城市巴斯。她们的父亲在1805年1月21日去世，姐妹两人和母亲从此靠几个兄弟供养，虽然搬过几次家，总算不用为生计发愁。而对简·奥斯汀来说，更大的幸运是她的小说创作竟然得到父亲的支持！

在简·奥斯汀时代，小说是一种新颖的文学体裁，它起源于丹尼尔·笛福在1719年出版的《鲁滨逊漂流记》。18世纪20、30年代及之前，英国文人热衷于创作戏剧而非小说，因为戏剧演出市场相对成熟，写出成功剧本意味着名利双收，撰写小说则无利可图。1737年的《牌照法案》（Licensing Act of 1737）彻底改变了这种现象。该法案和当时中国（1737年即乾隆二年）大行其道的文字狱一样，目的在于通过扼杀言论自由来维护君主统治；其主要规定有两条：所有戏院必须申领牌照才能上演含有对白的戏剧，所有剧本必须通过宫务大臣（Lord of Chamberlain）审查才能上演，违者以重罪论处。然而获得牌照的只有两个皇家戏院，《牌照法案》生效以后，伦敦其他戏院纷纷关门大吉，许多剧作家和诗人失去经济来源，只好写起了小说。因此从18世纪40年代起，英国的戏剧陷入低谷，小说却是蓬勃发展，涌现了萨缪尔·理查德森的《帕米拉》、亨利·菲尔丁的《汤姆·琼斯》、劳伦斯·斯特恩的《特里斯特拉姆·项迪》等杰作。其后印刷社和流通图书馆的增加提高了写小说的报酬，也对这种新文学体裁的兴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等到该世纪末，可供选择的小说种类已经颇为可观；根据詹姆斯·雷文（James Raven）和安托妮雅·福斯特（Antonia Forster）等人的研究，从1770年到1799年，英国总共出版了1421种新小说。

但这些小说遭到持续的非议和责难。早期英国小说题材狭窄，通常是婚外恋引起的悲欢离合，私生子遭遇的爱恨情仇，而且大多含有怪力乱神的内容，宣扬的价值观和传统伦理背道而驰，所以被卫道士视为诲淫诲盗的垃圾读物。《寰宇杂志》（The Universal Magazine）和《爱丁堡评论》（The Edinburgh Review）等重要刊物经常呼吁读者千万不要看小说，威斯希姆·诺克斯（Vicesimus Knox）之流的神职人员则干脆认为小说是导致道德沦丧的罪魁祸首。舆论环境如此，更显得身为圣公会牧师的乔治·奥斯汀有多么难能可贵：发现早慧的小女儿喜欢写小说，他非但没有大发雷霆，反而给予了鼓励和支持。这位慈父不仅为小女儿提供了在当年十分昂贵的纸张，还送了一块便于创作的写字板给她当十九岁生日礼物。

经过长达八年的练笔，简·奥斯汀在十九岁那年秋天开始创造属于她自己的世界。她的处女作是一部名为《苏珊夫人》（Lady Susan）的书信体小说，次年写了第二部作品《伊莉娜和玛丽安妮》（Elinor and Marianne）；至于在1797年被出版商托马斯·卡德尔拒绝的《第一印象》，则是她的第三部作品。我们无从推断简·奥斯汀被拒绝之后到底是怎样的心情，因为根据现存资料，此后她只在1799年1月8日和6月11日写给卡桑德拉的信中两次若无其事地提到这部手稿。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她的热情没有因此而消退。收到拒信以后，她先是修订《伊莉娜和玛丽安妮》，将其改名为《理智与情感》（Sense and Sensibility），后来在1798年到1802年写了《苏珊》（Susan），隔年成功将《苏珊》的版权以10英镑的价格卖给本杰明·克罗斯比，但克罗斯比从未将其付梓。直到1811年，在第五部主要作品《曼斯菲尔庄园》（Mansfield Park）启动之后，已经三十六岁的简·奥斯汀才有机会让家人以外的读者欣赏她的才华：伦敦的托马斯·埃格顿出版了三卷本的《理智与情感》，不过印刷和发行的费用由她自己支付。

署名“某女士”的《理智与情感》耗费奥斯汀兄弟约180英镑，幸好销路颇佳，第一版750套到1813年7月已经售罄，给作者带来140英镑的盈利。这部作品出版后，《曼斯菲尔庄园》尚未收笔，简·奥斯汀又开始修订《第一印象》，定稿改名《傲慢与偏见》，以110英镑的价格卖给托马斯·埃格顿，得以在1813年1月28日出版。《傲慢与偏见》销路比《理智与情感》更好，第一版1000册很快卖光，隔年10月埃格顿又印行了750册第二版。简·奥斯汀再也没有遇到出版上的困难，《曼斯菲尔庄园》和《爱玛》（Emma）分别在1814年和1815年上市。令人扼腕不已的是，这位技艺已臻化境的作家在1816年春天不幸罹患爱迪生氏病，最后于1817年7月18日病重不治，年方四十二岁便与世长辞，留下已经收笔的《劝导》（Persuasion）以及尚未完稿的《沃特森家族》（The Watsons）和《桑迪顿》（Sanditon）。是年12月，亨利·奥斯汀将《苏珊》更名《诺桑觉修道院》（Northanger Abbey），连同《劝导》交由著名出版商约翰·穆雷刊行，并在卷首撰写了克制而深情的“作者小传”，揭橥前述几部匿名出版小说的作者的姓名和生平，为简·奥斯汀短暂的小说家生涯画上一个遗憾的句号。

简·奥斯汀的小说家生涯，如果以世俗的标准来衡量，无论如何是算不上成功的。论销量，她最畅销的作品是售出1750册的《傲慢与偏见》，而早在1749年，亨利·菲尔丁的《汤姆·琼斯》便卖掉10000册；论稿酬，四部小说总共带来大约630英镑的收入，而安·拉德克利夫仅凭《意大利人》（The Italian）便进账800英镑；论反响，《理智与情感》只有两篇评论，《傲慢与偏见》三篇，《曼斯菲尔庄园》零篇，《爱玛》倒是有十篇，但两篇是德语的，还有一篇是其出版商约翰·穆雷嘱咐著名小说家瓦尔特·司各特撰写的软文。总之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哪怕只放进女作家群体去考量，简·奥斯汀也是默默无闻的一个，除了安·拉德克利夫和法兰西斯·伯尼，夏洛特·史密斯（Charlotte Smith）、伊丽莎白·因区伯德（Elizabeth Inchbald）、玛丽亚·埃吉沃斯（Maria Edgeworth）、克拉拉·瑞夫（Clara Reeve）等无不比她名气更大、更受读者欢迎。

和许多伟大艺术家一样，生前默默无闻的简·奥斯汀身后迎来了声名鹊起的转折。她去世不久，英国进入维多利亚时代，乔治时代的浪漫主义转为现实主义，原本备受歧视的小说登堂入室，变成最重要的文学体裁。正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随着查尔斯·狄更斯、威廉·萨克雷、安东尼·特洛勒普等现实主义作家的崛起，除了亨利·菲尔丁、乔纳森·斯威夫特等寥寥数人，那些在前朝引领风骚的小说家，尤其是安·拉德克利夫、玛丽亚·埃吉沃斯等曾经风头无两的女作家，纷纷走进了无人问津的旧纸堆。反倒是简·奥斯汀的作品，如《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虽然不像《名利场》、《大卫·科波菲尔》等在杂志上连载的小说那样街知巷闻，却得到许多评论家和作家的青睐，以至于远处大西洋彼岸的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曾在1861年夏天感叹“我完全不能理解人们为什么把奥斯汀小姐的小说捧得那么高”。普罗大众对简·奥斯汀的接受，则出现在1870年之后。

由亨利·奥斯汀的儿子执笔的《简·奥斯汀回忆录》于1870年出版，作者详细介绍其小姑的生平和作品，在第九章列举瓦尔特·司各特、萨缪尔·泰勒·科勒律治等文豪的赞誉，引用哈佛大学校长约西亚·昆西的女儿写给弗兰西斯·奥斯汀的信，指出“极具权威的评论家认为，在塑造角色方面，简·奥斯汀仅次于莎士比亚”。该书很快销售一空，翌年推出的第二版收录此前未曾刊行的《苏珊夫人》和《沃特森家族》，也是十分抢手。这部回忆录极大地激发了公众对这位离世已经超过半世纪的作家的兴趣，她的作品因此实现了从沧海遗珠到伦敦纸贵的转变，自此不曾从市场绝迹。

1923年，英国学者罗伯特·威廉·夏普曼考订历年所出版本，通过牛津大学出版社旗下的克拉伦顿印刷所（Clarendon Press）刊行了五卷本的《简·奥斯汀小说集》（The Novels of Jane Austen）。这是莫大的荣耀，因为在此之前，英国从未有哪个小说家获得学术界如此严肃的厚待。夏普曼正式开启了简·奥斯汀研究的时代，在海量学术专著和论文助推之下，她慢慢走进文学殿堂，其作品也成为广受欢迎的经典，尤其是诸君手上这本《傲慢与偏见》。1949年，以小说家和剧作家的身份蜚声英美数十年的威廉·萨默塞特·毛姆主编“世界十佳小说”丛书，《傲慢与偏见》位列第二。英国广播公司曾在2003年调查最受英国人喜爱的小说，这部作品也是高居榜眼。此外它拥有众多外文译本，屡次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催生了数以百计的狗尾续貂之作，其中甚至包括色情版的《傲慢与偏见之隐藏的欲望》和更加匪夷所思的《达希太太大战外星人》。

《傲慢与偏见》写的是几个18世纪末英国中上层阶级女孩于归的故事，这样貌似寻常甚至无聊的作品为什么过去百余年来一直受到追捧？为什么在同性婚姻已经被某些国家法律认可的今天，世界各地仍然有无数读者热爱这部来自男女不平等时代的小说？对现在的中国读者来说，重新翻译出版简·奥斯汀这部代表作的意义和价值又是什么？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先了解《傲慢与偏见》遭受的恶评，毕竟在文学史上，经典的确立往往不在于幸运地得到了多少名不副实的赞誉，而在于成功地抵御了多少求全责备的诋毁。

《傲慢与偏见》招致的差评很多，其中最恶毒的来自马克·吐温。在1897年出版的《赤道环游记》中，这位在简·奥斯汀去世十八年后才出生的美国作家刻薄地说，一个图书馆只要不收简·奥斯汀的小说，就是非常好的图书馆，哪怕里面一本书也没有。他不仅在公开作品中嘲笑简·奥斯汀，在私人通信里也经常大放厥词。但马克·吐温只是为了呈一时口舌之快，根本不值得认真对待。针对《傲慢与偏见》，较为严肃的批评分为三类，第一类以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为代表，指责小说的主题局限于婚姻与家庭；第二类以夏洛特·勃朗特为代表，贬低作者的写作理念和技巧；第三类以温斯顿·丘吉尔为代表，抨击作者对时局不够关心。这些批评是站不住脚的，除了误读《傲慢与偏见》这一共同原因之外，它们乖谬的根源还分别在于对英国历史的无知、对写作风格的偏执和对文学价值的误判。

1861年8月或9月，爱默生在他的笔记中写道：“我完全不能理解人们为什么把奥斯汀小姐的小说捧得那么高，那些小说在我看来格调低俗，缺乏新意，囿于英国社会可悲的陈规陋习，毫无天分和智慧，见识也很浅薄。那种生活真是前所未有的苍白和贫瘠。我看过《劝导》和《傲慢与偏见》，作者的问题在于脑子里只有结婚的条件。书中角色所关心的也全是这件事：他或她是一个有钱的配偶吗？家境富足吗？这不过是英国某个寄人篱下的‘愚蠢绝望者的花痴’。”

“愚蠢绝望者的花痴”出自拜伦的长诗《柴尔德·哈罗德的朝圣路》（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第四章第一百十五节，爱默生用其讽刺简·奥斯汀实在是驴唇不对马嘴。姑且不论诗歌的标准是否适合用来衡量小说，《傲慢与偏见》万万不能用“格调低俗，缺乏新意……见识也很浅薄”来形容，这一点下文将会予以说明。至于抨击《傲慢与偏见》以婚姻和家庭为主题，则纯属苛责前贤，因为一个人的兴趣和见识是受制于时代的，包括爱默生本人亦是如此。在爱默生的时代，美国妇女的社会地位远远高于简·奥斯汀时代的英国妇女，她们受到的束缚更少，嫁人也没有那么难。和爱默生同时代的美国女作家中，丽贝卡·哈丁·戴维斯（Rebecca Harding Davis）能够在婚后靠稿酬撑起全家的生活费用，哈丽耶特·比彻·斯陀更曾因为撰写了《汤姆叔叔的小屋》而得到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的接见。爱默生指责简·奥斯汀的时候很可能并不知道，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女性作家甚至连与出版商签订合同的资格都没有，通常只能委托丈夫或者其他男性代签。这种批评是无效的，其荒唐无异于指责解放黑奴的林肯不曾为同性婚姻合法化奔走呼告。

更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夏洛特·勃朗特（Charlotte Bronte）对简·奥斯汀的批评。1848年1月12日，这位已经出版《简爱》的小说家写信给乔治·亨利·路易斯（George Henry Lewes），末尾提到：“你为什么特别喜欢奥斯汀小姐呢？我真是想不通。……我以前没看过《傲慢与偏见》，看你那样说，就找了一本来研究。你猜我看到什么？一张准确而呆板的普通面孔画像，一个围篱井然、精心栽培的花园，里面有分明的阡陌和漂亮的花朵；但看不到栩栩如生的表情，没有开阔原野，没有新鲜空气，没有青山绿水。反正我肯定不喜欢和她笔下的先生女士们一起生活在那些漂亮然而拘束的大宅里。你听了这些话也许会生气，但我愿意冒这个险。”

乔治·亨利·路易斯是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在当时文学界享有盛誉，后来成为乔治·艾略特未领结婚证的丈夫。他具体如何答复夏洛特·勃朗特现在已不可考，但后者在1月18日又给他写了信，继续批评简·奥斯汀：

你说我必须认识到“奥斯汀小姐并非诗人，她没有‘情感’（你鄙夷地给这个词加上了引号），没有堆砌辞藻，没有逸兴遄飞的诗意。”然后你又说我必须“领会到她是最顶尖的艺术家、最善于刻画人物形象的伟大画家，是有史以来最懂得让手段服务于目的的作家。”我只能同意最后一点。没有诗意怎能算是伟大的艺术家呢？反正在我看来，伟大艺术家是不能缺少这种神圣天赋的。……正是我所理解的诗意，使阳刚的乔治桑得以升华，让她的作品化庸俗为神奇。正是我所理解的“情感”，一种刻意隐藏然而真挚的情感，改变了可怕的萨克雷的怨毒，把那种致命的毒液提炼成纯净的圣水。奥斯汀小姐就像你说的，既没有情感，也没有诗意，她也许确实是理智的、现实的（现实的而不是真实的），但她不可能是伟大的。

从这两封信我们可以看出来，夏洛特·勃朗特对《傲慢与偏见》的批评主要是两点：《傲慢与偏见》侧重描写外在环境，对心理活动着墨不多；简·奥斯汀的文笔较为朴实无华，缺少华丽的辞藻。无奈《简爱》的作者虽然也是伟大的小说家，作为评论家却很蹩脚，她的批评和爱默生的一样，是无效的。因为人们对心理活动的关注，要等到个人主义兴起以后才普遍存在；而英语中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这个词汇，迟至19世纪30年代才出现，这时候简·奥斯汀已经作古十几年。就所处的历史环境而言，出生于简·奥斯汀病逝前一年的夏洛特·勃朗特要幸运得多，因为那些曾经禁锢前者的桎梏，在她成年后已经渐渐分崩离析。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指出，正因为18世纪的人努力挣脱各种政治、宗教、道德和经济的束缚，19世纪的人才能得以在获得自由之后，开始追求独特的个体性。简·奥斯汀生活在“漫长的18世纪”（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她的作品只能描绘和反抗当时的社会制度。恰恰是因为她这一代的人反抗，夏洛特·勃朗特才有机会关注内心的情感活动，才能够像齐美尔指出的那样去追求独特的个体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她对《傲慢与偏见》的批评犯了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英文叫做anachronism）的错误。至于《傲慢与偏见》的文风，确实不如《简爱》绮靡，但凌驾一切之上的文学风格是不存在的；就像水果有很多种，人们固然可以偏好某一种，然而指责榴莲的水分不如西瓜丰富并非有效的批评。况且《傲慢与偏见》的文字虽然通俗，却蕴含着极其丰富的言外之意，简·奥斯汀深奥精妙的写作技巧并非夏洛特·勃朗特随意翻阅之下所能体会，这一点下文也将会加以说明。

《傲慢与偏见》遭遇的第三种批评是和时代脱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五卷《紧缩包围圈》中，温斯顿·丘吉尔谈到1943年他卧病在床，医生劝他暂时抛下工作，于是他决定看小说：“我早就读过简·奥斯汀的《理智与情感》，现在应该看看《傲慢与偏见》。莎拉（丘吉尔的女儿）用动人的声音在床尾念给我听……那些人过着多么平静的生活啊！毫不害怕法国大革命，也不担心炮火正酣的拿破仑战争。只顾循规蹈矩地控制内心的情欲，温文尔雅地解释所有的不幸。”丘吉尔如此看待《傲慢与偏见》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当时德黑兰会议刚结束不久，二战虽然出现了转折，胜利的天平开始向同盟国倾斜，欧洲战局的情势却仍然十分危急，这种言论也算是有感而发。但《紧缩包围圈》于1951年出版之后，许多人据此批评简·奥斯汀。和丘吉尔私交匪浅的威廉·萨默塞特·毛姆可能早就听他说过这个观点，所以他在1948年5月的《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上一篇介绍《傲慢与偏见》的文章中写道：

一直以来有人说，她生前虽然经历了几件世界历史上的大事，比如法国大革命、雅各宾专政，以及拿破仑的兴亡，却没有在小说里提及这些事件。人们因此指责她不该如此超然。别忘了，在她的时代，女人谈论政治是不礼貌的，那是男人的事务，她们甚至不看报纸。但因为她没写到就认为她不受这些事件影响是毫无道理的。她热爱她的家人，她有两个兄弟在海军服役，常常处于险境当中，她的信件表明她十分牵挂他们。但没写这些事件意味着她不够聪明吗？她太谦虚，从未想过死后多年还有人读自己的小说；但就算这是她的目标，那么她避免去碰这些事件也是很睿智的，因为从文学的立场来看，这些事件无非是过眼云烟。过去几年来，有许多描写一战的小说已经死翘翘了。它们就像日复一日告诉我们当前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的报纸一样轻薄。

毛姆对这种错误批评的反驳十分精彩，但我想补充的是，其实《傲慢与偏见》遍布着和拿破仑战争有关的痕迹，只不过简·奥斯汀的写作技巧太高明，唯有经过仔细研究才能发现。限于篇幅，本文不谈这方面的内容，但全书有许多注释揭示了这些痕迹，感兴趣的读者在阅读的过程可以多加留意。

根据彼得·加塞德（Peter Garside）和詹姆斯·雷文等人的研究，从简·奥斯汀生前五年到她死后十二年，英国在这六十年间出版了3677种新小说，虽然其中包括瓦尔特·司各特的《艾凡赫》（Ivanhoe）和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等传世名作，但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它们当中没有哪一种享有《傲慢与偏见》这么崇高的地位，也没有哪一种比它更受今天的读者欢迎。爱默生、勃朗特、丘吉尔等批评者所不了解的是，简·奥斯汀这部代表作在叙事技巧上的开创意义、在角色刻画上的高深造诣和在观念史上的重要地位。

最早一批英国小说，比如说《鲁滨逊漂流记》和《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等，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叙事，这种模式的优点是便于叙述，也能够拉近读者和主角的距离，无形间增加情节的可信度。但18世纪上半叶的英国小说家很快发现，第一人称叙事的缺点也很明显，就是视角太过单一，情节只能围绕主角展开，书信体小说于是应运而生。所谓书信体小说，顾名思义，就是以信件或日记的形式来推动情节发展的小说。由于作者可以让信件出自不同角色的手笔，书信体小说因而具备第一人称叙事小说所缺乏的多重视角，能够强化不同角色间的矛盾和冲突，从而增加情节的曲折性。这种叙事模式从18世纪40年代开始大行其道，直到该世纪末才渐渐式微，诸如萨缪尔·理查德森的《帕米拉》、法兰西斯·伯尼的《伊芙丽娜》等轰动一时的作品均是书信体小说。但这种叙事模式写就的小说存在致命的缺陷：语言容易流于刻板生硬，在刻画人物形象方面几乎无能为力。而正如前文指出的，由于1737年《牌照法案》的施行，有些剧作家谋生无门，只好改写小说，他们将戏剧的技巧带给这种新兴文学体裁，创造了独特的混合叙事模式。亨利·菲尔丁的《汤姆·琼斯》和托比亚斯·史沫莱特的《佩里格林·皮克尔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Peregrine Pickle）便采用了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交替出现的技巧。等到简·奥斯汀出生的时候，这种混合叙事模式慢慢发展成第三人称叙事，比如在1781年创作《西希丽娅》时，法兰西斯·伯尼已经抛弃先前得心应手的书信体，改用这种新颖的技巧。

相对于第一人称叙事和书信叙事，第三人称叙事具备了空前的灵活性：叙事者处于全知全能的有利地位，能够自如游走于整个虚构的世界，甚至可以告诉读者某些连主角也不知道的隐情。除了创造波澜壮阔的场景以外，这种技巧还适合编撰引人入胜的情节，因为和第一人称作品不同，读者在看第三人称小说时无法确定主角到了结局是否还活着。但第三人称叙事最大的问题是难以让读者产生代入感，读者和主角的距离太大，对其遭遇往往抱着冷眼旁观而不是感同身受的态度。然而在《傲慢与偏见》中，简·奥斯汀运用无限定间接引语（Free Indirect Discourse）的技巧，完美地弥补了第三人称叙事这种缺陷。

无限定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的区别在于，前者省略了后者必备的“他/她说”、“他/她想”、“他/她认为”或者“他/她觉得”等限定语。下面是《傲慢与偏见》中一个典型例子：

维克哈姆先生一走进房间，伊丽莎白立刻觉得，自己上次对他的一见倾心，以及随后的朝思暮想，实在是合情合理。某某郡民兵团的军官大多数是仪表堂堂、风度翩翩的俊彦，这次前来赴宴的更是其中翘楚，但维克哈姆先生的身形相貌和气质风范远远超过他们，而他们又远远超过菲利普姨父：只见这位肥头肥脑、大腹便便的主人浑身散发着波特酒的味道，正在他们后面走进来。

在这段话中，“伊丽莎白立刻觉得……实在是合情合理”是间接引语，而“某某郡民兵团……正在他们后面走进来”则是无限定间接引语，“菲利普姨父”的称谓说明这个长句其实是从伊丽莎白的角度出发来写的，但作者故意略掉“她认为”的限定语，引导读者无意间通过伊丽莎白的眼睛去看，从而巧妙地拉近了读者和这位主角的心理距离。又如在《傲慢与偏见》开头，我们知道本尼特先生家有五个女儿，姐妹五人所占的戏份大概一样多，但读到第四章第十一段的时候，我们将会不知不觉地意识到，小说的主角就是伊丽莎白。简·奥斯汀能够达成这种神奇的效果，正因为她在那一段使用了无限定间接引语的技巧。看完小说之后，甚至在看完之前，绝大多数读者都会对伊丽莎白产生强烈的亲密感，这也是拜作者炉火纯青的叙事艺术所赐。

当然，无限定间接引语并非简·奥斯汀首创，它在萨缪尔·理查德森和法兰西斯·伯尼等前辈作家的小说里已经偶有所见，但《傲慢与偏见》是第一部大量应用这种叙事技巧的小说。正如约翰·斯金纳在《18世纪虚构作品导论：小说的勃兴》（An Introduction to Eighteenth-Century Fiction：Raising the Novel）中指出的，简·奥斯汀对这种技巧的使用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无限定间接引语是18世纪虚构作品的主要创新，基于这个原因，奥斯汀在小说上的成就足以和华兹华斯在诗歌上的功绩相提并论”。无限定间接引语在英文小说中的普及，则要等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主义小说出现以后，詹姆斯·乔伊斯、弗吉妮亚·伍尔夫等人主要依靠这种技巧来完成他们的意识流作品。因此简·奥斯汀堪称英文小说别开生面的大宗师，爱默生嘲笑《傲慢与偏见》“缺乏新意”，实在是既无知又荒唐。

简·奥斯汀时代英国声望最盛的作家是瓦尔特·司各特，他在1826年3月14日“至少第三次”重读《傲慢与偏见》，对作者塑造角色的能力大加赞赏，自愧弗如，慨叹“如此才华横溢的人竟然英年早逝，实在是太可惜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桂冠诗人阿尔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Tennyson）更认为简·奥斯汀在这方面和莎士比亚一样出色。他们的赞誉是恰如其分的，因为只有在《威尼斯商人》或者《仲夏夜之梦》等喜剧中，我们才能找到和《傲慢与偏见》一样多的个性鲜明的角色。就小说里的主要角色而言，伊丽莎白的聪慧和达希的理智，简的温婉和宾格利的随和，丽迪雅的放肆和维克哈姆的无耻，夏洛特的讲求实际和科林斯的荒唐可笑，乔治安娜的腼腆和凯瑟琳夫人的势利，本尼特先生的阴阳怪气和本尼特太太的小题大做，无不跃然纸上，呼之欲出。甚至于连只出场数回的次要角色，比如威廉爵士和卢卡斯夫人，也是栩栩如生。

但简·奥斯汀的高明恐怕超乎绝大多数后世读者的意料。她精心描画了许多令时人会心一笑的细节，但随着光阴的流逝，这些细节却慢慢变得晦涩难懂。比如在小说第二卷第十六章开头，她写了这么一段文字：

其实两位姑娘已经……享用了一份黄瓜色拉。接上两位姐姐以后，她们指着一桌子客栈常见的冷菜，自鸣得意地说：“不错吧？有没有很惊喜？”“我们打算请客的啊，”丽迪雅说，“但要问你们借点钱来结账，因为我们刚才在那边买东西，把钱统统花光了。”

文中“两位姑娘”是丽迪雅和小琳，“两位姐姐”则是伊丽莎白和简；此处写到伊丽莎白和简出远门回家，丽迪雅和小琳自告奋勇去半路某镇接她们。那些在1813年看到《傲慢与偏见》的读者看到这里，将会立刻明白丽迪雅和小琳是多么的糟糕，但后世读者却很难体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可能不知道黄瓜色拉在当时意味着什么。其实在简·奥斯汀的时代，黄瓜价格特别离谱，最贵时达到每根10先令6便士，大概相当于一个塾师七天的收入。如果现在的读者看到，有两位姑娘先在饭店吃了燕窝鱼翅，然后点了皮蛋豆腐、凉拌木耳之类的冷菜来招待两位姐姐，还要姐姐们自己付钱，那么肯定能够马上发现她们是多么的奢靡和自私。

在写景状物方面，《傲慢与偏见》也是独具匠心。比如在第三卷第三章，伊丽莎白前往彭伯利庄园拜访乔治安娜·达希，作者如此描写庄园的后院：

窗外便是后院，远处是郁郁葱葱的高山，近处则有若干俊秀的橡树和西班牙栗树，散落在后院草坪之上，看上去十分赏心悦目。

简·奥斯汀为什么特意指明彭伯利庄园的后院种着橡树和西班牙栗树呢？橡树是优质木材来源，但生长缓慢，在当时是珍贵的名木。1775年，尚未担任马德拉斯总督的托马斯·朗姆包德（Thomas Rumbold）卖出了一株直径约2.3米的橡树，售价高达43英镑（普通佣人年薪不到10英镑）。另外橡树根系发达，株距需在30英尺（约9米）以上；彭伯利庄园后院草坪上散落着若干橡树，既说明庄园的历史悠久，也说明草坪特别大。至于西班牙栗树，原产欧洲大陆，亦称甜栗树，被认为是仅次于橡树的优质木材来源。在18和19世纪的英国，西班牙栗树也是重要的景观树，经常和橡树、落叶松等种在一起。当时读者看到这段描写，便能领会彭伯利庄园是豪门巨富之家。

类似的例子在《傲慢与偏见》中多不胜数，但这些曲尽其妙之处，经过岁月长河的冲洗，就像《女史箴图》或者敦煌那些精美的壁画，在后世普通读者眼里已经模糊虚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似乎无法责怪夏洛特·勃朗特错误地指责了简·奥斯汀，因为真正读懂这部杰构不仅需要专业的鉴赏眼光，还需要深入的考证研究。这也是促使我翻译《傲慢与偏见》的重要原因，我希望通过我的译本，以及译本中尽可能详细的注释，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修复它的本来面貌，让读者能够真正地欣赏这部在英语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地位的皇皇巨著。

但《傲慢与偏见》在出版超过两百年之后还能得到世界各地读者的喜爱，更重要的原因也许是它在观念史上的独特地位。

现代社会最深入人心的观念之一是理想的婚姻应该以爱情为基础。但历史上，婚姻原本是作为一种经济和政治制度而存在的，无论中外皆是如此。古代中国上层阶级著名的婚姻，如王昭君和呼韩邪、刘备和孙夫人、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无不是政治斗争的产物。中下层阶级的婚姻则大多数经由媒人撮合，甚至尚未出生便由父母决定；这种以传宗接代为目的的婚姻自然和爱情没有关系，大量流传至今的诗歌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以“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的杜牧为例，《全唐诗》收录其遗作494首，竟然没有一首赠给他的妻子裴氏，献给妓女的倒是有五首。杜牧并非孤例，哪怕是写出“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元稹和哀叹“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苏轼，也常常去妓院这种处于婚姻之外的场所寻求情感的满足。总之在古代中国，作为社会制度的婚姻和作为亲密情感的爱情是相互独立的。

英国乃至欧洲的情况亦是如此。对于英国上层阶级来说，就像亨利八世和他六位王后的恩怨所展示的那样，婚姻是巩固权力和获取金钱的工具；爱德华八世在20世纪传为美谈的“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故事，不要说在都铎王朝，即便在简·奥斯汀所处的汉诺威王朝也是不可思议的。中下层阶级的婚姻和古代中国的大同小异：从男方的立场出发，娶妻主要为了传宗接代；从女方的角度来看，嫁人主要为了三餐温饱。另外当时父母有权决定子女的终身大事，所以婚姻牵涉的是两个家族的利益，男女双方是否两情相悦往往不在考虑之内。

这种婚姻和爱情相互分离的局面，得益于发端自欧洲大陆的光明运动（The Enlightenment）和起源于英格兰北部的工业革命，到18世纪下半叶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在埃德蒙德·伯克和萨缪尔·约翰逊等知识分子的支持下，一些深受光明运动影响的女性组建了著名的“蓝袜社”（Blue Stockings Society），致力于改善妇女的教育和提高妇女的地位。等到该世纪末，英国思想界的风气已经开明到足以容纳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这样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沃斯通克拉夫特认为女性的社会地位低于男性，是因为缺乏教育，而非由于天生便低男性一等。她的代表作《女性权利诉状》（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在1792年出版后极大地推动了英国女性的觉醒。此外，工业革命创造的就业岗位，以及交通条件改善带来的社会流动，则使得年轻人有机会摆脱父母的束缚，他们择偶时能够更多地考虑情感的因素。理想的婚姻应该以爱情为基础的观念正是从18世纪末开始渐渐冒出苗头，诞生于这种背景当中的《傲慢与偏见》之所以在观念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因为它在爱情刚刚踏上征服婚姻之路的时候，便极具洞察力地定义了什么是完美的婚姻。

这部小说描绘了三种婚姻：第一种以科林斯夫妇为代表，是以经济条件为基础的婚姻；第二种以维克哈姆夫妇为代表，是以性吸引为基础的婚姻；第三种以及达希夫妇和宾格利夫妇为代表，是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简·奥斯汀借助精妙的写作技巧和高超的叙事能力，令人信服地证明，只有第三种婚姻才能够带来真正的幸福。她对这种理想婚姻的刻画极其成功，乃至在2003年英国广播公司一项调查中，达希先生力压风流倜傥的詹姆斯·邦德和无所不能的超人，成为英国女性最想约会的虚构人物。

倒不是说《傲慢与偏见》塑造了现代人的婚姻观念，但在它出版两百多年后的今天，人们对婚姻的期待仍然没有超越其划定的范围，这个事实本身已经证明了简·奥斯汀的伟大。而对当前中国读者来说，《傲慢与偏见》及其作者本人别有一种特殊的借鉴价值。因为尽管享有简·奥斯汀无法想象的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当前中国女性，尤其是京沪穗等大城市的女性，仍然遭遇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女性所面临的困境：她们当中有许多人难以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被社会舆论污名化为“剩女”。

其实大龄未婚女性日渐增多的现象并非中国独有，欧美国家更加严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独身也能维持舒适的生活水平，所以婚姻在欧美等发达地区已经渐渐衰落。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在2014年，该国十六岁及以上人口中，单身者比例第一次超过结婚者比例，占同年龄段总人口的50.2%，达到1亿2460万人。与此同时，美国女性初婚的年龄也由1960年的二十岁提高到2013年的二十七岁。西欧的情况大抵与此相同，在结婚率最低的法国，每年平均一万人口中只有五十对男女结为夫妻。

但将大龄未婚女性污名化为“剩女”的，却是中国特有的现象。这背后的根源在于，现在仍有许多同胞把婚姻当作亟待完成的人生头等大事，各种大发其财的婚恋网站和人满为患的公园相亲角足以证明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国家的民众对婚姻的心理依赖普遍仍然停留在陈瓘和袁枚的时代。假如《傲慢与偏见》和简·奥斯汀能够给今天的中国读者什么启发，那就是婚姻并非人生的必需品，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当然美好，但如果结婚不是为了爱情，那还不如独自生活。这位伟大的小说家在生活中以身作则，彻底地贯彻了这个观念：1802年12月，她拒绝了哈里斯·比格－维特的求婚，因为那人虽然比她小六岁，有大片产业等待继承，却非她所爱的对象。我相信等到大多数人明白这个道理，污名化大龄未婚女性的现象将会消失。

但话又说回来，不管读者能否从中领悟到什么人生道理，《傲慢与偏见》都是一部伟大的经典。1859年7月，《布莱克伍德爱丁堡杂志》（Blackwood's Edinburgh Magazine）刊登了评论文章“简·奥斯汀的小说”，作者乔治·亨利·路易斯在文中说：“只要还有人看英国小说，她的作品就一定会有读者。”其实这位大学者有时候也会看走眼，比如他在这篇文章中断定夏洛特·勃朗特的《简爱》很快将遭受冷落，事实显然并非如此。但在用整整三年翻译完这部小说以后，我非常愿意相信他这句预言，甚至忍不住想补充一句：只要还有人看文学作品，《傲慢与偏见》就一定会有读者。

李继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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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10日